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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陳紅兵《奧康納生態學與生態文化建設》一文分析了奧康納繼承和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立足于生產勞動范疇，將生態問題作為時代主題，把自然生態因素與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相聯系研究生態危機的根源及其現實解決途徑。

三、研究現狀評析

總體而言，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生態學”理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研究現狀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國外學者對“生態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生態危機的產生根源上，并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發展，而對“生態學”的綠色社會主義構想及其實現手段研究較少。國內學者的研究雖較系統和完善地評析了“生態學”各學派的思想，但僅停留在介紹其思想的階段，缺乏把“生態學”與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聯系起來研究，提出具體的方案；缺乏從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關系的角度出發把“生態學”生態危機與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聯系起來的可實施的措施。

第2篇

從南京副市長陳剛的倡議中不難發現慢生活的理念在長江三角洲已經基本形成共識，長江三角洲已然成為中國式慢生活的起源地與引領地。在長江三角洲經濟急速發展的背景下，提倡慢生活的理念實質是對生態學規律的一種正確認識。基于“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協調發展的規律，長江三角洲地區主動降速發展是傳統發展模式在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遭遇瓶頸之后做出的戰略抉擇。這種選擇最終將導致長江三角洲生態系統的發育和進化。

二、慢旅游是生態旅游的延續

生態旅游是慢旅游發展的基礎，綠色的生態、清新的空氣、清澈的溪水、寧靜的鄉野氣息是慢旅游的王牌。[3]同時，慢旅游是一種深度旅游，是一個文化的浸入過程。其主要特征表現為：

（1）主張扎進一個陌生地方沉淀自我，融入當地的生活，充分了解當地文化；

（2）主張在旅游地居住一段時間，像居家生活一樣，親自到市場買菜、做飯，在城市或鄉村隨意游逛，而沒有特定的目的地；

（3）不以留念為目的，而是為了體驗另一種生活；

（4）而作為全國旅游經濟最為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無疑是開展慢旅游活動最為理想的場所，因為該地區擁有超前的旅游發展理念并具有建設慢行系統，開展慢旅游及社區旅游的良好條件，而依托這些優勢條件開展慢旅游活動將掀開生態旅游發展的新篇章。

三、長江三角洲構建慢旅游目的地的生態路徑

正確把握長江三角洲慢旅游發展的瓶頸與問題是構建慢旅游目的地的前提條件。就目前長江三角洲開展慢旅游的實踐來看，存在如下問題：

（1）慢旅游依托的旅游基礎與接待設施嚴重不足；

（2）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破壞嚴重，慢城建設失去基礎；

（3）文化旅游資源破壞嚴重，文化旅游消費快餐化，難以為旅游者提供深度旅游體驗的文化環境；

（4）依托慢城發展慢旅游目的地比較困難，很難找到符合國際慢城標準的城鎮建設慢城。在諸多瓶頸與問題的制約下，盲目地開發慢旅游將是一種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經濟行為，不是一種符合生態學規律的行為。因此在理順長江三角洲慢旅游發展的瓶頸與問題后，長江三角洲應結合區域特點和區位優勢，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來構建慢旅游目的地。

（一）生活休閑化的旅游城市是開展深度體驗旅游的理想場所

慢旅游是一種在旅游目的地的慢生活體驗，需要融入當地社區，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位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生活休閑化城市旅游經濟發達，休閑娛樂設施齊備，城市生態環境優美，如杭州、蘇州等城市。這些城市可以結合國際慢城構建的部分標準，如在公共設施和盡可能多的私人設施上張貼“蝸牛”標識，以直觀形式倡導“慢生活”及“慢旅游”的理念，并通過“慢生活”及“慢旅游”理念的宣傳將旅游與社區融為一體，為旅游者提供深度文化體驗旅游、社區體驗旅游及休閑度假旅游等生態旅游活動，把自身打造成具備深度體驗價值的慢旅游目的地。

