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稅收收入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WTO；稅收政策；稅收制度；稅收收入

一、加入WTO對我國稅收收入的影響

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世界上唯一處理國與國之間貿易關系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國際性組織。WTO于1995年成立，其前身是1948年正式開始生效的關貿總協定（GATT）。WTO是當今規范國際經貿規則的多邊經濟組織，其宗旨是通過實施非歧視原則，削減貿易壁壘，促進貿易自由化，以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世界資源，擴大商品的生產和交換。

GATT和WTO在戰后擴大國際貿易、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吸收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多邊貿易、促進世界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WTO擁有135個成員方，還有30個積極申請加入的國家和地區，其貿易投資占到了全球的97%以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并稱為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

加入WTO將在相當大程度上拆除掉原來橫隔在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間的各種關稅與非關稅壁壘，這必然促進經濟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的流動。一方面，中國產品可以自由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出口渠道將大為拓寬；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向其他國家的產品和資本開放自己的市場，從而加劇市場的競爭，這必將對我國目前的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帶來全面的影響，在一定的稅制下，稅源規模和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稅收收入的增減變化。可以預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受“入世”沖擊影響較大，稅收收入增幅將減緩；從事加工貿易的私營和民營企業將因“入世”而獲益，稅收收入可能會小幅增加；外資企業稅收收入所占比重將會大幅提高。

（一）加入WTO對我國稅收收入的不利影響

1.來自農業方面的稅收和對農業依賴性大的企業的稅收將會減少。由于我國農業生產率較低，農產品大多具有質次價高的特點，國內市場糧食價格往往比國外同類產品的到岸價格還要高許多，由此嚴懲影響了我國糧食的出口競爭力；另外，我國主要農產品（尤其是糧食）生產成本近年來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遞增。由此造成目前我國的一些主要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要比國際市場價格高20%-40%，且高質量產品的比例不高。加入WTO后，中國農產品向國外開放，國家對農產品的各種措施一旦取消，我國農產品市場必將受到國外物美價廉農產品的強烈沖擊，這樣來自農業方面的稅收和對農業有較強依賴性的企業的稅收必將受到較大影響。

2.停產破產企業增加將直接減少來自企業的稅收收入。以汽車工業為例，汽車工業在我國是一個高關稅保護下的幼稚產業，但在加入WTO的談判中，我國已承諾對汽車工業的關稅將逐步下調，且幅度很大，這是出于加入WTO的需要，同時也是對我國汽車工業的一次大考驗。目前我國中小型客車市場上進口份額已占到60%左右，盡管目前國產轎車的價格普遍低于同類進口車型，但這主要是依靠高關稅的保護，并不具備實質價格優勢。加入WTO后，我國汽車業將逐步失去高關稅保護、非關稅貿易保護和投資保護，這樣，原來的價格優勢將蕩然無存，其生存也將步履維艱。其他諸如高新技術產業、化工制藥業、機械工業、通信設備制造業、石化工業、金融業及一些中小企業也將會受到強烈沖擊。另外，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也會使一些長期侵權或缺乏創新能力，依靠仿制生存的企業難以為繼。停產破產企業的增加勢必會減少來自企業的稅收收入。

3.關稅收入將減少或相對減少。依據GATT的基本要求和我國恢復在GATT中地位的承諾條件，我國于1992年1月降低了225種商品的進口稅率后又于同年12月31日降低了3371個稅目的進口稅率；1993年12月31日，我國又大幅度下調了2898個稅號的商品進口稅率；1994年，我國又對重要機電產品的零部件等共234種商品在規定的優惠稅率基礎上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1995年又陸續對246個稅號的進口商品按比現行稅率低的暫行稅率征收關稅。可以說，我國在降低稅率進程中步子邁得很大。盡管目前海關稅收大幅增長，究其原因主要是罰沒走私品收入增加和減免進口環節稅收數量減少所致。在關稅平均稅率下降的情況下，進口額的增長將會導致稅收收入的相對減少。同時由于關稅是海關代征“兩稅”計稅價格的組成部分，組成計稅價格的下降會導致海關代征“兩稅”收入的絕對減少。

