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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和快速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在國民經濟運行

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保險業作為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穩定社會、保障民眾、資金融通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保險業目前實行超常規發展，困擾其發展的瓶頸即投資問題.在保險資金投資渠道放寬后引起的效益問題、風險問題、資源有效配置等問題，對保險業的長期運營和社會穩定將產生深刻影響，應引起關注和重視。

一、我國保險資金運用現狀

按我國《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的運用，限于在銀行存款、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企業債券、投資基金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運用形式。目前，我國保險資金運用有以下特點：

1.投資渠道狹窄，滿足不了保費快速增長的需求

據有關資料顯示，截止2003年底，各保險公司保險資金運用余額為8739億元，其中：銀行存款為4550億元，占52.06%；購買國債1400億元，占16.1%；購買金融債券占9.48%；購買投資基金占5.23%；其他投資占17.13%。保險公司持有的企業債券已占債券總量的一半，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占封閉式基金的26.3%，保險公司正逐步成為資本市場主要的機構投資者。

2.投資收益降低，形成較大的利差損

保險資金投資收益逐年下降，2001年度為4.3%，2002年度為3.14%，與以前年度保單預定分紅率5%、6%相比，出現了較大的利差損。保守估計，保險公司以前年度累計利差損高達數百億元，已成為企業經營的歷史包袱，制約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

3.經營方式粗放

目前，保險投資還處在粗放經營階段，面對龐大的經營資產，沒有形成成熟的管理思想，憑經驗投資，靠天吃飯的情況比較普遍。國外比較普遍運用的資產負債管理、投資組合理論在國內保險投資領域還處在探討、摸索階段，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為空白，沒有避險工具，在股票市場對保險投資開放后可能出現的風險因素應引起足夠的關注。

粗放經營的結果是投資收益呈現大幅波動，不斷走低。首先是保險公司收益下降，有些公司甚至出現虧損，引起股東不滿，股東信心下降，對公司長期經營會產生不利影響；其次，客戶也不滿意，因為投資收益下降，造成投資連結保險客戶賬面價值降低，甚至出現較大虧損，購買分紅產品的客戶分不到預期紅利，出現部分客戶投訴保險公司誤導的情況；第三，由于保險公司效益下降，出于成本考慮，將會減少為客戶提供附加價值服務，對客戶服務的深度、廣度和質量也會降低等等。這些情況在社會上將造成不好的結果，既影響保險公司的信譽，對保險行業也是一種傷害，甚至還會影響社會的穩定，使保險失去保障民眾、造福社會的作用。

二、國外投資趨勢

1.發展趨勢

國外保險企業發展的趨勢之一是規模大型化、經營集團化，充分發揮資本并購、投資的積極作用，走上快速成長之路。1998年，美國花旗銀行和大型保險公司旅行者集團合并，成立新花旗集團，服務范圍涉及商業銀行、保險、投資銀行、資產管理、基金等金融業務；1999年，德意志銀行收購美國銀行家信托公司，形成了超大型金融集團；1999年，日本富士銀行、興業銀行和第一勸業銀行合并，成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集團—瑞穗金融集團；2000年，大通曼哈頓公司收購J．P摩根，成立摩根—大通公司等。歐洲發達國家的金融企業購并潮此起彼伏，特別是美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的實施，促進了金融的混業經營，形成了全球金融系統中具有重大影響的超大型跨國金融集團。保險業在這種繁榮的大背景下，迎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

2.盈利模式

國外保險業經營、承保利潤越來越低，而資金運用投資收益穩定，已成為保險企業彌補承保虧損、產生利潤的主要來源。例如在1975年-1992年間，美國、英國和瑞士三國的承保盈利率在—8%左右，而綜合盈利率還分別達到5.8%、4.5%和3%。在1996年-1999年間，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的承保虧損率分別為6.5%、5.7%、7.9%、8.3%、14.1%，而由于投資收益率分別為7%、8.3%、9%、5.8%、7.8%，從而保證了保險公司的穩健經營。

