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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生態主義的產生與發展

人類為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危機，通過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理念更新等，將人類對自然的非理性和過度自由主義進行必要的自我規制、自我調適，意圖重塑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針對人類中心主義導致的人類利益泛化，人類不斷進行反思修正，逐漸重視自然和動物的權利、主張動物解放、尊重生物本身，尤其以重視生態整體的生態主義影響最為深遠，并將生態主義視為超越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環境保護“第三條道路”［8］。

1.生態主義的產生

生態主義(ecologism)源于生態科學。隨著生態科學的發展，人類認識到地球整體是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地球上包括人類在內的生命系統與其他各種物質因素構成的生態系統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通過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組成有序且相對穩定的“具有特定結構和功能的有機整體”。［9］生態系統總是保持著相對穩定和平衡狀態，若其中任何一種要素發生變化，都會引起其他一種或數種生態要素的變化。生態系統對自然或人為原因導致的環境變化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如生態系統對污染物有自凈能力，但如果人為排放的污染物超越了生態系統的自凈能力，就會使生態系統的能量流動和物質循環過程中斷或受損，導致環境惡化，從而不利于生態系統特別是生命系統的正常運轉。生態科學中的生態主義要求生態系統中所有構成要素必須維護生態系統本身的相對穩定，堅持整體主義思想，實現生態系統本身的可持續發展。［10］生態系統本身的相對穩定和平衡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人類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維護生態系統整體的相對穩定和平衡，優先考慮生態利益，人類的行為必須服從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2.生態主義在倫理學、哲學中的發展

人類在反思環境危機根源、應對環境危機時將生態主義引入到社會科學領域。社會科學中生態主義論者總體上主張人類只是生態整體或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人類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生態其他組成部分的利益。［11］生態主義被人類首先用于倫理學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和批判。美國著名生態文學作家蕾切爾•卡森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首先提出生態整體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卡森在該書中以大量的事實和科學知識為依據，揭示了濫用殺蟲劑等化學藥物所造成的全球性環境污染和嚴重的生態危機，質疑現代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觀念和狂妄的科學態度，表達了自己反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整體主義思想。”［12］在人類與自然關系的倫理道德上，生態主義主張人類新的倫理規范應當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將人與社會倫理道德關系中社會概念擴大到土壤、水體、植物、動物或者它們的集合體，“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13］，人類必須尊重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價值和存在權利。從思想上引導人類對過去的行為和善惡觀進行反思，倡導以生態利益中心主義取代人類利益中心主義，注重人類對自然和環境的責任，強調動物的權利。［14］倫理學中生態主義是對非理性人類中心主義的重大修正，強調人類思維方式的變革。生態主義也引起人類哲學思想的巨大變革。一方面，傳統的哲學主體論認為只有人類成員才能成為社會關系的主體，人類成員之外的生態系統組成部分在社會關系中只能以客體存在。生態主義要求人類在哲學主體論上必須轉變對生態其他組成部分唯客體定位傾向，甚至承認其主體定位，并賦予其道德關懷。另一方面，傳統的哲學價值論認為人類是世界的目的，只有人類才具有目的性價值，自然僅有工具性價值，是被人類改造、征服的對象。生態主義要求人類在哲學價值論上必須轉變對自然的唯工具性價值定位傾向，承認自然具有目的性價值，且在相對意義上，自然既有目的性價值又有工具性價值。哲學中生態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在更深的意義上影響著人類的思維模式，并最終反映在上層建筑對人類行為的規范模式設計之中。

環境法中生態主義合理內涵

隨著生態主義理論在各領域的蓬勃發展及西方世界開展的一系列“綠色運動”等環保活動，生態主義先被引入到環境保護立法之中，形成生態主義法律觀，漸成為環境法重要的部門法哲學基礎，進而影響到整個法學的法哲學基礎。在人類將生態主義引入環境法時，必然面臨如何理解環境法中的生態主義，及生態主義環境法如何指導人類保護生態環境，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1.環境法中生態主義內涵界定

