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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隨著政治、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特別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各種機遇與挑戰交織在一起，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如何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公共管理水平已成為行政管理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標，也是行政學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社會的發展，無論是經濟形態、政治形態，還是文化形態的建設，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行政倫理水平的高低就必然對政府效率產生深刻的制約和影響。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的影響，行政管理領域出現了大量行政倫理失范的現象，如何構建與時代相適應的行政倫理道德體系并應用到現實的行政管理領域中提高行政效率就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對效能政府視域下的行政倫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具體來說，本文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章，基礎理論概述。對行政效率和行政倫理的概念及特點進行了分析。

第二章，根據行政倫理的構成分析了行政倫理對行政效率的影響。即行政人員的道德素質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行政組織的道德屬性對行政效率的影響、行政運作的道德控制對行政效率的影響。

第三章，依據行政倫理對行政效率的影響，概括了我國當前行政倫理失范的表現，并分析了這些現象的成因。

第四章，對如何進行行政倫理建設提高行政效率提出了對策。即加強行政倫理教育與培訓，建立行政倫理制度，完善行政倫理監督獎罰機制。

關鍵詞：行政效率 行政倫理 行政倫理建設

第一章 基本理論概述

1.1 行政效率

1.1.1 行政效率的概念

效率(efficiency)一詞在英文中一般理解為“投入產出的比例關系”，一般也稱為機械效率或技術效率。行政效率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行政工作人員在處理社會公共事務，實現行政職能和行政目標活動中所得到的結果與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信息、空間等要素之間的比率關系，即政府的投入與產出的比率。從一個政府的產出來講，行政效率可以分為微觀效率和宏觀效率，微觀行政效率可以用特定政府機構或公共組織提供相同單位的產品和服務所需要的相對成本來解釋，即具體行政單位管理和服務活動的產出和投入之間的比率。宏觀行政效率可以用不同國家中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引起的總體發展速度來解釋。其中，制度安排包括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第三部門的相對規模和相互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結構和職能分工，政府的政策規則及其管理活動等等；總體發展速度既包括經濟增長率，又包括文化、教育、社會道德水平等方面的社會發展速度。

1.1.2 行政效率的特征

行政效率除具有效率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行政效率的價值判斷性。行政效率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效率，關鍵就在于它在判斷上具有價值性。這是因為行政效率是一個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因素在內的綜合概念。行政效率雖然也重視行政效果與所投入的工作量或所消耗的人力、財力和物力之間的比率，但是，它已經變成了一個非純粹自然科學的而是社會科學上的復雜概念，因此，它理應包含著對一定時期流行的社會倫理、道德價值觀的應有關懷。可見，行政效果的大小，不僅要看行政組織本身職能發揮得如何，組織目標實現的程度，而且要看其對社會經濟發展和其他事業發展的促進程度的大小，看社會公眾對行政管理活動的滿意程度，沒有社會效益的保證，再高的行政管理經濟效益也是徒勞無益的。因此，行政效率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數量概念，而且包含著對行政效果與行政投入之比較的主觀社會價值判斷過程。

第二，行政效率具有多層次性。行政管理活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決定了行政效率的概念具有多層次性。根據行政管理活動的不同，行政效率可以分為各種不同的層次：從行政效率形式看，可分為具體行政效率和抽象行政效率，前者是由具體行政行為產生的，后者是由抽象行政行為產生的；從行政效率的范圍看，可分為宏觀行政效率和微觀行政效率，前者是全局性的，后者是局部性的，從行政組織結構的層次看，可分為決策行政效率、管理行政效率和執行行政效率。決策行政效率是指決策部門即領導層的工作效率。管理行政效率是指中層干部解決和組織管理問題的效率。執行行政效率是指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

