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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事實判斷；價值判斷；價值情感說

[作者簡介]羅愛武，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08級政治學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07－0033－05

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曾是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傳統政治學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又被稱為“行為主義革命”。其“革命性”的總特征是強調政治學研究要擺脫傳統政治學“哲學化”的研究方式，實現政治學研究的“科學化”。“價值中立”是行為主義實現其政治學研究“科學化”訴求的主要途徑之一，也是其相對于傳統政治學研究途徑的一個鮮明的特征。這一主張既是行為主義政治學派在二戰后迅速興起和發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其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派的這一戲劇性的發展軌跡，就必須了解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具體內容及其合理性和內在缺陷。

一、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理論基礎

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主張是建立在休謨的“事實和價值兩分說”與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理論基礎上的。

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問題又稱“是”與“應該”問題、“實然”與“應然”的問題，最早由英國哲學家休謨提出，他認為在以往的道德學體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著一種思想的躍遷，即從以“是”或“不是”為連系詞的事實命題，向以“應該”或“不應該”為連系詞的倫理命題(價值命題)的躍遷，而這種思想躍遷是不知不覺發生的，他認為這種推理方式既缺乏相應的說明，也缺乏邏輯上的根據和論證。這個有關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以及價值判斷不可能獨立地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的主張就是休謨問題。

邏輯經驗主義運用語言分析的方法，根據意義證實標準，即一個命題是否有明確的證實真偽的方法，進一步指出了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差別所在：有無認識意義。邏輯經驗主義據此將所有命題分為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和沒有認識意義僅有情感意義的價值判斷兩類。有認識意義的事實判斷對客觀事實有所斷定，命題本身有真假可言，這類命題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分析命題，它根據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號的定義判斷其真假；一類是綜合命題，它根據經驗事實判斷其真假。而無認識意義的價值判斷本身對客觀事實沒有做出斷定，它只是個人情感的表達，命題本身無真假可言，“只表達道德判斷的句子是沒有說出任何東西的。它們純粹是情感的表達，并且因此就不歸入真與假的范疇之下”。這就是邏輯經驗主義的“價值情感說”，這一觀點認為價值判斷純粹只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既不真也不假，是無認識意義的命題。

依據“價值情感說”，邏輯實證主義認為以客觀地認識世界為目的的科學研究只能解答與經驗相關的問題，只有事實問題才是科學研究可能解答的問題，回答事實問題的事實判斷對經驗事實有所斷定，其真假可以由經驗證據加以檢驗；而價值問題是科學研究無法解決的問題，它的回答對經驗事實無所斷定，只表達了某種情感和態度，無法用經驗證據來進行檢驗。“科學告訴我們是什么，而不是應是什么。”邏輯實證主義認為科學研究只能回答事實問題，作出事實判斷，哲學和倫理學才試圖回答價值問題，作出價值判斷。

二、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的具體內容

根據休謨“事實和價值兩分說”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價值情感說”，行為主義認為政治學研究應該進行“價值祛除”、保持“價值中立”。行為主義的“價值中立”主張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從研究對象看政治學應該研究政治現象的因果聯系等經驗事實問題，不應該研究好壞善惡等規范價值問題；從研究過程來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應保持“價值中立”，不應將個人的情感、價值觀等混入到研究過程中去；從研究結果來看研究者應只對結論作出因果事實判斷，不要作出善惡價值判斷。

第一，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所謂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在研究對象上政治科學應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應當只研究事實問題，而不應當研究價值問題。他們認為“科學是‘價值祛除’的……科學關心的是的問題，不是應該的問題；是經驗的問題，不是規范的問題”。

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著重關注的是諸如正義、善、自然法、自然權利、國家制度、國家起源、政治權力性質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價值和政治理想，相對忽視了對社會政治現實的研究，從而削弱了政治學的應用價值。行為主義政治學派批判了傳統政治學研究對象的局限性，“從傳統的角度看，政治理論可以說就是政治哲學，它堅持并鼓吹自己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質，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對此問題的看法。高踞于理論之特權等級巔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嚴格的經驗世界的分析”。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傳統政治學局限于探討一些抽象的“應然”問題，忽視研究現實政治的“實然”問題，這一研究對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脫離了社會現實，對政治學的發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礙，“今天政治學方面可以用來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識非常不夠，這種不足主要倒不是指顯而易見的理想知識，而是指那種可以用手頭的分析和研究工具來獲取的知識”。行為主義認為擺脫這一困境的有效之舉在于實現政治學研究對象的轉向：從執著于“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的探討轉向關注“實然”問題的政治科學的研究。

