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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零售市場零售企業

零售市場的不完全競爭

造成一國零售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規模經濟和店址資源的壟斷。

規模經濟

零售企業規模擴大，將帶來兩方面的優勢。首先，采購規模擴大，采購成本相比規模小的企業降低；其次，企業經營管理應用高科技技術。高科技技術的應用費用巨大，但是在大規模的企業中應用可分攤成本，使企業經營管理成本下降。現階段，大型零售企業把信息技術應用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如收銀系統、EDI條形碼系統、庫存管理系統、補貨系統、會員管理系統等。對外可加強與供應商和消費者的信息溝通，更好的進行供應鏈管理；對內可實現統一管理、核算和配送。高科技技術在大型零售企業中的應用，在降低經營成本的同時，也提高了經營效率。

零售企業規模的擴大，降低了經營管理成本，提高了效率，反之經營管理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將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促使零售企業規模的進一步擴大。2003年，全球零售額約80000億美元，全球零售商250強實現零售額約26000億美元，約占全球零售額的1/3。而同年美國零售總額（不合餐飲）為33995億美元，而美國前十位零售商的營業總額為6430億美元，占美國零售總額的18.9%。而排名第一的零售商——沃爾瑪公司2003年的營業額為2586億美元，占美國零售總額的7.6%。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美國零售市場的集中度非常高。

因此，隨著一國零售業的發展，伴隨零售市場規模擴大的同時，零售業的集中度也在增大。幾家規模最大的零售企業在整個零售市場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具有一定的壟斷力。

店址資源的壟斷

零售業經營的成敗和績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店址的選擇。目前，國外有一種觀點認為，零售業成功的關鍵是“Place-Place-Place”，即選址-選址-選址，因此，零售業又被稱為“選址的產業”。店址確定了某店鋪所處的社會環境、居民密度及其消費水平、交通便利性等因素，這些因素也就確定了零售店所在地區的顧客來源和特點以及經營店鋪條件，根據顧客需求和經營條件來制定適合的經營目標和經營策略才可能取得成功。

在某一區域內，位置較佳的零售店址是有限的（通過和市政規劃等因素確定），即店址資源稀缺。店址在零售業中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店址資源是一種土地資源，且是一種要求更高的土地資源。店址確定多方面因素，但在實踐中正好相反，只有通過考察某地段的購物環境、居民密度及其消費水平、交通便利性、基礎設施配套性以及適度的稅收、地租等因素來確定此地段是否可以作為店址。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的土地資源才是店址資源。這些因素的限制決定了店址資源供給的稀缺。因此，零售企業對店址資源具有一定的壟斷性。當店址資源被先進入的零售商壟斷時，其他零售商進入這一地區就很困難，無法與在位者公平的競爭，在開店之前就已經注定了失敗。這在經濟學中類似基于自然資源壟斷的自然壟斷。當生產某種產品的自然資源被某家企業壟斷時，其他廠商就無法進入這一行業，也就無法與之競爭。店址資源壟斷的特殊之處在于其他廠商并不是不能進入這一行業，而是進入后不能與在位者公平競爭。

零售市場的負外部性

零售渠道在經濟發展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一環節聯結著產品供應商和消費者，并在兩者之間充當橋梁。也正因為零售業處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中介位置，才可能給產品的供應商及其生產勞動者和消費者帶來負外部性。

供應商

下壓進貨價格供應商要把自己的產品出售給消費者，需要借助流通渠道。生產制造商可以自建也可以通過專門的零售企業，但自己建設費用非常高，除了少數大型生產制造企業可以負擔之外，絕大部分企業都是通過專業的零售企業來銷售其產品。零售企業憑借其控制的零售渠道壓低供應商的產品價格，擠壓供應商的利潤。特別是具有一定壟斷力的零售企業，憑借其獨一無二的銷售通道，加大打壓供應商可獲得更低的進貨價格。長此以往，必然造成生產制造商的利潤率降低，沒有足夠的資金培訓工人，進行技術研發和改進設備，使企業生產活動受到影響。從整體來看，這一趨勢會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對一國經濟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