第三，[不悔論文 Lunwen.Buhui.Net]行政效率具有綜合評價性。行政管理是一項龐大復雜的系統的工程，行政效果是通過每一項具體的行政工作表現出來的，因此，作為最終評價的行政效率顯然是對行政管理活動中各項工作的綜合評價的結果。具體到行政管理活動，應該包括：計劃是否可行，執行是否順利，決策是否科學，機構設置是否恰當，人、財、物力的組織調配是否合理，指揮是否有力，控制是否到位，行政法規及措施是否正確，執行和實施是否堅決等等。因此，行政效率是對各項工作量度與評價的綜合。

第四，行政效率具有遲效性。行政效率的遲效性主要是由于行政管理活動的復雜性和超前性所決定的。大多數行政管理活動，特別是有關國家和社會發展計劃的行政管理活動，往往比較復雜而且又具有相當的社會超前性，這些行政行為的效果顯然在極短的時間內是難以顯見的，其行政效率也因此難以準確地把握。因此，行政效率具有一定的遲效性。

1.2 行政倫理

1.2.1 行政倫理的概念

倫理，是關于道德的學問。所謂道德，“就是指人類現實社會中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用善惡標準去評價，依靠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維持的一類社會現象”，作為特殊的行為規范，道德的本質是自律，倫理是道德發展的高級階段，是自律和他律的統一。倫理作為一種道德關系，不僅包含應該怎樣的思想和行為，還應包括為什么要有這樣的思想和行為，即思想和行為的正義性。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倫理要高于道德，倫理要突出“條理”，更具理性層次，更具概括抽象性。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常常認為道德和倫理是同樣的內容，這里簡單的區別是文章分析的需要。

行政倫理指的是行政主體（包括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務員）在行使公共權力、從事公務活動中，所應確立和遵守的倫理理念、倫理行為、倫理規范等。行政倫理是在行政領域內的道德規范和總則，行政倫理的概念應包涵三個基本的內容，是行政道德規范、行政倫理制度和行政倫理價值導向的有機結合。

首先是行政道德規范，這是行政倫理內容中基礎的部分，它與行政職業角色相聯系，是職業道德的一種特殊存在形式。在這里，行政道德規范是從屬于行政倫理范疇的，是其基礎部分和重要內容，也就是說，行政道德是行政倫理的完整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行政道德等同于行政倫理，更不能代替行政倫理。

其次是[論文之家]作為主干或中介環節的行政倫理制度或管理倫理制度，即組織、管理、制度方面的倫理，主要指行政倫理是一種組織化、制度化的倫理或倫理的組織化、制度化。它是以制度、組織或體制、政策等方式，有效反映和集中概括當前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倫理意識形態。倫理是制度的重要內容，制度是倫理的外在形式，行政體制和組織就是按照一定的倫理制度維系和聯結的。行政倫理制度，是行政倫理的內在環節和中介環節，是行政倫理存在和作用的制度保證，也是倫理建設的難點和重點之所在。

其三是作為核心內容和根本的價值觀念模式。指的是行政倫理是承載著一定價值觀念的倫理觀念模式，并為社會提供一套集中表達社會占統治地位意識形態的倫理價值模式。在行政倫理體系中，如果說行政道德規范是基礎，行政倫理制度是主干，那么行政倫理價值觀念則是整個行政倫理的靈魂和導向。以倫理價值目標來導向、調控行政主體自身的行為，是行政倫理的最重要特征，是公共行政建設的重要內容和途徑。

1.2.2 行政倫理研究綜述

關于古代中國的行政倫理思想，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型社會，倫理思想深厚而廣博，下面就行政倫理思想選擇其重要的來列舉一二。

（1）就孔子論文 L u n w e n n e t而言，就有“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為政以德”(《為政》)、“赦小過，舉賢才”(《子路》)、“修己以安百姓”(《憲問》)、“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季氏》)、“民無信不立”(《顏淵》)；

（2）就孟子而言，就有“君有過則諫”(《萬章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梁惠王上》)、“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離婁上》)；

（3）就荀子而言，有“禮之所以正國也”(《王霸》)、“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子道》)、“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修身》)、“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王霸》)、“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王制》)；