（二）加入WTO對我國稅收收入的有利影響

1.出口的增長將帶動財源的增加。目前，我國的農副產品、工藝產品、紡織服裝和家用電器等在國際上是有一定競爭力的。但目前，我國農副產品出口主要集中在日本、韓國，銷售市場狹窄；紡織服裝、工藝產品的出口則要受到各種配額的限制，規模受到極大制約。由于我國不是WTO成員國，當發達國家濫用岐視性的數量限制和不合理的反傾銷補貼措施限制我國的出口時，我們的談判地位十分不利。加入WTO后，我國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就可以獲得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同時也有利于我國出口市場的多元化進程，這將成為稅源建設新的增長點。另外，加入WTO有利于激發我國企業的競爭意識，競爭的壓力會促使國有企業加快經濟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的步伐，加速改制、重組、聯合、兼并的進程。同時進口原材料價格的降低會降低企業制造產品的成本，提高其市場競爭能力。

2.外資涌入將直接增加企業稅收。總體來看，我國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都十分豐富，加入WTO后，對國外投資的種種限制將逐步取消，國外豐富的資本利益驅動將增加對我國的投資。幾年來，外商在我國直接投資仍穩居發展中國家首位，1999年全年批準外商投資項目16918個，合同外資額412.2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額403.2億美元。這些三資企業的興起必將為我國帶來滾滾稅源。據有關資料介紹，在有些地區特別是沿海開發地區，其外資稅收已成為當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3.個人所得稅有望得到較大幅度增長。由于外資企業的大量涌入，在為當地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也會大幅度拉動當地工資水平，從而為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增長開辟廣闊的空間。

二、目前我國稅制在應對WTO挑戰方面尚存儲多不足

中國為取得過入WTO的入場券，雖然在雙邊協議的談判中爭取到了“發展中國家”的入世地位，但根據WTO的有關協議，中國將在關稅方面做出重大調整，另外，在其他稅種方面也存在諸多缺陷，稅制改革任重道遠。

1.關稅。目前，WTO發達成員方的加權平均進口關稅已從45年前的40%下降到目前的3.8%左右，發展中成員方也下降到11%左右。而中國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平均稅率仍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以來，中國已5次大規模降低關稅，使平均進口關稅水平從42.5%降到17%，降幅達60%.主席還莊嚴承諾，中國到2005年將使工業品平均進口關稅降到10%.目前，我國關稅結構不合理，減免制度過于煩瑣，實際稅負參差不齊，既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企業的公平競爭，又嚴重侵蝕了稅基。

2.主體稅種（增值稅）設置不符合國際通行作法。1994年，我國進行了以生產型增稅為核心的稅制改革，基本上形成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稅制框架，但作為主體稅種的增值稅從一誕生就“先天不足”。除了稅率設置分檔、納稅人分類、稅基狹窄、抵扣憑證不一外，還存在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生產型增值稅本身帶來的重復課稅問題（縱觀目前世界100多個實行增值稅的國家，僅有包括中國在內的5個國家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即使在實行17%的出口退稅政策下，也不能完全退掉固定資產所含稅款。另外，在工業和商業環節以外的流轉稅由于目前增值稅稅基未涵蓋，也無法退還這部分稅款。這使國內產品在與國外同類產品的競爭中處于劣勢。在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國家里，其國內產品在出國后能徹底退稅，當這部分產品進入我國境內，海關對其加征增值稅，由于其稅基小于同樣情況下的國內產品稅基，致使對國外產品征稅不足，導致國內產品在國內市場競爭中也同樣處于不利地位。這種劣勢在中國加入WTO，關稅全面下調，外國產品大舉入關的情況下將更為突出。一旦價格優勢不存在，質量和服務再跟不上的話，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國內企業蕭條，稅源萎縮，稅收收入下跌。

3.涉外稅收優惠過多，內外資企業稅負不一，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加入WTO后，可以預見國外投資者將會加大對我國的投資，內外資企業之間的競爭將會日益激烈。競爭必然要求社會提供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然而我們看到，我國現行稅收優惠政策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現行涉外稅收政策優惠層次過多。現行政策是根據對外開放發展形勢需要的開放地區的先后順序，分別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情況制定的。包括對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特定工業園區、國家旅游度假區、保稅區以及專門針對臺商投資地區的稅收優惠政策，存在著層次過多、內容復雜、互相交叉且不規范的問題，不利于正確引導外商投資方向，也造成區域發展不平衡。