對環境法中生態主義的內涵界定直接影響其在環境法甚至在整個法學領域的生命力。生態科學、生態主義倫理學和哲學等都是環境法中生態主義的理論來源，但環境法中生態主義并不是對生態科學、倫理學和哲學中生態主義的全盤繼受，而是根據環境保護的規范需要對各領域生態主義有所取舍。生態主義環境法者如果沒有確定環境法中生態主義本身的合理內核，其會被人類中心主義冒用。修正的人類中心主義也會打著生態主義的旗號，把人類倫理道德泛化為整個生態系統中普遍適用的價值尺度，行維護人類利益之實。人類在界定環境法中生態主義的內涵時，主要面臨著對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權利主體地位認定方面的困擾。首先，法律是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人與人之間對行為規則約定的權威化產物，維護人類社會內部個體或個體集合體(如單位)的權益。因此，傳統法律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規范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行為的規則，其間沒有人類整體這一概念。環境危機的加劇使人類認識到法律不僅需要規范內部行為，還要面臨處理人類與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關系的歷史任務，并逐漸形成人類整體概念。其次，當法律要解決處理人類整體與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關系這一歷史任務時，又發現法律本身有無法逾越的障礙，主要是人類社會內部形成的“主客二分”思維定勢導致的對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地位認定問題。法律產生于調整人際關系需要，將人視為地球上唯一主體存在成為傳統法律的歷史根基，在如此發達又根深蒂固的法律體系內人類無法再將其他主體納入。但生態科學、倫理學、哲學等學科的理論發展，尤其是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引起的處理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現實緊迫性需要，又使人類不得不直面這一問題。于是，法學內產生了分歧，是根本上變革法律，還是維持現有根基的法律內部調整。解決這一問題自然成為法律體系內環境法的任務，而且環境法不僅成為解決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窗口，還會成為引起法律體系根本變革的突破口。人類解決對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權利主體地位認定方面困擾的最好辦法是界定環境法中生態主義的合理內涵。目前，人類還無法在法律上賦予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主體地位。現代科學發展表明，人類還不可能完整獲得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的權利與利益需求。另外，人類對法律體系的變革尚未就將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的權利與利益需求納入的規范形式達成一致。而法律是主體意志協調的產物，因此，人類既無在法律上認定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主體權利地位的必要，實際上人類也不可能通過與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的意志協調達成任何約定。人類只能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自身的行為先進行規范調整，在人類最大能力范圍內維持生態系統的相對穩定和平衡，進而求得人與自然和諧，并避免陷入為保護自然而保護自然的誤區。故而，人類在環境法中堅持生態主義并不必然需要認定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主體地位，界定環境法中生態主義的合理內涵就成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環境法中的生態主義是指為實現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和諧、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從宏觀上指導環境立法規范人類環境行為的一種整體主義理念。第一，環境法中生態主義是一種理念。理念即理性的觀念，本質上講，生態主義是一種思維方式變革、一種觀念或理念的更新、一種認識事物的方法。生態主義是人類反思環境危機根源的思維成果，是對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觀念更新，是人類全新的認識自然的方法，生態主義必將成為應對環境危機和變革法律體系的觀念切入點。第二，環境法中生態主義是一種整體主義理念。生態主義的核心內涵是將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對待，人類只是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之一，人類與生態系統其他組成部分需要和諧的可持續發展，人類與自然之間互有目的性與工具性價值。生態主義被納入環境法的目的是確立尊重自然的整體主義觀念，以整個生態系統的利益為最高利益考量。人類通過確立生態主義理念來促使人類重新認識發展，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從而變革人類自身行為模式。第三，環境法中生態主義是一種指導立法的整體主義理念。生態主義環境法是指以生態主義為指導，規范人類環境行為，調整人類為實現其與自然和諧地可持續發展中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環境法是人類處理其與自然關系的窗口，以生態主義指導環境保護立法，通過預設人類自身環境行為模式來引導、規范人類環境行為，重塑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地球生態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2.環境法中生態主義與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比較分析

