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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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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賈桂林.加強互聯網的新聞宣傳[J].群眾，2000（7）.

[6]李志民，萬猛.網絡時代的科技論文快速分享與多維表達研究[J].中國科技論文在線，2006（5）.

[7]在職研究生雙證科技泄密渠道多，科技保密工作制度不健全分析[DB/OL].，2015-05.http：///shuangzhengzaizhiyanjiusheng/11957.htm.

第2篇

關鍵詞：數字媒體；文化傳播；信息方式

數字媒體與傳統媒體相比，是信息共享的開放性文化。由此也帶來了多樣化的文化性和愉悅感，促進了人類文化生活的審美思維的變革。從總的文化特點上看，數字媒體展現和傳播的是一種虛擬的、戲仿的、視覺的和機械復制的大眾文化消費品，其文化傳播方式是在信息傳達的基礎之上，呈現以個人訴求和人機融合來言說與表征的文化，呈現出從擬彷現實到直接擺弄現實的后現代景觀。

一、數字媒體構筑文化傳播后現代景觀

數字媒體、大眾文化、后現代景觀，這三個名詞常常被糾合在一起。數字媒體主客體多元化的傳播方式，大眾文化按照市場規律批量生產，集中滿足人們的感性娛樂需求的文化形態，后現代文化所具有的對傳統主流文化或意識形態的“抵制”與“規避”及“消解”，使得數字媒體在以視覺圖象為形式特征時，又成為大眾們“狂歡”的廣場和審美日常化的平臺。同時數字媒體還孕育著各種新的文化藝術形式的形成，文化藝術表現方式也變得更生動和更具有參與性，改變著人們對文化的認知方式。波斯特指出：“電子媒介也在促成一種同樣深刻的文化身份的轉型。”“要想獲得廣泛的感召力，因特網必須做到不僅僅有效、有用和有娛樂性，它還必須以一種令人樂于接受的方式呈示自己。”“信息方式促成了語言的徹底重構，這種重構把主體構建在理性自律個體的模式之外。”

數字媒體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采用數字技術的傳統大眾媒體，如數字廣播、數字電視、數字報紙等；一類是基于互聯網技術與數字技術的網絡媒體，如IPTV、網絡雜志、E-MAIL、博客、播客等，一類是基于移動通信網絡的手機媒體、移動車載電視等。目前，以網絡傳播和手機傳播為主體的數字媒體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時參與的傳播基本實現。在這其中，網絡文學是最能說明數字媒體的文化傳播性的。文學創作是人類最早的抒感的工具，也是人類最早的信息傳播活動。早在人類社會的原始時期，文學就產生了，原始歌謠和原始神話表現了原始人的生活狀態和心理情感，而原始人類的“歌、舞、樂”三位一體的表現又顯示了文學(歌詞)的傳播動能。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新的傳播工具的產生，文學內容和文學形式也會發生顯著變化。正如麥克盧漢指出的那樣：“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時代都有它喜歡的感知模式和認知模式”。早期刻在各種獸皮和石頭等自然物上面或者口口相傳的文學隨著人類語言的產生而變成“書面”的作品，印刷術的產生使文學創作由竹簡到紙張，由個人手抄到機械復制，使之成為現在的大眾閱讀和傳播工具，文學的作用與功能不斷與時俱進，不斷有新的表現形式來“顛覆”舊的表現形式。互聯網絡的產生，多媒體技術的運用，導致了“觸網而生”的網絡文學的出現，網絡文學幾乎“顛覆”了傳統文學的創作觀念和表現手法，表現出了一種后現代的“非語境化”的文化景觀。