其次，現行稅收政策優惠方式單一。目前，主要側重于降低稅率和直接的定期、定額減免所得稅方式，缺乏必要的靈活性。

再次，一些地方政府從本地利益出發，還單獨制定了一些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亂設地方開發區，亂開減免稅的口子，給統一的涉外稅收優惠政策造成很大混亂，損害了稅法的尊嚴，是對外商投資環境的極大破壞。

另外，對于內資企業普遍征收的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有稅、教育費附加等稅目對外資企業均免于征收；在流轉稅和其他稅方面也存在優于內資企業的稅收優惠。

4.科技稅收政策滯后，不利于利用稅收政策促進知識經濟的形成與發展。未來的競爭將是高科技的競爭，加入WTO后，中國的科技產業能否在世界高科技領域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尚無定論。這其中，良好的科技政策將加快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在高科技方面，我國已經落后發達國家不少，目前的科技稅收政策隨著中國入世，其不足將日益顯現。（1）我國的科技優惠的受益多偏向于科技成果的使用者（如對新技術企業的優惠）和新產品的生產，而對技術研究開發（R&D）本身及其工作者則較少優惠。且改革之后，高新技術企業增值稅稅負不降反升。原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調查表明，以新產品開發和生產為主的企業，其流轉稅名義負擔率比改革前上升了1.09個百分點，實際負擔率上升了3.53個百分點。（2）在軟件業，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1997年軟件出口額竟達16.6億美元，相當于我國當年的軟件市場總規模，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軟件出口國，其所以有此成績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制定了包括稅收在內的各項優惠政策。（3）隨著因特網的飛速發展，電子貿易正在全面世界范圍內迅速推進。據預測，全球因特網用戶到2005年將上升到7.65億，全球通過門戶網站達成的貿易額到2002年將達到5萬億美元。可以預見，將有越來越多的用戶通過網絡交易各取所需，而我國在這一方面還沒有制定出切實有效的稅收政策。

5.個人所得稅設計不合理，存在實際的稅負不公。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分類所得稅模式，雖有利于源泉扣繳和征收管理，但不利于體現公平稅負原則。在費用扣除方面，未考慮納稅人婚姻狀況、家庭總收入多少、贍（撫）養人口多少等情況，一律實行個人定額（定率）扣除，造成事實的不公。在扣除額上，國內公民偏低，不適應現行工資水平和生活狀況。

三、改革和完善現行稅收制度，積極應對“入世”挑戰

我國目前稅制框架和內容基本上是1994年基于“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指導原則建立起來的。從七年的運行情況來看，現行稅制結構基本上適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體現了中國特色，應對其持肯定態度。從前述分析我們也能看到在應對WTO挑戰上，應當稅制確實也存在某些不足。但這些不足不是根本性的，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改革完善來達到適應WTO的規則要求。我們不能因為外部條件的某些改變，就要求中國稅制全盤向西方稅靠攏，這是不明智的，也是極其有害的。從根本上說，調整完善當前稅制只能依據中國國情。

1.按WTO規則要求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水平的同時調整關稅政策，更好地發揮關稅的保護作用。我們應當認識到，關稅水平的降低并不代表著關稅對國內產業保護功能的喪失，相反，在當前情況下應更好地調整關稅政策，建立起利用保護結構實現調整產業結構的基本機構。（1）關稅的減免稅政策應當充分考慮到鼓勵發展高科技產業、促進科技進步、促進企業開發新產品的減免稅需要。（2）要充分利用WTO規則中關于允許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例外條款，形成一種從投入品、中間產品到制成品的梯級關稅稅率結構。（3）清理、取消一部分既不符合國家產業政府、又有悖于《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原則的關稅減免項目，使稅基擴大與稅率降低的幅度同步起來。（4）注意靈活采用應對措施，利用反傾銷稅、反補貼稅等特別附加關稅維護我國經濟安全，保護國內產業。我國從1997年至今，僅3次運用該手段，而經終裁，確認征收反傾銷稅的只有新聞紙一案。這種情況應值得重視。

