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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發現，許多初步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部族沖突、政變迭起、國家分裂的困境。他認為這些國家缺少了一個有足夠權威的強大的政黨。他甚至不無羨意地向這些國家推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斗轉星移，當我們站在新世紀開端回望，“強大的政黨”也已面目全非。蘇共亡黨已經10年，國民黨在丟掉了總統之后隨之又淪為立法院的少數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71年連續執政之后也黯然下臺……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斷地被總書記提起，以為全黨的告誡。在中國共產黨又一個新老交替的關鍵時期到來的時候，可謂語重心長。此時，人們定然想起了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1992年對全黨的鄭重囑托：“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不久前主持全國組織部長會議、部署“十六大”籌備工作的時候呼吁全黨“不斷深化對中共執政規律的認識”。

中共“十六大”注定要成為一個歷史的拐點，因為“這是中國在新世紀的第一次全代會，對于開創新局面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突出的就是一個“新”字。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回想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每一次都是在理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改革浪潮也隨之一浪高過一浪。“十二大”，經濟建設確定為全黨工作的中心；“十三大”，確立100年都不動搖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十四大”，提出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告別計劃經濟；“十五大”解決了姓公姓私問題。“十六大”呢？被輿論稱作“智囊”撰寫的《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列舉了2002年中國社會發展的七大趨勢，首位就是“中共‘十六大’的召開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目標將得到確立，執政黨的創新將取得新的進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執政黨的創新”。所以也有人據此認為，今年是中國的“政改年”。

創新首先是理論上的。雖然是理論創新，但它不是學術研究。政治家的理論創新從來都是一種高明的政治活動。這從理論創新過程的巧妙布局可窺一二。最初是“四個重新認識”，然后是“三個代表”，最后提出“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把社會其它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并且明確宣布“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經過各地轟轟烈烈的學習運動之后，最后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以公報的形式正式確認這個創新的指導地位。在這個背景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社科院院長李鐵映直接布置的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也提前問世。報告里最石破天驚的結論是“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來說，現在和將來所需要的，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工農聯盟’，而是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合作和‘聯盟’”。外界認為，這個報告的出版是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由此可見，創新的根本一點是不再以階級或階層出身人為地將優秀分子排斥在黨外。歷史也證明，一個政黨能夠多大程度上吸納社會新興勢力是其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從理論創新的環環相扣、不可逆轉來看，最關鍵的布局已經“輕舟已過”，其過程之巧妙，令人嘆為觀止。

加強作風建設

隨著“十六大”召開的臨近，作風建設問題成了一個頻頻閃動的字眼。總書記在一次會議上袒露心跡：“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與腐敗現象是格格不入的。那么，為什么在我們黨內和社會上還會出現腐敗現象呢？而且會那么頑固地存在呢？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海中盤旋，也一直是我深深思考的問題。”“頑固”一詞可以感覺到這個問題在總書記心中的分量。從我們黨的歷史看，作風一詞絕非個人道德問題這樣簡單。一旦上升到全黨作風建設這個高度，那可以判斷是我們黨面臨著重大路線或方向問題需要調整糾正。當年清算的是對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的黨內“左”傾組織和思想路線。今天，我們黨以中央全會的名義鄭重要求全黨加強作風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前瞻意味。總書記一段透徹的論述回答了這個問題：“由于我們黨處在執政地位并長期執政，黨內一些人逐漸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他們把黨和人民賦予的職權，把自己的地位、影響和工作條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謂既得利益，不是用這些職權和條件來為黨、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來為自己撈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們甚至把這些東西看成是誰也碰不得的私有財產，想方設法地要去維護和擴大這種所謂既得利益。這是十分危險的。”黃葦町教授在《蘇聯共產黨亡黨十周年祭》中以一種徹骨、冷峻的筆法描述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公仆的蛻變”，平時的頌聲齊揚與一旦有事時的群體冷漠形成令人愕然的反差。

現在的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執政的政黨有像我們黨這樣大的調動全國人、財、物等資源的權力。而我們黨的一個基本事實是，黨組織不但在政治結構上具有類似政府行政部門的科層組織，而且科層化程度甚至比政府系統更高，其組織脈絡延伸得更遠。這樣一個組織產生既得利益的危險性至少不能說很低。既得利益問題還不僅墮落為黨和人民的罪人這么簡單。我們的改革已經不再是不花錢的改革了。社會利益關系越來越錯綜復雜。下崗職工的問題處理不好，就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為謀政績，不顧地方財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亂上項目，就可能延緩一個地方幾年內的發展；做事官僚主義，不能夠防微杜漸，一個地方就會出現江蘇通州那樣“標會”將65%以上的家庭卷進去的風波；甚至在入世后，地方給中央惹官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中規定“省部級領導干部每年應至少抽出一個月時間，市(地)縣黨政領導干部每年要有兩個月以上時間，深入基層調研”、“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各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每年要向中央報送調研材料和決策建議”也就不奇怪了。這樣的硬性制度還會越來越多。因為，戳穿既得利益，最終要靠真相。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說，今年是轉變作風年、調查研究年。

內熱外冷的人事變動

2001年省級官員有較大的人事變動，超過20名省級官員接受中央任命出任新職。有14個省、市、自治區在2001年內舉行黨代會。今年另外有17個省、市、自治區召開黨員代表大會。除去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還有數十個省會城市，以及青島、深圳、大連等副省級城市，也將在今年6月前舉行黨代會。一些地方市、縣領導班子也要換屆。這次人事的頻繁變動集中反映了克服兩個不合理問題的努力：一是中央、國家機關正副部級干部和省區市黨政領導班子成員的年齡結構不甚合理，一是地、縣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不合理。一向比較苛刻的海外傳媒也高度贊揚這次人事變動出現專家型、年輕化的主流，認為“中共正在培植一個新的現代化的干部隊伍”。直到“十六大”之前，人事變動問題都會極度敏感，絕對外冷內熱。《人民日報》社論告誡一些干部在進退留轉之際要經受住考驗，并且上升到黨性的高度，甚至不惜渲染離退休后生活的豐富多彩和詩情畫意來感染讀者。從目前干部人事制度的演進看，中央決心用一系列制度來約束領導干部:黨政領導干部公開選拔和競爭上崗制度、黨政領導干部任前公示制和試用期制、領導干部任期制、領導干部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制度、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制度。這些制度有助于我們真正揮別“官場”。近幾年制定的“三重一大”制度(重大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和大額度資金的使用必須經集體討論決定)經過一段時間檢驗，有望進一步制定細化的操作辦法。可以想像，干部隊伍的調整為“執政黨的創新”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