從傳統的承保盈利模式向投資盈利模式的轉變，標志著保險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大量金融衍生產品的涌現，使金融投資具有廣闊的選擇范圍。新經濟浪潮的出現，特別是IT技術快速發展，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各種金融工具之間的轉換更加便利。保險業順應世界經濟發展潮流，實行管理創新的技術創新，改變了保險投資的作業方式，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國外保險業的發展趨勢對國內保險業的發展方向將產生深刻的影響。

三、我國保險投資方式的創新

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的出臺，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促進了金融業的改革開放，對保險投資將產生長期而深刻的影響。支持保險資金直接投資資本市場、提高人市比例，以機構投資者的身份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明確了保險資金運用主渠道、經營方式和市場地位。

資本市場以其高流動、高收益、高風險的特性吸引了大量資金參與，融通大量資金支持了社會各產業的發展，同時為市場流通資金提供了盈利機會。保險投資深度參與資本市場，與其產生交互相關性，國外成熟的資本市場如此，國內新興的資本市場亦然。保險資金投資渠道放寬后，經營方式將發生重大改變，以下幾方面將成為重點選擇：

1.股票投資

截至2003年末，國內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1285家，數量逐年增加。目前，香港部分銀行開通了人民幣業務，在內地資金投資香港股市的政策明確后，保險資金還可以投資香港股市。股票市場容量擴大，投資品種增多，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對股票選擇有了更大的空間。

在國外，股票是保險資金重要的選擇。在日本、歐洲等國家，股票投資占保險公司總資產的20%-30%，在美國甚止占保險公司總資產的50%，由此可見，股票市場是保險資金重要的投資場所，保險資金促進了股票市場的繁榮，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經濟效益，不斷創造社會財富。

2.直接投資

按《保險法》規定，保險資金不能設立證券經營機構、不得用于設立保險業以外的其他企業。全球金融混業經營的大趨勢，國外保險集團迅速進入我國保險市場，對我國保險業單一經營的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戰。我國保險公司目前正在經營轉型，保險資金的直接投資有了很快的發展。保險公司轉型方向有兩個方面：一種是建立保險、證券、銀行、信托等功能齊全的金融控股公司，發揮全能金融集團的規模優勢、范圍優勢，占領市場份額，以規模求效益、保數量促質量，如中國人壽、平安保險等建立了集團公司，部分發展迅速的保險公司也正在積極申請組建保險集團，拓展經營范圍，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提高；另一種是建立專業化的保險公司，利用專業優勢，在行業細分市場上深耕細作，擴大其局部優勢，如中國再保險集團等。保險公司在集團化經營時，要著重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練好內功，在集團內部建立產險、壽險、健康險等門類齊全的保險子公司，并迅速擴充市場廣度、充分挖掘市場深度，把保險根基打牢，這是與其他金融企業、國外保險集團競爭的基礎。在保險業務沒做好的情況下，盲目建立綜合性集團，有舍本逐末之憂，根基不牢，難成大事，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二是要充分利用其他競爭企業的資源和優勢，在共同發展中求得保險業更快的發展。如各保險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資產管理公司，思路是對的，但要注意充分發揮基金、證券公司、銀行的委托理財作用。特別是基金公司，有長期經營的理念，有專業的市場、行業研究人員，有素質較高的基金經理，在2004年一季度的股市行情中，部分基金獲得了10%，甚至是20%以上的收益率。保險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基金公司的專業優勢，委托經營良好的基金公司進行理財。

四、我國保險資金運用應關注的問題

保險公司經營目標、經營方式的轉變，給保險資金運用帶來了很大的挑戰。保險資金運用范圍的擴大，在提高效益的同時，也會出現相關問題。比較突出的問題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經營創新

經營創新表現在經營思路、投資工具創新。在保險集團內部，資金運用要制訂長期的經營目標，避免短期行為。一是保險是我國重點發展的金融服務業，國家支持其長期穩定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二是保險資金以10年期、20年期的長期資金居多，從資金的性質來看，也要求保險公司資金以長期投資為主。