占用拖欠貨款供貨商出于對零售商渠道的依賴，即使零售商違反相關的商業法規和慣例而隨意占用拖欠供貨商的貨款，侵犯供貨商的經濟利益，供貨商也得承擔這部分成本。這勢必造成供應商的資金周轉緊張甚至斷裂，嚴重影響供應商的正常生產活動。從整體來看，在缺少規制的情況下，供貨商和零售商如果維持在這一低水平的均衡狀態，將對經濟發展不利。

亂收費供貨商利用零售商的銷售渠道，應該交付一定的費用。但零售企業往往憑借其控制的渠道資源，對供應商任意收取各種費用，如促銷服務費、裝修裝飾費、節慶費、店慶費、新店開業費、條碼費和海報費等等，名目繁多。這些費用并不在雙方的合同中寫明，大多是零售商隨意收取作為利潤的來源。同樣出于依賴零售商的渠道，供貨商只能承擔這部分費用。但是這些費用嚴重影響了供應商的利潤和資金的流動，必然給供應商的正常生產制造經營活動帶來不利的影響。例如，表1是家樂福（中國）部分進場費簡況。但是在表1中，名目繁多的進場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的還會年年增加。這對于大生產商來說是一筆不小開支，對于廣大中小生產商來說，這些進場費可能就會使他們的利潤所剩無幾，甚至虧損、破產。

勞動者

在零售商打壓生產制造商的產品價格、擠壓其利潤的同時，相互競爭的供應商為了能夠進入零售企業的流通渠道同時保證自己的利潤，必然會加重對工人的壓榨，侵犯工人的合法權益，如克扣工人工資、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保持較差的工作環境、缺少合理的保險和保障等。國際勞工權益基金會(TheInternationalLaborRightsFund)就曾將世界500強企業之首沃爾瑪公司訴至美國加州高等法院，原因是沃爾瑪公司為了保持其競爭力，迫使供貨商相互競爭，而供應商則迫使工人們（孟加拉國、印尼、尼加拉瓜、斯威士蘭以及中國等地）每周工作7天，且不提供假期，并不允許工人組成工會。低價競爭導致這樣的工廠被稱為“血汗工廠”。

對工人的壓榨將影響勞動者的生活質量，并且使勞動者不能獲得應有的培訓，反過來又會影響企業的生產活動，造成生產制造企業的惡性循環。

消費者

零售企業特別是具有一定壟斷地位的零售企業，借助其持有的銷售渠道資源，在上游打壓供貨商產品價格的同時，在下游提高商品的銷售價格，減少了消費者剩余，從而減少了消費者的經濟福利。其中，有一部分消費者是這些商品供貨商的生產者，他們因為零售企業打壓供貨商產品的價格而被迫減少了工資收入；而在零售企業購買商品時，又因為零售商提高價格而進一步降低了其福利。這部分價格體現在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無論哪種身份都受到零售企業的負面影響。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零售業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原則調控下并不能杜絕市場失靈現象。根據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公共利益理論可知，需要政府對零售業實施相應的監管。

我國零售市場規制的必要性

我國零售市場內外資現狀

改革開放后，零售業作為競爭性經濟領域，國家對國有零售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同時大力發展民營零售企業。零售市場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與跨國大型零售業相比，國內零售產業集中度低，零售企業規模小。

表2是我國2004年限額以上零售企業按不同的投資主體在門店總數、從業人數、資產等方面的規模對比。從表2中可以看出，內資零售企業平均每店從業人員為17.45人，外資零售企業平均每店從業人員為41.09人，后者是前者的2.35倍；在資產總量上，外資零售企業平均每店資產是內資的2.72倍。若包括非限額在內，這一比例將更懸殊。由此可見，無論在資產規模還是從業人員上，內資零售企業同外資相比都偏小。

