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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帕特南指出，在社會資本的三個基本構成要素中，信任是社會資本的最關鍵因素，而互惠規范、公民參與網絡能夠促進社會信任。社會信任、互惠規范以及公民參與網絡是相互加強的，它們對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體行動困境的解決都是必不可少的⑧。紐頓進一步分析認為，通過互惠和信任，社會資本把個人從缺乏社會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義的算計者，轉變成為具有共同利益的、對社會關系有共同假設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體的一員而構成了將社會捆綁在一起的紐帶⑨。可見，高信任度會使人們產生對未來良好的心理預期，使人們基于互惠、互助基礎之上的社會團結與合作成為可能，進而創造出一種無障礙的、低交易成本的、高合作度的社會生境。這種社會生境為和諧的社會關系提供了必要前提，其中包括赤腳醫生和農村居民醫患關系。梁立智等在北京村落問卷調查表明，在村民對赤腳醫生的主要態度中，信任排在第一位，該項調查也揭示出相對于赤腳醫生的技術，村民對赤腳醫生的人品更為信任⑩。村民對赤腳醫生的信任不僅取決于治療效果的彰顯，還取決于對醫生本鄉本土資格的認定，以及由此引發的口碑和評價11。農村居民對赤腳醫生的信任大致表現為政治信任、“本地人”身份信任、以及文化技術三個方面。在政治信任方面，當時對赤腳醫生的選拔條件要求是家庭出身好、政治思想好，尤其優先選拔具備上述條件的貧下中農子女，村民特別是貧下中農對赤腳醫生在思想感情上非常信任。在“本地人”身份信任方面，除了醫患關系之外，赤腳醫生和病人之間還具有其他在共同生活的社區中所形成的多重關系，如鄉親關系、鄰居關系、親戚關系、熟人朋友關系等。可見，赤腳醫生和病人的交往已經遠遠超出了醫患關系的范疇，形成復雜深厚的人情網絡。在這網絡中，從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12。基于鄉土的人情網絡，村民形成了對赤腳醫生傳統角色和身份的習慣性認同。在文化技術方面，赤腳醫生時代的很多農村群眾由于自己沒有進過學校，沒有讀過書，不識字，對醫生非常相信，對“公家”選派培訓出來的從醫者的能力毫不懷疑。當時農村普通老百姓對醫生（哪怕是只受過很短時間的培訓、醫術極為低級的人）的相信幾乎近于盲目13。

二、規范與農村社區醫患關系

規范是人們創造的、用以約束人們相互交流行為的框架。從其構成看，它包括正式的約束或制度（如政策、規則、法律和憲法），以及非正式的約束或制度（如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早期關于社會資本的內涵往往被限定在關系和關系網絡層面，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認為社會資本還應該包括制度、規則等，把正式制度也納入社會資本范疇之中。從關系網絡到制度規范，是社會資本研究內涵的一種拓展，也是人們對社會資本認識的一種深化和發展。由于社會資本研究內涵的擴展，有學者就把社會資本分為關系型社會資本和制度型社會資本，把規范分為道德性規范（如輿論、習俗、道德）、契約性規范（如組織規則）和行政性規范（如法律）三種形式。“互惠”對于規范社會資本具有核心價值和意義，人們往往用“互惠規范”代替“規范”進行表述。紐頓認為，互惠是社會資本最重要的形式，是一個恩惠風水輪流轉的社會及其公民的一個一般化的特征：即個體為他人提供便利并不是因為他希望立即并且以對方曾經受益的方式得到報答；而是如果他有不時之需，將會在未來不確定的時間被一些不確定的人（很可能完全是一個陌生人）給予回報。因此，一般而言互惠包含著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風險和自愿14。埃里克森（Erikson）也認為，社區內部成員通過長期重復的博弈互動，會產生互惠合作的規范：關系緊密的群體內的成員們開發了并保持了一些規范，其內容在于使成員們在相互之間的日常事務中獲取的總體福利得以最大化15。由此可見，這種互惠規范相當于“恩惠銀行”，它意味著在建立了長期互惠關系的人們中存在某種程度的對稱性。這種對稱性的人際關系不僅有利于抑制人們的利己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動機和行為，克服社會中的各種社會困境和集體行動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人際關系運作中信任產生的社會基礎，可以促進“普遍主義信任”觀念，遏制和抵消各種狹隘的、封閉的“特殊主義信任”觀念。這種道德規范的力量迫使人們把自身的社會行動納入規范的軌道，促使人們之間普遍信任的形成，最終使得集體行動成為可能。正如科爾曼（Coleman）所言：在某些自治體的村莊、公社以及部落社會中，通過人們共同遵守的規范，限制某些行動，鼓勵其他活動。規范的功能是相當于法治社會中法律的作用，社區實施的懲罰相當于在政府職能完善的社會中，由政府實施的合法懲戒行動16。從規范角度觀察赤腳醫生時期的社區醫患關系，不難發現該時期呈現出的是一種強道德性規范、弱行政性規范、以及契約性規范付之闕如的規范格局。首先，除了和生產大隊這一類行政型組織外，該時期幾乎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經濟型和社會型組織，更遑論由后兩類組織制訂的規則和與服務對象達成的契約。其次，赤腳醫生是中國在社會經濟不發達情況下主要依靠政治動員來解決農村基本衛生保健問題的一次嘗試17。受政治觀念和政治動員的影響，行政性規范主要體現為一是按照政治觀念選拔和培養赤腳醫生，二是通過媒體宣傳和社會表彰來鼓勵和制約赤腳醫生，使其按照社會對自己的要求來塑造、表現和發展自身行為。除此之外，缺乏對赤腳醫生行醫條件和行醫職責的專門管理規范。與之形成鮮明反照的是，赤腳醫生和村民之間由于受到血緣、地緣關系的影響而表現為熟人社會下復雜的藤蔓關系。這種藤蔓關系網中的社會道德制約因素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道德性規范不僅呈現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在這種熟人社會中，赤腳醫生的服務不僅獲得一種天然的支持系統（即村民的配合與理解、大隊和家人的支持），還受到相應的監督與社會道德制約18。由于赤腳醫生和村民之間很可能存在某種親戚關系，二者之間自然也具備了某種相互的親情與家庭道德情感，這樣赤腳醫生一方面易于得到親戚的配合與支持，另一方面其行為也會受到親戚的監督和大家庭內道德的約束。由于赤腳醫生和村民是基于村落地緣的鄉親關系，兩者具有共同的語境、文化和道德背景，這樣既易于形成建立在具體人格、品性、修養的相信和認可基礎上的信任關系，同時也易于受到村落內道德輿論及文化習俗的約束。赤腳醫生和村民之間的道德性規范不僅呈現向度上的相互性特征，而且具有身份上的平等性特征。這種道德性規范既是天然存在于村落社會的，也是在赤腳醫生和村民之間平等的醫患交往、頻繁的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而來的。同樣是農民出身、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身份在心理上弱化了與村民之間不平等的勞作地位，同時赤腳醫生并不完全支配著病人、治療方式也不完全是由醫生決定后命令和強加給病人，而是通過談話讓病人知情，與病人取得了一致性，所以病人對醫生給自己的建議都比較樂意采納并服從，對治療一般疾病較為滿意。在選擇治療方案和用藥時，赤腳醫生不僅僅依據“必要”，往往還會考慮“可行”，所以病人感到很“貼心”19。除了醫患關系之外，赤腳醫生和其治療對象還有其他一些在共同生活的社區中所形成的人際關系，病人和醫生之間在心理上的很容易取得較為平等的認同20。