（4）此后有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主張，柳宗元的“吏為民役”的思想，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黃宗羲關于做官是“為天下，非為君”的主張，以及他的“天下為主，君為客”、“官者，分身之君也”的思想，王夫之“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公天下”思想，顧炎武提倡“清議”，即利用輿論力量來強化道德的主張。

第2篇

[論文摘要]隨著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對公共行政現代性的追尋，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價值及其限度日益凸顯。20世紀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務等理論范式對倫理價值的關注，無疑是解決此問題的一盞指路明燈。在制度之外輔以一種建基于內在道德信念的自我約束機制——責任倫理，契合了公共行政道德化趨向。責任倫理作為行政自由裁量權價值生成與公正運用的基本前提與保障，可確保行政自由裁量權以一種符合民主、公正要求的負責任的方式行使。

[論文關鍵詞]行政自由裁量權；公正；責任倫理；新公共服務

近代以來，行政責任的制度化設計是基于“管理中心主義”所確立的官僚制，是一個責任中心主義的體系。由于行政自由裁量權本身固有的“自由”裁斷屬性，裁量權的行使者偏離法律精神和公正原則而引發的公正失范現象不免存在，昭示了責任中心主義固有的局限性。20世紀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務等理論范式凸顯的對倫理價值的關注，為探索規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路徑選擇提供了有益的視角。

一、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價值及其限度

(一)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合理性價值

行政自由裁量是公共行政現代化、法治化趨勢下的具有合法性與價值合理性的“非制度”領域。目前學界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基本概念尚未有一致的界定，不同觀點有各自的側重，但總的說來，強調行政主體在權限范圍內有根據自己的意志和判斷作出選擇的自由，并以適當的公正方式作出裁決的權力。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社會轉型的步伐在加快，行政的范圍在不斷擴大，“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大面積存在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其合理性價值主要體現在：

第一，契合公共行政的價值取向。效率是行政權的價值追求，也是公共行政的重要的價值取向之一。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發展，政府干預范圍日益擴大，行政權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擴張以及行政分工造成的技術優勢，呈現出行政管理日益專業化、權力行使方式多樣性的趨勢。法律法規必須賦予行政主體在權限范圍內行使自由裁量權，使行政主體能夠在社會的迅變性與法律的穩定性之間靈活果斷地解決問題，及時回應民眾的需求，提高行政效率。行政自由裁量權是現代行政發展的結果。

第二，彌補法律的局限性。法律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滯后性等幾個方面。沿承亞里士多德派觀點認為，由于法律具有模糊性和不周延性，不可能對行政行為在所有情況下的所有裁量方式和程度都作出詳細、明確的規定，對其闡釋和執行都有賴于行政人員的理解。德性行政人對待具體權威與制度的基本態度應是“合理服從”，而非機械地固守規則。法律的不嚴密意味著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這個問題不應該如柏拉圖派的建議那樣留給立法機關，因為，事實表明法律的出臺必須有嚴格的程序與技術，成本巨大，且常常滯后于現實，而且新增的規章本身依舊需要解釋，法律規章的激增無益于解決這個問題。

(二)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價值限度

行政自由裁量權從成為一種非制度化的行政權力的初始就伴隨著尖銳激烈的批評反對，其價值限度亦得到廣泛的討論和反思。人們一直用謹慎的態度警惕著裁量自由，懼怕權力所具有的“自我膨脹”特性。正如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所聲稱的，權力有腐敗的趨勢，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由于自由裁量權本身固有的“自由”裁斷屬性，有較大的主觀性，在日常的行政實踐中，裁量權的行使者偏離法律精神和公正原則而引發的公正失范現象時有存在，具體表現為：(1)目的不當。行政人員在行使裁量權時本應基于授權目的及公正合理原則，選擇最恰當的行為方式，卻由于受到牟利、徇私等惡意動機支配而作出偏離法律目的的不公正的行為.(2)不平等對待。存在同責不同罰與不同責同罰兩種情況：同等情況的行政違法行為，分別給予輕重懸殊的、不同等的處罰；對情節輕重不一的違法行為，卻一律給予相同的行政處罰。造成的結果是責罰不相當，即行政處罰的輕重與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及其應承擔的責任不相稱。(3)主觀臆斷，隨意裁量。主要指行政人員在行政實踐中的非正當考慮現象，即行政主體在作出行政行為時，考慮了不應當考慮的因素，對于應當考慮的因素卻未考慮，或者過分強調或輕視了一個相關因素，憑主觀印象、固有傾向隨意認定，作出顯失公正的裁定。(4)程序不當。主要包括沒有在合理的時間期限內作出裁定甚至故意遲延以及采取不當的不作為方式。