2.改革完善增值稅，充分發揮增值稅的優勢。鑒于我國目前的增值稅類型所導致的種種弊端以及減少改革成本和改革阻力的考慮，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一種逐步過渡的改革措施。第一步，在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先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這樣做有如下好處：首先，可以鼓勵國內這些原本稅收負擔較重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機械制造、汽車、化工等）獲得較快發展；其次可以吸引外國資本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達到產業結構調整繁榮昌盛級的目的；再次，可以相對減少大量進口產品由于實際稅負低形成對國內同類產品的價格優勢；另外，可以考慮對于投資于西部的固定資本允許抵扣增值稅，徹底根除“東稅西負”，制約西部投資積極性的不良因素。與此相適應，可以考慮擴大增值稅的覆蓋面，將當前適用營業稅的交通運輸業、建筑業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這一過程大約需3-5年；第二步，視其情況決定是否實行徹底的消費型增值稅。

3.調整我國內外有別的稅收優惠政策，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對外資的特殊優惠政策在改革開放的初級階段是必要的，起到了吸引外資、推動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抑制國內產業發展和稅收流失等負面效應。由于外資享受較多稅收優惠，其投資回報率明顯高于內資，這使得內地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更傾向于利用外資。縱觀“八五”、“九五”時期，從宏觀上看，內資明顯利用不足。中國經過二十多年的調整增長，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如何引導這部分資本合理流動，調動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有一個因素必須要考慮，那就是投資回報率。導致內外投資回報率差異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內外有別的稅收優惠。因此，我國加入WTO必須逐步調整直到廢止這種內外有別的優惠政策，合并內外資兩套所得稅法，代之以基本一致的稅收優惠政策。當然，調整稅收優惠政策必然會引起外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時期的減少，但從中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考慮，這種“減少”作為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換取公平競爭環境的一種“改革成本”也是值得的。

第2篇

論文關鍵詞：煤炭企業稅收管理經濟發展

晉城市地處沁水煤田腹地，無煙煤分布廣、儲量大，全市含煤面積465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積的49％，總資源儲量459億噸。煤炭是晉城的基礎能源，煤炭工業能否持續、協調發展，對實現晉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關系極大。近幾年來該市煤炭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提高，煤炭經濟運行形勢的好轉，推動了煤炭工業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全市經濟運行整體呈現出良好態勢，為稅收收入的增長奠定了基礎，特別是該市企業調產改革效應的不斷顯現，交通大格局的逐漸形成，城市建設步伐的日益加快，使全市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據有關資料顯示，2004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97、42億元，比同期增長24．12％；尤其是原煤產量達到5087萬噸，同比增長25．1％；洗煤產量1082萬噸，同比增長22％；為稅收收入的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煤炭行業是稅收收入高幅增長的主要支柱

20年來晉城市通過發展深加工，延伸產業鏈，做強做大煤、鐵、電、化四大支柱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扶持鄉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化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經濟總量高速擴張，2004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44．43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1985年增長了6．2倍，年均遞增10．9％；經濟質量明顯改善，2004年實現稅收42，13億元，比1985年增長了36，5倍，年均遞增21．02％，每百元GDP實現稅收17．24元，稅收實現能力比1985年增加1．36倍，增加9．93元。稅收來源于經濟，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經濟質量的改善為稅收的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不竭的動力。

該市采礦業10年來在四個行業中的稅收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采礦業中，煤炭占據的比重為99．95％。如果把煤炭運銷也算上，1996年煤炭行業稅收比重為66．48％，1997年煤炭稅收比重曾達到了72．21％的最高值，2004年煤炭行業稅收比重為65．33％。隨著全市煤炭行業的生產集中度和裝備水平明顯提高、煤炭價格的高位運行和煤炭行業稅收征管措施的到位，使得煤炭行業稅收高幅增長：2004年煤炭行業完成稅收收入69732萬元，占整個稅收收入的54％，同比增長126．56％，絕對額增收38954萬元，拉動整個稅收收入增長47．21個百分點，煤炭企業所得稅完成51346萬元，占整個所得稅的79．91％，是稅收收入高幅增長的主要支柱。