三、社會關系網絡與農村社區醫患關系

布迪厄（Bourdieu）指出，社會資本就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對某些持久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一種體制化的網絡，是同某團體的會員制相聯系的，它從集體性擁有資本的角度為每個會員提供支持，提供為他們贏得聲望的憑證21。科爾曼延續這個思路，把關系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基本內涵進行研究。在這之后的許多學者在研究社會資本時，也都是強調關系網絡的意義，只不過有的學者強調正式關系，而另一些學者更加強調非正式關系。正式關系是通過一定的程序、契約等正式的形式在個人或者組織間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具有一定約束力的相互聯系；非正式關系則是指個人或組織通過一些親緣、地緣等因素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不具備強約束力的相互聯系。前者是人們為了某些共同的目標、利益和期望自覺構建而成，而后者則是在人們的生活中自發形成的。但無論是正式關系網絡還是非正式關系網絡，它們都具有互惠交換、強制信任、價值內化與動態團結這些基本特征，正是這種由于受到理性驅動和文化、規范驅動而形成的不同特征，使得嵌入于關系網絡的社會資本的形成具有了特定的基礎22。帕特南認為，關系網絡可劃分為兩大類：即橫向為主的關系網絡和垂直為主的關系網絡。橫向關系網絡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權力的行為者聯系在一起，而垂直關系網絡將不平等的行為者結合到不對稱的等級和依附關系之中。對共同體而言，橫向關系網絡越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進行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而垂直關系網絡無論多么緊密，無論對其參與者多么重要，都無法威脅社會信任和合作23。受帕特南的影響，伍爾考克（Woolcock）將社會資本分成緊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三種類型。緊密型社會資本指家庭成員和其他具有緊密關系的人之間的紐帶，跨越型社會資本指不同類型的人之間較弱一些聯系紐帶，而垂直型社會資本指貧困人員與那些對他們具有重要影響的人員之間的紐帶24。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根據關系雙方的互動時間、感情強度、親密（相互信任）度以及互惠交換的表現，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區分為強關系、弱關系和無關系。他根據勞動力市場中信息傳遞的過程和特點提出，主要是弱關系紐結而非強關系紐結才是信息傳遞的真正橋梁。這是由于弱關系分布范圍很廣，比強關系更可能充當擴約社會界限的橋梁，弱關系橋梁為人們提供了接近超越所屬社會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資源的通道25。林南（NanLin）進一步深化了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理論，認為弱關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在建立異質性關系上更有優越性。異質性關系建立在工具性行動（instrumentalaction）的基礎上，大多經由弱關系達成；而同質性關系建立于情感性行動（expressiveaction）的基礎上，多經由強關系達成26。與弱關系理論相對，邊燕杰在中國特定環境下提出了強關系假設，他認為中國人更經常地通過強關系而非弱關系尋找工作渠道，強關系較之于弱關系更能找到工作27。通過關系網絡觀察赤腳醫生和村民之間的關系，會發現該時期的網絡關系是一種同質性的、以橫向參與網絡為主的非正式關系。赤腳醫生和村民之間的多重關系除了醫患關系，還有鄉親關系、鄰居關系、親戚關系、熟人朋友關系等具有先在性、穩定性和無強制約束力。從層次劃分來看，這種關系屬于個體社會資本，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國差序格局社會所形成的農村社會網絡是一種基于傳統血緣、地緣、業緣等初級社會關系的網絡體系，主要通過血緣、地緣、家緣、姻親、宗族、家族等網絡進行溝通和互動，中國人能動用的社會資本其實也就是這諸多按親疏排列的關系集合28。赤腳醫生和村民在這種基于血緣和地緣等編織而成的藤蔓關系網中，易于形成醫患間的相互信任、包容與協作，促進醫患關系的和諧、共識與共榮。此外，由于赤腳醫生和村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相對平等性，他們之間構成了一種橫向關系網絡。橫向關系網絡越緊密，人們就越有可能進行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就解決集體行動困境而言，橫向網絡要比垂直網絡的作用大29。因此，這種具有同質性的橫向關系網絡為赤腳醫生和村民提供了信任和互惠的基礎，便于網絡內部的合作和協調。以社會資本的三個基本要素信任、互惠規范和關系網絡來闡釋和分析我國赤腳醫生時期的社區醫患關系，會發現這不僅僅是一個獨特的理論視角，而且是一個具有強解釋力的理論工具。它既是望遠鏡，使我們能夠觀察到特定歷史時期農村社區醫患關系的真實情景；它更是顯微鏡，使我們能夠窺見到那些常常為人們忽略的、被歷史塵埃深深掩藏的“寶藏”。

