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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貿易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一:論中國國際貿易中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徑
摘要:本文通過對美國物流成本計算方法和我國企業物流成本現狀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業物流成本的幾條路徑,包括優化運輸路線、提高倉庫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庫存水平、提高物流組織管理水平等方面。
關鍵詞:物流 成本美國 中國途徑
一、美國物流成本計算方法
美國的物流專家RobertV. Delaney先生認為,物流就是對處于運動和靜止過程中的存貨的管理,并據此提出,物流總成本由運輸成本、存貨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組成,即:
物流總成本二運輸成本十存貨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這一計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動的基本功能來考慮的。它為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進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體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運輸成本包含了幾種常見的運輸方式所產生的成本,同時還包含了貨運成本和與發貨人相關的成本。與發貨人相關的成本包括貨主企業運輸管理部門的運營費用和貨物裝卸費用。公路運輸費用占了運輸成本的大部分。
存貨持有成本不僅包括通常所說的倉儲成本、殘損、人力費用,同時也包含了存貨的稅費、保險費以及由于存貨的過時和貶值所引起的機會成本。另一個重要的費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貨占壓的資金所產生的利息費用,其中:
利息=商業匯票貼現率x庫存總金額
把庫存占壓的資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這是現代物流與傳統物流費用計算的最大區別,只有這樣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資金周轉速度才能從根本利益上統一起來。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則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來計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貨持有成本十運輸成本)4%
這個4%的比例,則是一個經驗值,大體上符合美國現在的實際情況。
二、我國物流成本現狀: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損失巨大
我國的物流起步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應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還沒有建立專門的物流成本核算體系,缺乏規范的核算,但近幾年有不少企業己在探討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成果。國外咨詢公司如麥肯錫、埃森哲、美世顧問等調查中國物資市場后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物流還是處于初級階段,基礎設施、服務模式和運作觀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發達國家的企業物流成本在銷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 5%一10%之間,而我國企業的物流成本占銷售額的比例在20%-40%,據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發改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2005年全社會物流成本結構中,運輸費用增速明顯,占總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當年運輸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為55 %,比上年下降了1.9個百分點;保管費用增長相對較快,比例有些上升,當年保管費用占物流總成本為 31.4%,比上年上升1.5個百分點;管理費用增速回落,占物流總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 1個百分點。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徑
(一)降低運輸成本的途徑。
運用線性規劃模型、網絡模型等數學模型,對貨物的運輸路線進行優化,最大限度地減少重復運輸、往返運輸、遷回運輸,在最短行駛里程內,將貨物送達目的地,充分提高運輸效率。在滿足客戶服務需要的前提下,盡量運用運輸管理系統(TMS )將小批量分次付運適當合并為較大批量一次付運。同時,運用科學的方法和恰當的數學模型,對貨物的碼放方式、車載貨物的品種與數量進行合理決策,最大限度地減少貨物的破損率,提高運輸效益。
(二)降低存貨持有成本的途徑。
1.提高倉庫的利用率。目前,我國已有倉庫面積3億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卻達到40%。有條件的企業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實行作業標準化、采用直接從廠家到客戶的付運方式、采用較高效率的倉管系統、無紙化辦公、考慮采用托盤操作或租用托盤等措施提高效率,減少存貨和倉儲費用。
2.合理控制庫存水平。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企業必須保有一定的庫存量,以降低缺貨所帶來的經濟損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徑。
用供應鏈管理的理論武裝制造業企業,提高物流組織管理水平。中國與美國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我國為14%,美國僅3. 8%。這反映了物流組織管理水平的差距。
(四)技術方面。
采用簡單、有效、費用并不高的手段與主要的客戶和供應商進行信息共享;利用Internet市場,用更低的成本銷售更多的庫存,利用Internet來采購;與物流服務市場連接,尋找專業化、社會化的倉儲與運輸服務商。
國際經濟貿易專業畢業論文范文二:我國國際經濟貿易戰略和趨勢的探究