在現代行政實踐過程中，行政價值關系有著多向度發展的可能性，行政人員在作出具體的裁量行為過程中可能會受到某些因素的腐蝕，濫用公民所賦予的權力，扭曲行政主體與行政客體的關系，制造腐敗而“形式合法”假象，使行政價值關系走向反面，異化公共行政的價值追求。行政自由裁量權運用過程中的失范現象，表明這種“制度約束之外”的權力會因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產生不受制約的裁量自由，違背法律授權的目的和原意，它將置理性主義的愿景于谷底，而且裁量權的失范現象將官僚制所面臨的現代性危機裸地展現在公民面前，會進一步引發人們對政府、公共行政人員以及法律制度的信任危機。一旦喪失了信任的社會土壤，就會對公平、正義等積極價值造成毀滅性打擊。

在公共行政中，解決具體行政事務的自由裁量方式不免會遭遇公共行政的倫理困境，即行政主體在作出裁決時同時面臨多個指向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責任期望、互不相容的利益沖突和價值判斷的情景。公共行政的倫理困境聲勢烜赫地考驗著行政主體的專業素養和倫理品質，對公共行政民主精神和公正價值提出挑戰。“那些塑造并指導每個角色行為的價值觀將你推向兩個不同的方向，并使你面對兩種互相排斥的選擇方法。你得面對那種由我們扮演的角色所引起的道德困境。”

二、責任倫理：行政自由裁量權失范的規制理路

(一)近代“管理中心主義”對制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探索

行政自由裁量權既處于法制框架之內，又處于制度無意識之域，是行政主體在制度規定不明確的模糊地帶或者制度之外的灰色領域作出事務性行政裁定的權力。這種非制度化的行政權力使行政主體有很大的裁量自由和權力空間，但它不可能是“任意自由”的裁量權，而只能是“受法律約束的裁量”權。早期行政學探討制約行政自由裁量權是在以管理主義為中心的背景下進行的，強調的是行政的科學性和效率，極少探討行政的價值問題。此時提出的制約方法集中在健全和完善權力監督和制衡機制上，這種控制主要包括立法控制、行政機關的內部控制和司法控制。在立法控制方面，著重對自由裁量權作出明確界定和制度設計，主要包括界定政府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和限制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標準。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內部約束“是指行政機關內部的上級行政機關對所屬下級行政機關，專門監督機關、主管行政機關對其他行政機關及這些行政機關之間就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運用進行自我監督，保證自由裁量權的科學行使。”司法控制強調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和程序公正三個方面：(1)合法性原則，即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2)合理性原則，在法定幅度范圍之行使自由裁量權是否合理適當，包括動機的正當性和是否考慮了相關因素等等；(3)程序公正，是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的程序性價值導向，是制約與規范自由裁量權過度的重要路徑。

可見，近代以來行政責任的制度化設計是基于“管理中心主義”所確立的官僚制，是一個責任中心主義的體系。但是，官僚制的責任是最低限度的責任規定，這就是責任中心主義的局限性。從理論上看，現代社會中的自由裁量權是規范的權力，憲法規章日臻細化和完善，制度設計漸趨健全和周密，但是，法律制度與規范理性無法窮盡所有裁量權的行使領域和裁定細節，對于保證其裁衡的公正尺度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而且法律規范的這種外部約束的作用盡管十分重要，但這種“禁于已然之后”的行為效果的滯后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因而，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對自由裁量權的規范“不是通過更多的規則，而是通過對法律精神和法律精神與公共利益之間關系的認識使行政自由裁量權受制于公共利益”規則。這種規范由于主要表現為“形式合理性”而具有強制性特征，只能對自由裁量權起基本的規約作用，難以有效激發人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嚴格規制的實際行動并不能如傳統公共行政所言的那樣最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行政官員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天平在沒有公正的評判標準的情況下，往往會倒向強大的利益集團。這種方式還可能會越走越遠而陷入“合法性危機”的泥潭。