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又稱修正人類中心主義或生態人類中心主義)與傳統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視個人價值、經濟利益至上，無視其他生物生命價值和自然規律相比，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注入了更多生態考量。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也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力圖改變人類無視自然規律的無度開發，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15］它對于緩解人類面臨環境危機，保護生態環境，轉變人類觀念起到重大作用。但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尊崇人類生存權及發展權的絕對性，仍然沒有擺脫古希臘普羅泰戈拉“人類是萬物尺度”的怪圈，在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上仍然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其發展的最高形態也只能是人類生態中心主義，仍屬環境危機應對思維，無法從根源上解決環境危機問題，它與生態主義有三方面重大區別。(1)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別。這是生態主義與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本質區別。生態主義將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強調生態系統的整體性，人類的利益必須服從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目的是生態系統整體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可見，整體主義是生態主義的靈魂。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雖然重視生態，要求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但其仍然固守人類是生態系統的中心，人與自然之間具有明確的主客之別，其終極目的是為人類的個人利益服務，表現為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2)對自然的價值定位不同。生態主義將生態系統視為有機聯系的整體，生態系統各組成部分之間互為目的性價值與工具性價值，“活著的個體是某種自在的內在價值，生命為了它自身而維護自己，其存在的價值決不取決于它對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價值”［16］。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仍將生態系統人類以外的組成部分視為僅具有工具性價值，只有人類具有目的性價值，生態系統其它組成部分因人類目的性價值而具有工具性價值，生態系統其它組成部分是為人類目的性價值實現而存在的。(3)終極目標不同。生態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其實現的途徑是通過規范人類行為，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人類與自然的和諧是生態系統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表現，對生態主義具有目的價值意義。相對于生態系統整體的可持續發展來說，一切都是手段，生態主義的最終目的應當是包括人類在內的生態系統整體的可持續發展。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人類的終極利益才是人類規范自身行為，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的原因。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來講，只具有工具價值意義。

生態主義環境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路徑分析

1.實現路徑的調整論、協調論分歧

生態主義環境法在如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方面，一直存在“調整論”與“協調論”分歧。(1)調整論。調整論主張環境法通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實現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和諧。調整論認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屬于環境法調整對象之一，“環境資源法既能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能調整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17］23，“環境資源法律通過規范人的環境行為而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17］28。調整論認識到規范人類的環境行為的重要性，將規范人類的行為作為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實現手段，這點是與生態主義環境法相契合的。但調整論僅僅提出了問題，并沒有對環境法如何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提出解決方案。既然環境法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環境法必然反映人類與自然雙方的法律規范利益需求，而目前人類只能知道自身利益需求，無法獲得自然的法律規范利益需求。因此，環境法調整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只能是一種空想。(2)協調論。協調論主張通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協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從而實現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協調論反對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環境法的調整范圍，認為環境法只調整主體(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在具體如何協調上又存在兩種分歧:一是“反映說”，另一是“目的說”。反映說認為環境法雖調整主體(人與人)之間環境法律關系，但它始終以環境為媒介，環境法律關系同時也反映人類與環境的關系。［18］目的說則認為環境法調整各主體(人與人)利用環境資源中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但這“不是環境法的唯一目的，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來防止人類活動造成對環境的損害，從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才是環境法的主要目的”［19］。協調論遵從了法律的傳統調整范圍內涵，總體認為規范人類行為是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的手段。但反映說與調整論存在同樣的問題，認為環境法律關系也反映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實際上反映的是人類的環境利益需求，而不是人類與環境的關系。目的說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環境法的直接目的是調整人與人之間環境資源權利義務關系，主要目的是通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來防止人類活動造成對環境的損害，從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第2篇

1研究概述

1997年，Costanza等［2］最早較為全面地評估了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在總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評估了全球15類生物群落17種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然而，由于當時缺少有關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Costanza等［2］估算的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未將荒漠生態系統囊括在內。該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此后，國外學者［10－13］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領域開展了許多富有意義的研究，但是他們仍然很少關注荒漠生態系統。僅有少數國外學者對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展開研究。其中，Richardson［14］基于已公開出版的研究成果和數據，估算了加利福尼亞荒漠中4個郡的荒地的經濟價值；Kroeger等［15］估算了Mojave荒漠的經濟價值（表1）。這兩份研究不僅評估了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還評估了荒漠的直接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等，并且以直接使用價值評估為主。