因此，他們主張摒棄傳統政治哲學的研究范式，讓政治學從傳統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學研究“實然”的事實問題，把“應然”的價值問題留給政治哲學。卡特林(George?Caflin)認為政治可以被劃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從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區分開來，但同時政治理論本身又可以分為政治科學和政治哲學兩部分。在區分了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的基礎上，行為主義認為在研究對象上政治學應放棄對價值問題研究，轉向關注現實的政治事實問題。行為主義政治學家也紛紛提出了他們各自認定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如拉斯韋爾認為，從研究對象看“政治研究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伊斯頓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受權力分配和運用的影響下的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的”。懷特(William?Whyte)主

張“政治學家應該對政治學感興趣。他們應該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他們自己首要關心的應該是政治行為的描述與分析”。羅伯特?達爾則將作為政治學研究對象的政治體系定義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或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關于政治學的具體研究對象他們各自的主張顯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者他們的共性也是相當明顯的：即都主張將政治學研究對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學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機構等轉向非正式結構和政策實施過程，通過對可觀察的政治行為的研究來解釋現實的政治現象。

第二，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祛除價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夾雜個人的政治傾向、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以免影響研究的客觀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樣去理解善與惡，他們在善與惡的沖突中要保持中立。對所有政治科學家來說，他們據以進行調查和討論的共同基礎，只能通過擺脫道德判斷的過程或通過從道德判斷中不斷超脫出來的過程來達到，也就是說，道德上的價值中立是科學分析的必要條件。

行為主義政治學者認為政治科學是研究“是”的問題而不是“應該是”的問題，是研究“實然”的問題而不是“應然”的問題，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對客觀政治現象客觀中立地觀察研究以發現其中的客觀規律。客觀的政治現象是研究的對象，客觀的觀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觀的政治規律是研究的結果。為了確保政治分析和結論的客觀性和精確性(這既是科學的要求，也是科學的標志)，行為主義主張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該保持“價值中立”，不應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帶人到研究中去，不應當去從事為特定人或社會服務的價值判斷研究。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帶入自己的價值觀，那么個人的情感、價值傾向就可能會造成對研究結果的歪曲，這將有損政治學研究的客觀性要求。如果某個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沒能做到“價值中立”的話，行為主義政治學者就會認為這個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問題進行政治學的研究，而是在做倫理學的探討了。“政治學的任務在闡明情況，而政治哲學則要為政治選擇提供辯護。”行為主義認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學的一個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陳述種種條件，政治哲學才會為各種價值進行辯護。換句話說，“實然”的研究不同于“應然”的學習，分析政治沖突的過程不同于評價政治沖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不可引入個人的價值判斷。早期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經指出，政治學是一種純粹的科學，除了出于嚴格的假設外，它絕不應涉及價值判斷。政治學家不但必須區別價值判斷與政治研究間的差異，而且必須注意價值判斷闖入政治研究的危險。政治學家的任務在于不動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夠實現特定目的的條件并且客觀地檢驗這些條件。研究過程價值判斷的介入將使研究結果也成為一個價值判斷，從而破壞研究的客觀性要求。

第三，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研究結論的“價值中立”是指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政治學家對研究結果應只作因果事實判斷而不應做好壞善惡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政治學家認為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是有邏輯上的區別的，描述性的事實判斷有經驗意義，可以憑借經驗和事實來斷定其真偽性；而價值判斷沒有認識意義，僅僅是情感和態度的表達，其真偽性是無法通過經驗研究來確定的，它們既不真也不假。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只有事實的判斷才是科學范圍之內能夠做到的事情，價值判斷超出了科學的范圍。