2001年12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WTO。根據對WTO的承諾，我國已于2004年12月11日對外全面開放零售市場，且對外資零售企業采取國民待遇。國外零售企業進入我國不存在任何股權比例、地域和數量上的限制。

外資零售企業發展迅猛。從我國零售企業100強統計結果看，在數量方面：2001年百強企業中中資企業占據93席，外資企業7席；2002—2004年外資企業分別占到8家、9家、11家；2005年百強企業中外資企業增長迅速，有15家企業入圍。經過四年的發展，百強中外資企業的數量翻了一倍。在銷售額方面，外資企業增長迅猛。2001年7家外資企業銷售額合計175.1億元，占百強企業銷售額的7.48%；2002年8家外資企業銷售額合計313.9億元，同比增長79.3%，占百強銷售總額的10.84%；2003年9家外資企業銷售額合計比2002年翻了一番，達到620.3億元，占百強銷售額的比重提高到15.02%；2004年11家銷售額合計824.8億元，占百強銷售額的比重與2003年基本持平；而2005年15家外資企業銷售額合計達到1485.2億元，比2004年增了80%，占百強銷售額的比重突破20%。外資零售企業在數量與銷售額兩方面都穩步增長，但在2005年，也就是我國零售業對外全面的第一年，15家外資企業銷售額比2004年激增80%。可以預見今后外資增長將逐年擴大。

內外資零售企業潛在的壟斷因素

現階段，在我國零售市場上存在兩支力量，內資與外資。作為歷史現實，內外資零售企業具有不同的優缺點。

許多學者認為國內企業是本土企業，相比外資企業更了解當地風土人情，更能抓住消費者的偏好，是國內企業的一大優勢。但筆者認為不然。首先，大部分有實力的外資零售企業進入我國經營了多年，部分跨國零售巨頭已經達到十幾年。雖然外資進入我國的規模不大，但這恰恰說明了其進入的目的就是了解、掌握和適應我國特殊的社會人文環境。經過多年的經營，其已達到了目標。其次，外資零售企業大規模實施人才本地化戰略，從高層管理人員到基層員工絕大部分是本地人，中高層管理者的本地化使企業的決策能更好的考慮到本地因素，把企業的競爭管理經驗與本地因素結合，順利地發揮外資企業的固有優勢而不受阻礙。因此，內外資零售企業在適應本地因素方面基本不會有大的差距，至少內資企業在這方面并不具備明顯的優勢。

還有的學者認為，內資企業與政府的良好關系是一大優勢。首先，且不說民營內資企業并不具備這一優勢，就看國有零售企業，其與政府的密切關系也是弊大于利。國有零售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產權不清晰，經營管理受政府的干預太多，不能按照企業的目標經營管理成為獨立的經濟主體。利用政府行政計劃的手段來經營競爭性的零售企業是國有零售企業的劣勢。其次，由于引進外資數量是政府官員政績考核的一個重要方面，故政府積極引進外資，為其發展創造各種條件，提供各種優惠政策，甚至不惜違背相關法規。且不論到底是國有零售企業還是外資零售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更好，就現在情況看，國有零售企業與政府的良好關系體現在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而外資零售企業與政府的良好關系體現在了企業發展的軟環境上?？梢?，國有零售企業與政府的良好關系表現出本末倒置。

筆者認為，內資企業最大的優勢是占據了現階段大部分城市的優質店址資源，而外資企業最大的優勢是資金雄厚、具有良好的經營管理經驗，可支撐其在我國進行大規模的擴張，相對于內資企業可在短時間內具備規模經濟優勢。雙方的優勢互為對方的劣勢。就目前的現象看，內資企業會在店址資源上形成壟斷，而外資企業更可能在規模經濟方面形成壟斷。但基于我國特殊的國情，從動態的角度看，外資零售企業更具有形成壟斷的潛在威脅。

