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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國家形象；綜合實力；軟實力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肯尼斯?布爾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④孫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⑩劉繼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從傳媒理論角度，程曼麗（2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系統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劉繼南、何輝：《中國形象――中國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版.

第2篇

關鍵詞：“安全困境”  現實主義   理想主義   新自由主義  化解

作為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焦點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家中用以解釋國際緊張關系、對立乃至沖突形成機理的一個基本概念。對于國際關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論家們長期爭論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現實主義的“安全困境”理論

“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臘，著名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已有所述，“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爾后，許多現實主義政治哲學家在描述國際政治現狀和解釋國際政治關系時，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近代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闡述了國家學說，他認為政治家的職責在于維護和增進國家利益，以此論證了統治者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合法性，從而把政治和道德分離開來。霍布斯繼承了馬基雅維利現實主義的傳統，認為強大的權威是終止人類無休的斗爭的有力武器。馬克斯·韋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國家理論，他把對權力的追求當做政治理論的核心。可以說，現實主義先驅們的國際安全理論為后來現實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來源，并且使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國際關系研究中，首先對“安全困境”概念進行詳細闡述的是英國歷史學家赫伯特·巴特菲爾(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國政治家約翰·赫茲(John Herz)。

巴特菲爾在他的《歷史與人類關系》中描述了“安全困境”，把“安全困境”叫做“霍布斯主義的恐懼”（Hobbesian fear）。他認為戰爭往往發生在那些刻意避免沖突的國家之間，正是刻意的避免行為導致了戰爭的發生。即使是在均無有意傷害對方的雙方之間，戰爭的悲劇依然會上演。“即使沒有任何一個蓄意出來危害世界的大惡人的干涉，歷史上最大的戰爭也可能爆發。它最有可能在兩個急于避免任何沖突的大國之間爆發。”2

赫茲則在學術界第一次使用“安全困境”術語。在1950年發表的《自由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與安全困境》一文中，赫茲首次提出“安全困境”概念，隨后又在1959年出版的《原子時代的國際政治》一書中更為系統的闡述了“安全困境”對國際政治發展演變的影響。赫茨認為，“‘安全困境’或‘權力與安全困境’是一種社會狀態，在這種情勢(狀態)中，權力的單元發現他們自己在任何時候都是并肩存在，在它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把行為的標準強加給它們，從而使它們互不攻擊。在這種情況下，由相互猜疑和恐懼而產生的不安全感驅使這些單元去爭奪更多的權力以獲得更大的安全。但這種努力證明有違自己得到安全的初衷，因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3。每個獨立主權國家都是獨立的權力單元，每個單元相當于獨立平等的單子。但是，這些單子之間沒有像萊布尼茲般的來自上帝的前定和諧，它們是渾然無序的，處于無政府主義狀態中。誰也不相信誰，誰也不聽誰，沒有強大的權威作為它們行為的統一標準，存在于它們之間的卻只有猜疑和恐懼。為了求得生存，只得時時防備，并提升自己的實力。殊不知，越是防備，獲得的安全感卻越少。

“安全困境”概念被巴特菲爾和赫茲提出以后，它越來越受研究者的關注。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研究者諸如羅伯特－杰維斯、杰克－史奈德、阿蘭－柯林斯等都發表了相關論文闡述了“安全困境”觀念。

現實主義以人性惡的前提假設出發，對倫理道德持懷疑主義的態度，堅持政治與道德的劃分，否定倫理在國際關系上的作用。它“對人性和政治權力采用現實的態度，以一種現實和歷史的方式去看待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問題，并在此過程中盡量克服理想主義和道德倫理主義的干擾”4。現實主義把道德從政治理論中剔除的做法必然導致對建立國際間合作和信任機制可能性的否定。而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環境中，由于國家之間缺乏一個超越各主權國家之上的最高權威，所以處于無法治的混亂狀態。并且，它們互信不足，相互猜疑，把對方的一舉一動都視為對于自身的威脅。為了避免對方的威脅，尋求安全，求得生存，雙方只能按照“理性自私”原則依靠自身力量形成自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弱肉強食”是重要的競爭法則，來自他國的威脅無處不在，自衛與威脅形成強烈的緊張關系。因此，各國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一方面加強國內實力，另一方面擴軍備戰，與其他國家形成對峙。但是，一國所采取的這一行動，又引起了他國的關注，被看成是對他國的威脅，他國也被迫采取應對措施，以達到力量的抗衡。可以說軍備競賽不斷，力量對抗不斷升級，戰爭一觸即發，而戰爭的發生將會給雙方造成兩敗俱傷，最終不利于各國的生存與安全，反而對于國家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脅的一種惡性循環狀態，這樣就使得各國陷入“安全困境”之中。約瑟夫·奈總結道，“安全困境的產生，同國際政治的基本特征，即無政府狀態，或國家之上缺少一個政府，是密不可分的。在無政府狀態之下，一個國家追求安全的獨立行為可能導致所有的國家更不安全。如果一個國家增強其勢力以確保自身的安全不受另外一個國家的侵害，那么第二個國家在看見第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后，可能也會增強自己的實力，以防備第一個國家。這樣一來，每一方增強自己的實力，以確保自身安全的獨立行為，都會使得雙方更不安全。”5