因此，行為主義政治學家強調作為“科學家”，嚴謹的政治學家應避免作出價值判斷，也不宜對價值判斷發表意見，對一切重要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學家的任務，政治哲學家才總是試圖作出決定、提出建議、闡發道德標準、提出價值判斷來估計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確提出政治學關心手段，政治哲學才關心目的。不管我們大家的選擇或目的是什么，我們的愿望就是要達到目的；為了達到目的就必須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為有利，提供適當的有助于實現社會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識是政治科學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學才能做到這一點。奧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樣指出政治學研究應該限于作出能夠由可觀察證據證實的客觀事實陳述，價值判斷僅僅表達政治學家個人的主觀偏好，它不需要也不應該介入政治學研究中來。

三、行為主義政治學“價值中立”觀的簡要評論

作為當代西方曾經影響最大的政治學流派之一，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快速興起和最終衰落都與其“價值中立”主張有著密切的關系。自從“價值中立”主張提出以來圍繞它的爭論就沒完全停止過，這一爭議實際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學這一學科范圍內，而是圍繞另一個范圍更大的問題展開的，即社會科學研究中是否能夠做到“價值中立”、是否應該做到“價值中立”。詳細解答這一問題不是本文的主旨，僅就方法論這一層次而言，筆者認為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應該說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內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問題就在于它把這一主張的適用范圍過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導致這一主張又喪失了合理性，從這一意義上說行為主義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事實上，不僅對于政治科學，而且對于包括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來說，要完全做到“價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關于研究對象的價值中立，行為主義提出這一主張，首要的目的是為了反對傳統政治哲學研究對象局限于價值問題、忽視對現實政治問題研究的弊端而提出來的，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為任何一門社會科學如果長期忽視現實社會問題的研究，對現實社會問題既不能指出理論上的解釋之道，也不能提出實踐中的解決之法，長此以往必將會危及該學科的“合法性”。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主張讓政治科學從政治哲學中獨立出來、政治科學研究應該關注現實政治問題，不容否認是合理的。同時，“價值中立”主張也開拓了政治學的視野，為政治學研究開辟出了一塊相對獨立的嶄新的研究領域，對于政治學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在行為主義影響下，政治學的新交叉學科、新理論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人類學、政治系統分析理論、角色理論、團體理論、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紛紛涌現，客觀地說在促進政治學學科發展上行為主義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但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起點是現實社會問題，而現實社會問題往往是既包含事實問題也包含價值問題。雖然從邏輯上我們可以明確地對這兩種問題做出區分，但在現實中這兩類性質的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分開，因此，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既研究事實問題也關注價值問題。如果說傳統政治哲學在研究對象上強調了對價值問題的研究而忽視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的話，那么行

為主義政治學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強調了對事實問題的研究卻又忽視了對價值問題的探討，從這一點看行為主義“價值中立”主張的偏頗是很明顯的。而且這一主張在研究實踐中也帶來了另一種與傳統政治學相似的困境：在“價值中立”的旗號下，行為主義者往往過份關注細枝末節的政治行為，而忽視重大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從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學研究與社會現實脫節的問題，這也是行為主義最終被后行為主義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在行為主義內部針對研究對象“價值中立”的主張，不同的聲音也從沒停止過，當懷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學家應對政治學感興趣，而要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時，阿爾蒙德就曾批評說，對政治學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據，在對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學家的職責是要判斷一種已被認為以某種方式將會導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討論這些“倫理”問題時，哲學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識與技能的，而政治學家只要經過專門的訓練就完全具有這種能力。因此，他認為政治學家不應把“倫理學”留給哲學家，在公共政策領域實際判別“善與惡”是政治學家的特殊職責。

第二，從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來看，行為主義提出“價值中立”是為了維護政治學研究結果的客觀性，盡量做到研究過程的價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結果客觀性的必要條件。但從社會科學研究過程的實際情況來看，要做到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現實的，因為每個社會科學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價值觀，研究活動是研究者在自己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的選擇，而每一種選擇背后實質上都有一種價值判斷：研究方法的選擇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個社會科學家只有具有某種確定的方法論才能開展研究，這本身就涉及到認為這個方法是好的價值判斷，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要實現“價值中立”，這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判斷；另外，研究對象的選擇也涉及價值判斷，任何一種學說必須把取材于有關社會生活的某些事實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這種取材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