值得高興的是，國內有些學者已嘗試著評估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歐陽志云等［4］在評估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就估算了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2003年，謝高地等［5］參考Costanza等［2］對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的成果，同時綜合對國內200多位生態學專家的問卷調查結果，按照“千年生態系統評估”的生態系統服務分類（供給服務、調節服務、支持服務、文化服務），建立了包括荒漠生態系統在內的中國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表。

5年之后，謝高地等［16］基于2006年對國內700多位生態學專業人員的問卷調查結果，進一步完善了中國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表。該表的出現激發了國內學者對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的研究。黃青等［17］對且末綠洲生態系統、張華等［18］對科爾沁沙地生態系統、楊春利等［19］對民勤綠洲生態系統、張飛等［20］對渭干河－庫車河三角綠洲生態系統、馬國軍等［21］對石羊河流域生態系統、柴仲平等［22］對石河子市生態系統、彭建剛等［23］對奇臺綠洲荒漠交錯帶生態系統、岳東霞等［24］對民勤綠洲農田生態系統、喬旭寧等［25］對渭干河流域生態系統、孫慧蘭等［26］對伊犁河草地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的評估，都基于這份中國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表。

需要說明的是，這份中國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表給出的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數據適用于全國范圍內整個荒漠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評估，但是很可能不適用于特定地區的小范圍的荒漠生態系統，這是因為不同地區在自然條件（如植被、土壤、水文、氣候）和社會經濟條件（如居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環保意識）等方面通常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因此，在評估小區域的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就非常有必要根據該地區的實際情況來修正荒漠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系數。上述研究［17－26］都是在評估某個具體地區（而不是全國范圍內）的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而且都沒有修正而是直接利用荒漠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系數，由此可以推斷，這些研究估算出的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只有少數學者沒有直接利用這些價值系數，如楊麗雯等［27］對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楊林生態服務價值的評估、任鴻昌等［28］對西部地區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以及崔向慧［29］對全國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

2研究回顧與評述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荒漠生態系統的實際情況，把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劃分為防風固沙、土壤保育、固碳釋氧、水資源調控、生物多樣性保育、旅游文化6大類。本部分將分別回顧與這6類價值相關的研究，并給出簡要評述。

2.1防風固沙價值

防風固沙是荒漠生態系統提供的最為重要的生態服務，主要表現為荒漠植被降低風沙流動從而減少在農業、工業和交通等方面的風沙損害。在其他生態系統中，防風固沙價值通常包括在土壤保育價值之中。由于防風固沙在荒漠生態系統中顯得尤其重要，因此，在評估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就有必要把防風固沙價值從土壤保育價值中分離出來單獨估算。一些學者［30－32］對不同荒漠植被的防風固沙效果進行了研究，在植被覆蓋率與風蝕輸沙率之間建立起風蝕輸沙率的定量模型。這些模型的構建與完善，無疑有助于評估荒漠生態系統的防風固沙價值。一般來說，評估防風固沙價值需要首先測算植被固沙量，而植被固沙量則需要借助風蝕輸沙率模型來測算。得出植被固沙量之后，還需要設定土壤層厚度和土壤容重等參數，把植被固沙量轉化為由防風固沙所保護的土地面積。