網絡傳播的大眾文化性質決定了它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和審美趣味的日常化。網絡傳播所具有的虛擬性、交互性、平等性、開放性的特點，不管是從BBS的“灌水”還是到利用傳統文學形式的“一唱三嘆”，或者是網絡聊天室的“神侃”，網絡短信“博得一笑”的“言子”，想說就說的“博客”等，都改變了文化的傳統特質，形成了一種互動的非線性的文化表達方式。在數字媒體中，通過互聯網或手機，信息在人類社會中實現了完全的共享，所有個體都成為信息的者和接受者。按照麥克盧議所說，數字媒體的“主體”在不斷“位移”，其中心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指向，傳播主體與價值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這種傳受關系主體性的偏離與游移使得數字媒體改變著傳媒的生態環境，并使得傳媒市場的傳播格局被重新劃分。美國傳播學家梅羅維茨就認為，數字媒體的出現使得傳播走向出現了多極化，促成了傳播的“情境型式”的變化。一方面，數字媒體的廣泛運用促成一系列舊有的情境傳播界限被打破，致使一些舊有的不同情境合并，進而形成新的傳播情境；另一片面，數字媒體使不同情境之間的一些舊有的連接消失，導致新的情境與連接產生。梅羅維茨所說的“情境型式”，顯然指的就是傳受關系的多極化與文化關系的破壞與再生。比如，博客與播客，就是數字媒體情境下產生的新的文化傳播空間，在這樣的“情境型式”的文化傳播格式中，開放性、個體性、非線性和交互性使信息傳播平臺得到自由和自主運用，“一對眾”、“眾對一”或者“眾對眾”的傳播方式使傳受關系不斷產生偏離與游移，文化關系成為多方面的不確定的關系。

數字媒體文化傳播后現代景觀的另一特點是娛樂狂歡。在網絡上，不管是網絡文學，還是網絡新聞或者“BBS”等，正是在于用表達上的“隨意”、“戲仿”、“諧謔”和“拼貼”來顛覆了傳統文化表達的套路。那些充斥網絡、手機上的“搞笑”的語言，漢語和英語夾雜，打亂時空界線，語言組合上的“發貼、跟貼”和“BBS”的“灌水”的味道，語義出人意料地錯位和戲謔，把各種戲謔和搞笑元素進行“后現代”式的拼貼，雖然“不合時宜”，但在怪異荒誕中又反諷了當代這個不講誠信、商品至上的現代社會現象。這樣的“網絡語言”，顯然不符合傳統文化“再現”或者“表現”的要求，卻恰恰符合巴赫金所指出的人們文化上的“狂歡化”特點，“愉快、歡騰，同時帶有嘲諷的譏笑，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復興。”其主要之處就在于自覺不自覺地拋棄一切傳統的規范和準則，甚至用戲謔和嘲弄來顛覆主流文化而獲得另一種更歡樂更輕盈的廣場狂歡式的文化方式。

二“人機共同體”演出的“蒙面舞會”

網絡是一個虛擬的空間，在網絡世界中，信息通信技術可以創造出一種新型的文化關系，這種文化關系呈現出非間接性、廣泛性等特點。參與者一方面不需要要與他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卻能夠與全世界范圍內處于網絡上的人群進行隨意交流，大大地拓展了參與者的文化交往平臺，這樣寬廣的文化交往平臺在現實世界中是參與者無法企及的。網絡世界中交往人群特有的身份虛擬性使得網絡的交往行為有時甚至比現實的文化交往還來得更為親密和豐富。現實的文化交往行為常常表現為利益的沖突和交換，而虛擬世界中的交往行為多是建立在共同興趣的基礎上的，區別于現實世界中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和強迫性。在這種虛擬的交往空間里，人們常常會被越來越多地‘拉’出現實世界。以網絡傳播為代表的數字媒體文化傳播景觀，作為一種“人機共同體”式的電子界面的傳播，它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字符號，而實際上是一種圖形符號，本身也無法令“讀者”深入其中，電子界面的光與色的變化、閃爍，各種圖形和動畫穿插其中，都只能讓“讀者”眼花繚亂地“觀看”而很難深文隱蔚地“品味”，或者“玩技術”的興趣超過了“玩文字”的興趣。比如，網絡媒體所帶來的網絡傳播所特有的超文本性，就使網絡文化具有人人可以參與其中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閱讀興趣和喜好，“人機共同體”演出的“蒙面舞會”是其一大特點。比如，網絡文化傳播中“卡拉OK”式地多聲部游戲和喧嘩。超文小式的“鏈接小說”和“RSS聚合新聞”之類的信息與文化傳播手段，顛覆了傳統文化關系及閱讀確定性，強調了受眾對文化_止向和文化關系隨心所欲的“分割”、“跳躍”、“粘貼”、“改寫”和“逆轉”。“以文字處理為例，改變數字化書寫易如反掌，屏幕符號與白紙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質性，這使文本從固定性的語域轉移到了無定性的語域。而且，數字化文本易于導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種方式在人們之間交換，每個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結果便是無論在屏幕上還是打印到紙上，每個人都在文奉的空間構型中隱藏了簽名的一切痕跡。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勵讀者把文本視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創立自己的鏈接的符號域或符號網，這些鏈接可能會變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讀者也可以尾追或隨意更改。這些程序使人們能在全文或一組文本中查找單詞或短語，并添加進文本或保存。結果產生一個新文本，把作者原來不想放在一起的詞語放在一起。讀者以自己的詞語層序代替了作者的詞語層序。”