煤炭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

1．國家政策的調整，使煤炭整體價格保持高位運行。2004年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在發電用煤價格的上調、燃煤機組上網電價的提高、鐵路貨運價格的上調以及煤炭運力緊張的制約和優質煤炭價格不斷攀升的帶動下，煤炭整體價格保持高位運行。據有關資料統計：2004年全市公路外銷煤炭平均售價為289元／Ⅱ電，比上年238年／Ⅱ電的平均售價提高51元／Ⅱ電，鐵路外銷煤炭平均售價為303元／Ⅱ電，比上年197元／Ⅱ電的平均售價提高了106元／Ⅱ電。

2．政府宏觀調控，對煤炭企業整頓關停，使煤炭量少價揚。據有關報告：山西每挖一噸煤將損失2、48噸的水資源，據此測算，晉城平均每年要損失水資源1億噸左右。20多年煤礦大規模的開采，造成該市部分礦區土地塌陷，地表振動、崩塌、泥石流等嚴重地質災害。到2004年底該市由于煤炭開采累計造成地面塌陷30．2萬畝，使全市資源枯竭和職工轉產再就業壓力加大，區域產業結構矛盾突出，發展機會成本代價增大。為此，晉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關小改中建大、加工轉化增效”這一提升煤炭傳統產業的發展思路，對全市煤礦進行停產整頓，徹底關閉小型煤礦，截止2004年底，累計關閉小煤窯517座，地方煤礦的總數由1054座銳減為537座，每年減少煤炭產量1500萬噸，煤炭產量的減少，貨源相對緊張，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煤炭價格一路上揚。

3．石油價格上漲導致煤價高位運行。在國際石油價不斷上漲的帶動下，2004年8月2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下發了《關于調整成品油價格的通知》，大幅上調了國內汽、柴油出廠價和零售中準價，成品油價格上揚，刺激了煤炭需求增加，加大了煤炭運銷成本，直接拉動煤價上揚，提升了煤炭價格。煤炭相關行業發展迅速，對煤炭的需求量增大。電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業經濟的持續增長使煤炭需求繼續保持旺盛勢頭。

二、晉城市中小煤礦經濟運行狀況

建市初期，對煤炭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水快流”、“大中小一起上”、“鼓勵國家和個人一起辦礦”等政策，在這一政策的指引下，該市鄉鎮小煤礦數量迅速增長，生產規模迅速擴張，到1997年底，鄉鎮煤礦數量占全市礦井總數96％，產量占全市產量的50％。截止2004年底，全市共有中心煤礦537戶，分經濟類型看，其中國有企業20戶、集體企業488戶、聯營企業4戶、有限責任公司15戶，2004年底，年產量3076．99萬噸，銷售量3087．91萬噸，實現銷售收入752953．07萬元，利潤總額146568．45萬元，繳納企業所得稅38231．95萬元，占該市2004年所得稅的56．37％，占煤炭企業所得稅的74。47％。從數字上看，中小煤礦實現的企業所得稅占到了該市企業所得稅的大頭。

三、晉城中小煤炭企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長期以來，在放寬了煤礦的辦礦標準和缺乏規范化管理的條件下，小煤礦得以快速發展。小煤礦對解決該市煤炭供不應求的突出矛盾和發展地方經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暴露出許多問題：

1．煤礦數量多、生產集中度低、經營方式單一、產業結構不合理。該市中小煤礦經濟結構單一，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較大，致使民營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全市中小煤礦的經營形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承包經營。即一些村鎮要與承包人簽訂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約定、承包期限、承包利潤、經營方法、雙方權利責任、企業的性質、法律責任等，對承包經營的煤礦企業的性質不變，煤礦的所有權及相關證件為出租方所有，由于煤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人，所以煤礦在承包期間，承包人出任法人代表，煤礦實現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對外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承包人在承包期間，所需的資金、設備、人員管理、經營管理由承包方負責。二是承租經營。承租經營的基本內容與承經營相同，不同的是承租經營的承租人不是煤礦的法人代表，雖然承租合同上承租人實行獨立核算，對外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但承租人在對外經營中，是以煤礦相關的法人代表的名義進行的，實際上是由出租人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

