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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梁氏的這段話極精當得概括了西方文化的特征，科學的精神也就是求取真知的精神。迥異與重“真”的西方文化的是以道德作為文化中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中認為中國文化在開端處的著眼點是在生命，因為重視生命、關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道德為中心的，這是學者們的基本共識。與西方文化重客體的“真”相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卻看重主體的“誠”，認為誠實是重要的美德。對于“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要性，我想通過對儒家兩部重要典籍《大學》和《中庸》以及《孟子》的分析進行說明。《大學》的《“經文”章》這樣寫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誠”的重要意義，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異同。“誠意”是由知識論到價值論的一個轉折點，因為我們可以把“格物”看成是認識論的，而“致知”則可以看成是屬于認知論的，從“誠意”開始轉入了價值論，“誠意”是進入儒家道德人生進路的第一步。沒有“誠意”“正心”的功夫，就不會有后面的“修、齊、治、平”。如果我們稍加細心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西方文化的終結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起腳點，因為西方求“真”的文化的功夫正是在“格物”“致知”上。《大學》在解釋“誠意”時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就是要以真面目來對待自己，做一個真實的人。只有首先做到不自欺，才有可能會不欺人，這正是孔子講的“己所不欲，勿施欲人”的道理。一個人要做到“誠意”就應該“慎獨”，就是謹慎對待自己的獨處，因為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才是真我顯現之時。孟子講“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講“吾日三省吾身”實際也是在講如何“慎獨”的問題。“四書”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從此也可以看出。《中庸》里論及“誠”的地方也很多，從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都是在講“誠”的。《中庸》認為圣人可以由真誠達到明德，這是其天性，而賢人經過努力也可以由明德而達到真誠。只有達到了天下至誠才能盡人性、物性，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為參。只有真誠能感化萬物，與神靈相交感，甚至認為沒有真誠就沒有萬物。

《孟子•離婁章句下》則在天道與人道的關系上講了“誠”的重要性：“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這樣就將天人格化了，通過“誠”使天道和人道貫通起來。在孟子這里，“誠”被認為成宇宙萬物的最終實體，也被認為是道德主體的最終實體或稱之為道德本體，“誠”即是仁體本心。孟子在藝術領域，儒家講的是“有德者必有言”，要求藝術作品是作者真實情感的流露，于是便有了“文如其人”“書如其人”等說法，還有一個重要的命題就是“修辭立誠”。雖然不反對潤色語言，但更看重真情實感，修辭是為了立誠。如果沒有作者的真誠在，再優美的語言也只是巧言令色。我們在欣賞陶詩、蘇詞時也是在欣賞陶淵明、蘇軾的人格。直到今天，我們評價一個人時往往首先關注的仍是這個人是不是誠實，可見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很深遠的。通過對“真”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與“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關注點在自然，在知識，而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焦點在人事，在道德。

第2篇

具體實施措施筆者把中西文化比較課程教學環節分為課堂講授、自主學習、教學活動和課外作業等多種形式。根據教學內容，安排了情景教學課，雙語運用專題討論課，雙語運用專題辯論課，中西文化比較研討課。情景教學。中西文化比較雙語課程呈現情景模擬系列訓練時，設定多個文化場景，分別組織學生進行實訓，由此形成系列訓練。通過實訓，學生從中西方文化不同角度進行雙語呈現的表演演示，進而理解本課程教學內容中相關中西文化比較的內容。表演中英語與漢語的比例為1比9。文化表演內容用英文，理論闡述用中文。雙語運用專題討論課。選取一些專題內容，如，中西方建筑文化，中西方藝術，中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方思維方式等，讓學生提前做好材料的收集與整理，教師做好課堂策劃。在討論中，教師用雙語教授學生文化專題的精髓，并與當前文化現象緊密結合，提出若干問題，引發學生思考。學生用中、英兩種語言參與課堂，提出自己對某一文化現象的認識，并作出對比。討論中雙語的比例為5比5。學生對文化現象的描述用英文，而文化的引申與思考則用中文。雙語運用專題辯論課。選取若干具有可辨性的專題，如，中西方教育差異，中西社會規范體系等。教師先用雙語傳授基本知識，然后給出辯題，讓學生課下收集資料，為辯論會做好準備。辯論課采用辯論會的形式，辯論總結陳述部分用英文，自由辯為中文。在雙語的辯論中讓學生對某一文化現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思考，更全面地了解他國文化，深入思考本國文化。中西文化比較研討課。根據教學內容，確定一個綜合性的課題，同學課下撰寫小論文，確定一次課，進行研討，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闡述其論文的基本觀點。論文寫作采用中文，闡述語言使用英文。除此之外，筆者還采取了提綱下自學，分組集中，課內實踐，課外實踐等方式按照一定的中英文的比例進行授課，以期實現此課程的雙語教學理念。

二、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

在雙語教學模式下，提高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提高了其英語語言水平。使學生對很多文化現象有了深刻認識，如，怎樣認識和評價中國的文化傳統，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學生通過客觀平實的剖析，從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及各種具體文化形態等諸多層面來探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再解決“中西之爭”以及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問題。英文的使用使得老師、學生都要去查閱原版資料，同時要用另一種語言的思維習慣來進行對比，更徹底使用對比的方式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另外，現在有很多院校都與國外有著定期或不定期的學術交流，或與國外院校合作辦學，這為教師帶來了進修或考察的機會，有助于提高教師的英語和專業水平，也為雙語教學提供了有利條件，利用這些條件，可明顯提高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