摘要: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并在國際經濟貿易帶動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全球經濟結構也在不斷演變,經濟形勢風云變幻,市場競爭力日益增強,對我國國際經濟貿易帶來了巨大沖擊。當下,如何在經濟大變革時代,穩扎穩打,實施好每一項經濟貿易,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我國的對外貿易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未來的經濟發展。
關鍵詞:市場經濟;國際經濟貿易;貿易戰略
2001年12月11日,我國度過了漫長的15年談判期,終于在這一光榮的歷史時刻,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而2015年7月,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截止到今年,對中國的15年保護期已經結束,這意味著中國國內經濟形勢發生逆轉。首先,允許金融、證券、鋼鐵、交通等外資企業進駐中國,而且國內所有投標項目,任何國家不得干預,也無權參與,僅允許個人財團參與。其次,去除海關關稅,所有從海外進入我國的商品一律免稅放行。而早在2013年10月26日,我國上海自貿區就已正式掛牌,標志著貿易自由化在我國實驗成功。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項極大的利好。隨著貿易自由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在世界經濟貿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當國人正憧憬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藍圖中時,擁有龐大資金且技術領先的企業卻轉而投到發達國家門下,與此同時,我國的環境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在腹背夾擊的困境下,我國如何在經濟格局轉變的前提下,走出適合我國國情,更為優雅的步伐,從而趕超發達國家,達到世界領先的貿易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一、我國當下的經濟形勢
前不久,中央出臺了二胎政策,結束了我國一對父母僅可生育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二胎政策的核心在于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據相關報道顯示,截止目前,我國的老齡人口已超過1.6億,并且正以每年800萬的速度遞增。尤其是今年,首次出現新就業人口低于退休人口,這表明我國正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以往我國引以為傲的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大量勞動力縮減,在嚴重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經濟力量也將逐步衰退。而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還請拭目以待。
二、我國的對外貿易戰略
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國的GDP水平較之三十多年前,翻了幾番。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前,作為農業大國,人民處于食不果腹的生活之中,大面積貧窮,就業率偏低,對外出口量少,發展滯后。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行,我國逐漸加強對外貿易,鼓勵外來資本進駐我國。在此政策下,國外大批企業紛紛來我國投資辦廠,解決了我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對外貿易戰略提出后,我國大量商品得以出口海外,從而獲得了大量的外匯儲備。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我國的外匯儲備額已達到30446.74億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個外匯儲備額超過3萬億美元的國家。另外,透過對外貿易,我國在工業領域引進了國際最先進的技術,為鞏固我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保障。但同時,弊端也日益凸顯,市場經濟環境被破壞,一個良性的競爭環境正逐漸向惡性競爭演變。部分專家學者就此提出了異議,我國當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否是明智的選擇?對此類問題,不得不引人深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大幅度拉低了我國的貿易壁壘,因此,我國必須轉變貿易戰略,以應對國際貿易的沖擊。
三、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新思維
我國對外貿易的傳統戰略思維是出口導向型貿易,即以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但就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該思維過于陳舊,對我國的經濟發展了構成了巨大障礙。而依托市場競爭,采取相應戰略調整,是目前尚可執行的有效策略之一:(1)在出口導向的基礎上,重點培養國內具有競爭力的中小型企業。我國中小型企業眾多,且擁有自己的科研團隊和科學技術,創新意識高,創造能力強,發展勢頭不可小覷。政府應對以上這些中小型企業進行大力扶持,以擴大內需,提升我國經濟水平。(2)實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養創新性人才,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下,學生淪為考試機器,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導致其在走入社會,在工作中缺乏競爭力。
四、結束語
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并在國際經濟貿易帶動下,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全球經濟結構也在不斷演變,經濟形勢風云變幻,市場競爭力日益增強,對我國國際經濟貿易帶來了巨大沖擊。以上,筆者從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貿易戰略做出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應的戰略調整方案,以此希望我國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早日成為國際市場中一面鮮艷的旗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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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縱向及橫向利益集團沖突進行研究。結論應充分認識及肯定我國競技體育利益集團主體的逐利行為;應以政策投入方式對其進行積極的導向,以法規及制度的形式完善利益約束機制,控制利益差別的過分懸殊;對中央與地方權力進行合理劃分及職能界定,完善利益補償機制等。
