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yōu)質金融全球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放松產業(yè)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wěn)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qū)，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fā)生不穩(wěn)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fā)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fā)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fā)達國家相一致，當發(fā)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fā)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fā)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huán)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wěn)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第2篇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二元效應分析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點。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體所從事的金融活動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展和深化的過程。它主要表現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發(fā)達國家及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這主要表現在：發(fā)達國家金融資本雄厚，金融體系成熟；調控手段完備，基礎服務設施完善；以發(fā)達國家為基地的跨國金融機構規(guī)模龐大，金融創(chuàng)新層出不窮；與之對應，全球金融規(guī)則也主要來自發(fā)達國家，這些規(guī)則總體上有利于其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利益最大化。第二，信息技術的發(fā)展，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技術通道。當達的電子計算機技術為全球性金融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別是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日益成熟、電子貨幣的普及，網絡銀行和網上交易將突破國界在全球鋪開，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被連接成為一個整體，金融市場的同質性進一步提高。第三，金融創(chuàng)新層出不窮。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競爭的需要，同時亦為規(guī)避限制性法規(guī)和風險，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發(fā)達國家率先出現金融創(chuàng)新活動。這既包括制度的創(chuàng)新，又包括工具的創(chuàng)新，例如信用制度的創(chuàng)新、股權衍生工具的創(chuàng)新等等。在金融創(chuàng)新的推動下，一方面融資證券化趨勢大大加強，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金融風險和不確定性。第四，金融資本規(guī)模不斷擴大，短期游資與長期資本并存。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隨著參與全球化的金融主體越來越多，全球金融資本不斷擴大。在這其中，既有長期投資的資本，也有短期投機的資本。目前，在全球市場中出入的國際投機資本大約有7．2萬億美元，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總和的20％。應該說，長期資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國經濟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而短期游資的逐利和投機，則易引發(fā)一國的金融動蕩。

(二)金融全球化對發(fā)展中國家產生的二元效應。

金融全球化在對各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中，同時具有正負兩種效應。出于研究的需要，在這里我們著重分析它對發(fā)展中國家的雙重影響。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金融全球化的正效應體現為：第一，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引入外資。發(fā)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發(fā)展比較落后，普遍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矛盾。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相當多的資金流向了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經濟發(fā)展的資金缺口，并帶動了技術的擴散和人力資源的交流。第二，金融全球化有利于發(fā)展中國家學習發(fā)達國家金融運作的先進經驗，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發(fā)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建立較早，金融體系較為完善，金融風險控制機制嚴密。這給發(fā)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好的學習借鑒之機。同時，金融全球化還提高了國內外金融業(yè)間的競爭程度，迫使發(fā)展中國家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創(chuàng)新減少交易成本，提高運作效率。

金融全球化對發(fā)展中國家的負效應主要表現在：第一，金融全球化使發(fā)展中國家民族金融業(yè)的生存面臨巨大壓力。發(fā)展中國家參與金融全球化，符合自身長遠利益。但是，由于其金融業(yè)處于弱勢地位，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還較差。如果外國金融機構大規(guī)模進入，勢必給其民族金融業(yè)造成巨大的生存壓力，金融體系遭受沖擊將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金融全球化為國際游資制造風險提供了條件。金融全球化雖然有利于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是，出于逐利的動機，國際游資會利用發(fā)展中國家利率、匯率管制放開后產生的金融產品價格波動，大量涌入發(fā)展中國家套利和套匯。加之目前國際上尚未對投機資本提供必要的約束機制，若有風吹草動，國際游資就會從所在國大量撤走，從而引發(fā)嚴重的金融動蕩。第三，金融全球化加劇了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在過去20年中，發(fā)展中國家從國際市場籌集到的大筆資金被過度投入股市和樓市進行炒作。同時，國際投機資本也乘虛而入。在巨量資金的支撐下，證券、房地產市場逐漸脫離了經濟發(fā)展的基本面而飚升，并逐步演變?yōu)榕菽洕５谒模鹑谌蚧o發(fā)展中國家的金融監(jiān)管和調控帶來嚴峻挑戰(zhàn)。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與獲利。出于獲利的需要，國際上許多金融資源被無序、過度開發(fā)，金融投機性凸顯。加之現代金融交易工具發(fā)展迅速，極短時間內即可完成巨額資金的交易與轉移，其去向不確定性很大。這既給發(fā)展中國家金融監(jiān)管與調控帶來嚴峻的挑戰(zhàn)，也削弱了其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二、中國金融業(yè)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金融全球化的特點和二元效應有助于我們形成它與發(fā)展中國家關系的一般性理解框架。為了將問題引向深入，我們還需進一步分析中國金融業(yè)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并尋求相應的解決方法。當前，中國金融業(yè)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一)金融業(yè)整體缺乏競爭力。