要樹立長期經營的思想，保險公司內部要調整相應的政策，如考核、評價政策等。目前，多數保險公司的考核、評價以短期考核為主，以一時一事的成敗論英雄，嚴重束縛了保險投資人員的經營思想，使他們不敢也不愿意去長期經營。從保險涉及的社會公眾來說，也應有長期經營思想，不要看到投資賬戶盈利就眉飛色舞，虧損了就不肯善罷甘休。其實保險投資也存在經營風險，但從長期來看，會有比較好的盈利機會與前景。保險資金長期經營對保險公司、社會公眾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都有利。

投資工具創新是指針對新型的投資品種，選擇合理的證券、資產組合，完成獲取收益與控制風險的過程。由于保險公司不能直接投資保險業以外的企業，研究項目投資信托化就顯得很有必要，如電力、高速公路、城市供水、供氣等基礎設施項目，收益穩定、風險較小，非常適合保險資金投資。保險資金不能進行這些項目的股權投資，但如將資產證券化，變成一個個信托產品，保險資金就可購買。諸如此類的金融創新不僅可以解決項目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而且也開辟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

2.資本經營

行業的發展過程就是業內公司不斷設立、消亡、兼并與資產重組的歷程。我國保險業發展至今，各保險公司發展不平衡，在業務規模、資產質量、經濟效益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本身存在兼并沖動。國外金融集團的進入，加快了兼并與重組的步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保險業的兼并風起云涌，造成了德國安聯、荷蘭ING等大型保險集團的出現。我國保險業做大做強有兩個標準，一是保險市場規模足夠大，有很大的容量，在金融領域甚至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有較大的影響；二是保險集團公司的規模足夠大，造就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保險“巨無霸”，積極參與國際保險市場競爭，融人全球金融一體化發展進程。從發展的眼光看，規模是特別重要的，如果要保證競爭優勢，規模也是必須的。可以說保險業的兼并與重組是大勢所趨，是發展的必然。

保險業的兼并與重組的過程，也是錘煉保險投資能力的過程。保險投資除了有短期獲利能力外，出色的資本經營能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資本市場的風風雨雨，更多的是股權的爭奪與喪失，資本在流通中變化，在變化中尋求增值機會。保險資本同樣具有逐利性以及與之相伴隨的風險性，這是保險資金投資時需面對的客觀現實。

3.風險控制

保險行業本來就是集聚風險、分散風險的，轉移風險、控制風險是保險公司的責任。保險投資作為風險高發區，對風險的控制就顯得尤其重要。保險投資風險控制程序分為風險預防、風險識別、風險發生、風險消除等。風險預防首先要建立風險預警系統，對投資品種進行指標評價，如設置證券購買的最大數量、最高價格等，進行諸如威廉指數、乘離率、AR指標等相關的技術指標分析，對風險進行跟蹤監控，預防風險發生。盡管監管部門對保險公司投資品種有數量監督、金額管制，那是監管性約束，是不能違反的，但企業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確定風險控制金額，一旦超過，便是高風險區，必須降低倉位，作減壓處理。其他指標的控制也應做類似處置。

債券在保險投資中占有的比例較高，到2003年末，國內保險公司對國債和金融債的投資金額已達到2230億元，占保險資金運用總額的25.43%。2003年，交易所市場22只國債現券中，只有12只的年回報率為正數。2003年最后4個月內，絕大多數參與國債交易的機構都難逃賠錢的厄運。從票面上粗略計算，全行業的損失金額應在400億元—500億元之間。

保險資金參與國債交易，也遭受了巨大損失，因此，保險公司應進行利率風險管理研究，回避風險。2004年2月，中國銀監會頒布了《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為金融產品創新和利率風險管理提供了政策依據。保險公司具有高超的利率風險管理水平，不僅能減少損失，還能為保險賺取可觀的收益。