四、赤腳醫生時期的社區醫患關系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王紹光認為，學習源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各個時期、各個地方的實踐，二是系統性實驗。前者包括本國的政策與制度遺產、本國內部各地區不同的實踐和外國過往與現實的經驗教訓30。在新醫改背景下，我們發現中國改革的決策者和政策倡導者更傾向于學習外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體制與機制安排，也習慣于從中國各地區的基層實踐、尤其是一些改革試點的創新舉措中尋找靈感和動力源，卻唯獨相對忽略了從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源中挖掘被塵封的、至今仍閃耀著不朽光芒的政策與制度“遺產”。近年來，隨著醫患關系的持續緊張與不斷惡化，傷醫、弒醫案例層出不窮，人們開始懷念赤腳醫生時代的醫患關系，并反思如何讓醫患關系回歸正常，如何重塑健康、和諧的醫患關系。可以肯定地認為，雖然赤腳醫生制度及相關制度環境與當前復雜的改革語境千差萬別，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出對當前新醫改、尤其是對農村社區醫患關系重塑具有重大價值的啟發。

（一）社會相似性信任Zucker的信任源理論認為，信任產生機制有三種：一是由聲譽產生信任根據對他人過去的行為和聲譽的了解而決定是否給予信任；二是由社會相似性產生信任根據他人與自己在家庭背景、種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來決定是否給予信任；三是由法制產生信任即基于非個人性的社會規章制度，如專業資格、科層組織、中介機構及各種法規等的保證而給予信任31。利用該理論來分析赤腳醫生時期的信任產生機制，可以發現村民對赤腳醫生的政治信任和“本地人”身份信任直接來源于社會相似性信任，而文化技術信任則是由社會相似性信任衍生而來（正是由社會相似性產生的人格性信任，投射到對其所擁有的“技”的技術性信任）。赤腳醫生與村民的社會相似性越多，他們之間的信任度也越高。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判斷：如果社區醫生和居民擁有相似或共同的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那么他們之間也必然具有較高程度的信任。對這個判斷作進一步的引申，社區醫生只有脫胎于并內嵌于他們所熟悉的社區，才能獲得所在社區居民的習慣性認同和信任，也才能營造并維系一種健康、和諧的醫患關系。顯然，由社會相似性所產生的信任也具有以下局限性：（1）信任半徑覆蓋狹窄、信任“圈子”相對封閉。在“熟人社會”中，“差序格局”是其社會關系網絡最突出的特征。差序格局中的“差序”并不僅僅是由“己家家族”所體現的“血緣差序”，也是由交往程度和心理認同程度所體現的“情感差序”。中國鄉土社會的信任格局產生于“血緣差序”和“情感差序”兩個同樣以“己”為中心的“圈子”32。同時，鄉土社會的人際關系發生在人口密度較小的條件下，是一種“稀薄的人際關系”。這就決定了赤腳醫生時期的人際信任輻射半徑非常有限，也同樣決定了信任只存在于熟人“圈子”之間而不會發生在陌生人之間，信任也很難從最具體的人際信任擴展到對社會客體的更抽象的信任。（2）信任具有濃重感性（或人格化）特征。張康之從歷史的視野劃分出三種類型的信任，它們分別是習俗型信任、契約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這一時期的信任是與習俗一體化的，是一種習俗型的信任33。正如先生所說：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34。因而，這種信任是直覺的、感性的和習俗性的。（3）信任基礎上的非理性合作。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礎。由于習俗型信任主要具有濃重感性特征，因而基于這種信任的合作也具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和出于情感需要，屬于滿足情感需要或使情感物化的合作。基于習俗型信任的合作既是非理性的又是極其脆弱的。一旦合作的一方做出失信的行為，合作行動中的另一方會產生被背叛的感覺，信任關系也就隨之解體，合作也就走向了對立面35。從總體來看，轉型期現實生活屬于典型的“陌生人社會”，產生于“熟人社會”的社會相似性信任表現出逐漸衰減的趨勢。但是，在農村地區，社會相似性信任仍然堅守在人際關系之中,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與鄉村社會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相對應的若干變化，呈現出更為復雜多變的差異性特征36。在轉型期人際關系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鄉村社會信任機制，更具體而言，如何促使農村社區醫生和居民信任關系從“特殊信任”走向“普遍信任”并進而建立起“合作型信任”關系，這一系列新的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探索。