外資零售企業是壟斷威脅的主體

內資零售企業雖然占據著大部分的店址資源，但店址資源取決于多種因素，這些因素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相應的變化。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非常迅速，社會各個方面變化的速度非常大。當決定店址的因素變化到一定程度，原來的店址也就不成其為店址資源了。

首先，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與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較，我國城市化進程緩慢，且遠滯后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但也正因如此，我國城市化潛力非常大。從1949年到1994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只提高18％，與之相比，這一時期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提高26％。除上世紀50年代末不正常的城市化進程外，1949年到1994年，我國城市化水平與世界的差距在持續擴大。1949年、1959年、1969年、1979年、1989年、1994年我國城市化水平與世界差距分別是17％、12.6％、19.5％、21.0％、22.8％、23.4％。從經濟發展程度來看，從1952年到1992年，我國非農部門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從42％增至70.8％，城市人口比重僅從12.5％增至27.6％。涌入城市的人口促使大城市周圍的衛星城市逐漸發展起來，各中小城市的數量也將大大增加；我國各大中城市都在大規模的進行城市擴建和改建，重新進行城市規劃。這必然會改變城市的基礎設施分布、交通的便利性、生活環境的變化等因素。

其次，伴隨著城市化進程，部分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這部分人口工作性質的改變直接影響了其收入水平，使其購買力增大；而其生活環境的改變也將改變其消費偏好。伴隨著城市化增速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影響店址資源的各種因素相應的發生了變化，直接影響了現有店址資源的價值并且創造了新的店址資源。我國各城市部分現有的店址資源將由于其決定因素的變化而變得沒有開店價值，而新的店址資源由于相應因素的具備而產生。

對新的店址資源來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先占有這些新的店址資源將取決于零售企業的經營決策水平和資金實力。但在這兩個方面，內資企業遠不如外資企業。對現有的店址資源，外資企業可以憑借其雄厚資金實力進行購買。現有的店址資源多為國有零售企業擁有。但是由于條塊分割，零售企業規模一般不大，且局限在某一個區域內。由于是競爭性的行業，國有零售企業一般競爭不過非國有企業，大多經營不善，效益較差。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是抓大放小，退出競爭性的領域。零售企業正好符合國家放棄的企業標準。此時，各級政府在引進外資的利益驅動下，正好將待售的國有零售企業出售給急于進入我國的外資零售商。這種政策的重大后果就是具有壟斷性的零售業店址資源轉移到了外資的控制中。另外，由于我國WTO承諾，外資零售業可以獨資而不必與國有企業合資，徹底拋開了內資企業的束縛。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擁有壟斷性店址資源的內資零售企業正逐漸失去其具有潛在壟斷性的因素，而這一資源的丟失將進一步加劇其在與外資零售企業競爭中的劣勢，形成惡性循環；而具有雄厚資金實力和經營管理經驗的外資零售企業，將在逐漸收購現有的店址資源和占據新的店址資源中更具有競爭力。從這兩方面力量的動態對比以及外資在國外發展的現實來看，我國今后具有潛在壟斷威脅的主體是大型外資零售企業，特別是跨國零售巨頭。因此，其也應該成為政府對零售業進行監管的重點。