在核算出防風固沙物質量的基礎上，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機會成本法、恢復成本法等方法來估算荒漠生態系統的防風固沙價值（表2）。莫宏偉等［33］依據黃富祥等［30］建立的風蝕輸沙率模型，測算了榆陽區北部風沙草灘區林草植被的防風固沙量，并以把沙荒地恢復為農用地的平均成本來估算防風固沙價值，結果表明，該生態系統2003年的防風固沙價值比1998年增加了5．64×106元。韓永偉等［34］采用風蝕流失量模型，測算了黑河下游重要生態功能區2006年防風固沙量為6．296×107t，并以該地區單位面積GDP作為土地的機會成本，估算出避免土地損失的價值為4．5×106元?此外，還有少數學者沒有核算荒漠植被的防風固沙量，而是借用其他物質量指標來評估荒漠生態系統的防風固沙價值。例如，楊麗雯等［27］直接以林地面積作為物質量指標，采用人工固沙法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楊林的防風固沙價值為1．433×107元•a－1

2.2土壤保育價值土壤保育是陸地生態系統提供的一項基本生態服務。保育土壤的價值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即保持土壤養分、減輕泥沙淤積和減少廢棄土地［35］。為了評估這些價值，需要先測算生態系統的土壤保持量。已有研究［35－37］主要運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USLE）來估算潛在土壤侵蝕量（指沒有植被覆蓋和水土保持措施情況下的土壤侵蝕量）和現實土壤侵蝕量，并以二者之差作為生態系統的土壤保持量。在此需要說明的是，荒漠生態系統的土壤保持量與防風固沙量近似相等，而且減少廢棄土地的價值與上述的防風固沙價值類似，為了避免重復計算，就有必要把減少廢棄土地的價值從土壤保育價值中分離出來。

因此，土壤保育價值主要包括荒漠植被減少土壤養分流失的價值和減輕泥沙淤積的價值。在土壤保持量的基礎上，已有研究主要運用機會成本法來評估荒漠生態系統的土壤保育價值（表3）。楊麗雯等［27］以全國化肥平均價格2549元•t－1為價格參數，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楊林在減少氮、磷、鉀養分流失方面的價值為4．277×107元•a－1；以全國水庫工程單位庫容成本0．67元•m－3為基礎，估算了在減輕泥沙淤積方面的價值為2.4×106元•a－1。任鴻昌等［28］以相同的化肥價格參數，估算出中國西部荒漠生態系統在固定氮、磷、鉀等營養物質循環中創造的價值分別為1．224×109元•a－1、8×106元•a－1和8．15×108元•a－1。

除了減少土壤養分流失和減輕泥沙淤積以外，荒漠生態系統的土壤保育價值還體現在沙塵化學循環的全球環境增益方面。從全球范圍來看，從荒漠生態系統中吹走的沙塵會影響海洋浮游生物的凈初級生產力、酸雨發生頻率以及區域大氣降水等［38－39］。沙塵增益是荒漠生態系統提供的最為獨特的生態服務，但是，由于缺乏對沙塵化學循環的全球環境影響機理的深入研究，目前仍沒有學者嘗試評估這類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

固碳釋氧價值固碳釋氧屬于生態系統的一種氣體調節服務。

生態系統通過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固定CO2，同時釋放出O2，有利于維持大氣中CO2和O2的動態平衡、減緩溫室效應，以及為人類生存提供最基本條件［40］。已有研究主要首先估算生態系統的凈初級生產力（NPP），再利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反應方程式來推算植被固定CO2和釋放O2的物質量，即植物每生成1g干物質，就可以固定1．63gCO2、釋放1．19gO2。學者們對O2釋放量的核算并不存在異議，但是對CO2固定量的核算范圍持有不同看法。其中，一部分學者［40－41］認為，生態系統的固碳量只包括植被的固碳量；另一部分學者［8，29］則認為，還應該包括土壤的固碳量。