從銀行業(yè)看，主要表現為資產質量惡化，資本嚴重不足，收益急劇下滑。銀行的資產質量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按國家規(guī)定，銀行不良資產比重不得超過15％。而我國銀行的不良債權已大大超過了這一比例。到1995年，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重即達22．3％，與當年商業(yè)銀行的總準備率21％相當。另據巴塞爾協(xié)議規(guī)定，銀行的資本比率不得低于8％，而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距此標準相去甚遠，截至1997年6月，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只有3．12％。雖然1998年發(fā)行了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資本金，但依然離所需甚遠。銀行資產質量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經營效益急劇下滑。1996年，國有四大銀行凈資產利潤率只有5．5％，這一指標不但低于國內其他非國有銀行，更遠低于東南亞國家金融機構。而正是銀行不良貸款及低收益率是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誘因。

從非銀行金融機構看，證券業(yè)的競爭力問題較為典型。這主要表現為證券業(yè)規(guī)模偏小，實力有限。眾所周知，證券業(yè)展開競爭和抗御風險是要以必要的規(guī)模和實力作為保證的。目前，證券經營機構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相比，規(guī)模普遍偏小。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各自資產總額都在10000億元以上，合計10萬億元。而在證券公司中，截至1999年10月，全部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約為3500億元，規(guī)模最大的申銀萬國證券資產僅有300億元左右。如果再與外國投資銀行相比，中國證券的實力就相差更遠了。在這種情況下，隨著資本市場和證券業(yè)的對外開放，隨著跨國大型投資銀行大舉進軍中國資本市場，以國內現有證券經營機構的實力，是無法與其比肩相爭的，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二)金融創(chuàng)新乏陳。

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創(chuàng)新還很落后，且存在兩大問題：其一，金融創(chuàng)新過于依賴政府。由于我國的金融機構還不是真正的企業(yè)，金融創(chuàng)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當局，表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過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創(chuàng)新中，各領域進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產品、服務的創(chuàng)新步履緩慢；在業(yè)務創(chuàng)新中，負債類業(yè)務多于資產類業(yè)務；在資產類業(yè)務中，真正能夠保證受益、轉移風險的金融創(chuàng)新寥寥無幾。顯然，金融創(chuàng)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導降低了金融資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國金融機構的創(chuàng)新競爭力。

(三)中國金融業(yè)的監(jiān)管存在突出問題。

第3篇

關鍵詞：全球化，資本流動，推動因素

當我們?yōu)?0世紀的世界經濟發(fā)展劃上最后一個句號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夠否認全球化是主導這個世紀經濟活動的主旋律。在所向披靡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資本作為經濟發(fā)展基本要素，率先實現了大范圍的跨國界流動，金融市場邊緣日漸模糊，日益一體化。但是，就在人們彈冠相慶金融一體化和資本流動全球化功績的時候，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不期而至為全球化的進程蒙上了陰云，促使人們反思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利弊善惡，并提出疑問：金融全球化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還是個別發(fā)達國家別有所圖?quot;陰謀",進行所謂"運用金融杠桿掠奪財富的戰(zhàn)爭"？金融全球化的進程是如何推進的？這個過程的性質如何？發(fā)展中國家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如何自處？本文試圖通過對金融資本流動全球化歷史進程中驅動因素的分析，從一個側面對金融資本全球化的發(fā)展屬性作出初步判斷。