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競技體育呈現的是利益一元化、利益主體單一的格局,而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系統出現了利益分解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所謂競技體育利益集團,是指具有基本相同的利益要求,持共同利益態度而結合在一起,具有很強的組織性的競技體育利益群體。筆者對我國競技體育利益集團的結構下一個可操作性的定義,將其分為縱向及橫向兩個維度。由于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仍保持著基層、省級以及國家層次這三級訓練體系,而各訓練層次以奧運會、全運會及省運會等為利益目標取向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因此縱向結構中形成了上層利益集團(如國家體育總局及各項目管理中心)、中層各省市利益集團(如各省體育局)以及低層次各地市利益集團(如各地市級體育部門及少體校等)。橫向結構中則有同層次的地方、項目及其他競技體育單位等橫向相互作用的利益集團等。而轉型期我國社會化的競技體育力量正逐漸加強,利益結構中出現了政府主導以外新的利益集團,如競技體育俱樂部、投入競技體育的企業及各種形式的競技體育實體等。
雖然在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正逐漸走向市場化,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競技體育仍具有鮮明的國家利益及公益事業性質,以及社會主義事業特征。“奧運爭光”仍是其最高利益目標。由于利益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轉型期利益分化的特征,加之當前缺乏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不可避免地造成集團主體間利益沖突的出現。目前我國競技體育集團利益沖突主要表現為:縱向各層次之間的利益目標沖突、控制與反控制、集中與分散的磨擦;橫向地方之間的封鎖與反封鎖、壟斷與反壟斷的磨擦;各項目、各地方間利益差別的過分懸殊,以及政府與社會利益集團的沖突等。雖然利益沖突是改革的必然結果,也是系統重構的動力,但其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因此整合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系統的集團利益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1當前我國競技體育集團利益沖突現狀分析
1.1縱向集團利益沖突現狀分析
1.1.1競技體育利益集團問的利益目標分化及沖突
奧運會是我國競技體育的最高目標,國內的其他比賽如全運會、省運會、各種形式的單項賽事及聯賽等,其最終目標都應是為奧運會服務。但由于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出現,以及下層利益主體對上層利益主體從利益依賴性向利益獨立性的轉變,在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還未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制約、分配及協調機制的情況下,出現了目前的縱向利益目標沖突,上層與中層、中層與基層以及政府與社會競技體育利益集團的利益目標出現分化。造成了許多非正常現象,如:“舉國體制”優勢難以充分發揮;許多項目競技水平出現以全運會為最高峰、奧運會年水平下降的不正常周期性現象;國家隊建設時難以協調地方利益;社會競技體育集團主體的無序發展;基層單位為了省運會等低層次利益目標而不顧運動員身體發展規律,服用違禁藥物及虛報年齡,影響了整個輸送體系的正常運轉等。
1.1.2多層次競技體育利益集團間的控制與反控制
各利益集團主體不當逐利行為的加強,與其權力的不斷擴張及管理系統中職能不清是相輔相成的。由于轉型期各利益主體的相對獨立,而體制改革的進程未能及時適應現實情況,造成當前我國競技體育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上層管理部門資源調控主體地位下降、政府與社會利益集團關系不清、縱向利益結構中上層常常無法控制下層的行為等現象。
以田徑項目為例,最高管理職能部門是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運動管理中心,中層各省市有自己的田徑管理中心或主管部門。這些中層管理部門雖然在許多事務上要接受總局田管中心的管理,但在行政上卻服從于各省市體育局,與體育總局形成了條塊分割的管理模式。并且造成政出多門的現象,有時上層的政策、指令等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種種障礙。而地方及社會利益集團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常常做出與上層制定的政策、指令及規章背道而馳的行為。
這種多頭管理關系造成我國競技體育政策施行的有效性銳減,造成行政低效率,并且在各層次間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中耗費了大量資源。
1.1.3集中與分散管理的磨擦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基于一定利益關系基礎上的權力關系。從某種程度上看,集中與分散即收權與放權。放權管理是轉型期我國管理體制改革的顯著特征之一,但縱向結構中多級調控權限一直沒有明確。體育總局是最高行政機關,負責制定及下達各項政策、規章、制度。而各項目管理中心主要職責本應是制定宏觀政策、規劃及管理制度,組建國家隊,指導訓練及后備人才培養,組織比賽等。但由于職能及權力關系不清,體育總局及各項目管理中心的權力過度集中,將許多精力耗費在微觀事務性工作上,如提供大量資金及承擔著大量物資分配任務等。而地方體育部門以及社會利益集團需要有正當的權力下放以實現其某些利益目的,需要以充分、合理的自以發展自身時卻沒有得到,缺乏以利益獲得形成的激勵機制。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權力下放時的有效制約機制,造成無法對下層利益主體的行為進行正當調控。如某些項目國家隊建設采用分散型或集中與分散相結合體制,但許多管理權力過度下放,相應的集中管理及控制措施力度不足,無法控制分散隊伍的訓練工作,許多投入難以收到應有的效益。
1.2橫向競技體育利益集團間的利益沖突