（二）互惠性社會道德規范指出：從社會觀點來說，道德是社會對個人行為的制裁力，使他們合于規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維持該社會的生存和綿續37。與具有外在限制性的法律不同，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長期浸染于某種道德教化之中的人們會由敬畏而形成合乎規范的“個人習慣”，從而產生傳統社會的“禮治秩序”。更進一步，要使某種道德規范成為社會普遍認可和具有穩定性的社會規范，必須要以“互惠”作為人們的基本行為準則。社會系統的穩定性，部分依賴于相互之間可能的滿意交換，即作為交換的互惠38。既然互惠構成社會系統穩定性的根本性成因，那么互惠就不僅僅只是一種行為策略，即以合作對合作，以懲罰或威懾對背叛，它更是一種社會倫理和道德規范39。互惠不是單純的利益算計，而是信任、情感、義務和算計等要素的混合。互惠也不是為謀求即時的眼前的經濟利益，而是為了在長期交往中建立強大的社會網絡，并且在需要時得到各種有價資源與無價資源的幫助40。正如科爾姆所說：互惠由三種更為根本的要素社會平衡義務、愛的相互作用、利益的相互性推動，而這三個要素本身又是由一系列更為基本的心理要素推動的41。由是觀之，赤腳醫生時期的醫患關系是由互惠性社會道德規范來維持的。在這種道德規范模式下，赤腳醫生時刻受到來自患者及周邊村民的輿論壓力，使之不敢逾規，久而久之逐漸養成了一種自覺的行為習慣，使之不致逾規。與此同時，赤腳醫生也獲得了村民們的普遍理解與信任、尊敬與愛戴、支持與合作。這種基于身份平等性的互惠性道德規范不但使醫患雙方均能夠從中受益，而且他們之間情感上的交流與融合事實上也培育出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平等互助的社區精神，這種精神即使是在法治、制度健全的社會當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毋庸諱言，赤腳醫生與村民形成的互惠性社會道德規范具有消極性、缺乏制度支撐等局限性。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絕大多數赤腳醫生以道德完善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聲為心理滿足。無論是受媒體宣傳和社會表彰的“綁架”，還是受父老鄉親明星似的“追捧”，推動赤腳醫生行為的動力來源是外在力量。它促使赤腳醫生不得不按照社會對自己的要求來塑造、表現和發展自身的行為，以使自己的表現和社會期望相符合42。也就是說，赤腳醫生是以“己”為出發點、以“不逾規”為基本行為邏輯，它與現代意義上的以“他人權利”為出發點、旨在“增進他人福祉”的積極性道德規范要求顯然不相符合，因而是一種原始樸素的消極道德規范。其次，該時期的道德規范明顯缺乏法治和契約等制度性支撐與配合。有研究證明，克服醫患關系緊張局面的一個重要途徑是促進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與居民之間建立長期合同或伙伴關系（即簽訂預約服務），以及居民與團隊醫生之間的相互信任感43。如果說契約性規范在熟人社會中還顯得不那么重要，那么隨著利益分化時代的來臨，契約應該成為構建中國現代互惠規范的基礎。法治是在各個自由社會中始終被當作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法治與規范社會資本緊密相連，甚至在廣義上被認為是規范的重要構成部分。在法治中國，推動法治建設無疑是培育規范社會資本的必然選擇。唯有當法治成為一種扎根于民眾內心深處的價值追求，才能具備頑強持久的生命力，并使規范社會資本由手段上升為目的，變成一種非人格的至高主宰44。概括起來講，社會道德、契約和法治應相互補充、相互支持，從不同層面共同構筑成互惠規范的完整理論體系。

（三）同質性橫向關系網絡同質性關系是指處于相似社會位置上的行動者之間的聯系，而異質性關系則是處于不同社會位置上的行動者之間的聯系。雖然以異質性為基礎的弱關系理論在美國或西方世界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是移植到中國來卻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說“失靈”，這揭示出中國人更經常地運用同質性的強關系來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的自我利益。作為信息和資源流動主要渠道的同質性關系，更有可能是人們最主要的物質和情感支持來源45。正是這種同質性的橫向關系網絡將赤腳醫生和農村居民的利益和情感緊緊紐結在一起，使他們雙方成為命運共同體，為了維護人們的健康而集體行動。這其中的邏輯關系是：集體情感和集體意識使人們結成橫向關系網絡，橫向關系網絡有助于實現社會團結和社會合作，社會團結和社會合作將會最大化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將會充分實現人們的自我利益。這一邏輯推理的結果對于日趨“原子化”和關系疏離的農村社區而言顯然具有重大意義。也就是說，共同情感和集體意識對于農村社區建設而言非但沒有“過時”，反而應該著力培育和提升，使之成為現代農村社區建設的精神紐帶與靈魂。同樣，農村社區的醫患關系重塑也應以擴大共同利益、培育共同情感、樹立共同目標為方向，為實現穩固持久、協作共贏的醫患關系而努力。赤腳醫生時期所形成的同質性橫向關系網絡有兩大缺失：即個體意識的缺失和異質性的缺失。中國農村集體經濟時期的一個顯著標志是個體意識的隱褪和集體意識的彰顯。如果說在高度同質化的社會中可以依賴強制壓抑個人意識從而保持社會一致性，那么在人們利益和觀念高度分化的當代中國繼續忽視和抹殺個體意識顯然不合時宜了，這就需要由尊重不同個體意識的有機團結取而代之。其次，雖然同質性關系網絡是農村醫患雙方獲取利益和情感支持的最主要來源，但是不能因此而忽略了異質性關系網絡的重要性。理論與實踐均已證明，異質性關系比同質性關系在獲取資源方面更有優勢，行動者社會網絡的異質性越高，所獲得的社會資源就會越豐富。只是建立異質性關系會面臨諸多困難，因而異質性關系被個人利用的機會也比較低。同理，強調赤腳醫生和農村居民建立同質性關系網絡并不意味著異質性關系網絡可有可無。相反，建立以農村社區居民為中心的醫療衛生服務協同服務網絡可以更好地進行健康服務。這就表明社區醫生雖然是農村社區服務的主體，但是還應整合與協同醫療衛生資源以及社會、社區多方面的資源，拓展包括公共衛生機構、二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在內的整個服務提供體系，以及外部基層行政力量、民辦非營利組織等中觀組織和宏觀社會層面的社會資本46。