一、金融資本全球化的內涵與表現

金融資本全球化是國際資本流動發(fā)展的重要階段，是資本跨越國界的大規(guī)模活動，表現為多向及多邊的資本流動，是資本實現全球范圍重新配置的過程。金融資本全球化過程表現為貨幣資本的國際轉移及實物形態(tài)的生產資金的國際轉移兩種形式。世界生產力的發(fā)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促使資本流動由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形式為主轉向貨幣資本的國際化過程，并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及無邊緣化。

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不是一帆風順的。本世紀初，資本流動一度達到很高的全球化程度，1929-1933年金融危機引發(fā)的全球性大蕭條和世界范圍的戰(zhàn)爭與動蕩使這個進程戛然而止，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資本流動重新走上了全球化道路，經歷了歐洲資本時期、石油資本時期、債務危機時期等階段，最終進入資本的全球化流動時期，全球資本流動規(guī)模持續(xù)擴張，資本跨國流動的影響范圍不斷擴大。

從具體內容看，金融資本全球化具有如下表現形式：

1、資本跨國流動規(guī)模急劇擴張。

在國際資本市場，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fā)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2、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guī)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tǒng)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相對于GDP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意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3、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提高，資本流動性上升。

在資本流動規(guī)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chuàng)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fā)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到1998年4月，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tǒng)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交易規(guī)模擴大表明全球范圍的資本流動在不斷加速。

4、更多的國家和地區(qū)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最近幾年間，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fā)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5、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

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qū)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于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yè)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后，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于6%的水平，盡管此后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于穩(wěn)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臺，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二、金融資本全球化與世界經濟和貿易的調整息息相關

從歷史發(fā)展過程看，經濟的發(fā)展離不開資本的積累、推動和擴張，國際貿易的發(fā)展先行于國際資本輸出，但是，當資本可以繞過貿易保護壁壘而自由流動時，其對貿易發(fā)展的推動作用顯著上升。可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是一系列經濟金融活動規(guī)律調整的結果。其中，世界經濟和貿易的變化構成了資本流動全球擴張的客觀基礎。

盡管貨幣作為虛擬經濟符號，凌駕于實質經濟基礎之上，甚至出現與之相分離之勢，但是，以資本流動為主體的跨國界的金融活動與世界經濟之間的關聯仍然是非常深厚的。世界經濟增長導致全球范圍的金融資產規(guī)模快速膨脹，從而為資本的全球流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而資本的全球化布局與全球不同區(qū)域的GDP表現、通貨膨脹水平等因素之間密切相關。

1、經濟周期與資本流動

1973年以來，全球資本流動以顯著的波動性快速擴張。國際資本市場的年度籌資額一度以50-70%的速度增長，轉而又出現-0.14%到-12%的下降。從長的周期上看，資本流動的高速增長往往出現在全球GDP上升時期，而GDP的周期性低谷，也往往伴隨著全球資本流動規(guī)模擴張速度的降低，甚至出現負增長。

2、全球通貨膨脹與資本流動

相應地，過去30年間，全球通貨膨脹水平經歷了1969-1974年的大幅度上升，1974-1986年的逐步下降并在較低水平的企穩(wěn)，1986-1990的再度上升，以及1990年以來的快速下降等幾個時期。

從總體上看，國際資本市場籌資額的變動與GDP平減指數的相關關系是：資本流動增長往往出現在通脹呈現下降趨勢時期，而資本流動擴張速度的減慢往往與通脹的上升基本同步。尤其是在1980-1985年，全球出現14-15%的高通脹，資本市場籌資額有3個年份出現負增長，其余年份則是高達40%和70%的增長，表現出極大的不穩(wěn)定性。而90年代后期后，全球通貨膨脹進入低水平穩(wěn)定發(fā)展時期，資本市場的擴張也變得更為平穩(wěn)，基本穩(wěn)定在10%左右。

3、全球貿易增長與資本流動

同樣，從數量變動上看，全球資本流動與世界商品進出口總額的增長率也表現出一定的相關性。世界進出口總額增長最為迅速的時期往往伴隨著國際資本市場籌資額的上升，而世界進出口總額的收縮則與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增長減緩呈現一定的同步性。但是，1985年之后，國際資本市場籌資變動相對平穩(wěn)，與全球貿易增長的相關性有所下降。