眾所周知，山西省民營經濟大都是依托當地的煤鐵資源優勢發展起來的，以煤炭采掘、冶煉制造業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已無法適應市場和國家產業政策的變化。眾多小煤礦裝備差、用人多、效率低，生產技術結構矛盾十分突出，煤炭產品單一，附加值低。隨著國家對煤礦企業“關小改中建大”資源整合政策的推行，對100立方米以下小高爐的關閉，將對這種單一經濟結構造成較大的影啊。

2．煤炭資源破壞嚴重，資源利用率低。當前，中小煤礦開采中“吃肥丟瘦”、“采厚棄薄”現象比較普遍。礦井回采率反映的是生產量與動用的儲量的比例關系，回采率越高，動用儲量越少，資源利用率越高。晉城市鄉鎮煤礦礦井回采率分別為30％～10％之間，個別的在10％以下。有的對7～8米或更厚的煤層只掏心采中間的2米，殘留大量的頂板和底板煤，對1．3米左右的可采煤層尋找種種借口棄而不采。

3．安全生產狀況不好。據有關報道：“帶血的煤”使得安全代價沉重，從1980年到2004年25年間，山西省煤礦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萬噸死亡率平均為2．66％，小煤礦百萬噸的安全事故是正規國有煤礦的4—5倍，而該市中小煤礦大都設備簡陋，管理落后，給煤礦安全生產帶來極大的隱患。

4．煤炭生產經營秩序混亂。全市中小煤礦中國營、二輕以及國營二輕與其它聯營煤礦大部分鄉(鎮)、村辦煤礦財務核算健全，能正確核算成本利潤，存在突出的問題是部分村辦煤礦特別是承包、承租煤礦，財務核算不健全，實行真假兩套賬，大量的現金交易，為隱瞞收入提供了條件，目前稅務機關無法準確掌握這些煤礦的銷售量，使計稅依據難以準確確定，核定征收不到位，使這些煤礦成為稅收流失的“黑洞”。

四、加強對中小煤礦稅收管理的對策

1．加強稅務登記管理，強化日常監管。稅務機關要主動清理和檢查煤炭企業辦理稅務登記的情況，強化對煤炭企業分支機構和小型煤炭企業的日常監管。基層稅務機關要認真核對本轄區內的煤炭企業情況，稅收管理員要按照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要求，深入了解煤炭企業的特點、生產銷售等情況以及稅控裝置運行、發票開具等情況，及時發現和糾正稅收違法行。

第3篇

關鍵詞：中國，稅收增長，理性認識

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如果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放寬，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不管從絕對額、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還是占GDP的比重，總體上都在不斷增長，因此，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作為這種長期增長趨勢的一種延續和集中體現，似乎也無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隨著中國稅收比重步人“最佳”區間，對于其未來走向我們應當有理性的認識。

一、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歷史分析

(一)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絕對值角度

從表1和圖1不難看出，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迅猛，從1950年的不足50億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30000多億元，增長了600多倍。盡管這一期間中國稅收收入的總趨勢是不斷增長的，但并不能說其增長過程是一帆風順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全國共設14種稅收，為此后建國初期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奠定了基礎。1958年，隨著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簡化了工商稅制，僅設9個稅種，稅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導致此后數年間稅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間，已經簡化的稅制仍被批判為“繁瑣哲學”。1973年，對工商稅制進行了進一步簡化，僅剩7種稅。這一時期盡管稅收收入仍有所增長，但顯然不能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稅收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加強。1980年、1981年中國相繼公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稅收制度。從1983年開始，中國分兩步實行了利改稅改革，初步確立了企業所得稅和產品稅、增值稅等流轉稅制度，稅收收入增長平穩。1994年中國實施了分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稅收收入呈現跨越式增長。