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橫向利益沖突主要表現在各省市間及其他相同層次利益集團間(如各俱樂部)為了爭奪競技體育資源而出現的沖突。由于我國競技體育資源分布極不平均,有的省市有比較優越的人才數量儲備或訓練條件等,但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寧可采取資源封鎖及限制交流等政策,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資源,搞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造成難以合理地宏觀配置資源、投入——產出效益低下及各種非正當手段交流等現象。而上層主管部門盡管制定了一系列調控政策及管理制度,但由于制定時與現實情況不相配套,或許多時候政策施行時難以平衡各集團主體間橫向利益關系,實施效果難以盡如人意。并且出于全運會等自身利益的考慮,各省市間橫向利益沖突有愈來愈激烈的勢頭。
1.3集團利益差別的過分懸殊
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利益差別主要表現在縱向各層次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以及橫向各項目之間、各地區之間的利益差別。如國家隊獲取自身利益時與地方投入國家隊建設時的利益獲得之間的差別、市場優勢較明顯的項目與難以向市場轉化的項目間的利益差別、水平較高項目與低水平項目間的利益差別、沿海及經濟發達地區與邊遠省份競技體育集團間利益獲得的差別等。
由于利益差別的懸殊,導致“舉國體制”優勢難以充分發揮,共同發展及公平競爭等方面出現危機,具體表現如:地方在付出與利益回報差別懸殊時不愿投入國家隊建設、許多小項目水平難以提高、橫向資源配置失調、各地區間競技體育實力差距加大現象。
2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集團利益整合機制的構建
利益整合及重構是以各個利益主體相對獨立性、自主性為前提,通過各種利益主體之間橫向的、縱向的、多向的相互作用,達到根本方向和根本利益一致。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集團利益整合機制的構建應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2.1對各利益集團主體的逐利行為進行積極導向
僅僅對各利益集團的逐利行為進行制約或控制難以達到利益協調的目的,并且對于充分發揮我國競技體育“舉國體制”優勢十分不利。只有合理引導各利益集團的逐利行為,才能充分調動其積極性。
由于轉型期各利益集團主體經濟獨立性的不斷加強,而國家對競技體育投入的總量是相對固定的,不可能無限擴張。以經濟投入協調利益關系的難度不斷加大,因此應大幅度提高政策投入在利益系統中的導向地位。總局及各項目管理中心應以“奧運爭光”的最高目標為前提,以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充分照顧中層及基層利益,以及社會利益集團主體的利益,對各項政策的制定及實施加強研究,提高政策投入力度,充分肯定及引導各利益集團主體的正當逐利行為。
2.2應盡快形成及完善利益約束、制衡機制
一種制度作為一整套固定的行為模式,可以視為特定利益關系的凝固化。也就是說制度既是某種特定利益關系的反映,也是對人們追求利益方式的可能性的規定。
面對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利益集團主體的利益分化、沖突,上層管理部門應以合理的制度、規章及政策形成利益約束機制,進行宏觀調控。在合理引導各利益集團逐利行為的同時對其進行制約,目的是防止其逐利行為非正當擴張,保證各個競技體育利益集團主體的行為圍繞著“奧運爭光”最高目標進行。
以競賽作為引導及制約手段是競技體育特有的功能,完善各項競賽制度是目前的當務之急,目的是使全運會等國內賽事真正發揮為奧運會服務的功能,起到統一全國各方面力量的作用。
除了競賽制度以外,其他各項制度性規定如協會管理制度、代表隊制度、獎懲制度、轉會制度等,在制定及調整時應能夠積極適應所面臨的真實情況。尤其對轉型期出現的非政府型競技體育利益集團主體(如各種俱樂部及參與競技體育的實體等),在鼓勵其合理逐利行為時應有明確嚴格的限制及正確的導向。
2.3控制利益差別的過分懸殊
通過利益差異激發追求利益的積極性,以此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體制的顯著差別。但控制利益差別的過分懸殊是轉型期政府主管部門保持穩定及全局均衡發展的重要責任,也是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充分發揮“舉國體制”優勢以及順利實現“奧運爭光”目標所必須的。
控制利益差別過分懸殊需要主管部門的政策及資金投入向利益差別中弱勢方傾斜。在資金安排上不搞“一刀切”,對邊遠省份及經濟不發達地區應有優惠政策,充分調動這些地區政府及體育部門投入競技體育的積極性。在項目布局及資金分配上要有長遠眼光,對田徑、游泳、水上等基礎大項加大扶持力度,同時應積極引導市場力量參與弱勢項目。
2.4應進行權力劃分及職能界定
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管理系統應進行權力及職能的重新界定及劃分,完善宏觀與微觀管理體系。體育總局及各項目管理中心應積極向宏觀管理及調控主體轉變,特別是各項目管理中心應從大量的微觀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從“辦體育”向“管體育”轉變,切實實行“管辦分離”。對放權管理加強研究,明確與地方體育部門的職能劃分。在進行權力劃分時要有科學依據,主要應對共有職能實行分類管理,如運動隊建設、比賽管理等,有些職能該下放或委托給地方管理,或適合進行市場化管理時應大膽放手。
但權力劃分時宏觀調控權力必須集中在體育總局及各項目管理中心。體育總局與各項目管理中心應承擔起戰略制定、項目布局、目標管理、宏觀投入總量平衡、行政結構調整等責任。以使全國范圍內競技體育發展大方向一致,抑制各利益集團的不當逐利行為。
2.5完善利益補償機制
轉型期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是提高我國競技體育整體水平、保證轉型期我國競技體育系統運轉正常的重要機制。
知識經濟的主要特征是:
(1)知識經濟中最基本報生產要求是知識,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中認為知識已灰為土地、資本、勞動和時間的最終替代物。
(2)知識經濟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資源下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以富有的資源替代稀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網絡的完善,使財務會計所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作為實用科學的會計學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
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