Lal［42］對土壤碳吸收潛力的研究表明，沙漠的土壤碳積累率為0．2t•hm－2•a－1。荒漠生態系統中沙漠化土地面積占比高，因此，在核算整個系統的固碳量時有必要包括土壤的固碳量。與其他生態系統類似，荒漠生態系統固定CO2的價值主要采用碳稅法、造林成本法、人工固定CO2法來評估，釋放O2的價值主要采用工業制氧法、造林成本法來評估（表4）。楊麗雯等［27］運用碳稅法和造林成本法對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楊林的固碳價值進行了評估，計算出固定CO2的價值為2.3×107元•a－1，同時運用造林成本法和工業制氧法對釋放O2的價值進行了核算，得出釋放O2的價值為2.4×107元•a－1。任鴻昌等［28］運用碳稅法估算了中國西部地區荒漠生態系統固定CO2的價值為1．9751×1010元•a－1，運用工業制氧法估算出釋放O2的價值為2．1153×1010元•a－1。在此有必要說明兩點：一是這些研究估算出的僅是植被固定CO2的價值，不包括土壤固定CO2的價值；二是相對于固定CO2和釋放O2的物質量核算的精細，相關研究對價格參數的選取則過于粗糙，既沒有對價格參數來源給予必要說明，也沒有進行相應調整。例如，用碳稅法來評估CO2的價值時，已有研究選取的碳稅率多是2000年以前的水平，不但沒有對碳稅率數據的來源進行說明，而且沒有根據價格水平與匯率水平的波動進行調整。近幾年，碳排放權交易的國際市場（如歐盟的BlueNext交易所）已初步建立，利用碳排放權交易的最新動態價格來衡量CO2的價值，能夠更為準確地評估生態系統固定CO2的價值。

2.3水資源調控價值

水資源是荒漠生態系統正常運轉、保持生態平衡的限制性因素，也是荒漠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的重要載體［43］。荒漠生態系統的水資源調控價值主要表現為植被涵養水源和土壤凝結水。荒漠生態系統中在水資源豐富的地方常有大量植被分布，而植被具有涵養水源的功能，主要表現為攔蓄降水、補充地下水、調節徑流和凈化水質等［44］。由于難以直接核算植被涵養水源的價值，因此，通常采用替代工程法，即把涵養水源功能等效于一個蓄水工程，該工程的修建成本就是涵養水源的價值［45］。利用替代工程法評估水源涵養價值需要先估算水源涵養量。常運用水量平衡法來估算水源涵養量，也可根據土壤蓄水能力和區域徑流量來估算［41］。楊麗雯等［27］采用水量平衡法估算了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楊林生態系統水源涵養量為5．548×107m3，再運用替代工程法評估出涵養水源的價值為2.72×106元•a－1。

在荒漠地區，土壤凝結水是非常重要的水資源，具有顯著的生態作用，是維持沙地表土和沙丘穩定的重要因素，是維系荒漠生態系統中主要食物鏈的水分來源，起到減少土壤蒸發損失的重要作用［46－48］。由于中國對荒漠地區凝結水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49］，目前國內學者在評估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時并沒有考慮土壤凝結水的價值。隨著對荒漠生態系統中土壤凝結水重要性的認識日益加深以及測量方法的不斷完善，必然需要把土壤凝結水的價值納入荒漠生態系統的水資源調控價值之中。

2.4生物多樣性保育價值

生物多樣性是指生物和其組成的系統的總體多樣性和變異性，主要包括遺傳多樣性（或基因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3個層次。與其他環境資源一樣，生物多樣性的價值主要包括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兩方面，其中，使用價值由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組成，非使用價值由選擇價值、遺產價值和存在價值組成［50］。生物多樣性的價值由“功能”維（生物多樣性的功能）、“感知領域”維（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感知）和“存在狀態”維（生物多樣性的存在狀況）構成［51］。針對不同的價值需要運用不同的評估方法，具體來說，對生物多樣性的使用價值多采用直接市場評價法，而對非使用價值多采用模擬市場法（如意愿評估法）。由于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的復雜性，難以對生物多樣性的價值進行較全面的評估，已有研究大多采用意愿評估法從整體上大體估算生物多樣性的非使用價值［52－53］，很少有學者基于具體物種的價值來核算生物多樣性價值。