(二)新公共服務范式對自由裁量權的規制——責任倫理

20世紀末，西方的新公共服務等理論范式凸顯的對倫理價值的關注，樹立起“公民權”和“公共服務”的大旗，重塑了公共行政的本原性價值蘊涵與要求，確立了現代公共行政的人文價值依托。新公共服務不僅內在地包涵著“責任中心主義”的價值目標與愿景，還高揚起“公平正義”的評判旗幟，呼喚公共行政精神，發掘倫理價值，強調公民的話語權，強調在公共對話的平臺上實現公共利益，這些指向強化了行政主體的責任。誠如羅伯特·登哈特所言：“新公共服務不只是最新的管理時尚或者管理技巧。更確切地說，它是對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為他人服務的原因的一種界定。它是一種對價值觀的根本改造。”它既承認制度的作用，更強調“公平正義”的價值，認為無論存在著什么樣的權力監督或制衡機制來規范行政人員的行動，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他們的德性崇高和倫理自覺。這是他們作為值得信任的、負責任的、富有公正精神的公共行政人員應然品性的基石，也是他們得以憑借契約式的授權在服務公共利益的名義下和范圍內作出自由裁定及提出強制要求的內在根據。

“責任是任何治理過程的基礎。治理過程的有效性取決于官方人士如何對自己履行職責和法律職責的方式負責。”新公共服務既承認責任在民主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又著力構建行政責任的實現機制。認為公共服務中的責任問題極為復雜，“責任行政”的生成和價值建構不僅僅建基于以市場為基礎的標準，行政主體“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市場；他們還應該關注法令和憲法、社區價值觀、政治規范、職業標準以及公民利益”。認為用簡單的效率測量方法和中立的價值判斷來描述公共行政人員負責任的作用和行為也是不恰當的。在公共行政人員為了什么而負責及對誰負責問題上，新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公共行政官員即便是在涉及復雜價值判斷和重疊規范的情況下也能夠并且應該為了公共利益而為公民服務”。這與主張直接地、中立地對政治官員負責的老公共行政不同，也有別于滿足“顧客”偏好并“以效率、成本一收益和對市場力量的回應性”為主要負責形式的新公共管理的傳統觀點。

此外，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決定了現代政府及行政人員的主要職責在于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這是公共行政的應然性價值目標。行政人員作為公共領域中的主體，作為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具體執行者，應當盡可能使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過程和方式符合社會一般的公平正義觀念。早先的亞里士多德派也認為，公共行政的傳統標準(中立、效率)是不完備的，為了重振與公共利益密切相連的公共行政精神，公共官員在解釋和執行法律規章時，如果不考慮公正，將會導致非正義，這與新公共服務理念的“公平正義”的價值面向不謀而合。它承認“效率”與“經濟”作為公共行政的指導方針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必須將“公平”作為“第三個規范性支柱”。公平、公正作為人類不懈的理想追求，是一種道德的愿景，也是踐履的現實要求。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符合公正公平原則。公正的行為意味著行政主體在施政中不為私人考慮所驅動，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權益：相同的情況則平等地適用法律，同等情況所作出的行為選擇要基本相同、前后一致，對需要給予處罰的相同行為給予同等的處罰，承認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這些權利并不因公民出身與種族的差異或地位與權勢的變更而不同，換言之，這些情形考慮作為相關差異將被排除；不同情況下，則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對象作出公正的選擇和判斷，所作的決定和相對人應受的對待應成比例，而不是有所“偏袒”，霍布斯稱之為“個人授受”(acceptionofper-sons)，即把私人考量引入一種應該根據公共標準進行的判斷。