（二）生態環境優美的山區城鎮是構建慢旅游目的地的

最佳載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山區城鎮，生態環境極其良好，并具有建設慢行系統，開展慢旅游及鄉村社區旅游的良好條件，如南京高淳縣、紹興南部山區、杭州淳安與桐廬縣、常州溧陽、寧波奉化等地區的鄉鎮，具有開發慢旅游的良好條件。這類山區城鎮可以按照慢城相關標準、公約與準則積極構建國際“慢城”。此外，長江三角洲地區一些生態環境良好、現代工業不發達、鄉村民俗文化保存完好、鄉村性非常強的山區城鎮則具備構建國際“慢城”的基礎條件。國際“慢城”是開展生態旅游，發展慢旅游目的地的最佳載體。目前，長江三角洲已有高淳椏溪國際“慢城”，而生態環境優美的山區城鎮完全可以借鑒椏溪成功申報國際“慢城”的經驗，再次構建1-2處國際“慢城”，并立足于長遠發展，在區域內部形成國際“慢城”的聚集地。

（三）具有鄉村腹地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及鄉村旅游地具有發展慢旅游的良好條件

就長江三角洲目前的旅游資源現狀來看，其區域內有多處具有鄉村腹地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如仙居風景名勝區、紹興浣江———五泄風景名勝區、紹興新昌天姥山風景名勝、杭州千島湖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寧波奉化雪竇山風景名勝區等，這些風景名勝區位居鄉村腹地之中，并于社區融為一體，具有發展以慢生活、慢旅游、慢體驗為特征的旅游目的地條件。此外，長江三角洲不僅城市旅游、城鎮旅游發達，鄉村旅游也極其發達，因此可以依托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旅游特色村、現代旅游鄉村等載體構建國際“慢城”體系，并加快建設符合生態規律的慢旅游基礎與接待設施，發展慢旅游業態。

（四）具有線性特征的旅游目的地地帶是構建慢旅游帶的理想地帶

長江三角洲的空間架構主要是由一些江河、海洋與交通干線組成。已經申遺成功的京杭大運河貫穿長江三角洲16市，其中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杭州7市具有構建京杭大運河慢行綠道的得天獨厚條件；環太湖岸線連接無錫、常州、蘇州、湖州4市，太湖環湖慢行系統的建設也將使該區域成為慢旅游、慢體驗、慢生活的慢旅游目的地地帶；長江三角洲濱海岸線具有建設濱海慢行綠道的條件，也適合開發慢旅游；而長江把南京、揚州、鎮江、泰州、常州、無錫、蘇州、上海等8市連為一體，具有開發沿長江慢行系統的良好條件。因此，長江三角洲只要慢旅游發展理念正確，積極開展區域旅游合作，借助濱海、沿江、環太湖、京杭大運河、錢塘江和新安江等具有線性特征的水系資源構建濱水慢旅游目的地地帶或慢旅游帶及一體化旅游慢行系統，將來必定成為具有國際重要地位的慢旅游一體化發展區域。

（五）江南水鄉古鎮是開發慢旅游的試驗場

江南水鄉古鎮具有自然生態環境優美、文化底蘊深厚、居民安居樂業、社區和諧、旅游業發達，以特色旅游交通工具為主，并且人口條件也符合國際“慢城”要求，具備構建國際“慢城”的良好條件。若直接把水鄉古鎮按照國際“慢城”體系開發建設，則不失為提升江南水鄉古鎮旅游品位的一種最佳路徑。因此，江南水鄉古鎮完全可以依托社區旅游和文化旅游來構建生態旅游目的地系統，就其慢旅游開發路徑而言主要包括：

（1）深度挖掘江南水鄉古鎮特色文化，構建能深度體驗江南水鄉古鎮特色文化的旅游產品體系；

（2）在古鎮保護與旅游開發中，注重當地居民的生存權利與正當訴求，保護古鎮所依托的居民文脈，開展極具特色的古鎮社區旅游以吸引社區體驗旅游者；

（3）保護水鄉古鎮所依托的生態環境，保護水域安全及提升居民用水質量；

（4）積極拓展水鄉古鎮開發領域，構建水鄉古鎮旅游圈；

第3篇

1．1石油污染土壤理化特征分析

油污土壤的含水率均高于對照樣品，證實油污土壤中含有油分進而對水分進行包裹，阻止了水分的蒸發。有機質的測定結果顯示，油污土壤的有機質含量明顯高于對照樣品。對照樣品和油污樣品的土壤粒度、總氮、有效磷、速效鉀測定結果沒有明顯規律性，說明能很快被植物吸收的鉀和磷與土壤的污染程度無明顯關聯。所有的土壤樣品的pH值無明顯差異，并且均偏堿性。