有關荒漠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價值評估的研究較少。

Richardson［14］在估算加利福尼亞州荒漠的經濟價值時，沒有直接估算該地區的生物多樣性價值，而是以稀有物種的存在狀況（稀少的、受威脅的、瀕于滅絕的）來間接反映生物多樣性價值。楊麗雯等［27］在評估和田河流域天然胡楊林的生態服務價值時，從動物棲息地、增加生物多樣性、生物控制3個方面估算了該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價值為1．64×108元。可見，為了評估荒漠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保育價值，還需要深入研究荒漠生態系統中代表性物種（特別是稀有野生動植物）的價值。

2.5旅游文化價值

荒漠生態系統的旅游文化服務是指為人們提供游憩、娛樂和文化欣賞及交流的場所，從而使人增長知識、消除疲勞、愉悅身心、認知文化。旅游文化價值評估的代表性方法有費用支出法、旅行費用法和意愿評估法。費用支出法是一種實用的、基礎的旅游文化價值核算方法，主要以游客的各種旅游費用支出的總和作為旅游文化的價值。旅行費用法是目前國際上主流的旅游文化價值的核算方法，有些學者就采用旅行費用法對荒漠地區的旅游資源開展了評估。運用旅行費用法，郭劍英等［54］評估出敦煌旅游資源2001年的國內旅游價值為7．896×108元；呂君等［55］估算出內蒙古四子王旗草原生態系統的旅游價值為6．412×107元，是其旅游統計收入的12．27倍。也有學者運用意愿評估法來評價荒漠地區的旅游資源，如郭劍英等［56］運用該法估算出敦煌旅游資源2020年的非使用價值為1．2×107元。此外，吳月等［57］運用層次分析法綜合評價了阿拉善騰格里沙漠地質公園的旅游資源。

3存在問題與建議

荒漠生態系統提供的生態服務種類多樣，把荒漠生態系統服務主要分為防風固沙、土壤保育、水資源調控、固碳釋氧、生物多樣保育、旅游文化6類，并在此基礎上梳理與評述了相關文獻，發現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1）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中荒漠生態系統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而且多數研究習慣于套用相同的評價指標與價格參數應用在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存在顯著差異的地區。已有研究對森林、草地、耕地和水域等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卻很少關注荒漠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雖然國內學者［5，16］建立了全國荒漠生態系統單位面積服務價值表，但是表中參數很可能不適用于小區域的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由于不同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通常存在差異，而且荒漠生態系統自身也在不斷演變，因此，針對特定地區開展小區域的荒漠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就顯得很有必要。

第3篇

社會主義所追求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內在關系蘊含了生態文明的要求，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內在統一性。第一，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相一致。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生態文明堅持以人為本，生態文明認為人是價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萬物的主宰，人類在自我發展的同時也應該尊重客觀規律，做到既滿足自身的需要又不損害自然的環境。另外，生態文明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戰略，追求公平公正的一種生態建設，這與當代社會主義原則基本一致。第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生態文明奠定了經濟基礎。馬克思認為，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異化，使得私有財產產生。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以及廣大人們的利益要求，為實現人與自然協調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生態文明資源配置提供了保障。資本主義為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鞏固資本主義統治堅持以私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導致了自然資源的嚴重浪費，而社會主義市場調節相對與資本主義的市場調節超越了資本主義市場調節的盲目性、殘酷性，盡量對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第四，社會主義的本質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社會主義從廣大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追求共同富裕，這也與生態文明的內涵相一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借助經濟全球化浪潮，以自身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對不發達國家進行自然資源的霸占，同時將高污染行業向不發達國家轉移，資本主義的社會利益與生態文明建設是相違背的。

二、社會主義制度生態文明存在的問題

人類在漫長的歲月中，由于人類過度關注自我價值的實現而忽視了自然的客觀性，盲目和過度的生產活動使得生態失調，環境問題的出現對我們的生存與發展帶來了威脅，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也存在不足之處。

（1）粗放式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環境問題存在的根源。在傳統的經濟中,物質按照“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形式進行單向流動。人們在生產加工中沒有對資源進行充分的利用，同時在消費過程中又把污染和廢物大量地排放到環境中去,從開采到生產最后到消費的過程資源利用都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沒有對邊角料進行回收利用，導致很多自然資源沒有進行合理的配置，經濟的發展是遵循傳統發展模式，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片面增長，從而帶來人與資源之間的矛盾，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發展戰略。