參考文獻：

1.朱成鋼.2005國際商業發展報告[M].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

第2篇

因期貨市場機制本身的高風險性，使得有效規制市場風險成為一個重要的命題。有效控制及化解期貨市場風險，在市場交易中貫徹“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不僅是市場監管部門應該思考的問題，也是影響期貨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的重要前提。在宏觀方面，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期貨市場的風險進行防范。第一，建立和完善我國資本市場的法律體系。市場經濟，法制先行?？v觀各國，西方國家期貨市場的發展走過了一條先立法后建交易所的道路，而我國目前還沒有規范期貨市場的基本法《期貨交易法》，法制相對落后。我國要針對弱點，立足國情，完善期貨市場的法律法規建設，構建我國資本市場的法律體系，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第二，建立統一集中的風險管理機制。期貨交易特別是生品交易具有高流動性、高風險性、高效率性，要求繼續堅持和維護對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的監管體制，以免政策不一致，多個部門的不協調監管將最終導致監管效率的低下，甚者出現監管真空，出現期貨市場早期無序的混亂局面。第三，做好風險管理的前提工作，加強期貨交易所的設備建設。為有效控制在電子化交易模式下的系統風險，應做好行情、下單系統的應急處理準備機制。第四，完善交易所風險管理系統，建立和完善期貨交易制度。加強期貨風險規制，核心在于加強交易所風險管理?？刂平灰姿L險首要任務是構建和完善有效針對期貨交易運行模式的風險管理制度。2007年我國頒布了《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風險控制管理辦法》，從而在我國建立了保證金制度、價格限制制度、持倉限額制度、大戶持倉報告制度、強行平倉制度、強制減倉制度、結算擔保金制度、風險警示制度等風險控制管理制度。筆者認為，應對其做進一步的完善，將以下幾項規定納入其中：一是完善逐筆盯市、單筆最高限額制度；二是進一步細化持倉限額制度，并做好相關配套監管規定；三是進一步明確大戶持倉報告制度，以增強其操作性。第五，為加強信息披露，應建立完善的經濟指標，建立綜合的、透明的信息持續披露的系統。監管部門應采取各種措施，嚴厲打擊嚴重危害市場價格的市場操縱行為，嚴防市場縱、價格被扭曲，使價格與基礎工具價格具有趨同性。筆者認為，可從下列幾方面努力增強監管：一是構建風險評估體系，監控市場動向，為采取進一步措施提供依據。二是定時監控交易者對政府及交易所制定的持倉限制的執行情況。三是監控交割月合約。交易所應建立并完善大戶報告制度，分析可能影響市場的持倉大戶或集中交易的交易者背后所持的目的，探尋其是否具有操控市場的企圖。同時，強化交易和稽查制度，及時監控并采取各種措施防止市場縱、價格被扭曲。

二、期貨市場風險之微觀治理

（一）有效規制期貨經紀公司的風險

期貨經紀公司的管理工作的一項核心任務就是控制風險，而有效規制風險也是期貨市場的關鍵環節。具體而言，期貨經紀公司可從下列幾個方面加強自身風險管理：首先，增強對職業經紀人的的風險教育與管理，對其進行業務培訓，使經紀人的風險控制意識和能力提升；構建內部經紀人管理制度，呼吁立法頒布《經紀人管理辦法》，并對經紀人進行登記和發放證照。通過這些措施到達規范經紀人行為的目的。其次，構建對客戶資信進行審查的制度，了解客戶的具體情況，如資金來源、投資意向、財務狀況、歷史信用記錄，并完善開戶制度。同時要建立客戶輔導期制度，告知其期貨交易的風險，讓其對期貨市場有充分的了解。再次，為有效控制交易風險，應認真執行保證金制度，要求客戶交易的保證金高于交易所的規定，并實行每日結算制。依據交易情況計算盈虧和收取保證金，保證每日無負債。

（二）增強投資者風險意識，提高其抵抗風險的能力

1．提高投資者風險意識

作為期貨市場的直接參與者，投資者應對期貨市場的風險有足夠的認識。作為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一種新興事物，大眾對其了解并不全面和深刻，而期貨經紀人在發展客戶過程中，又往往片面宣傳期貨的優點，造成投資者的風險意識較為單薄。期貨經紀公司應加大宣傳，向客戶出示《期貨交易風險揭示聲明書》，告知其期貨的風險，讓客戶在對風險有足夠認識的前提下參與交易。正如上文所述，可以建立客戶輔導期制度。