五、結論與討論

第2篇

1公路建設行為特征

空間特征公路是一類線狀構筑物，由于其在生態系統中的鑲嵌，形成了具有線狀特征的路域生態系統，其空間特性十分明顯［12］．1）在空間結構屬性上，具有連續性、動態性和層次性對公路自身來說，其主要由路基路面、橋涵、隧道、路線交叉、交通工程及沿線設施等幾個部分組成，整個構筑體線性延伸，形成具有連續性和動態性的空間結構，并且具有多個空間層次．同時，路域自然、社會生態系統的結構與特征也隨著公路線狀延伸而在空間上表現出動態、連續與層次性，并且由于物質、能量及信息循環與交流的空間變化，而形成了公路建設行為的空間特征本質．2）在空間功能屬性上，具有通道和阻隔雙重特征公路建設行為從空間功能屬性上來看，沿公路線性分布過程，具有能量流動的通道功能，這種能量流動包括行車的能量傳遞，也包括自然生物過程的能量流動；同時，在橫向方向上，將原有相同的生境類型進行了分割，導致能量、物質、信息傳遞及流動發生阻隔，因此，公路建設行為具有通道和阻隔的雙重特征．時間特征公路建設行為時間特征與空間特征是相互關聯的，也是和其行為度量相關聯的，即在空間變化過程中，公路建設行為隨時間變化也具有一定的特征屬性，具有動態性、異質性和衰敗特征．基于此，對公路建設行為時間特征進行描述．對公路而言，隨著公路的建設和運營，其行為在時間上具有動態屬性，隨著公路建設行為自身的特征變化而發展．由于建設期和運營期行為特征的不同，在內部也表現出較強的異質性．在建設期，其行為主要是修建公路構筑物，其工程的強度隨時間變化而不同；而在運營期，從公路通車運營開始至公路停止運營，其行為的強度主要體現在車流量變化上．建設期，公路建設行為隨時間和工程進度推移，其施工強度會逐漸減弱，直至建設期結束，工程行為強度逐漸減弱至消除；運營期，從公路通車運營開始，至公路結束運營，呈現一個先高后低的過程，具有明顯的衰變特性．常見情況是在公路開通運營至后續較長時間，該路段車流量會逐漸減少，直至最終該路段運營結束．因此，公路建設行為在時間特征上，其具有動態性、異質性和衰敗等基本特征．

2巖土過程

巖土過程生態功能損益分析巖土過程在時間上是建設期工程施工過程，涉及到公路施工沿線的地表土地類型的變化以及縱向上土壤結構和性質的改變，巖土過程可分為開挖、棄土、填方等3個子過程，各子過程中以開挖量、棄土量和填方量等參數描述，是公路占地范圍生態損益的一種直接驅動力，在時間上該影響體現在建設期，在空間上根據路段里程不同其影響程度也不同，具有時間的短暫性和空間的動態性，最終該過程的影響于建設期結束而消除．巖土過程驅動力直接作用于公路占地范圍動物、植物和民眾3個對象．就植物來說，巖土過程在公路占地范圍內，將原有植被替換成路堤和路塹，植被覆蓋面積隨該過程進行逐漸減少，同時植物多樣性和生物量均下降，隨施工時間推移整個區域植物多樣性、覆蓋度和生物量逐漸趨于零；植物生態損益影響最終體現在生態服務功能影響方面，包括：氣候調節、原材料、氣體調節、土壤形成與保護、水源涵養、廢物處理、娛樂休閑、食物生產和生物多樣性［13－14］．公路占地范圍動物則隨地表覆蓋類型變化，棲息地受到影響，由于植物覆蓋降低，依賴植物生存的動物食物來源缺乏，使得該區域動物必須遷徙或消亡，最終導致食物鏈斷裂，使動物食物生產和生物多樣降低［15］．對于民眾來說，在該區域內，最主要影響為住宅用地或其他生活用地被占用，該部分民眾一般會由政府安排搬遷．在該損益度量方面，最終改變的是土地利用類型，以此作為最終生態損益量化參數，可從公路建設項目工程可行性研究的資料整理獲得．巖土驅動路徑巖土過程分為開挖、取土和填土3個過程，以棄土量、填方量、取土量和開挖量等指標進行度量，該過程與工程施工量直接相關，決定業主在施工期的投入，在公路———社會經濟的復合生態系統中，業主經濟損益受該過程影響．巖土過程同樣驅動公路占地范圍內土地利用類型變化，對公路占地范圍內生態服務功能造成直接影響．

3景觀過程

景觀過程生態功能損益分析景觀過程在公路建設行為中定義為公路線狀構筑物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的鑲嵌，在景觀尺度上形成新的路域景觀［16］，景觀過程主要影響公路沿線生物棲息地形態和面積．景觀生態學的基本理論模型包括綴塊—廊道—基底．公路建設行為導致綴塊改變包括公路主體占地和公路沿線設施，從外貌和性質上改變原有土地利用類型；廊道改變指公路建設行為改變了景觀整體基底結構，將原有相同基底的區域劃分為兩塊，具有廊道的阻隔效應；基底改變指公路建設行為改變了公路沿線原有分布最廣、連續性最大的背景結構．綴塊、廊道和基底的變化能夠較全面反應公路建設行為導致的景觀變化．以公路路段面積（m2／km）、曲度、里程、路基／橋涵／隧道比等參數描述整個公路建設行為在生態系統的鑲嵌，這些參數的變化引起了景觀的改變．景觀過程對生態損益的影響，其驅動本質是廊道的形成，造成生境破碎化及連通性降低［17］．景觀過程表征為對原有自然景觀，在廊道、基底和綴塊上的改變，在空間上，以里程作為全局動態性衡量參數，在不同里程路段以面積、路基／橋涵／隧道比、曲度作為度量參數．其生態損益影響對象包括公路沿線動植物和民眾；對于公路沿線動物來說，主要受影響的是其生境的連通性，種群受到阻隔，遷移通道阻隔，食物來源也因此減少；對于公路沿線植物來說，體現在斑塊破碎化方面；對于公路沿線民眾來說，受景觀過程影響主要是道路的阻隔作用致使可通過性降低．景觀過程生態損益驅動過程如圖2所示．3．2景觀過程驅動路徑景觀過程是巖土過程在自然生態系統的鑲嵌過程．該過程以里程、曲度、面積和路基／橋梁／隧道比等參數度量，該過程在運營期造成公路路域———沿線生態系統的邊緣效應帶生態服務功能變化，決定邊緣效應帶的生態損益，最終作用于生態損益對象的受益受損者．