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
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
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
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
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
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
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
綜觀會計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會計的發展主要是反應性,即會計主要是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知識經濟的出現,必然對現有的會計產生全面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可以從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知識經濟中企業賴以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基礎是企業的知識資源。而知識資源是由人力資源和知識組成的。在傳統的會計中資產是指被企業控制或擁有的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這就對傳統的會計計量產生影響,要求對資產這一概念擴展其內涵。
(一)知識經濟對會計假設的影響
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四大會計假設,知識經濟的到來也對它產生影響。在傳統會計中,會計主體是指擁有一定經濟資源并對這部分資源負責,具有經濟業務的獨立主體。而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網絡的發展,會計主體的外延在不斷的擴大。企業可在網絡上根據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組企業的人員,形成“網絡公司”這一“虛”的實體。另一方面公司之間存在著許多以聯營公司,合資企業等形式的松散型企業,而這些企業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解體。這種“虛”“實”實體的共存,就對會計主體的界定帶來困難,應重新對它進行定義,并以“相關利益聯合體”來定義較為合理。
傳統的持續經營假設把企業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存在作為前提。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面臨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隨時都有發生破產清算的可能,巴林銀行的倒閉就是在毫無前兆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持續經營假設可解釋為“相關利益聯合體的存續期”。
持續經營假設的變動必然會影響到會計分期假設。另外,“網絡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會計實務中較多的估計成為障礙。因為知識經濟下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的加速折舊和市場瞬間萬變的情況會給公司帶來意外的收益,這樣一來就無法對會計收益和成本進行配比。而用“網絡公司”隨時都有可能結束,就更無從談起會計分期。
網絡交易的增加,使得貨幣計量成為交易中的一個累贅。因為人們要求更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種統一的電子貨幣。這樣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許多的時間。而電子貨幣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幣值的穩定。
歷史成本計價方法是會計計量的基礎。而知識經濟的主要資源是知識資源,它是企業資本的源泉,是企業發展的新動力。它屬于無形資產,用歷史成本計價方法即用取得該資源的成本作為其計價成本不能體現知識資源的真實價值。
四大會計假設和歷史成本計價方法是會計學大廈的基礎,知識經濟的到來不可逆轉地對以傳統觀念為基礎的會計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在具體的會計實踐中已經有很多解決此類問題的實際例子。我們應當對其加以總結,使之理論化、體系化、從而構建更高層次的適應知識經濟的會計學。
(二)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1、對基本會計概念和范疇的影響
第一,對資本制度的影響。
現有的會計理論是以實體資本(包括貨幣資本和實物資本)為基礎的,不確認智力資本。這一資本制度的基本特點是:
(1)實體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和主要動力;
(2)實體資本是社會經濟權力的中心,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是資本雇傭勞動制,企業的治理結構是以實體資本為中心的結構,即實體資本出資者承擔經營風險,并享有剩余(利潤)的控制權和索取權。因此,現有的會計信息主要是為實體資本出資者和債權人服務的,其基本任務是站在實體資本出資者和債權人的立場,記錄企業發生的經濟事項,反映企業實體資本的運動狀態,幫助他們進行風險決策和業務監控,從而保證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的最小化。
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是經濟增長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也就是說,知識是生產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識的載體,知識的擁有者應享有企業權益的分配權。因此,知識經濟的核心是對智力資本地位的確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再被簡單地認為是由實體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形成的生產和財務單位,而被認為是智力資本與非智力資本(實體資本)訂立的特別市場契約,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智力資本所有者共擔企業風險、共享企業權益,而且智力資本能比非智力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要求會計建立能反映智力資本的中心地位、體現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智力資本所有者共擔企業風險、共享企業權益的新的會計體系。