非常明顯，數字媒體在文化演進中，打破了傳統線性文本理性的、有秩序的重‘閱讀’、‘思考’，追求閱讀意境和審美欣賞，超文本是娛樂的、游戲的、重技術“操作”的“狂歡”，是平面化的拒絕深度的文本。所以，網絡文化提供給人們的或者人們參與的是充滿時尚的娛樂文化而不是嚴肅文化，是玩耍而不是思考，它真的就是一個“人機共同體”的“蒙面舞會”，人們盡情地游戲和喧嘩，不問身份不問來歷，且捉弄那些嚴肅而傳統的影子，拆毀傳統文化關系和等級制度的高墻。他們讓現實文化與虛擬文化兼容，形成新的以自我“隨心所欲”安排為中心的虛擬世界而進行游戲，也是自我快樂的“烏托邦”。同時，由于社會意識形態以集權的方式對人產生的文化與心理上壓力和控制十分嚴重，這種壓力和控制也在虛擬世界的游戲中被顛覆和解構，演化為多重的無意義的無深度的只滿足個人消費欲望的文化傾向。

當然，網絡文化傳播也充斥著大量低俗的東西。北京大學溫儒敏教授指出：網絡文化中一些東西，“對民族文化經典的拆解、拼貼、戲說或者改寫，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義深度，張揚了感官刺激和情緒宣泄。顛覆經典者在冒犯常規、調侃正經、褻瀆傳統，希望由此獲得一時，往往不過是‘憤青’泄憤，網民玩樂，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傳媒正好乘機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顛覆或者‘惡搞’經典的風氣就釀成了文化領域的沙塵暴，越刮越兇。”2006年8月，《光明日報》曾就網絡文化問題，以網上“惡搞”“紅色經典”為典型，在網上召開“防止網上‘惡搞’成風專家座淡會”。座淡會的眾多專家學者認為：“惡搞”“紅色經典”至少有四種危害：其一是“列理想信念的顛覆”；其二是“對誠實守信的顛覆”；其三是“對良知善心的顛覆”；其四是“對勞動創造的顛覆”。“‘惡搞’我們的紅色經典，會傷害國人的感情，如果傷害了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也同樣受到了傷害”。“我們的民族語言，我們的文明不容胡編”。“‘惡搞’有一種很不好的后果，給優秀的傳統文化埋上‘地雷’了，這些東西很可能要使我們付出代價。很多青少年不知道來龍去脈，被這種手段影響了，就產生了一些思想上的誤區”。2006年9月，中央電視臺在其重點欄目《焦點訪淡》中，播出了《“惡搞”面面觀》節目，節目中指出：“如果說《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還只是一種游戲和對某些現實的不滿進行發泄的話，惡搞英雄則是在拆除歷史正義之墻。紅色經典記錄的是一段歷史，是人們記憶中的一個情結，是對一個年代和一種理念的純真的向往與回憶，是不容褻瀆的。”