三、國際利率水平的調整與資本流動全球化

國際利率水平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資本全球流動的結構和變動方向。

增值是資本運動的內在動力和唯一目標，如果資本投資于國內能夠獲得多于投資于國外的利潤，也就沒有必要流向國外。利潤驅動是主導資本國際流動的首要動機，因此，各國利率差異必然引起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

過去30年間，發(fā)達國家率先實現了利率自由化，而更多的發(fā)展中國家把放松利率管制作為金融深化的主要措施，市場決定正在成為國際利率確定的基礎，市場利率格局基本形成。

與此同時，利率在發(fā)達國家貨幣政策運用中的作用發(fā)生了微妙的調整。整個70年代，貨幣學派主導西方主要國家貨幣政策制定與調整，各國中央銀行普遍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控制目標。8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開始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控制貨幣供應對于通貨膨脹的抑制能力有限，利率逐漸確立了在反通貨膨脹中的基礎地位，因此，各國中央銀行越來越重視利率工具在貨幣政策中的使用，利率成為當代貨幣政策最直接與最有效的工具。最近以來，西方國家貨幣管理當局有意運用利率來調節(jié)金融市場的資產價格，當他們認為金融資產價格過高，可能導致泡沫經濟時，便調高利率來控制資金供應，促使金融資產價格回落。這樣，利率水平與金融市場價格的相關性明顯提高。

過去30年國際利率的調整周期與全球性通貨膨脹的變動緊密相連，70-80年代的高利率是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情況下西方國家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直接結果。90年代以后，盡管西方經濟曾在1992到1993年間出現短暫的衰退，但通脹得到抑制，利率基本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上。

利率作為資本的市場價格直接影響資本全球流動的總量和結構。

首先，從總量上看，在利率水平大幅度調整時期，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額也出現比較大的增減變動，而在90年代以后利率波動幅度明顯收窄之后，國際資本市場進入一個相對平穩(wěn)的發(fā)展時期。顯然，利率的波動性高低直接影響資本流動的波動程度。

其次，國際利率的相對水平變動對資本流動的結構產生很大影響。通常情況下，當國際利率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時，國際資本往往流向收益率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而當國際利率水平顯著回升時，國際資本往往從新興市場國家撤出，轉向西方工業(yè)國的金融市場。90年代初期，美國和日本普遍實行異乎尋常的低利率，與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經濟衰退相互作用，發(fā)達國家不動產和證券市場的收益出現萎縮，國際資本被吸引到高投資收益和經濟前景看好的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qū)的發(fā)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可以說，工業(yè)國家經濟不景氣、低利率，是發(fā)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條件明顯好轉的重要因素。自1994年2月起，美國開始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國際利率轉入上升軌道，發(fā)展中國家資本大規(guī)模流入的趨勢開始逆轉，國內外平衡受到影響，為金融危機的最后爆發(fā)埋下了伏筆。

第三，對于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在其他條件基本確定的情況下，國內利率與國際利率水平的差距是決定資本流入規(guī)模及結構的重要因素。

四、資本帳戶管理政策與資本流動全球化進程

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不斷深化，國際資本需要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報率最高的地區(qū)，為此，取消外匯管制推動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呼聲不斷高漲。事實上，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可兌換范圍的擴大成為促進私人資本流動快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多數成員國在戰(zhàn)后初期對資本項目交易實行某種形式的限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主要工業(yè)國家開始了資本帳戶可兌換的過程，到1994年，主要工業(yè)國基本實現了資本帳戶的開放。

相對于發(fā)達國家而言，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一直嚴格限制著資本外流。80年代初期以后，在國內金融體系逐步自由化的同時，發(fā)展中國家在資本帳戶可兌換方面開始取得進展。1991年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亞洲國家相繼實現完全的貨幣可兌換，而更多發(fā)展中國家正在逐步放松對長期和短期證券投資流入的限制，并對商業(yè)銀行和居民的外匯業(yè)務管制實行自由化。