4運營過程

運營過程生態功能損益運營過程指施工過程完成后公路運營的一個長時間尺度生態影響過程．運營過程生態影響主要包括：車輛運行產生的空氣污染，導致公路沿線影響帶動物、植物和人類生存環境變化；車輛運行帶來的噪聲污染，導致公路沿線一定范圍內的聲環境變化；公路路面材料吸熱和車輛運行帶來的路面熱效應，導致公路沿線的小氣候變化，影響生物生存環境．整個公路的運營過程是一個長時期復雜的生態影響過程，運營過程的原始驅動力來源于車輛運行，如公路在有大量車輛長時間運行與只有很少車輛通行的情況下，生態影響程度將有很大差別，整個公路運行過程生態影響程度取決于車流量大小，以年車流量（輛／年）作為衡量基本要素．在公路建設項目運營期，公路為路域生態系統，周邊與之相鄰的是各種類型的生態系統，因此可以引入不同生態系統間的邊緣效應理論進行分析．在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性質的生態系統（或其他系統）交互作用處，由于某些生態因子（物質、能量、信息、時機或地域等）或系統屬性的差異和協合作用而引起系統某些組分及行為（如種群密度、生產力和多樣性等）的較大變化，稱為邊緣效應．對于公路與縱向影響帶的邊緣來說，由于公路是一個線狀結構，其綿延數百至數千公里，將沿線的生態系統進行了分割，使生物的生存環境破碎化［18］，同時在公路的兩側也產生了與公路同長度的兩個邊緣．與其他的邊緣不同，公路有其自身的特點，具體表現在溫度、光、噪聲和化學污染等方面．在路域生態系統與不同生態系統的邊緣效應帶內，公路運營期，由于線狀構筑物的形成以及行車過程直接驅動邊緣效應帶的外部環境變化，這些變化對公路沿線動植物、民眾具有較明顯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溫度公路路面增溫主要由公路路面土地利用類型變化造成，路面范圍內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是路面吸熱增溫的驅動要素．其增溫過程與日照時間、路面材質、風速和氣溫等外界環境相關．溫度的邊緣效應對公路沿線邊緣效應帶的動物、植物和民眾來說，都具有較明顯的影響．首先，在植物方面，溫度是植物生長的重要條件，溫度變化直接作用于植物的生長周期．據文獻報告，公路路面增溫會導致喬木類植物具有較明顯增長，對草本類植物生長影響較小；其次，溫度改變作用于動物的生存環境，對邊緣效應帶動物種類和數量具有一定影響，適應溫度變化的動物數量在該區域會有所增加，對溫度改變不適應的動物數量將在該區域減少或消失；對公路沿線民眾來說，溫度變化對其影響不明顯．溫度邊緣效應帶的變化具有以下特征：①路域系統的小氣候有其自身的分布特征，溫度特征主要表現在：投入運營的路域系統中，位于谷底的中央分隔帶處的氣溫通常高于兩側邊坡的氣溫，甚至高于能夠代表當地自然狀況的坡頂的空氣溫度．這種特點無論是在晴天、多云還是雨天，都表現得比較穩定［19－20］．②不同下墊面的溫度數據分析表明，瀝青路面的溫度在不同測點都是最高的，路域系統中的植被表面溫度最低，土面和石面介于二者之間，且草面溫度變化和緩，溫度日變化幅度較小．路面增溫對動植物、民眾影響概念性的表示如下式所示．（式略）式中，ETemp為增溫生態服務功能影響，EhT為民眾影響，EaT為動物增溫影響，EpT植物增溫影響。污染物公路路域范圍內的主要污染物為粉塵、汽車尾氣．其中粉塵、尾氣是其特征污染物，其影響面也非常廣．粉塵的來源非常復雜，根據有關統計資料，其中主要為：農田占19％，建筑粉塵23％，路面粉塵43％，風蝕引起的塵土5％，其他約為10％．粉塵不僅對沿線生物的生長發育產生不利影響，而且對司乘人員和沿線其他人員也會造成不利影響［21］．汽車尾氣，其主要成分為：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硫化物、碳氫化合物（HC）和顆粒污染物等．另一類污染物來源于汽車輪胎磨損，經過降雨沖刷輪胎殘留物進入邊緣效應帶，對邊緣效應帶土壤和水質具有一定影響［22－23］．根據與路域生態系統相鄰的不同生態系統，這些污染傳播的范圍也不同，如路域生態系統相鄰森林生態系統和草原生態系統，粉塵和尾氣在森林生態系統傳播距離會遠小于草原生態系統，同時也與不同區域的氣候特點相關［24］．污染物邊緣效應對公路沿線的動植物和民眾具有一定影響，首先，對邊緣效應帶內植物來說，污染物中含有的N類營養物，進入效應帶導致適應該變化的植物物種增長加快，CO2濃度增加提供植物光合作用來源，但酸性氣體在降水過程中，產生酸性較強液體會對公路邊緣效應帶植物帶來較嚴重的影響；對邊緣效應帶內動物來說，污染物導致生存環境發現變化，如較多文獻分析高速公路非點源污染問題時，提到的水體水質變化致使魚類生境受到影響；對邊緣效應帶內民眾來說，污染物會導致飲用水質變化影響健康，揚塵和尾氣致使空氣質量和生活家居衛生受到影響．運營污染對動植物、民眾影響概念性的表示如下式所示．（式略）式中，Epollution為運營污染生態服務功能影響，EhP為民眾影響，EaP為動物污染影響，EpP植物污染影響．噪聲對于公路路域生態系統與其他生態系統來說，噪聲是其交接邊緣效應帶最顯著的影響輸入之一．運營過程中，不同路段噪聲的驅動力來源車流量，其影響條件還與路面、地形、車速和車距相關，理論度量采用《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聲環境》（HJ／T2．4－1995）中推薦的噪聲預測模式進行預測．噪聲對動物和人類有明顯的影響，目前文獻報道對鳥類研究比較常見，也有部分研究說明了公路噪聲影響陸生動物遷徙的影響．國家就人類影響部分指定了相關的標準，對不同區域和時間規定了公路噪聲的聲級，以及強制性降噪措施和方法．運營噪聲動植物、民眾影響概念性的表示如下式所示．（式略）式中，EN為運營污染生態服務功能影響，EhN為民眾影響，EaN為動物噪聲影響，EpN植物噪聲影響［25］．公路沿線影響帶生態損益驅動過程如圖3所示．綜合以上分析，公路與沿線不同生態系統交接帶存在不同寬度的邊緣效應帶，由于生態系統與公路路域生態系統的邊緣效應帶受外界環境影響程度不同，這些邊緣效應帶生態影響程度也不同．因此，這些邊緣效應帶的生態損益計算，可以根據不同影響的范圍和程度進行分析，但目前生態學發展程度很難清晰的說明這些影響會帶來多大的生態損益．本研究以逆向度量方法，消除環境層次的影響源，以此度量生態損益，該部分影響以生態補償價值量法進行計算，用經濟價值直接體現其影響程度．運營過程驅動路徑運營過程是公路建設項目運營期的公路生態影響過程，其驅動力來源于線狀構筑物形成及車流量，決定路段上小氣候、重金屬、空氣污染、水土流失、噪聲和廊道連通性等生態影響的程度，以車流量指標度量運營過程，是公路—社會經濟復合生態系統運營期自然生態損益影響的主要驅動力．車流量同時作用于業主收入和政府經濟收益，是公路—社會經濟復合生態系統運營期社會經濟影響的主要驅動力，最終作用于生態損益對象的受益受損者．