第2篇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其次的疑問在于，日本對華投資金額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對中國投資最多和增長最快的1995年為例。這一年日本對中國的投資為44.78億美元，僅占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8.7％，占日本對亞洲投資總額的36.2％，而僅占日本對美國投資額的19.8％，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額還不到對美國投資額的1／5。如果有影響，也只能說明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就業水平的影響很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近年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日本的失業率卻在降低。據日本總務省勞動力調查，2004年失業率為4.7％，2005年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數出現了1997年以來的首次增加，同時青年就業人數增加，2005年，25歲到34歲的失業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業率為4.0％，6月份完全失業率為，完全失業者數比前年同月減少2萬人，就業人數比前年同月增加20萬人。由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誘發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進口”效果，反而帶來了日本國內就業機會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對外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理論分析與日本的現實

在分析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具體影響時，我們先來分析一般條件下的情況。所謂一般條件，就是指國內經濟的平穩發展。直觀地看，對外投資就是將國內即將用于或已經用于生產的資金或生產資料裝移到國外，我們將這些資金或生產資料統稱為資產。不難理解，如果這些資產在國內進行生產，勢必要在國內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國內的就業，然而對外投資減少了這部分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一個方面。同時，這些資產的轉出就意味著已經存在的或即將存在的生產活動的轉出，則本來或潛在以這種生產為原料供給對象或產品銷售對象的生產者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它們的就業，這是對外投資影響就業的第二個方面。很明顯，以上兩者都是負面的影響。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還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即通過向國內購買原材料或中間產品增加本國的就業，這就是一些學者談到的擴大出口效應。不過問題是，如果這些生產者仍在國內，它將向國內購買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即使考慮到對外投資使生產規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間產品，此時向國內的購買量也不會大于在國內時向國內的購買量。可見，擴大出口的效應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難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負面影響。因此，總的來看，在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下，對外投資應該減少國內的就業。在此，我們特別強調經濟平穩發展的條件，因為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上面的結論將不再成立。非經濟平穩發展的極端情況亦即經濟過熱和經濟低迷。在經濟過熱時，對外投資減少的就業會立即被吸收；在經濟低迷時，對外投資根本就不減少就業。也就是說，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外投資不會對國內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在此意義上甚至應該理解為增加了就業)。

作者認為，基于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的背景，日本當時的經濟現實就屬于經濟低迷。從國內大環境來看，由泡沫破滅導致的不良債權問題日益突出，銀行惜貸現象嚴重，以致企業破產增加，就業環境惡化；就業環境的惡化，進一步加重了日本國民的不安心理，導致消費需求下降，企業生產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萎縮，雇傭人員進一步減少。可以想象，面對國內的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那些對外投資的企業即使待在國內也不可能創造就業，而只能造成資源的浪費。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國內的企業的開工率都十分低下，不僅不能通過擴大生產來增加就業，反而還在競相裁減員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業聚集的東京大田地區，制造業的就業人數比泡沫破滅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廠數目下降了25％(國家信息中心，2004；傘鋒、曾浪，2005)。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日本對外投資的企業不存在對國內就業的前兩種負面影響，而其第三種正面的影響卻在整體上顯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對外投資沒有破壞國內就業，相應地，日本近年來對中國投資的迅速發展也沒有降低其國內的就業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響，應該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業。

四、對中國的直接投資沒有惡化日本就業：一個實證的證據

對于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引起日本國內就業惡化的言論，還可以在計量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反駁的證據。我們的做法由兩個步驟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沒有下降則沒有必要進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下降與日本對中國制造業投資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之所以用制造業作研究對象，是因為近年來日本對中國投資以制造業為主體。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變量，則是考慮到，如果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沒有下降，即使制造業就業下降也沒有必要關注海外投資對日本就業的負面影響，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對中國投資是否影響了日本的就業。

首先來看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變化。從圖2來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長的一個時間內，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始終處于一個下降的狀態，這符合了上面所說的進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這里也有問題：長期持續的比重下降很難與對中國投資建立密切的關系，而總就業與制造業就業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對于第二步的工作，我們通過檢驗下面的