目前，在資本交易控制方面，控制資本市場證券的成員國為133個，控制貨幣市場工具的國家為115個，控制共同投資證券的國家為103個，控制衍生和其他工具的國家為87個，控制商業(yè)信貸的國家為105個，控制金融信貸的國家為112個，控制擔保等備用金融工具的國家為88個，控制直接投資的國家為149個，控制直接投資清償的國家為52個，控制不動產交易的國家為134個，控制個人資本移動的國家為82個，針對商業(yè)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實行特別條款的國家為155個，對機構投資者實行特別條款的國家為82個。

此外，聯合國貿易發(fā)展會議的統(tǒng)計表明，許多原來對外資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國家紛紛修改其外資法或頒布新的外資法，以更有利的條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流入。1991-1998年間，修改外資法律法規(guī)的國家年平均超過50個，其中，94%的修改是為了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只有6%的修改是加強了對外資的管制。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相繼承諾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可兌換，國內和外部金融交易的各種限制等影響全球金融市場資本流動的樊籬逐步消除，大量的國際資本用于彌補工業(yè)化國家巨額的財政及經常帳戶不平衡所產生的融資需求，工業(yè)化國家之間資本流量的凈額得到迅速的增長，資本流量的增長同樣顯著。

五、國際貨幣體系與全球資本流動

國際貨幣體系穩(wěn)定是全球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基礎。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各國國際收支平衡、匯率調整、國際借貸安排等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guī)的集合,構筑了維持自由貿易運轉所必需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規(guī)范。

國際貨幣體系主要包括可供選擇的匯率機制、儲備資產和由其構成的國際清償能力，以及一個調整和籌措資金的機制。

過去200年間，從本位貨幣和匯率制度的選擇看，國際貨幣體系經歷了金本位時期、以美元為本位的固定匯率時期，和浮動匯率三個主要時期。

全球性金本位時期開始于1879年，其基本特征表現為：金幣可以自由鑄造或熔化，自發(fā)地滿足流通中的需要；金幣可自由兌換，以保證黃金與其他金屬鑄幣和銀行券之間比價的穩(wěn)定；黃金可自由輸出入，以保證外匯市場的相對穩(wěn)定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統(tǒng)一。20世紀后，金本位制的運行規(guī)則受到嚴重挑戰(zhàn)，經濟危機的不斷發(fā)生使各國的商品輸出減少，出于保值目的資本外逃增加，各國紛紛限制黃金流動，黃金的自由輸出入受到嚴重制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各國實行黃金禁運和停止銀行券的兌現，古典的國際金本位制走向終結。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漫長的國際貨幣混亂時期，1945年，建立了國際貨幣史上第一個帶有正式約束性的國際貨幣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即以美元為核心的固定匯率制。在前20年間，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轉基本順利，匯率的基本穩(wěn)定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際貿易的擴大，而對資本跨國流動的控制，相應放松了成員國的政策約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在保持匯率穩(wěn)定的前提下追求國內經濟目標，從而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發(fā)展。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缺欠--"特里芬之迷"始終困擾其運行，而戰(zhàn)后國際經濟的重建和新興市場的發(fā)展，以及交易技術的提高，不斷侵蝕著各國控制資本流動政策的有效性。面對伴隨著資本流動性提高的國際金融市場交易規(guī)模的快速膨脹，官方儲備的相對規(guī)模持續(xù)下降，已不足以維持匯率釘住及釘住水平的有序調整。在外匯市場連續(xù)出現拋售美元，搶購黃金和其他硬通貨的美元危機后，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宣布"新經濟政策"，美元停止兌換黃金，敲響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喪鐘。

自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臨時委員會達成"牙買加協(xié)議"起，國際貨幣體系進入"無體系"時代，其重要特點是匯率安排和儲備貨幣的多樣化。在匯率安排方面，協(xié)議規(guī)定，各國可以根據自身偏好獨立選擇匯率制度。實際運行結果是，從各國匯率制度名義安排上看，管理浮動及獨立浮動國家增多，實行釘住制國家減少，尤其是釘住美元的國家數目更是下降了半數左右，但是，從各國實際執(zhí)行情況看，實行管理浮動的國家接近半數在具體操作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轉換成了變相地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針對單一貨幣有限度浮動的國家事實上也在根據美元匯率變動調整其匯率水平，加上名義及實際均釘住美元的國家，在1997年7月初，至少有超過60個國家的貨幣與美元保持相當緊密的聯系，約占報告國家總數的三分之一強。顯然，以浮動匯率制為特征的"牙買加體系"，僅僅解決了部分發(fā)達國家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問題，對多數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其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效果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美元的匯率變動，匯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嚴重。