5生態損益驅動網絡

綜上所述，巖土過程最終影響對象是公路占地范圍生態損益和業主經濟損益，景觀過程最終影響對象是公路沿線生態損益，運營過程最終影響對象是公路沿線生態損益、業主經濟損益和政府經濟損益，如圖4所示．從時間和空間特征來看，在建設期，巖土過程驅動起主導作用，其主要驅動源是工程強度，包含開挖量、填方量和棄土量3個驅動度量參數，工程量作用在公路占地范圍內生態系統損益和業主經濟損益對象上，對這兩個對象在建設期的損益起主導作用；景觀過程根據巖土過程隨時間推移開始運行，在建設期其生態損益由于時間較小，其驅動力不明顯．在運營期，運營過程起主要作用，運營過程的驅動源是車流量，車流量對沿線影響帶和行政單元范圍內，生態服務功能、政府、業主和民眾福祉均起主導驅動作用［26］，是運營過程中最顯著的驅動要素；景觀過程在運營期，其驅動要素包括曲度、里程和路基／橋涵／隧道比，影響整個運營期公路沿線邊緣效益帶的生態服務功能．

第3篇

綠道的分類

FabosJG在主持建設新英格蘭綠道網絡的規劃中，將綠道劃分為3種類型：生態型綠道、游憩型綠道以及文化歷史保護型綠道。LittleCE根據綠道的形成條件及其不同的功能將綠道分為以下5種基本類型：城市河邊的綠道、以道路為特征的娛樂型綠道、重要的生態廊道綠道、風景或者歷史線路綠道，綜合的綠道系統或者網絡。FábosJ提出綠道可分3類：一種是具有生態意義的走廊以及自然系統的綠道；一種是娛樂型綠道；還有一種是具有歷史遺產以及文化價值的綠道。AhernJ認為，按照面積尺度的大小劃分，綠道可分為市區級(1-100km2)、市域級(100-10000km2)、省級(10000-100000km2)、區域級(>100000km2)4種類型；而綠道按照功能作用又分為生物多樣性綠道、休閑娛樂綠道、水資源保護綠道、歷史文化資源保護綠道等4種類型。

俞孔堅教授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綠道的規劃發展以及演變歷史。他提出中國按照綠道的形式與功能劃分，存在著3種類型的綠道，一種是沿著河道或者水域邊界分布的濱河綠道；一種是公園道路綠道或者具有交通功能的道路綠道；還有一種是沿著田園邊界分布的田園綠道。這些分類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綠道形成的不同形式，方便對其進行統一化的管理。而現實中各種類型的綠道常常交叉混合，怎樣劃分依賴于對它們特征的認可程度。

國內外綠道的研究和實踐

19世紀60年代，美國就開始了一定規模的公園路以及公園系統的規劃和實踐；之后就倡導有機疏散以及區域的規劃和實踐；接著出現了生態規劃理論；直到20世紀80年代，運用景觀生態學的觀點，進行了尺度較大的綠道系統規劃；1990年，LittleCE在《GreenwayofAmerican》中對美國的綠道進行了歸納總結，介紹并分析了16個綠道的規劃實例。之后景觀設計師們對美國48個州范圍內的綠道網絡進行了綜合的研究及規劃。還有部分學者對不同類別的綠道網絡運用景觀生態學理論進行了分析和評價。綠道最早的建設實踐也是在美國展開的，比如世界聞名的新英格蘭綠道等等。

綠道在歐洲的發展史則不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它最早以林蔭大道出現在法國，然后才是英國的綠帶。由于受美國綠道思潮的影響，歐洲于20世紀90年代后進行了一系列的綠道研究和實踐，綠道網建設現在正逐步向跨國合作發展。中國目前對綠道的理論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僅有少量的相關文獻對此有論述。俞孔堅等對綠道和綠道的發展歷史、設計原則、網絡分類等方面進行了研究。王海珍等則運用斑塊、廊道結構、網絡結構的分析評價了綠道網絡，蔡蟬靜等探尋了城市綠道景觀格局定量研究的方法。而在當前河流、道路、鐵路等兩側綠化獲得了一定成果的基礎上，必然要求綠道建設向更深入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對綠道有更深層次的研究。廣東省率先提出實踐科學發展觀，建立資源節約型以及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目標，廣東省建設廳提出在區域綠地劃定保護的基礎上，率先在整個珠三角區域展開綠道的規劃與建設工作。綠道的推廣與實踐代表了一種生態主義理念的回歸，也代表了地方城市建設的一種新趨勢。