2．提高投資者自身抗風險能力

第3篇

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及其部分職能部門作為經濟管理機關承擔著從事市場規制或者宏觀調控的職能，應熟知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但我國長期的行政主導、權力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等因素影響，組織形式表現為行政機關而實質上行使經濟管理職權的政府部門。仍有按一貫沿襲的計劃思維及行為模式從事市場經濟管理活動的情形。從而導致與現代市場經濟、法治社會等目標不相吻合的情形。近年來發生的諸多事件，如安全生產監督不到位發生的責任事故、食品安全標準不明確或監管不到位、地下金融活動猖獗與金融監管薄弱等情形，從客觀上要求經濟管理機關更為合理地行使市場規制權力。

一、規制的本質與爭議

規制一詞來源于日本經濟學家對Regulation一詞的翻譯，其內涵是按照規則進行管理、制約。這里所謂的規則，既可以包括制定成文的法律、法規，也包括其他具有拘束力的規則，兩者在拘束對象、適用范圍方面有所差異。我國學者也曾使用“管制”一詞表示相同的含義。但管制更容易使人聯想到統治經濟和行政命令，由此發生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經濟的手段相混淆之可能，因此現在大多學者使用規制來表述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活動。美國社會科學家塞爾茲尼克將規制界定為“公共機構針對社會共同體認為重要的活動所施加的持續且集中的控制?！贝硕x預設了一個更高權威主體(即公共機構)的控制理念，包含了規制的對象為“社會共同體認為重要的活動”。更體現了規制的過程與本質，即按照規則治理，或稱之為“施加持續且集中的控制”。

提及規制，產生的一個必然爭議是。一國經濟實踐中是否需要進行規制?因為與規制對應的另一個詞Deregulation(放松管制)也為學者所津津樂道。規制者基于市場存在自身不足的事實出發，強調需要政府對市場失靈領域進行規制，目的是完善市場、促進公共利益?！肮怖嬲摗背蔀橹С忠幹普撜叩闹匾碛?，此外還存在“法律不完備”等學理支持。而反對規制論者從不同的視角否認規制的有效性，如“私益理論”者認為規制機構的“公共利益取向”難以保障，規制往往成為私益團體利用政治或法律手段獲取自身利益的方式；“管制俘獲論”則認為規制機構可能被財力雄厚或者有助于政治票選的利益集團控制。不僅未能維護公共利益。反而涉及大量腐敗瀆職情形。學者懷特對規制的不良影響進行描述：“企業所面臨的不斷增加的規制，就像一個剎車。在阻止企業的財務積累和就業機會的增加?！奔词共皇菑母旧戏裾J規制的有效性。也有大量要求放松管制的聲音，從規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相伴存在。

無論學理上對規制還是放松管制爭議如何，現代各國政府普遍使用規制手段介入市場，以期克服市場本身不足，維護消費者利益，推動社會公共利益。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食品藥品監督到市場準入管理，從安全生產到金融監管，各領域規制實踐已經普遍建立，以維護公平競爭和協調監管市場為主要內容的市場規制法也正逐步形成。

二、市場規制的主體與權力

按照規制為克服市場之不足的發生原因，規制需要一個更高權威主體控制的特點，在社會欠缺適合的自我管理機構的情況下，國家(政府)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次優選擇的規制機構。雖然社會中也存在行業協會、商會等中介機構規管，或者經營者自律管理的情形。但這些并非屬于普遍的情形。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制主體主要以政府及其部門為代表，具體負責市場準入、標準設定、質量控制、計量管理、價格監督、競爭維護等事務。