上述三種不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各自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和發(fā)展的，因而帶有其各自鮮明的特色。同樣，在三種貨幣體系下，資本的跨國流動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從匯率的波動幅度看，金本位時期，西方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程度很低，英鎊對美元匯率高低限相對于平價波動幅度僅為-0.59%到0.70%，美元對法郎匯率高低限相對于平價的波動幅度為-0.68%到-0.62%。在以美元為本位的固定匯率時期，英鎊對美元匯率的高低限相對與平價的變動幅度擴展到上下各1%，同樣美元對法郎匯率高低限相對于平價波動幅度擴展到上下各0.99%。而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主要貨幣匯率波動率大幅度提高。

其次，不同國際貨幣體系下，西方主要貨幣利率的波動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基本規(guī)律是，長期債券利率波動率的歷史上最小值出現在金本位時期，美元本位時期居中，浮動時期最高；短期債券利率波動率則以美元本位時期為最低，金本位時期居中，而浮動匯率制時期最高。

第三，從資本跨國流動的相對量來看，在金本位制度下，金幣形式資本可以流向任何地區(qū)，資本跨國流動常常受到輸入國的鼓勵，外國證券在大多數股票交易所自由交換，利潤回流不受阻礙，資本跨國流動發(fā)展迅猛，以跨國資本流動總額相對于各國GDP的比例衡量，1880－1914年間平均為3.3％（Taylor,1996），其中，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占同期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占GDP的2%，德國為3%。而由于控制資本流動成為美元本位時期有效實施的前提，資本的跨國流動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資本流動的相對規(guī)模明顯低于金本位時代。而在浮動匯率制下，黃金與貨幣正式脫鉤，國際貨幣制度實際上真正進入信用本位制，這就為資本的無限度膨脹打開了方便之門。隨著資本帳戶管制放松浪潮由發(fā)達國家向發(fā)展中國家的傳遞，資本重新獲得了實現全球流動和布局的動力，資本流動規(guī)模快速擴張，流動速度顯著提高，流動形式出現巨大調整，無論是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

總之，在國際貨幣體系由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浮動匯率制度的變化過程中，全球資本流動經歷了高度流動到高度抑制再到重新流動的發(fā)展過程，其變化的關鍵在于，本位貨幣、匯率調整以及資本流動管理政策，決定了資本在跨國流動的法律地位和難易程度，從而直接影響全球資本流動的規(guī)模和結構。

六、跨國公司及國際組織政策調整與全球資本流動

（一）、跨國公司是資本流動全球化發(fā)展的助推器

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出口增長大大超過全球產出增長，全球直接投資增長又大大超過全球出口增長。跨國公司作為一個或幾個國家建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從事跨越國界的生產或經營活動的現代經濟實體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

目前，世界上共有4萬家跨國公司，其海外子公司多達17萬個，每家跨國公司所擁有的國外子公司多達7家。世界總值的1/3、世界貿易的2/3、直接投資的70%都掌握在跨國公司的手中。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掌握全球3.1萬億美元資產，占世界跨國界直接投資的50%。這100家跨國公司中，美國占了32家，其余主要分布在西歐和日本。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經營戰(zhàn)略和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其不斷加劇的競爭及購并行為，對世界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傳統(tǒng)的以商業(yè)貿易為主的國際經濟交往，正在被全球范圍的國際分工和資源配置所取代。

跨國公司海外活動的增加，要求并推動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實現國際化。而跨國銀行的國際網絡逐漸遍布全球，為資本的全球化流動提供了巨大便利。跨國公司及其主導的資本流動全球化發(fā)展客觀上有助于保持貿易收支的平衡，但也加劇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程度，削弱各國貨幣政策的效力，甚至引發(fā)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