第3篇

關于體系層次與單位層次建構主義問題，溫特堅持體系層次建構主義。但我以為，建構主義在層次上的“回落”（或曰還原到單位層次）是有道理的，因為國家身份的確定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是體系層次觀念結構決定的。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就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方面，溫特認為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因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包含了社會性內容。但我覺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構主義就只能保留其作為社會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約的性質，因此它的國際政治理論地位就不復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個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涉及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層次上的不同路徑問題，目的是可以發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構主義流派（如中國建構主義學派等），可能有一定的開發價值。

現征得溫特本人同意，將部分通信內容翻譯整理出來，并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以對話形式予以發表。（秦亞青）

一、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建構主義

秦亞青：社會建構主義近些年來發展很快，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趨向，也顯示了建構主義仍有著很大的學理發展空間。許多學者在分析層次和思想內涵兩個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1987 年，你在發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的論文時（Wendt 1987），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性互動，亦即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互構。這主要是一種雙向的活動。比如奴隸和奴隸主的身份互構，因為不是因果關系，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奴隸、奴隸主和奴隸制三位一體，相互建構，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Wendt 1999)，我覺得雖然你說你的體系理論同樣是重視互構的，但相互建構卻基本上變成為一種單向建構，即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國家之間的互動則成為次要的內容，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為主，因而也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

溫特：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論的主導向度，單位層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壓抑。我在1987 年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中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構互動的關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是體系理論，不是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所以，我有理由強調體系層面的理論建構，強調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在這本書里，我的興趣在于國家間（或曰‘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將采用‘體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Wendt 1999: p.11）

秦亞青：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也就沒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齊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中，批評你的理論是沒有政治內容的身份/認同理論(Zehfuss 2002) 。她說，溫特認為國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國內政治形成的身份，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是先于國際體系的，是外生的和給定的(Zehfuss 2002: p.44)。據此，她認為你的中間道路抽去了“政治”這一靈魂。國內政治提供了基本語境，沒有這種語境，國家的身份/認同就失去了依托。

溫特：的確，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許多批評都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家身份/認同的國內因素。但是，我認為這種批評有失偏頗。我承認，國內政治進程因素，對于國家身份形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釋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而是揭示國際體系的運動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這一方面，我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相似的。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像華爾茲的理論一樣，我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沒有強調國家的身份形成和對外政策等內容。

秦亞青：許多學者采用體系層次的建構主義理論，獲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爾（Finnemore）對于國際規范的社會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學者在分析層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單位層次上面發展了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的是江憶恩的戰略文化理論。江憶恩的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如何建立起一個國家的集體戰略文化，而且這種戰略文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戰略選擇，影響到一個國家沖突還是合作的行為取向。另外，勒格羅的論文也在單位層次上面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了發展。

他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是體系層面上的國際規范還是單位（次單位）層面上的組織文化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更大。他發現在許多情況下，“組織文化”這一解釋變量比體系層次的“規范”變量更能夠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我觀察中國過去20 年里的發展歷程，也發現單位層次的觀念結構，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亞青2003）。

溫特：我的理論是體系理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建立關于國家身份形成的建構主義理論。江憶恩、勒格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理論。但是，由于我的理論主要是體系理論，強調的是體系因素的影響力量，所以，批評者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內層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一種理論建構中的必要忽視（necessary neglect）。

二、現實建構主義與自由建構主義

秦亞青：另外一個方面也很有意思，這就是關于建構主義與其他主流理論的融合問題。你有一次來信就曾經談到“現實建構主義”或“建構現實主義”問題，是否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個題目。在思想方面，建構主義有沒有與其他理論融合的空間？

溫特：巴爾金最近在《國際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現實建構主義》論文中，" 試圖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相融合。這可能是拓展建構主義的一個突破點。

溫特：我想先談一下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我是否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尤其是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信念對我影響很大。但是，我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高度的國家中心主義，因此，在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義對個人高度關心這一標識性特征。同樣，我的理論之中也沒有關注非政府組織、全球市民社會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又表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色彩。在我的論文《為什么世界國家是歷史的必然：目的論與無政府邏輯》中(溫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取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借鑒了“新黑格爾”的觀念（黑格爾往往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鼻祖［proto-realist］），強調在世界國家形成過程中，群體性社會組織是核心單位，或者說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集體單位（communitarian）”向度。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動力因素，但現實主義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到底是什么身份，還要取決于怎樣解釋“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意義。但是，不管怎么說，我認為，在我的理論中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