（2）缺乏有效的管理體制機制

在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中政府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由于政府社會管理體制和機制在制定方面還有些漏洞，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生態文明的建設。在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中忽略了對生態建設內容的考核，一些地方政府在推進新農村建設忽視了生態環境的保護，產業發展與生態管理相脫節，導致了資源的嚴重浪費以及環境的污染；在干部考核評價體系中，過分強調了GDP的增長，忽視了生態環境指標的考核，缺乏正確的政績觀。

（3）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不健全

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支撐是加強環境保護在一個時期內環境保護都是生態建設的攻堅方向，建設生態文明必須要建立健全適應于環保需要的法律法規。目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共識已經形成，20世紀后一些國家先后采取立法措施，由于法律不完善，現行環境法律法規關于運用市場化機制和環境經濟手段解決環境問題的規定與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應。同時，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不嚴、官員腐敗，執法力度不夠等不良現象依然存在。因此，立法的有效性與實施效果欠佳。

（4）環保科技創新能力不強

首先，技術的進步和創新是突破環境瓶頸的強大動力，但是由于對節能、清潔能源的合理利用與封存方面技術的研發和投入力度不夠，導致了資源的浪費環境的污染；列寧對科學技術在改善工業帶來環境破壞這個問題上保持高度的關注。他認為科技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所有工廠和鐵路的“電氣化”,一定能使勞動條件更合乎衛生,使千百萬工人免除煙霧、灰塵和泥相之苦,能很快的把臟的令人厭惡的工作間變成清潔明亮的、適合人們工作的實驗室。”其次，政府在制定環保方面的政策上傾斜度不夠高，缺乏一個良好的環保科技創新的氛圍；同時沒有一套完整的科技管理體制制度，導致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較少，直接影響了環保科技創新；最后，企業作為科技創新的主體以及利益的受益者，企業缺乏創新的自覺性，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研發與投入低，企業內部創新型、技術型、復合型人才較少。因此使得企業高資源消耗，低勞動生產率。

三、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實現路徑

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一方面表現為生態環境的保護，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人類精神層面的價值觀。人類在進行生產消費的同時如何對待大自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需要人類重新思考。當前我們面臨的環境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個人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

實踐證明，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破壞了生態環境。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和道路，調整產業結構，推進粗放型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結合起來,走“產業的生態化”和“生態的產業化”的道路,大力發展綠色循環經濟。指出“:要牢固樹立人與自然相和諧的觀念。對自然界不能只講索取不講投入、只講利用不講建設。發展經濟要充分考慮自然的承載能力和承受能力,堅決禁止過度性放牧、掠奪性采礦、毀滅性砍伐等掠奪自然、破壞自然的做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展的需求，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觀，真正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

（2）健全環保管理機制體制，制定科學合理的法律法規

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政府應該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建立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環境保護決策機制和制度體系，全面實施環境法律法規，強化環境監督管理，依法行政，形成一套科學的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以及干部實績評價指標。

（3）堅持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加大對環保科技創新的研發力度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是協調人與自然關系和實現人性解放的手段，促使人類擺脫野蠻，走向文明。生態技術的進步與發展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資源，提高防污防治的能力。因此，政府必須加強生態技術的研發，運用生態技術實現物質與能量之間的循環轉化，合理利用資源，減少廢棄物的排放，化廢為寶，改變線性和非循環的生產流程，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

（4）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強化公眾生態意識理念，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

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公眾生態意識薄弱導致的。因此，應當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來強化公眾的生態意識，注重生態道德教育和生態文化的建設,開展以生態道德教育為主題的實踐活動，高校設置生態教育課程，把公眾參與環保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調動起來。陳壽朋教授在生態道德建設問題上強調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刻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把生態道德作為立足點，樹立正確的生態倫理觀。”可見，生態道德在強化公眾生態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反映生態環境的主要本質，體現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道德要求。

四、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