因此，責任倫理是一個“不單純的混合物”，是服務于公共利益的責任，是建基于公正價值的責任，是內塑于道德信念的責任。它是由行政主體的角色身份以及由行政主體被授予的權利和所承載的義務決定的，在民主政治環境下，其行為最終應向公民服務，必須考慮作出裁定行為的可能后果，并為其承擔責任。“新公共服務中的責任表明要將公務員的角色重新界定為公共利益的引導者、服務者和使者，而不是視為企業家。”處于公共行政倫理困境的行政主體要按照增進公共利益的倫理準則，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平衡各種利益沖突，使每一個人不會因行政主體的“個人授受”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當倫理困境出現時，各種幾乎完全相反的價值要求最終會在行政人員個人那里發生碰撞，建立負責任的管理模式，不是要把這些要求簡單地放在一起，而是通過一個合理機制來確定各種要求的優先順序。只有當自由裁量權行為發生的前提是追求公共利益取向的道德信念的時候，才會有責任的結果。任何責任都只有通過裁量權的執掌者和行使者首先確立起服務于公民的道德信念的時候，才有可能明確。這種內蘊著服務公民的公共行政精神的責任倫理可以有效地為自由裁量權的執掌者在“應該如何行為”諸方面考量中提供價值信念上的共識，通過“非理性力量”進行一種理性思考來控制和規范自身的裁量行為，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責任倫理毋庸置疑地成為公共行政人員精神世界的價值導向系統。而責任倫理所確認的這種基于責任的、公正的制度所暗含的規范意義和道德合理性使得人們能夠信任處于制度約束中的裁量權的執掌者，信任他們將按照我們值得信賴的、公正的常規方式運作。

第3篇

目前，行政管理專業碩士論文選題還比較粗疏，影響論文質量提升。一些學者對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展開了研究。徐金平（2006）對當前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一些碩士論文選題盲目求“大”、求“新”、求“異”，或者論文選題過于平淡，體現不出應有的開拓性。[1]周毅（2009）分析了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的原則，即根據研究目的、實力、條件、興趣和獨到見地，結合地方特色、社會實際、學術價值和科學發展趨勢選題，“小題大做”、揚長避短原則。[2]雷偉偉、袁占良（2008）探析了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與創新能力培養的關系。[3]吳贊敏、梁旭巍（1997）分析了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與論文質量的關系[4]。孫國強（2007）[5]，李志義、刁玉瑋（1995）[6]對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來源、方法和技巧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學位論文選題是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環節，在選題時，研究生既要從不同來源確定選題，又要掌握正確的選題方法，同時還要掌握一定的選題技巧。以往研究主要是把學位論文選題作為一個抽象的一般概念進行研究，即不根據專業特征對一般學位論文共性進行分析，對某一專業學位論文選題深入分析較少。隨著公共領域面臨問題的復雜性、多樣性程度的加深，行政管理碩士有更多“文章”可做，這些“文章”選題質量值得研究。本文運用內容分析法對“CNKI-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中截至2014年10月30日顯示被引用過的2011至2013年行政管理碩士（學術型，下同）學位論文樣本的選題質量進行實證研究。

1研究框架及假設

20世紀90年代，行政管理專業歸屬發生變化，即從政治學下的二級學科中脫離，成為獨立的學科，行政管理專業由原先的理論型向實務型轉變[7]。斯托克斯不贊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二分法，他提出了四象限體系分別是，高基礎、低應用的波爾象限、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雙高的巴斯德象限，以及雙低的以訓練為目的的象限。[8]