我認為，在評價巴爾金關于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融合在一起的論述的時候，考慮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是否具有根本的社會理論內核（core）。我認為現實主義是具有這種內核的，這就是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不僅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這樣的內核，其他現實主義學者從根本上來說也近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者，只不過他們將馬克思強調的階級換成了國家而已。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論著（Deudney 1995）。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表達了與巴爾金相似的觀點，即不應將現實主義完全等同于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當然，有的時候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理論中，觀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表現出更為精致、更為通融的本體論意識。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就是比卡爾（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遠，從根本上否認現實主義也必然是物質主義這一觀點。即便是微弱的物質主義色彩，巴爾金也不予承認。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如果他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現實主義”呢？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思考問題，現實主義就缺少了一種作為根基的本體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建立在具有某種物質性社會理論基礎之上的理論。這樣一來，現實主義確實很難與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這要取決于怎樣理解“建構主義”所包含的意義！）。

秦亞青：雖然你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因此巴爾金的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認為，巴爾金的觀點失之偏頗的成分更大。因為，他將建構主義僅僅視為社會理論，而沒有將它視為國際關系理論。我想，在你的論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你提到建構主義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一種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這是第二層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討論，亦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你說：“第二層面的問題屬于社會理論問題。社會理論涉及社會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為施動者的本質以及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理念和物質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理論的適當形式等等。這些涉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不僅僅與國際政治有關，而且與任何人類團體有關，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不僅僅專門用來解釋國際政治。”（Wendt 1999：p.5）

你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會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會導致充滿敵意的霍布斯文化。這也許是同樣的道理，即建構主義可以融合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現實主義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層面（first order），亦即在實在理論的層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這確實是將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比如，對于人類社會的進化式發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現、暴力權力的逐步消失等觀念，乃至集體身份和世界國家的形成，都明顯或含蓄地表現了你的自由主義理念。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巴爾金認為，美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有著深嵌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內涵。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評更加尖銳，他認為溫特建構主義是美國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形式，是為美國實現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理念整合和建構（或重建）世界觀念結構服務的(Shaw 2002)。

我們回到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問題上來。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你是既要建立一個社會理論，又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第二層面上建立社會理論；在第一層面上建立國際政治理論。你書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在理論。你提出的三種文化、集體身份的建立等重要問題，是專門用于國際社會的。在這個意義上，你" 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

如果說社會建構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那么，根據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有著明確的基本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與其他的理論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約。古典現實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諸如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沖突等）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諸如相對權力并非極端重要，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諧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約的。當年，人們批評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所謂的“新新趨同”，指兩大理論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與其他理論的基本假定趨同的，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巴爾金的最大挑戰不是他試圖將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融合起來，以建立現實建構主義的理論流派，對抗你的自由建構主義。他的挑戰在于，如果這種融合成功，那么，建構主義就只剩下一個軀殼，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爾金的“建構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建構現實主義”。他在文中也確實使用了“建構現實主義”的說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是分析框架，現實主義是思想實質；建構主義是標，現實主義是本。如果這種研究議程成為建構主義的主導發展取向，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就會名存實亡。

三、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秦亞青：不過， 巴爾金的批評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既然他使用了溫特建構主義或曰美國建構主義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構主義的另外一種分類方法，亦即以地緣－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建構主義。既然有美國建構主義，就可能有英國建構主義、歐洲建構主義、中國建構主義、東盟建構主義等等。你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指出，存在兩種結構：一是微觀結構，二是宏觀結構。在微觀層面亦即單位層面上，可能存在多種路徑，最終形成某種宏觀的、體系層面上的觀念結構。所以，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這樣進行分類，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考慮。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context），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中的空間和時間里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第三，由于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征，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如果我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緣－文化為特征的建構主義學派就可以出現。也就是說，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征的建構主義流派。地緣－文化建構主義觀是具有時空兩個緯度的。你在過去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并認為現實建構主義是可能出現的中國學派。但我覺得，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議程中包含了較多的自由主義的成分。

溫特：我非常喜歡你提出的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同地緣－文化可以產生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遵循不同的微觀層面路徑，形成宏觀層面的結構。實際上，你的論點說的是國際體系文化中的區域分異（differentiation）問題，亦即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

我認為，這不僅僅在經驗層面上是真實的，而且在理論層面上，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所以，非常有必要進一步發掘（僅舉一例，如果將這種理論與“文明沖突論”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就涉及另外一個因素，即以國家冠名的理論，比如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提到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由建構主義比現實建構主義更有影響，我不知道這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我很想知道這方面的發展。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他回來之后，談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與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交流。從他的談話中，我的感覺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是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也許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表現出其他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自由現實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占主導地位，中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成分多還是自由主義成分多。這可能是驗證中國是否沿著一條獨特的地緣－文化路徑走向全球宏觀結構這一命題。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中國的路徑。還是在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至少是目前美國的對外行為。

秦亞青：雖然在談論中國建構主義的時候，我使用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個詞，但我覺得真正的、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還是不能與其他主流理論融合的。建構主義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會性的。這可能是巴爾金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是，一旦這些假定作為分析框架用于國際政治，它們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論假定的不可通約特征。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這類實體理論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說具有吸引力。我以為，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假定，使其明顯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論派，而不是通過觀念譜域的拓展使其與其他理論融合。這樣，才能夠使建構主義在理論之林中保持獨立的理論范式地位和獨特的解釋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或是兩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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