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客觀性就不重要，研究過程就不要做到價值中立、不能做到價值中立。關于在政治學研究過程中如何做到“價值中立”，貝蒂?H?齊斯克的觀點有一定說服力，他將整個政治學研究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課題的系統化；調研的設計和調研手段的發展；資料的搜集；對資料的分析和闡釋。他認為在課題系統化階段研究者往往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那些最可能對自身的價值有所推動的問題，但“課題一旦選定(我們希望這一抉擇既是在相應的價值基礎上又是在理論重要性的基礎上作出的)，其后的兩個研究階段的結果若要令人信服，就應該完全不抱成見”。也就是說如果說在研究的第一階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價值觀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話，那么一旦進人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即在調研的設計和調研手段的發展以及資料的搜集階段研究者則必須保持價值中立，客觀科學地收集數據，用這些數據來客觀地檢驗理論假設，而不應帶有研究者的偏見。如果研究者在這些過程中仍帶有自己的價值觀的話，那他的結論可能不會得到人們的認可。因為科學的研究結論要求經得起經驗證據的重復檢驗，那種通過選擇性證據得出的有偏見的結論是經不起重復性檢驗的。這兩階段的“價值中立”是研究客觀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須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階段和第四階段就排除研究者的個人價值觀則是不現實的。

第2篇

1.學科內教材內容的整合

（1）框題內教材內容的整合。在教學實踐中，要熟悉課本內容，敢于調整教學內容，按教學內容內在聯系大膽調整，讓學生更易于接受。如在《關于世界關的學說》這一框題教學過程中，我對教材的內容作了一個先后秩序的小調整：課本原來先介紹什么是世界觀，然后是什么是哲學，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包括聯系與區別）。但我教學中是介紹完世界觀后，接著講授什么是方法論，順勢也把“世界觀決定方法論，方法論體現世界觀，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的關系講了。我覺得這樣學生更容易理解并記憶相關內容。因為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關系密不可分。回頭再講哲學與世界觀的關系，講清世界觀與哲學的關系，“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觀點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這節課對另一個知識點“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也作了個小調整：先介紹具體科學是哲學的基礎，對哲學發展有推動作用；然后再講授哲學是具體科學的總結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對具體科學具有指導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學原理與相應方法論并不對應，盡管世界觀和方法論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畢竟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我們不能讓學生把世界觀與方法論混為一談。應該讓學生把不同的世界觀與相應的方法論對照著學習。如教材講“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講方法論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的方法”。我認為，雖然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矛盾的重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盡管同屬于兩點論和重點論，但二者還是有著嚴格區別的，它們有自己相應的方法論。在這節課，我是做了調整和補充：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原理對應抓主要矛盾，統籌兼顧的方法論先講，然后再講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質，不可忽視支流，最后才講兩點論和重點論。因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這兩個原理及其方法論是學生最容易混淆的，我們應該讓學生能區分。

（2）框題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邏輯為基礎進行編寫。以生活邏輯為主取代過去的理論邏輯為主，這一新課標的理念在平時的教學上我們應該按要求認真落實。但在日常的教學中，我們又要靈活處理好生活邏輯與理論邏輯的關系。首先，我們不難發現有的框題內容偏多，一課時講不完；有的上一框題的部分內容與下一框題的部分內容是緊密相連的，此時我覺得應靈活調整教學進度和內容。如在《第九課 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有兩個問題，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爭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學內容既是重點又是難點，內容偏多，一課時難以完成。同時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緊密相關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這一問題與下一框《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起講，而《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看問題》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則單獨用一課時講。