三、“新新人類”的個人文化之旅

“新新人類”是人們對于網民和熱衷于手機傳播的青年人的稱呼，這一稱呼的文化意義在于：它表現了數字媒體文化傳播具有新的不同于傳統的個人化、自由化、隨意化特點。數字媒體改變了傳統文化的創造、傳播和傳承方式，往往以傳統文化的挑戰者的身份出現，消解權威和中心，形成了新的文化發展的強烈張力和價值標準的矛盾，表現了“新新人類”的價值觀、道德觀的變遷。

在數字媒體文化傳播中，手機短信和手機電視可以說很充分地表現出了“新新人類”的文化追求。手機文化體現了現代通訊工具的時尚、快速傳播、即時響應、差異化等特點，GPS在手機上的應用則把這一文化的觸角伸向了高科技。GPS的導航功能向來以定位精確；范圍廣泛著稱，擁有它仿佛擁有了一顆自己的衛星，對于張揚個性的現代人來說，是文化精神的最好的個性化體現。又如手機短信。如果說在2003年以前，手機短信的主要功能還在于單純地傳遞信息，那么，自2003年以來，手機短信的文化傳播功能則大大地發展，變大眾化娛樂為小眾化娛樂。有調查顯示，人們在使用手機時，“平常人際交流是不會成為主流的幽默笑話的比例就高達51.2％，這充分體現了手機媒體的個人文化傳播功能與娛樂文化特點”。“短信文化的實質在于娛樂，是透著骨子的娛樂。幽默短信正是這種娛樂精神的體現。雖然并沒有多少實質的信息傳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卻依然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幽默短信。幽默短信是短信文本中最受歡迎的，他們所追求的是娛樂、娛樂、還是娛樂。幽默短信給發信者帶來的快樂是雙重的，看到有趣的整人短信自然會會心一笑，而當發送出去，想象著收到短信者大吃一驚的樣子，又是一種得意的開心。”顯然，手機中的娛樂短信并不是“新新人類”對傳統文化的體現，而是他們充滿了的創新精神也帶有“去中心化”色彩的個人文化之旅。

第3篇

    [論文摘要]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符號呈現出兩種角色，一是對應于物質的符號，一是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就數字化的文化傳播而言，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實現了文化傳播的整體性，弱化了物質性，使傳統的物質與符號關系讓位于符號與意義的關系，物質與精神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整合于意義之中。但數字化的符號對文化傳播也有其無法完全精細化的局限，純粹的技術手段無法解決問題，認識到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真實與虛擬的雙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數字化符號對文化傳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時也是指人類認識和改造的結果。廣義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聯系十分密切。物質文化是人們生產實踐的產物，也是人們精神文化的體現;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層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質是精神的載體，同時也體現出精神文化的內涵。

    在傳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它們之間的界限是很明確的，物質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賴于物質基礎才得以傳播與發展，但物質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僅在于承載與續傳，至于物質本身對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沒有一種物質具有最大范圍內承載和傳播精神文化的特質。例如紙張，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物質本身的實存性對這種傳播具有約束，精神文化的傳播并不能隨心所欲。從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只不過是人類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它們本質上應該是一體的;但是從傳統物質與精神層面之間的關系來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并未能融為一體，它們之間的界限仍然很明顯，且易于區別。

    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這種界限不利于文化整體性傳播，要使文化整體性傳播必須需要另一種方式的出現，這種方式能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傳統的技術范圍內要找到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的方式只能是一個夢想，這一夢想在上個世紀}o年代才開始出現現實的內容。信息技術成為時代的一種帶有主導性的技術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現出新的形態。“特別是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社會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都顯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質，新型的社會文化形態—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術帶來的符號化與數字化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這一愿望成為可能。其中，符號化主要是針對器物而言，數字化則主要是針對符號的轉化而言。