綠道的生態設計方法探索

綠道作為兼顧生態保護與居民休閑使用的開敞空間，其設計方法是多種因素的疊加，除生態性以外，綠道的景觀性、文化性、游憩性等不同因素也應在考慮范圍內，其規劃設計要因地制宜，體現各地方的特色，雖然由于場地及規劃的側重點不同，但整體的設計方法框架可總結如下：

1現狀調查分析，確定區域內的資源要素

根據國內外綠道建設的理論和經驗，得出主要影響綠道規劃設計的資源要素包括區域內的自然生態要素、人文要素、現狀道路布局等等。因此，對區域內水資源、自然資源、物種多樣性等進行綜合性評價是規劃設計綠道的前提。分析和明確區域內山體、河流、田園和海岸的物種分布情況和生態作用，根據各自的特點確定敏感地帶，確定綠道設置的主題內容以及綠道的選線，構成綠道框架系統，因為它們是獨特景觀、生物多樣性的集中地帶，也是人們休閑向往的地帶。

2根據綠道的現狀系統，確定綠道網選線布局

密度以及游憩項目開發程度根據建設地現狀、用地性質和地區服務功能等需求，分析區域內綠道潛在性游憩價值以及已開發項目對區域內的生態影響。通過綠道網慢行密度控制確定合理的綠道容量，并用容量控制方法降低具有生態危害的游憩項目開發使用頻率和活動范圍，減少一些生態危害大的游憩活動，微調綠道走向，形成人為活動干擾的緩沖區。

3提高綠道的連接質量，加強綠道網與其他交通系統的接駁

依據區域內生態環境敏感性程度及自然生態類型、級別，確定綠道的連接線路。先連接景觀質量較高的部分，特別是重要的棲息地斑塊，觀察棲息地節點圖的節點，探索抗拒力最小的路線。充分考慮區域綠道與道路交通、軌道交通及靜態交通的銜接，加強城市交通系統、慢行交通系統與城市綠道網的接駁，并建立一個完善、持續的機制來解決其相互之間的沖突。

4優選綠道網串聯的節點和綠道的邊界確定

對綠道網中的各節點進行重要性評價，挑出最具有開發價值的自然人文節點、城鄉居民點以及城市公共空間，并盡可能串聯更多有關自然及人文要素的節點，以充分展現該區域的自然生態景觀和歷史文化底蘊，提高綠道的開發效益和吸引力。綠道的控制邊界的確定以各類生物生態習性及外界干擾的影響程度為依據，確保綠道生物走廊的最低寬度。

綠道的生態學意義

綠道建設是以綠為脈，以道為媒，串聯各生態空間要素，完善城市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維護生態安全和格局，保護和挖掘城市特有歷史文化資源，改善人居環境為目的。其生態學意義是多方面的，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去分析和理解。

1從生態完整性分析

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具有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生物的適應性，即生物在一定環境下的演化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生物學特性，它是生物與環境互相作用的結果。生物的生產能力,能夠修復受到干擾的生態系統，以維持生態系統的波動平衡。任何一個生態系統要保持健康、完整，必然要多要素相互作用，而不是簡單的多個物種疊加。單個要素生態功能之和小于整體的生態功能，因為各個要素按照一定的規律組織起來就具備了綜合性的功能，這是各個要素獨立存在時所不具備的。綠道規劃不是替代其他規劃，而是其它非線狀風景園林規劃的重要補充，通過連接其他非線狀重要風景園林系統，從而形成綜合性的整體，以達到保護的目的，對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

2從生物多樣性保護分析

生物多樣性是維護生態系統穩定性的基礎條件，也是區域生命支持生態系統的核心，還是支持區域穩定及其發展的物質基礎。綠道在生物多樣性的保護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斑塊間物種的遷移率，使不同斑塊中的同一物種個體之間的更方便，從而使小種群免于近親繁殖而退化，保護了基因多樣性。綠道通過促進斑塊間各物種的擴散，提高了種群的增長以及斑塊中某一種群滅絕后外來種群侵入的速度，從而對保護和提高物種的數量發揮積極作用。另外，由于綠道方便物種的遷移，某一景觀或斑塊中的干擾對物種的威脅就明顯降低了。

根據島的生物地理學平衡理論得出，島的面積大小，影響著島上的物種豐富度。烏利萬(Vulli-van)和謝弗(Shaffer)一致認為，島嶼物種數量的2個最主要影響因素是面積與距離。保護區之間的距離決定了物種的侵入或引入，自然保護區在平衡時的物種豐富度則決定于遷移速率和滅絕速率。由于殖民化的物種源是遷移和滅絕速率的依賴，所以整體隔離非常危險。確保有一個足夠大的生境用來保護內部殖民化的物種源是保護區內物種不滅絕的唯一辦法。一般而言，斑塊是非常重要的生境，綠道則是非常重要的遷移通道。因此，對于破碎化的生境來說，將各生境島嶼通過綠道連接在一起，特別是連接較大的自然斑塊，可以減少甚至抵消因景觀破碎化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對于野生物種多樣性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

3從生態廊道內涵分析

生態廊道，即具有生物多樣性的生物能流、物流的通道，是動物棲息或遷徙、植物基因流動的走廊，它是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基本條件。而綠道是有不同寬度、保持區域生物多樣性、并連成網絡狀的生態走廊系統，綠道使孤立的生境斑塊連接成為一個整體，促進了生境的連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