1．2DGGE分析樣品中的菌群結構差異

3個樣品共檢測到32個處于不同遷移位置的條帶(見圖1a)，其中1－1，1－2和1－C樣品中分別檢測到19個、16個和19個條帶，顯示該類土壤樣品中的細菌多樣性組成非常豐富，細菌菌群結構比較復雜。但是，3個樣品間條帶數差異不明顯，顯示其中微生物的種類多樣性復雜度沒有因石油污染產生明顯的差異。聚類分析圖可以看出，石油污染土壤樣品1－1，1－2的菌群結構圖譜相對較為近似，并且與它們的對照組1－C差異較大，這顯示同一區域的樣品與對照樣之間的微生物菌群結構組成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經PCA分析后，確定3個樣品中對于菌群結構差異貢獻較大的條帶6條，包括B8，B12，B16，B24，B26，B27號帶(條帶位置參見。這些條帶除B12失敗未能獲得條帶序列外，其余條帶均成功測序。通過對序列比對分析獲得其所代表的物種信息。除B16能夠比對上已知物種，條帶B8，B24，B26，B27均不能以較高相似性比對到已知的物種(＜96%)，顯示它們所代表的是未被分離培養的微生物類群，而與之最近似的均為NCBIgenebank數據庫中未培養的物種序列。B12，B16和B26為1－1和1－2共有的區別于1－C的特殊條帶。B16和B26分別以100%的相似性比對上嗜血桿菌Haemophilussp．HGH0209和98.5%的相似性比對上未培養的Rubrobacter(放線菌紅色桿菌屬)。這2條條帶以及條帶B12只存在于石油污染土壤樣品中或者是在其中的豐度要明顯高于對照樣品，顯示這些微生物是造成石油污染和未污染土壤中菌群結構差異的主要類群。對照樣品1－C有或比例較高的條帶為B8，B24和B27，分別屬于擬桿菌門、放線菌的紅色桿菌屬。B8在NCBIgenebank數據庫中最近似的序列也只有96%的相似性，顯示其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未知物種，其在RDP數據庫的物種分類地位中以83%的可信度被歸類于擬桿菌門鞘脂桿菌目的Gracil-imonas屬。

1.316SrDNA克隆文庫組成分析

DGGE技術的不足之處在于檢測片段的長度較短(約200bp)，且群落中比較稀少的成員(＜1%)難以被檢測到。需通過構建16SrDNA全長克隆文庫對微生物組成進行更精細的分析。1－1，1－2和1－C樣品構建16SrDNA克隆文庫，分別獲得可用序列70條、139條和37條。這246條16SrDNA序列總共被分成149個OTU。經與RDP數據庫比對分析。其中主要的細菌類群屬于變形菌門、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其中最占優勢的是變形菌門，分別占1－1，1－2和1－C樣品細菌克隆文庫的58.6%，46.8%和43.2%。顯示在石油污染土壤中，變形菌門細菌的比例升高，而在對照樣品中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細菌的比例則相對于石油污染土壤樣品中較高。常見的石油降解菌假單胞菌屬屬于變形菌門，而在兩個石油污染土壤樣品中，假單胞菌屬分別占了該樣品變形菌門細菌的16.7%和10%，而在對照樣品中則沒有找到假單胞菌屬的細菌。因此變形菌門細菌在樣品中比例的升高很可能是與石油降解有關的微生物受到底物刺激后大量增殖所導致的。DGGE檢測到的部分差異條帶能夠在16SrDNA克隆文庫中找到相似的克隆，如B8條帶序列與OTU29有96%的相似性。但是，其余DGGE條帶與文庫中已有的OTU相似性較低(＜92%)，可能是由于該條帶所代表的細菌比例

2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