作為市場規制主體的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組織形式大都表現為行政機關，卻擁有與行政權力不盡相同的市場規制權，因此更需要注重職權設定及市場規制權力運用的過程。我國市場規制機構通常習慣于將自身界定為行政機構或管理機關，雖能反映市場規制機構的組織結構方面的行政色彩。但無法體現其行使市場規制權力的本質特點。行政權力與市場規制權力運行的主要區別在于：第一，兩者在產生原因方面不同。現代行政既要保障上級行政機關的命令能夠有效下達執行，又要保障私人權利不為違法行政所侵害；而市場規制則是應對市場自身不足而產生的彌補市場手段。第二，兩者在調整手段上不同。行政權力強調效率，借助強制性公法規范保障令行禁止：市場規制權是在尊重市場基礎上的控制，其以公法為主兼具私法特征的控制模式部分體現柔性色彩，因此引導、協商等措施在市場規制中的運用也發揮重要作用。第三，兩者救濟思維不同。行政相對人有服從義務，即使相對人遭受不公正對待，也只能在先服從行政權力的前提下通過法定救濟方式維權，由此，事后的行政復議、訴訟救濟成為行政權行使的重要約束；而市場規制權的行使過程相對彈性，被規制主體在市場規制權作用過程中可以通過要求聽證、提出異議、商談和解等諸多方式進行維權，因此，過程中的救濟顯得更為重要。第四，兩者復雜程度不同。行政權力強調令行禁止，所需考慮因素相對單一；市場規制權力乃彌補市場之不足，而市場為各種利益關系之交織匯合，因此會在不同層面、維度對市場規制權產生積極或者消極影響。也正因為如此，遭受權力規制的市場經濟關系不易恢復到規制之前的狀態，就更要求規制權力主體行使權力時的慎重與合理。

當然，因為市場規制主體的組織形式表現為行政機關，行政法學者也將市場規制權力運用過程的特點歸納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之中，并以此體現現代行政法的發展特點。例如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中強調合理行政原則、強調正當程序原則中的公眾參與制度，這些都是從市場規制權力行使中提煉的重要元素。

我國市場規制主體往往將自身界定為行政管理機關，這就存在定位不準的問題。以最典型的市場規制主體――工商部門為例，其承擔維護市場競爭秩序、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基本職能。然而，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官僚行政、管理思維的影響下，包括在機構名稱上稱為“工商行政管理

局”，使其在對市場規制權力的運用上受到行政權力上令下達思維等因素影響，管理思維和心態仍然占據主導。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經濟利益為主的各種市場交易關系遠比計劃經濟時代繁雜多樣。如果以市場秩序維護和消費者保護為宗旨的規制主體，延續行政管理思維從事市場公共事務管理，則會出現明顯的規制失靈情形。

按照其他國家規制市場的經驗及學理總結，在市場規制權行使中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清晰市場自治與規制的定位，即須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進行合法規制。盡管自發形成的市場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失靈問題。但人類迄今為止的各項試驗與實踐，尚未找到比市場更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模式。因此，承認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是規制的前提，規制的目的并非是替代市場，而是完善市場。由此，規制機關不能過于積極主動地規制市場，而應當在市場失靈的場域、在法定職權的范圍內進行規制，否則就出現職權“越位”、權力行使過度的情況。

第二，市場規制中應當注重合理性原則。由于市場中的利益關系相對復雜，規制效果可能需要長時間才能顯現，規制效果的發揮需要市場各類主體配合，規制結果會對市場各類主體權利或經濟利益形成一定影響，因此市場規制必須建立在合理原則的基礎上，其中最為重要的制度保障就是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信息公開是指市場規制主體將其規制活動的依據、行為、結果等事項向公眾公開。信息公開是規制活動取得市場活動主體充分理解并給予配合的前提。同時也是形式上作為行政機關屬性的規制機關依法行政的必需。公眾參與是在采取相關規制措施之前應當聽取市場活動主體的意見，尤其是聽取規制相對人和直接利害關系人的意見，盡量合理化規制措施，實現規制完備市場的初衷。通過市場規制主體公開規制信息和規制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等主體的公眾參與，使得規制在問答、陳述與抗辯的過程中，各種力量和利益關系進行角逐博弈，闡明各自的利益追求，陳述各自的理由依據。斥責對方的不合理欲求。討價還價，最終形成趨于合理的規制方案。