（3）課與課之間教材內容的整合。新課改理念下教學活動要求教師視教材為學習資料，在遵循教材處理“源于教材，以不拘泥于教材，要靈活地、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不能成為教材的奴隸”的總原則前提下，主張因地制宜，因生制宜地對教材資源進行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為此，我在重新審視教材的基礎上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如講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是“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哲學講的“物質”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我們教材沒有在這里介紹什么是物質和意識，因而不利于學生理解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為了讓學生更好的理解哲學的基本問題，我在教學過程中對這個知識點作了處理，就是把第四課第一框題中“物質和物質具體形態”的內容提前到這課來講。通過列舉“水果和蘋果、香蕉、西瓜”、“動物和貓、狗、牛羊”等的關系，讓學生通過具體的例子來理解哲學抽象的物質概念和具體物質形態的關系。這一處理，既有利于吸引學生的興趣，又有利于形象、生動的理解抽象的知識點。

2.科際間教學資源的整合

所謂科際資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與語文、歷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關聯來提高政治教學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學質量。

（1）政治學科與語文學科的資源整合。在政治課教學中，經常使用語文知識，如經常使用文學修辭語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體化、把深奧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澀的理論形象化，以烘托課堂的氣氛。如我講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時，用“指南針”“發動機”“風帆”“燈塔”“路標”來形容，這是比喻法。講“理想”時，我針對班上少數同學提出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錢就圖”的觀點，我朗誦了著名詩人流沙河的現代詩《理想》。在教學中，若能適度加入唐詩、宋詞、文言、警句、成語、俗語等文學鑒賞，并把文學與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巧妙地融為一體，能提高審美情趣，烘托課堂氣氛，增強感染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第3篇

關鍵詞:農村學生　政治學科學術語言

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現今學生能否使用規范語言答題,成為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尤其是農村中學,政治學術語言的表達能力既是教師長期忽略,也是學生所普遍欠缺的。

一、分析原因

1.政治學科的性質和農村中學的現實條件影響

政治課是一門既具有邏輯性又具有語驗要求的課,對學生而言,其學術語言表達水平越高,其思維的邏輯性就越強。而政治學科強理論性、強抽象性的特點,使很多學生望文生疑。難理解,失信心,也就不會主動去學習政治術語。另外,政治課還是一門時事性非常強的課,提供的資料大多是當前發生的重大經濟現象和社會生活問題,這就要求學生對當前的重大時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運用其中的學術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由于農村中學實際條件的限制,除了少量有點過時的報紙外,學生再無其他更好的途徑去了解國內外重大時事政治,很難準確理解和掌握其中的政治術語。

2.政治學科學術語言所用的專業術語與日常生活語言或先入為主的其他學科語言有很大的區別

如果缺少廣泛而真實豐富的語言體驗的話。大多數學生都會在理解這些專業術語所包含的意義時面臨困難。如,哲學中與經濟學中及日常生活中的“價值”,哲學與’物理學的“質量～運動”;哲學與日常生活中的“發展～聯系”,哲學與邏輯學的“矛盾”等。

這些不同語域中的學術語言,很容易混淆,學生容易處理不當,使概念產生歧義,以致學生在實際答題中隱患無窮。

3.旅村學生相對較差的基礎使教師降低了原有的要求

一般來說,留在農村中學的學生尤其是高中學生。基礎較差,為了能讓學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農村教師在課堂上可能更多地會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語言,關心的是學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學術語言的運用。

二、解決方案

學生進入高中后,政治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掌握和熟練使用政治學術語言能力呢?

1.教師自己首先要努力實現課堂語言專業化

政治教師在政治術語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教師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學科學術語言,要講求課堂語言藝術,做到“言傳身教”,在課堂教學中,切不可重理論、輕語言。在材料或課文分析與引述之后,還要讓學生確認、描述出該章節重要的政治術語。

2.激發興趣,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從實際情況看,學生對政治課感興趣與否,將直接影響著思維的積極性。如果教學總是一味的灌輸,只會使學生感到厭煩。喪失對思想政治課學習的興趣,自己在回答問題上。組織學術語言的能力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只有激發學生的興趣,學生才能積極主動地在課堂上大膽地與教師、同學進行有建設性的交流與探討。

3.創設環境,引導學生學習政治學術語言

教師應該創造環境或鼓勵學生多接觸社會生活,積極引導學生去學習這些新鮮活潑的語言。這樣一來,常常訓練。自然有利于學生提高答題精確度。

4.加強訓練,增強學生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