（二）、國際組織和區(qū)域金融集團全力推動資本流動全球化進程

在資本流動規(guī)模的快速擴張過程中，國際貨幣組織、OECD和一些區(qū)域經濟金融集團發(fā)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于資本流動的政策有一個明顯的轉變過程。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之初，基金組織認為，經常性國際支付應該是自由的，而資本轉移從法律上看可以是限制性。基金組織協(xié)定沒有就管理大規(guī)模的資本流動所發(fā)生的外匯交易與轉移作出說明。因此，根據基金組織協(xié)定，成員國有權限制資本轉移。

但是，盡管在協(xié)定中沒有明確區(qū)分短期投機性的資本流動和生產性投資的資本流動，基金組織協(xié)定的目的并不是阻擾長期性的國際投資，基金組織明確表示應當取消管制不僅限于直接與經常性國際交易有關的支付轉移，而且還包括阻滯生產性的資本活動的管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資本流動規(guī)模和結構出現大幅度調整，影響力不斷擴大。尤其是80年代后期，開放資本帳戶及管理大規(guī)模及具有潛在波動性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宏觀經濟與金融風險等問題開始引起關注，并成為基金組織政策討論的一個焦點。

隨著時間的推移，基金組織對于消除匯率限制及資本項目自由化的政策意圖開始昭于天下，1997年，基金組織臨時委員會達成協(xié)議，"同意修改基金組織的條款，將促進資本項目的自由化作為基金組織的具體目標，并授權基金組織對資本流動進行適當的管理。"1999年7月，當時的基金總裁米切爾·康德蘇在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演講中指出："資本流動既是過去1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引發(fā)危機的重要原因。國際社會正在考慮是否擴大對IMF在資本帳戶自由化方面的授權，以修訂IMF的司法權限。在1997年香港召開的IMF年會上，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是給布雷頓森林體系加上新章節(jié)的時候了"。

經濟合作和發(fā)展組織（OECD）是全球資本流動的大力推動者之一。早在1961年，OECD就通過了《資本流動自由化法典》和《經常項目無形經營自由化法典》，1976年，又通過了《國際投資與多國企業(yè)聲明》等，作為區(qū)域內具有約束性文件，該決議包括所有對外資本交易和經常項下無形交易，適用于OECD地區(qū)經營的由外國人控制的企業(yè)，要求根據國際法，為外國投資控制的企業(yè)提供公平、公正的國民待遇。長期以來，OECD有關文件主要適用于商業(yè)信貸和貸款，1989年，OECD將有關章程條文擴大到主要的資本交易，尤其是大多數短期資本流動，但是，這些條文并沒有將成員國的義務擴大到與資本流動有關的所有外匯交易，例如，屬于資本交易的對轉移征稅、多重匯率做法以及要求事先存款的規(guī)定，不在章程規(guī)定的范圍內。

世界關稅貿易總協(xié)定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通過《服務貿易總協(xié)定》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xié)定》等規(guī)則，對于直接投資給予法律上的保障。

其他一些區(qū)域性經濟與貨幣安排等機構也相應建立了有關資本流動的管理規(guī)定及新的游戲規(guī)則。如阿拉伯經濟同盟1970年通過了《阿拉伯國家相互投資及資本自由流動協(xié)議》，此外，1987年東盟成員國簽署了《東盟國家投資協(xié)定》，1994年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通過了《亞太經濟合作非約束性投資原則》等，北美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1993年非洲有關國家簽署了《東南非共同市場協(xié)定》。盡管這些協(xié)定或文本在法律約束力方面有一定差異，并且多數以貿易為主要內容，但是，這些協(xié)定至少在地區(qū)內部為資本的跨國界流動提供了法律支持。

七、基本結論

綜上所述，推動全球資本流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fā)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fā)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chuàng)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fā)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有關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fā)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準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yè)國家的意愿；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guī)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fā)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fā)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fā)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繼續(xù)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fā)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xù)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fā)，也不僅沒有影響發(fā)達工業(yè)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guī)模流入發(fā)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xù)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fā)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于平均水平，并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wěn)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yōu)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xié)調能力。

當然，從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長河看，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于初始階段。80年代后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tǒng)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guī)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征，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xù)增長的趨勢并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xù)的行為。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將不斷地向更廣闊的范圍、更深入的層次發(fā)展，因此，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擴張是一個不間斷的持續(xù)過程，這個過程還將不斷地繼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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