回歸模型來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為日本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的比重，FDI為日本對中國的制造業投資，t為時間。考慮到日本對中國投資對其國內就業的影響可能具有滯后性，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3個滯后變量。經過對E和FDI的時間序列做平穩性檢驗，發現兩個變量都具有1階單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檢驗結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計中我們采用兩個變量的l階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計結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計結果顯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們對日本國內的就業沒有影響；FDIt-2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但由于其系數為正值，不僅不能證明FDI對日本國內就業有負面作用，而且還顯示了FDI與日本國內就業存在某種正相關關系。也就是說，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日本國內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對日本就業下降原因的進一步認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日本近年來(主要是90年代)的就業惡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的狀況。經濟蕭條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業不得不減少生產，也就不得不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國內經濟的狀況導致了以終身雇傭為主的原有雇傭制度的變化，使很多原來的全職工作變成了兼職工作。因此它使企業產生裁減員工的要求同時又消除了其裁減員工的障礙，故而導致了國內大量的失業。其次，在國內經濟狀況、自身發展要求、對外直接投資等因素的影響下，日本需要也正在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這種經濟結構調整的本身也會帶來一定量的結構性失業。正像一些日本經濟學家指出，日本的就業市場近年來處于一種失衡狀態，傳統產業由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或資源轉移等原因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而一些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卻存在勞動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原來日本經濟快速發展所賴以存在的外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

如果要說中國對日本就業有所影響的話，那么近年來中國經濟強勁發展奪走了日本的外需應是最為突出的因素。中國大量的物美價廉的產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國內的生產不得不減少，因而促使其就業水平下降，但這與日本對中國投資的變化無直接關系。所以，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對外投資是其必然的要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決自身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使自身經濟重新步入一個良性發展的軌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本國就業狀況惡化的問題。

內容提要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造成母國就業狀況惡化的評論曾經甚囂塵上。本文通過理論與實證方面的分析結論表明，日本對中國的投資不僅沒有使母國的制造業就業甚至總就業下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后者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總的來看，導致日本失業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國內而非對華直接投資。

關鍵詞日本對華投資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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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論文摘要】在現代商品經濟社會中，隨著生產要素的多元化，投資的內涵變得越來越豐富，無論是投資的主體、對象，還是投資的工具、方式等都有了極大的變化。由于投資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投資已經成為每一個企業力圖做大做強，擴大規模、增強效益、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一、企業投資的現狀

在企業不斷運轉過程中，投資和再投資是企業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所必須經歷的階段。在企業經過一系列籌資活動后，可能積累了不少資金，如何使用這些資金來獲得最大限度的投資收益呢？要達到上述企業經營理財的目標（即最大限度的投資收益）就必須用全面的整體的眼光來看待投資活動。

投資是指為了獲取將來某些不確定的價值而放棄目前一定價值的決策活動，其目的是為了獲取一定數量的未來價值。

我國大多企業現狀是有了資金想發展，卻不善于、不敢于進行投資。社會經濟生活越來越復雜，投資風險越來越大，不少企業難以對投資機會做出理性判斷，不敢將資金輕易投出，害怕血本無歸。這種現象在中小型民營企業中尤為突出。在商品供應充足甚至過剩的經濟背景下，激烈的競爭，殘酷的優勝劣汰，使這些企業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死死把握住手中的資金，維持自己的主營業務，只求能維持現狀就萬事大吉。而在國有企業也存在著相同的現狀，這固然取決于決策者學識水平、素質膽識和責任心使命感，但更大程度決定于現存社會經濟的環境壓力、干部考核體制以及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等。

二、企業投資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原因分析及解決對策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投資無疑是企業變革求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還是像以往那樣循規蹈矩，無所作為，其結果必然是走投無路，山窮水盡。除在現狀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目前，許多企業還存在如下問題,以下將針對這些問題進行逐一分析并找出其解決對策。