    如果說信息化在技術層面使符號化與數字化具有技術的可行性，那么隨著信息化技術興起的一系列文化認知方面的變化則為人們整體化審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阿諾德認為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東西不在于純粹對物質財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與文明的調和，即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和諧共存。斯圖亞特·霍爾把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歷史主義聯系在一起，從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抽象的價值和具體的規范，物質的和精神產品，都被納人了文化研究的視野”。這種“文化主義”的觀念帶來的文化認識是:文化的意義在于集體而不是個人。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最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須從整體的觀念來看待文化的意義，這種整體最主要的層面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同樣的暗示也來自于f·r.利維斯對“大眾文明”的擔心，他對于現代技術，特別是傳播媒體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對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失衡的擔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對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但作為文化本身而言，則是由具體的人的意義與實踐構成。文化在他那里不僅具有物質的基礎屬性，而且在物質的基礎上體現出其價值與意義。由此可見，無論斯圖亞特·霍爾、利維斯和威廉斯對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即對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考慮的訴求。他們的這種暗示式的訴求，以及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的理論，在客觀上都讓人們意識到了:在信息技術成為現代主流技術的背景下，人們應從整體的角度審視文化本身，這就為在信息化基礎上整體化考慮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

    當代文化觀念的認識把人們的視線轉移到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之中，而信息化技術，特別是信息化中的數字化技術則從方式上確定了上述關系整體化考慮的途徑，即符號化與數字化。符號化是一種具有傳統意味的方式，而數字化則是信息化時代中的一種新的符號化的方式。符號與器物比較起來，它們都可以承載文化的內容。但是它們也有顯著的區別，器物是具體的東西，有著實體的存在。而符號則不同，它可以承載實體的意義，但是對于物質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礎在于人們對物質實體的了解。因而符號化帶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人們有可能從這些符號化了的對象中進行交流與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備大范圍內的交流，但符號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具體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號化，可以有效地傳播其文化內涵。但與此同時，對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卻無法傳達。因此，不難發現，傳統的符號化雖然帶來了一系列認識事物方式的變革，對于文化傳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其缺點也十分明顯，這就從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技術的出現。這個新的技術一定要滿足符號化的傳播優勢與器物本身實體特征的要求，而數字化技術的出現，正是符合了這個要求。

    人們對數字化的認識多種多樣，但是最基本的一條是，人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把事物或器物變成相應的信息，并最終把這些信息以符號化的方式展示出來。數字化的一個巨大優勢在于，它可以存儲海量的信息，并把這些信息以符號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現實中的物體能夠實現最為全面的符號展示。在沒有數字化之前，人們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現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數字化出現以后，人們可以在虛擬的符號世界里從立體的角度觀察與實物基本一致的狀態。通過超鏈接，與之相關的熟悉與不熟悉的事物，以及關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質信息都得以體現。這種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必然帶來新的認識與觀念，它把人從現實時空的實踐發展為虛擬時空的實踐，虛擬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一種新的實踐方式。而當這種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的一種常識時，當代關于文化觀念認識中的焦慮就會得到釋放。阿諾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可以在數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圖亞特·霍爾的整體文化觀念可以得到實現，利維斯對于現代技術的垢病能夠得以改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許可以用虛擬或數字“文化唯物主義”來重新加以闡述。他們對于文化暗示的訴求，在信息技術和傳播方式符號化與數字化的趨勢下，可以真正成為一種現實。

    綜上不難發現，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有三個階段是很明確的:一是一種基于物質或器物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二是一種基于符號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三是一種基于數字基礎上的符號文化傳播，即數字化文化傳播。符號化是文化傳播的趨勢，不論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符號化，還是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符號化，符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內涵的轉變，從與物質、符號的對應關系轉化為符號與意義的對應關系，實現了從一般意義上的符號向數字化意義的符號轉化。與之相應的變化是，物質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弱化，立體、深人的意義與形體因素得以強化。文化傳播的這一方式的擅變所形成一個結果就是，物質本身與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如此的緊密，通過符號化與數字化，特別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物質與文化內涵緊密、完美地實現結合，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是實現整體文化傳播的必要途徑。