三、雙語教學的現狀

雙語教學理念的實施受許多客觀與主觀條件的制約，主要體現在：第一，教材缺乏。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較好的關于中西文化比較的雙語教材，老師只能查閱各種單語版本的教材與參考書，然后經過教師的組織與加工，變成雙語授課材料。這樣的講義系統性、科學性、邏輯性自然比不上很多單語教材，而且理論深度也不夠，在指導學生深度比較方面就捉襟見肘。第二，學生英語水平制約。學生的英文水平，特別是口頭表達能力較差，使得雙語教學理念的實施有一定的難度。學生無法準確、流暢地敘述完某個文化現象，更無法用恰當的語言對其進行評價。老師上課英文講得多，學生就會聽不懂，進而聽得不耐煩，思想就不能集中，老師必須又用中文贅述一遍，影響了教學進度。第三，師資匱乏。合格的雙語教師是雙語課能否很好實行的關鍵。而目前全國各大院校的雙語教師均較匱乏，很多高校都是用英語教師和專業課教師擔任雙語教師。英語教師英語水平高，而專業知識薄弱，專業課老師專業基礎扎實但英語語言表達能力較弱。第四，雙語課和雙語教學理念不統一。至今學術界對雙語教學及雙語教學實施的意見仍不一致。即使是在較早實行雙語教學的北美一些國家，對于雙語教學的批評也是不絕于耳。在此種情況下，雙語理念的實施更是舉步維艱。

四、解決措施

第3篇

論文關鍵詞:中國文化西方文化比較

人類的文化寶庫是眾多民族或國家共同構建的，這些多元文化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由于地理環境、歷史背景、發展過程，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各個民族都有其特征，東西方文化也各有其特色。

中國的忠恕之道與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個人主義，對中西方文化的各個層面影響深遠，中西文化的主要特征，大都由此衍生而來，中國人重視倫理，西方人重視法治。西方個人主義盛行，人人都想充分發揮自己獨特的個性，充分享受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了避免個體與個體的沖突，使人不至于因個人自由的過分膨脹而妨害到別人的自由，制定了較為嚴密的法律來匡正個人行為。中國地處于半封閉大陸性地域，經濟以農業為主，宗法制與專制并行，且相互影響、制約，這樣的社會歷史環境孕育了倫理型的中國傳統文化，這種文化類型不僅在觀念的意識形態方面發生著久遠的影響，而且深刻地影響著傳統社會心理和人們的行為規范。如在維持善良人格與良好人際關系上，講求五達道、三達德，《中庸》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川靠人們內心的品德和智慧，正確處理這五種人際關系，達到和合的理想境界。中華傳統重視對天地君親師的尊崇;重四維:禮、義、廉、恥，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外，還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

“中國文化以家族為本位，注意個人的職責與義務，西方文化以個人為本體，注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即帶著父系血緣關系殘余跨人奴隸社會，血緣關系通過家族組織影響很大，家庭成員把家庭看得比個人重要，而且特別重視家庭成員間的權力與義務，親屬關系轉換為宗法性的倫理道德形式，并以此規范人們社會心理和行為。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征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百行孝為先，孝為德行之根本，“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尊君、敬長、尊上，用孝道規范人生行為，理性地踐行忠孝觀，《荀子·子道篇》:“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于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惹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荀子的“三不從”強調孝子應慎重思考，從維護家庭利益出發，理性地分清對錯后再行孝道。在宗法制度下，孝道通過孝親忠君傳輸下去，從社會心理層面、行為規范層面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塑造了獨特的倫理傳統，即在維持和諧人際關系上，注重的是個人的德行修為，而不是要靠強制性法律約束，這顯然比西方的法治高明得多。

有人說，如果把西方的文化視為“智性文化”，那么中國文化則可稱為“德性文化”。但中國傳統文化之重“德”，并不是說它輕“智”，它是一種德智統一、以德攝智的文化，即德智雙修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在道德前提下，主張德(道德)、智(知識)雙修，通過知識積累完成人格提升，《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德性”指不斷加強人的道德修養，“道問學”指對知識的學習，從此處可看出“德性”為尊，“道問”為次。后世朱熹、陸九淵雖就尊德性、道問學孰輕孰重有過爭辯，但二人均未走出《中庸》的傳統，仍以“德性”為尊，“道問”為次。明朝歸有光提出“尊德性”與“道問學”并重:“尊德性者，非以專于內而不兼乎外;而道問學者，非以徒鶩乎外而忘其內也。德性不離于事物，則尊之者不離于問學矣。”講以道問學、尊德性為一，智性與德性不可分開，主體可借助求知途徑達到自身道德的升華。西方的智(知識)性文化，只是單純地探討宇宙的終極實在，以及宇宙的客觀構造，關注的是外在世界;儒家則以道德實踐為基礎，將此轉為對內在世界的自我把握，鼓勵人們在道德實踐中體悟以人為中心的宇宙真原，這是有別于西方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中西文化的差異還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西方文化認為人是站在自然界之上的，有統治自然界的權利，人在征服、戰勝自然的艱苦斗爭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人與自然是敵對的;中國文化則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董仲舒認為:“何本?日: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地人三者共同構成萬物之根本。張載道:“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之疲癮殘疾，載獨鱷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此篇把人與萬物合為一體，把人倫貫穿到天地萬物之中，把天道及天命道德內化為人的本性，從個體之德發展到家庭，再推及天下，形成互助互愛的一家人，達到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