行政管理專業學生選題可能表現出顯著的解決問題導向，與此同時，社會對碩士研究生的理論水平有較高期望。解決問題導向的研究需要進行大量的經驗主義方法收集資料。按照行政學常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將收集資料的方法分為非經驗主義方法和經驗主義方法，經驗主義方法包括問卷調查、實地訪談、參與觀察、受控田野調查或實驗法。[9]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運用經驗主義方法會受到客觀條件限制，他們可能會轉而借助于非經驗主義方法，最常見的就是文獻法。雖然采取文獻法能夠低成本、便捷地收集資料，但不利于碩士研究生創新，知網、萬方等數據庫可能成為一些人“加工論文”的工具。論文相互借鑒、模仿，大量選題重復。本文提出假設：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位于“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和“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象限。

2類目及樣本選取

根據研究目的，同時，在參考相關學者的研究基礎之上，設計分析類目，包括研究主題、研究層次。研究主題劃分為行政理論、城市治理、行政體制、公共財政、績效管理、人力資源、公共服務、政社關系、公共危機、網絡輿情、政府規制、公共政策、電子政府、服務型政府、行政倫理、政府職能等子類。研究層次借用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Scott）提出的研究組織的三個分析層面，即社會心理層面、組織體層面和生態群層面[9]。其中，社會心理層面關注個體行為；組織體層面關注組織結構和過程；生態群層面關注環境中的組織群。本文的分析單元是文獻題名、年份、出版者等。在進行樣本分類時，不可避免的參雜了主觀判斷因素，為提高分析的信度，在導師、同學中背對背進行相同數據分類。減少主觀判斷成分。

本文在“CNKI-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當中，分年度篩選出一級學科代碼為“120401”（即行政管理專業）的碩士論文，按照被引用次數進行排序。對其中被引用過的論文進行分析。其中，2012年、2013年被引用過的論文共495篇，全部抽樣。由于時間越長，被引用次數也隨之增加，如2011年當年知網平臺收錄的論文，當年被引用1次，在隨后的兩年可能再次被引用，因此，2009年至2011年被引用論文總體規模大，為方便研究，采取系統抽樣方法，選取458個樣本。樣本容量為953個。

3結果與分析

3.1碩士研究生選題偏好分析

如圖1所示，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偏好比較明顯，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機與網絡輿情、政社關系、公共服務領域，其他領域的選題則比較分散，每一主題的樣本占比都不足10%，7.56%的選題難以歸類。

①研究政府與社會關系問題。具體表現為研究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門、社區等公民自組織之間的角色關系，以及公共服務外包、公民參與等問題。其中，研究社會組織的占35.03%，涉及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和培育，如《云南省社會組織培育機制研究》、《我國基金會的資金管理研究》、《我國非營利組織稅收政策現狀及問題研究》等；社會組織作為多元主體參與治理過程，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互動關系研究》、《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非營利組織參與研究》、《民間組織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研究》等；以及準政府社會組織，如工會、婦聯等職能，如《社會管理創新視角下的工會職能定位研究》等。研究社區治理的占24.08%，研究社區治理的樣本中51.52%對某個案例或多案例進行實證研究，如《我國城郊撤村建居社區治理研究——以青島市黃島區為例》、《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背景下社區文化建設研究——以麥子店社區為例》。此外，這一類的研究還包括研究事業單位改革，如高校去行政化、醫院“管辦分離”；村民自治、公民參與等問題。

②研究公共危機以及網絡輿情。涉及的范圍包括公共危機的誘發機制，政府同其他主體對公共危機、網絡輿情的治理，其中，公共危機的研究以群體性事件為主。如《我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研究》、《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及其對策研究》、《政府在公共突發事件中的微博輿情應對》、《網絡輿論危機中的政府應對策略研究》。

③研究政府提供文化、公共交通等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職能，以及區域、城鄉之間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以下簡稱為“公共服務”）。專門研究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樣本21個，占這公共服務樣本總數92個的22.83%。研究公共服務的樣本呈現出地域化、本土化色彩，針對西部地區，或是針對某一特定地區進行研究，如《西部地區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研究》、《鄂爾多斯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研究》、《泰安市農村公共文化事業投入問題研究》。有2個樣本介紹國外經驗，分別是英國公共服務改革、新加坡住房制度。此外，養老問題的研究較多，其次是就業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