第三，市場規制主體應避免過高估計自身能力。盡管規制是為彌補市場不足而存在的，但規制主體并不必然比市場活動主體更為理性或明智。這一方面是因為規制主體也與市場活動主體一樣，不可能通過自身努力取得完整信息；另一方面，規制主體比市場活動主體更缺少利益驅動，包括在信息收集溝通、案件調查處理等方面缺乏合理的激勵機制促使其如同市場主體那樣全心全力投入：再者，形式上表現為行政機關的規制機構，存在疏忽或者懈怠情形時，難以按照傳統部門法方式追究法律責任。當行為主體與責任主體并不完全吻合的情況下，不負責任的行為出現的機率更高。正因如此。落實市場規制主體作為經濟管理機關的“問責制”顯得尤為必要。

三、問責制在市場規制權力行使中的作用

傳統意義上的法律責任追究是以構成要件的滿足為基本條件的，這就意味著法律首先應就責任承擔的情形抽象出各種條件，當各項條件均予以滿足并且不存在免責事由時，法律責任確定無疑地落到責任主體之上。通過這樣的責任構建，傳統法實現其追求的確定性和體系美感的價值目標。然而在社會化大生產與市場經濟時代，對市場規制或者宏觀調控等方面進行經濟管理、協調的法律本質上無法抽象出具體的條條框框，也就無法按照傳統構成要件式的方法來規定經濟管理主體具體法律責任。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規制或調控的對象(即市場或市場行為)本身千變萬化，不可能予以完全列舉，例如反壟斷法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中的“相關市場”界定需要具體分析，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概念是無法用立法方式窮盡的；另一方面也在于是否對市場或市場行為進行規制或調控還存在一定的價值判斷因素。例如對何種情境下可以以“適用除外”為由對壟斷協議進行豁免，先前為鼓勵房地產市場發展而出臺的期房銷售政策在現階段是否應當繼續實行等。由此，法律在經濟管理、協調關系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時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更須立法者、執法者高度智慧和廉潔透明的作風。法律責任制度設計方面也應隨之摒棄構成要件式的規定，而從全程控制的角度構建“問責制”，以期保障規制者忠誠、勤勉與盡職。

問責制(Accountability)最初用于表示中世紀莊園的管家責任，后來專指管家對主人所承擔的、有效管理主人所托付資源的責任：此后又發展為資源的受托者負有對資源的委托者的解釋、說明其活動及結果的義務。問責制適應現代高度復雜社會關系的調整控制，其不僅包含事后的責任承擔，更著重于社會關系形成、變化過程中的角色界定、說明回應，由此廣泛適用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制度之中。從全程控制的角度觀察，問責制應當是一個前后呼應的體系構成，包括作為邏輯起點的角色設定，即確定參與社會關系主體的角色擔當、職責權力；包括作為中間過程的說明回應過程，即利益相關者有權通過質詢等手段行使監督權。被問責者必須予以回應說明從而實現全程監督：也包括作為問責結果之一的責任追究，即當被問責者發生角色錯位、利益沖突、不能回應、重大決策失誤等情形時，應當承擔各種法律責任。因此，落實問責制在市場規制權力行使過程中大有用武之地。

首先，因為市場規制機關擁有的規制權并非是單純的行政權力，而是一種與組織管理關系緊密相關的財產權利。無論是市場準入、行業監管還是競爭秩序的維護，規制權力的行使都會影響市場主體(經營者或消費者)的利益配置格局，最終影響到市場主體的私人權利。如果市場規制權力行使不當，必將損及市場主體的財產利益，進而有損于整個社會財產福利。因此，作為經濟管理機關的市場規制主體，被授予規制權力以保護市場，理當負有善用權力、解釋說明等義務，這就為問責制適用于市場規制權力運行過程提供合理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