(二)中國稅收增長趨勢：相對值角度——在中國財政收入中的地位變化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經濟占了很大的比重，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在財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從1953年開始實行“一五”計劃、經濟發展進入正常階段，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企業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達到51.44%；這一時期，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間甚至低于“(國有)企業收入”。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財政收入經歷了由稅收與企業收入并重到以稅收為主的歷史演變過程，這一變化也是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反映。1954～1979年，稅收收入和企業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約都在40%以上，企業收入的比重一度還要高于稅收收入。從1980年開始，企業收入的比重開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稅改革成為中國財政收入結構的分水嶺(見圖2)，由此前的稅收收人與企業收人并重轉變為以稅收收入為主；1985年企業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變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從1994年開始，企業收入作為一種財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稅收成為中國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從稅收法治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權力獲取超額的財產收益，形成對一般市場主體的不公平競爭，需要對政府擁有的經營性財產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近代國家才被稱為“無產國家”，“無產國家”必然只能憑借政治權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謂的“稅收國家”，這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

可見，中國稅收比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達到今天這一比重殊為不易，應當珍惜，但因此就否認稅收過快增長和過重稅負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也是不對的。

(三)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相對值角度——在中國GDP中的比重變化

由表2和圖3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之前的近30年間，中國稅收收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間。這一時期中國稅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為當時中國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除了稅收收入之外，還有國有企業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還要更高一些。因此，這一時期稅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國當時財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從國民經濟中的財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兩步利改稅改革之后，中國稅收收人迅猛提高，達到了22.8%。應該說，這一比重是中國此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真實體現。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在城市對國有企業實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改善企業職工的工資福利，在農村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所有這些措施都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集中體現在國家主要財政收入形式——稅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稅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應當說，這一時期稅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然會帶來政府規模的縮小。然而，稅收收入比重過低勢必會削弱國家的財政實力、妨礙政府職能的實現，最終對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利影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中國國民經濟步人新的快速增長期，這時中國稅收體制不失時機地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稅收收入比重從1996年開始穩步上升，2004年已經超過了18%。

稅收收入的增長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稅收收入增長過緩不利于國家籌集財政收入，相反，稅收收入增長過快，同樣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1996年以來，稅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見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別是這一期間中國經濟一度處于通貨緊縮時期，經濟增長乏力，在這種經濟形勢下所形成的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不解和非議。同時，考慮到中國除了稅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還包括大量的其他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這就不得不使人擔心中國過快增長的宏觀稅負。當然，從長遠來看，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稅收收入比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但從短期來看，稅收收入的增長應當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過快或者過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進一步認識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一般來講，隨著經濟的發展，稅收收入呈不斷增長的趨勢。但是，這種增長并不是沒有限度的。換句話說，稅收規模過小固然不利于經濟的發展，而稅收規模過大同樣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類似地，稅收增長過緩無法滿足政府對稅收的需求，而稅收增長過快同樣會抑制經濟的增長潛力。

(一)基恩.馬斯頓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恩.馬斯頓(K.Marsden)選擇了21個國家，采用實證分析方法，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稅負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他得出的結論是：低稅國家人均GDP增長率高于高稅國家；低稅國家的公共消費與私人消費的增長幅度、投資增長率、出口增長率要高于高稅國家；低稅國家的社會就業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也要高于高稅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0.36個百分點。高稅負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條普遍的規律。

那么，一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是多少，或者說，稅收收入增長到什么程度就應當適可而止、有所收斂了呢？世界銀行1987年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一國稅負水平與該國人均GDP正相關，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23%；人均GDPl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在30%左右。可見，中國近年來19%的稅負已逼近中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接下來應當是穩步增長，而不是繼續“高歌猛進”。

(二)布坎南：怪獸模型

此外，學術界還對政府稅收過快增長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學者甚至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認為現代政府稅權的擴張并不是完全因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內容和性質發生了變化，政府在稅收增長的過程中，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自己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稅收。尼斯凱南(NiskanenWilliamJr.)認為，政府是一個有很多個人組成的經濟實體，這些個人就是所謂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內追求的目標就是預算收入的最大化。這樣，作為“官僚”集合體的政府也總想盡量多的籌集收入、課征稅收，盡量多地支出。可以說，政府課征稅收和進行支出的欲望是無窮無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