第二、對利潤含義的影響
與上面的觀點相聯系,現有的會計理論認為利潤是實體資本創造的,因而屬于實體資出資者,員工,無論是高智力的員工還是普通的體力勞動者都被看作是被雇傭者,其回報僅僅體現為工資費用,利潤表只站在實體資本所有者立場反映其投資回報。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利潤是智力資本和非智力資本共同投入所產生的回報,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資本創造的,在智力產品的價值組成中,物化勞動者轉移價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員工可以用他們的發明創造轉換為對企業的投資,這些員工和他們的智力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可以創造出大量的利潤。這就要求會計必須適應這一變化,重新明確利潤的含義,劃分員工勞動報酬和智力資本回報的界限,明確確認和計量智力資本帶來的利潤。
第三,對資產概念的影響
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中,資產作為一種經濟資源,主要是指有形資產,雖然也不排除無形資產,但由于各種原因,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中始終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國規定,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出資不得超過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業,也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對人才智力資源,無法在理論上其作為資產的地位。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智力被認為是生產的重要要素,它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過了有形資產,所創造的價值也大大超過有形資產,因此,無形資產,特別是人才智力資源是企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資產形式,而對微軟、英特爾這樣的公司,其價值幾乎全部體現為它的人才智力資源,房屋、設備等有形資產顯得毫不重要。不正視這一事實,而仍將人才智力資源排除在企業的資產形態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顯然是與客觀經濟環境相背離的。
2、對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的影響
傳統會計理論,將貨幣計量作為一項基本假設,以是否可計量作為能否納入會計信息系統的一項基本標準,在計量屬性的選擇標準上,首先考慮的是其可靠性,即這種計量必須是建立在已經發生、客觀存在、可以驗證和檢查的基礎之上。在這一基本觀點下,包括人才智力資源在內的許多經濟現象都無法在會計上得到反映。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及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并轉化為生產力,人才智力資源作為生產要素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與此相關的會計學的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人力資源會計學日益受到重視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兩大基本內容的人力資源會計模式。但是,受基本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的局限和影響,現有的人力資源會計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人力資源成本會計按實際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與創新能力和產出價值的計價等問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雖然試圖計量人力資源的價值,避免人們低估企業價值,但由于不是以實際成本為基礎,存在計量的可靠性問題,因而無法與傳統的財務會計溶為一體,始終游離于財務會計體系之外,因而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力智力資源的計量問題。
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們加強對智力資本和人才智力資源確認和計量的研究,這勢必對現有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產生重大影響。
(三)知識經濟對會計實務的影響
知識經濟對會計實務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會計工作重點的轉移
傳統的會計工作主要是會計人員運用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手段,對經濟數據進行收集、加工、存儲和檢索,最后輸出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經濟決策和控制經濟活動需要的經濟信息。
在傳統的會計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經濟業務數據的日常處理占用了會計人員絕大部分的工作時間和精力,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隨著以計算機為主的信息產業的普及和成熟,會計人員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帳憑證、登記總帳和明細帳、編制和報送會計報表以及在必要時查詢憑證數據等工作都可以由計算機完成,這在客觀上使廣大會計人員從繁雜的、重復的日常會計事務中解脫出來,將其工作重點轉移到參與預測、決策和經營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參與企業單位的經營管理,使會計工作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在經濟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確立會議工作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會計工作重心的轉移,對廣大會計人員的素質、知識結構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會計人員不僅要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應具備相關的信息處理知識、管理知識和其他相關知識,增強參與經營、參與管理的意識和能力。