從研究層次上看，近五年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生態群層面的研究。研究生態群層面的樣本數405個，占總數的42.50%；研究組織體層面的樣本數366個，占總數的38.41%；研究社會心理層面的樣本數126個，占總數的38.41%；其他樣本數56個，占總數的5.88%。由此可見，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將政府置于外部環境當中，與外部環境、其他主題互動的外部視角。研究政府自身的內部視角占了較小份額。

不難看出，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偏好的研究主題與研究層次與近五年熱點問題存在相關性。社會矛盾凸顯、社會群體利益訴求上升，公共部門對公平性、回應性賦予更高的價值，需要理清政府權力邊界，給社會更多的發展空間，但仍然強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責任，尤其是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行政管理領域的研究者一般將“治理”理解為一種角色關系，將好的治理理解為多元主題的共同治理，這一領域的研究增加。研究這類角色關系的論文占總體的比重由2009年的12.03%上升到2013年的65.42%。

行政理論研究數量很少，只有三篇論文，分別是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新公共服務理論和戰略管理理論進行描述。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一般會對相關理論進行表面化的引用，如研究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論文，堆砌引用治理理論、政府失靈理論等，而文章主體部分脫離理論展開，理論游離于文章之外，“兩張皮”現象較多。行政管理專業更多體現為一種“工具”，而不是一門“科學”。

3.2碩士研究生選題重復現象分析

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較為集中。前已述及，選題偏好集中在三個研究主題，而其他研究主題樣本數量較少。以“公共財政”為例，每年“公共財政”的選題樣本數占當年樣本總數的比重都不超過5%。研究的具體內容也較為單一，缺乏非稅收入管理、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等內容，對公共預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公共預算的透明性，如《公共預算透明保障機制構建研究》、《預算民主視角下我國公眾參與政府預算的研究》等。選題呈現出兩極化趨勢。此外，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重復現象也比較突出。如表1所示，同一選題下存在多個樣本。

對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偏好、選題的集中重復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假設，即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位于“高應用、低基礎”的愛迪生象限和“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象限。

4選題質量提升對策

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緊趨政治熱點、社會問題，基礎性研究較弱，理論應用堆砌、表面化；集中、重復的選題較多，選題結構失衡，多數停留在“低應用、低基礎”的“學生實驗”階段，研究價值不高。究其原因，首先，碩士研究生原著閱讀量有限。碩士研究生對原著缺乏興趣，僅僅針對熱點問題提出研究問題，利用二手資料對理論進行零散化的理解，由于缺乏理論積淀，難以上升到一定層面。因而對理論的應用呈現堆砌化、表面化。

其次，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實證研究“短板”。習慣于采用非經驗主義研究方法收集二手資料，在知網、萬方等平臺收集期刊、論文資料后，進行整理、修改。通過非經驗主義方式進行資料搜集，相比實證研究更加簡單便捷，但過多的依賴二手數據寫作論文，難免造成研究的重復，而且許多論文都僅僅是對前人研究的成果稍作修改，并非對現有成果的發展和創新。可以預見如果研究生沒有從意識上消除對二手數據的依賴，在研究中不愿意實踐和創新，行政管理專業未來的論文質量將大打折扣。

以上分析可知，提升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選題質量可從兩方面入手：一是強化碩士研究生經典閱讀意識。目前的激勵機制，易導致研究生過分關注、參加課題、學術會議數量，潛心鉆研原著的時間和興趣減少。可以考慮適當改進目前的評價機制和方法。二是倡導研究生實證和創新精神。消除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對二手資料的過度依賴，為碩士研究生創造多途徑開展問卷、訪談等經驗研究，增加用于課堂外的時間，讓他們真正了解現實問題，同時，優化研究生課程設計，增加計量經濟、統計分析方法等課程，提升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數據挖掘、深入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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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2014年研究生教育教學理論研究課題“行政管理碩士學位論文選題質量分析及提升對策研究”（項目號：2004JY0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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