1、管理方式不當，損失嚴重

企業投資方式陳舊，融資渠道單一，管理方式落后，監督措施不力，很難發現投資中出現的問題，即使勉強發現也不能及時處理，造成投資失誤、投資重復、投資浪費、投資虧損。

原因：不科學的投資管理模式。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的投資管理不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調。投資的體制和機制不順，管理的制度和辦法滯后，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忽視科學投資戰略規劃和精確的預算控制，沒有嚴格的風險控制分析和市場應急措施，缺乏必要的激勵約束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等等。

對策：實施一種先進的投資管理方法。管理要依法而行，管理要建章健制，形成一套真正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投資管理方法，按照投資建議、可行性論證、投資決策、投出資產處置和銷售等環節對投資實施全程控制和監督。健全投資管理機構，完善投資決策機制、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制定嚴格的投資管理制度。界定關鍵區域的責權利，既要防止權力重疊，又要避免權力真空。實施必要的責任追究機制和合理獎懲辦法，形成齊抓共管之勢，產生管理協同效應。力爭每一項投資都能做到高起點設計、高標準運行、高效能管理、事前論證民主科學、事中監督及時有效、事后考核評價準確。

2、缺乏市場調研意識

市場調研是系統地收集、分析和報告信息的過程，它具有系統性和科學性。市場調研包括市場調查和營銷分析，不僅要有可靠的實地調查數據，更重要的是要根據已有的真實材料進行分析。調查顯示，中國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不重視市場調研，缺乏對供需關系的研究，產品設計和制造不能完全針對市場。

原因：有些企業往往沒有掌握充足的可靠的信息，因此專門研究規避風險問題，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不做市場調查，或市場調查的方法不當，缺乏科學依據，搜集數據失真，從而導致錯誤理論，誤導企業選項，最終導致決策失誤。

對策：企業應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掌握足夠的信息。進行市場調查的方法有許多，比如座談會、街頭訪問、入戶調查、跟蹤測試、商店研究、企業研究、二手資料收集等等，每個企業應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決定采用的方法。

3、投資風險大

投資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任何一個企業進行投資都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企業的經營者對該企業如何經營而承擔的風險，包括對內投資風險和對外投資風險。對內投資風險與其本身經營密切相關，對內投資一旦形成后，其投資風險就包括企業自身可以控制的企業特別風險和自身不可控制的市場風險。而對外風險和本企業的經營沒有直接關系，它包括被投資企業的特別風險和市場風險，而這兩種風險對投資企業來說都是不可控制的。

原因：一些企業由于人員素質整體不高，管理水平偏低，缺乏駕馭風險和規避風險的能力，尤其是一些私營中小企業，主要管理人員沒有樹立風險意識，投資隨意性大，導致其投資項目風險更高。

對策：努力降低投資風險。加強對新產品試制的投資、對技術設備更新改造的投資、對人力資源的投資。人是企業管理的基本因素，加強人力資源的投資，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另外分散資金投向，降低投資風險，也會起到減少投資損失的作用。

4、投資決策缺乏創新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說過：“管理的核心問題是經營，經營的核心問題是決策，決策的核心問題是創新。”國外許多企業由于投資善于創新，擁有自己獨特的技術或核心競爭力，使比自己大的企業想吃吃不掉。我國的很多企業投資創新意識不夠，往往追隨比自己大的企業或同行相近企業的投資模式以及投資做法，缺乏創新，不能通過投資培植自己獨特的技術或核心競爭力。

原因：決策帶有盲目性。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經濟過渡過程中的一系列變革，實際導致了企業生存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企業領導不從本企業所處環境角度研究改革政策措施的性質及其影響，并對可能出現的變化做出及時的反應，重大投資決策便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盲目性。

對策：樹立投資決策的創新意識。企業應該在自己的領域內不斷推陳出新，以不間斷的自我積累、產品開發與升級、技術創新，更貼近消費者需求來實現企業的發展。而不是去搶占看來會盈利的非自己經營領域的市場。不知簡單的盲從只會使整個市場空間越來越小，面對如潮的外國企業，諾大的市場只能拱手相讓。我國的企業也應該吸取國外企業成功的經驗，培植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緊緊圍繞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做文章。