2、會計電算化從低級向高級穩步發展
展望未來,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認為會計電算化將會繼續向下列方向發展:
(1)由單項處理向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發展
在我國,目前的電算化會計核算系統多數是一些單項的數據處理系統,如帳務處理系統、工資核算系統、材料物資核算系統等。但是,隨著電算化應用的成熟和總體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單項或獨立的多項電算化應用已不能滿足企業單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單項處理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既能獨立進行數據處理,又能實現信息傳遞和共享,從而形成一個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
(2)由單機應用向計算機網絡應用方向發展
目前,我國許多企業單位的會計電算化是采用單機處理,隨著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的建立,獨立的單機應用不能滿足信息處理和使用的要求,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采用計算機網絡。Internet更是加快了計算機網絡化的進程。
(3)由單純的會計核算向管理會計應用方向發展
一個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包括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部分。目前我國的電算化會計系統主要應用于財務會計核算。管理會計所采用的數據體系與財務會計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側重為企業的經營管理服務,因此其處理方法與財務會計有所不同。
與財務會計相比,管理會計使用了更多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顯然,計算機不僅僅能完整財務會計的各項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預測、分析和輔助決策等各項管理會計的工作。
事實上,隨著會計工作重心的轉移,傳統的會計信息系統已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會計信息系統應同時具備分析、預測、決策、規劃、控制和責任評價等功能,即朝管理型會計信息系統的方向發展。此外,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管理型會計信息系統還將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專家系統在預測、分析、決策工作中的應用是今后會計電算化發展的方向這一。各種類型的專家系統可望為會計人員和管理人員提供諸如會計工作法律法規咨詢、成本分析與控制、產品結構、市場分析與營銷策略等多方面的幫助。
3、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更加強調科學性和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傳統會議在確定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標準時,在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之間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債券攤銷方法,雖然實際利率法比直線法更科學,便后者更為簡便,因而實務中一般選擇直線法。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會計信息系統的不斷完善,計算的繁簡程度已不再成為評價一個會計方法是否應該采用的標準,科學性和合理性成為選擇會計核算方法時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
4、會計信息時效性和多樣性的增強
及時、準確、完整地提供會計信息,以便作出相應的經營決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經濟效益,是現代會計的經營決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經濟效益,是現代會計的職責之所在。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很多在手工條件下很難或者無法及時提供甚至無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時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業可以同時編制出以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會計報表;對于目前比較復雜的物價變動條件下的會計信息,提供起來也將極為方便。
5、會計組織的弱化和內部審計機構的加強
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和應用技術的提高,目前由會計人員輸入的大量的經濟數據將改由業務人員直接輸入,并由計算機自動處理,這將大大提高會計核算工作效率,節省核算時間,減輕會計人員的工作量和勞動強度。與此同時,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舞弊的手段也會越來越隱蔽。因此,為減少各種弊端,會計的內部控制制度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內部審計機構將得到加強,內部審計工作顯得更加重要。
6、對國際會計準則的需要更為迫切
前面講到,知識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會計準則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會計信息的交流和溝通,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是背道而馳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阻礙了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這在客觀上要求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和統一。目前雖然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已在著手制定國際會計準則,但無論從規范強度還是從規范范圍,都是不夠的,亟待進一步加強。
(四).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沖擊