二、文化數字化的局限與感知

    數字化基礎上的物質與文化內涵的完美結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數字化的全部，同時數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數字化隸屬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對社會文化具有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在邁克爾·默林的《信息技術革命:益處與危害》中得到較為全面的總結。邁克爾·默林總結了10種信息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危害，它們分為對人的意識的危害、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危害、對生活品質的危害等三個部分。毫無疑問，從社會角度來看，邁克爾·默林的這種擔憂以及他對這些危害的認識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符號化的轉化方式來看，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問題。因此，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于符號化與數字化方式與方法上的局限，而具體層面則是物質符號化與數字化以及精神層面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號化與數字化的方式與方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論”，齊鵬在《當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書中深刻地揭示出了這種悖論的存在。他認為數字化會導致人依賴于技術，成為技術的奴隸，最終形成新的人性的異化。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論是事物發展的本質”，同時也有技術本身的因素，“數字化平臺的單一性”，還有符號化與數字化中介中時空關系對人文精神影響的原因。齊鵬認為，要解決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必然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藝術手段與審美功能”。不可否認，上述兩種解決方式從學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很難完全實現，尤其是在技術領域，其實現的難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術本身給數字化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符號化與數字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論”外，在具體的符號化與物質化的轉化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其他問題。其最現實的間題是，物質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雖然借助了物質載體，但卻是以精神層面的狀態存在。這種層面的文化相對于以物質為主體的文化而言，其范圍與內容更廣，甚至可以說是文化的主體部分。并且一旦數字化以后，對于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與傳統方式在本質上并沒有巨大的改變，而真正引起巨大變化的，還是物質文化的那一部分。

    數字化的過程是一個精細信息化的過程，信息精細的程度直接決定物質數字化的程度。數字化雖然帶來了物質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帶來精細化，這是文化數字化所面臨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現代的科學技術手段使人們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個物質存在，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很難做到完全展示。盡管人們精細信息化的程度會越來越深，但也無法達到完全精細的程度，因此，這個局限只是大小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顯然，如何消解這樣一個最主要的局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預知的技術發展的所有趨勢中，現代技術無法實現這一目的，也無法找到最終的結果。既然從數字化技術的角度無法得至昧最終的結果，從別的角度尋求解決途徑就成為必然。

    從文化傳播的技術角度來看，現代數字化文化傳播的方式已經在人們可預見的范圍內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單純從現有技術的角度已經無法實現更大的進步。但是從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別是人們對于文化理解的觀念上的改變，可以最大程度地改變上述的局限。傳統對于物質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質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號化理解過程中，也是以物質實際存在為前提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同樣是以人們對于物質的實際感受為基礎。以物質的實存來感受文化本身，是人們傳統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數字化的符號則是依據人們對物質信息處理后的符號，并不是由符號本身直接而來，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質本身最為精細的全部內容。盡管這樣，一些新的變化產生，從而造成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與以往符號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樣，“從感覺的對象來看，原來的感覺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的感覺對象則不是如此，“二進制把原來符號系統中無法感覺的對象，無法邏輯化和虛擬化的感覺對象，特別是無法代碼化的經驗、智力、智慧，都作為自己感覺的對象”。這樣一來，對于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理解方式必然要與傳統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實現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理解，必然會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即對于文化的理解要脫離純粹的實物基礎，并且要建立在符號本身之上。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不再注重實物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系，而把重點放在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使符號與文化意義建立起直接的對應關系，真正實現符號文化。這種符號文化觀念的建立不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質不能實現完全精細化的局限，而且還可以使對物質文化的理解和以對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實現理解方式的統一，形成整體的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融合。在這個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世界里，沒有物質與符號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有符號與文化之間的對應關系，這樣一來，就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消解現代技術無法完全解決信息精細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