5、投資決策者素質低，決策水平不高

在資金不足的困擾下，如何進行投資并能取得良好的收益，對每一個企業投資決策者來說都是一個難題，其因在于投資決策者和財務人員的素質普遍偏低。許多投資者缺乏基本的財務管理知識，有的甚至連財務報表都看不懂，何談進行投資決策與獲取投資決策信息的能力。由于有的企業在人、財、物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弱勢，影響了其獲取投資決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不注意財務會計信息的分析處理，許多企業會計核算不夠健全，因而，很少深入地分析處理財務報表中存在的問題。

原因：在經濟發達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程度較高，存在比較熟悉的職業經理市場，對于管理素質的界定、劃分和測評都有比較成熟的體系標準，管理者的知識、能力結構相對合理。相比之下我國的職業經理市場剛剛啟動，現有的管理者也大多與行政級別掛鉤，缺乏相應的市場經濟知識，加上管理者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動力和壓力較小，造成管理者群體整體素質偏低的現象，無論是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不能完全適應改善企業投資管理和提高投資效益的需要。

對策：一支優秀的投資管理隊伍。隨著投資領域向深度和廣度拓展，越來越需要一支協同有效的管理者隊伍。要有一個好的人力資源戰略，培養一批具有新思維，掌握科學方法，既有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又有投資管理經驗和有關財務、金融、審計、稅務、法律、管理等專業知識的各方面人才。

6、投資決策程序混亂

投資完全取決于決策者——不管是國有企業的高管和董事會特別是董事長、總經理還是中小民營企業老板的個人偏好、經驗和知識，缺乏長遠發展戰略考慮，不經民主決策程序，沒有必要的投資論證，盲目投資、意氣投資、感情投資、政治投資等現象層出不窮。

原因：不民主的投資決策程序。對于國有企業造成目前這種不民主決策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法人治理結構中一元制下董事會監督權、經營權與決策權混同。

對策：采用一種科學的投資決策程序。建立科學民主的投資決策程序，改變決策者僅僅靠經驗、主觀判斷進行決策的觀念和做法，拓展決策者的思維空間，強調企業自主投資過程中決策程序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延伸決策者智力和視野，從而使決策者將原先模糊的管理經驗和決策程序進行規范化、定量化，最大限度地消除決策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保證決策的合理化、管理的現代化。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在得到投資信息之后，應避免一言堂的誤區，采用多種方法來進行科學決策。

三、企業投資的進一步思考

企業要想永遠生存下去并得到發展壯大，除了要認識到在其投資中的現狀、問題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外，還要著重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應特別重視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

企業進入市場以來，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內部的情況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各種風險客觀存在。因此企業領導，需根據不斷變化的內外部環境，快速科學的做出投資決策。尤其是有些行業，由于投資額大、回收期長、固定資產的專用性強，決策一旦失誤，損失巨大，因此投資決策前的可行性研究顯得尤其重要。

2、企業投資風險及其控制

由于客觀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所以風險也是客觀存在的，每一項投資都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投資決策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比較小，可以忽略它們的影響；如果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較大，且足以影響方案的選擇，那么就必須對它進行測量并在決策中加以考慮。否則一旦決策失誤，其損失將是長遠而巨大的。因此企業在投資時必須要經過預測、決策，并對投資項目實施嚴格的審核與管理，以防范和降低風險所造成的損失，提高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

3、建立投資退出戰略

企業應該對投資項目定期進行分析、排序，慎重部署投資退出機制。

很多企業在投資時往往只考慮日后如何經營，卻很少想過如何適時兌現投資，更少想過如何收拾虧損殘局。對企業來說，投資總是做“加法”容易，做“減法”難。企業通過投資、再投資擴大規模后，往往面臨著如何退出已有投資的問題。不少企業正是由于沒能在投資的進入與退出之間取得較好的平衡，因而在市場競爭中陷入被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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