由于知識經濟帶來會計環境的變化,因而對環境所決定的會計理論也產生極大沖擊。這主要表現在:
1、對會計目標的沖擊。對財務會計目標的認識;不論是“決策有用觀”,還是“經營責任觀”,都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并未考慮知識經濟時代的新情況。會計目標的確定,應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為矢的。
美國AICPA的企業報告特別委員會于1994年提出的題為《改進企業報告——著眼于用戶》的綜合報告中認為,投資者的主要目標是對企業的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及其權益性證券做出判斷;債權人的主要目標是評價一個企業承擔與當期或未來債務或其他金融工具有關的義務的能力。從他們的目標出發,信息使用者要逐個分析有不同機會和風險的企業分部,掌握企業經營業務的性質,著眼于企業未來,掌握管理部門意圖,要求企業報告信息相對可靠,了解相對于競爭對手和其他企業的業績,及時了解影響企業的重大變動。
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使用者對這些方面的要求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并且對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和知識創新能力的信息也會提出相應的要求。因而企業財務報告的目標,不僅要滿足使用者對企業資本、物質等財務資源的增長和創造的興趣,也要滿足他們對人力資源、知識資源的信息需求。
2、對歷史成本原則的沖擊。在知識經濟時代,傳統的歷史成本原則將會對不斷涌現的新的會記事項感到束手無策。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歷史成本原則已經招致來自各方面的尖銳批評。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以知識資本作為企業資本源泉,以知識創新作為其發展動力。對知識資本的計價,按照傳統計價原則,可能只是幾本書的價錢,或是委托培養費以及其他各種取得知識的可證明的實際支出,這無疑會極大歪曲知識資本的價值。
3、對資產概念的沖擊。資產是一個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可計量的、能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企業的經濟資源在工業經濟時代主要指物質或財務資源,通常表現為有形資產。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資源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知識資源。知識資源是由人力資源和知識兩部分構成,其中人力資源是知識的載體;知識通過人的積累、運用、創新而發揮作用,是人的創造能力的源泉和動力。把人力資源和知識納入企業資產的范圍,無疑是對會計觀念的重大挑戰,它意味著傳統的資產概念將被賦予新的含義。資產范圍的擴展,將為會計的核心問題之一——資產計價帶來新的課題。
四、知識經濟要求會計創新
面對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我們的唯一選擇就是迎接時代的挑戰,認真研究會計的科學框架、進行會計創新,以滿足信息經濟時代使用者對會計的新要求。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作好會記創新工作:
1、構建適應知識經濟要求的會計模式。現有的會計模式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它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勢下,它遇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會計目標、會計觀念、會計管理體制、會計規范體系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與知識經濟格格不入的傾向。
例如自創商譽在傳統的會記系統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由知識創新而帶來的企業價值增加和獲得超額利潤的能力會成為一種較普遍現象。而且企業的合并或解體也會經常發生,如不在市場交易前確定自創商譽價值,那么在市場交易時的價值確定就會顯得“離譜”。
會計模式的構建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識經濟的要求,對會計模式的各個組成要素賦予新的涵義。
2、研究和引入新的計量手段。由于知識經濟時代會計計量重心要從財務資源轉向知識資源,其中的最大障礙就是會計計量問題。傳統的計量手段已不適應知識經濟要求,因而在計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變化。在會計系統中引入多重計量手段,因不同會計事項性質而選擇不同計量手段,似是一條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會由五彩繽紛的事物組成,強調獨一無二的計量手段,只能使會計陷入困境。
3、盡快將人力資源會計納入財務會計系統。人力資源會計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經濟理論、會計理論以及會計計量等一些“”問題,它仍然未登入財務會計大堂。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勞動主體是智力勞動,智力勞動的知識價值如何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應是該時代財務會計的重要內容。此外,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知識資本的時間、空間范圍將比財務資本要寬廣得多,財務會計要跟上這種要求,就必須拓寬自己視野,把知識資本延伸到企業外部范圍的內容都納入核算的范圍(如環境報告等),才符合知識經濟的要求。
4、變革財務報告。現行的財務報告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會計報表中反映的事項會計上可確認,而在其他財務報告中反映的事項會計上不予確認。美國學者韋爾曼針對這種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個彩色模式(colourmode)。
所謂彩色模式是將財務報告的內容分為5個不同層次,第一層次,即符合可定義性、相關性、可靠性和可計量性的傳統的會計報表內容;第二層次,報告那些只符合可定性、相關性和可計量性的事項(例如自創商譽等);第三層次,報告那些只符合相關性、可計量性的事項(如顧客滿意程度等);第四層次,報告那些只符合相關性、可靠性和計量性的事項(如風險等);第五層次,報告那些只符合相關性的事項(如知識資本等)。按照彩色模式,可以較全面地報告與企業相關的各類信息,從傳統財務報告的墨守成規中“解套”,較好地適應知識經濟對會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