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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黑惡勢力的現狀透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此同時，轉型期農村社會治理也面臨諸多難題。其中，黑惡勢力滋生及發展就是嚴重影響農村社會治安、群眾安居樂業和新農村建設的頑疾。有效治理農村黑惡勢力及其違法犯罪活動，對于創造良好社會治安環境、提升群眾安全感和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具有重要法治和政治意義。農村黑惡勢力，一般是指在農村地區以暴力、威脅為手段，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破壞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秩序的違法犯罪群體［1］7。黨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采取了一系列舉措重拳出擊。如中央組織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2014年6月印發的《關于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通知》，就明確提出要著重調查處理基層群眾舉報的農村、社區基層干部涉黑惡勢力的案件［2］。2016年3月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專項行動［3］。2017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和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要加強對嚴重侵害村民合法權益以及正常生產生活的村霸和宗族惡勢力案件的打擊力度，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4］。2017年1月中央的一號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強調不斷深入進行掃黑除惡的專項行動，嚴肅處理農村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5］。及至2018年1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6］，亦將農村黑惡勢力納入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打擊范圍。上述一系列舉措充分表明了中央對于治理農村黑惡勢力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有黑掃黑、無黑除惡、無惡治亂，還農村一片郎朗晴空，營造農村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的發展變化，呈現出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一)農村黑惡勢力組織嚴密程度不斷增強在形成之初，農村黑惡勢力主要表現為流氓、地痞、刑釋人員等組成的違法犯罪團伙，實施的行為大多是打架斗毆、尋釁滋事、強拿硬要等違法行為。隨著近年來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以及城鎮化發展，農村黑惡勢力對獲取經濟上的利益有越來越強烈的欲望，“小打小鬧”式的違法行為已無法滿足其不斷膨脹的犯罪需求，于是很多農村黑惡勢力團伙開始糾集結合，互為幫助，沆瀣一氣，由最初的零散、單一作案不斷發展成紀律嚴明、組織體系化的犯罪集團，他們所實施的違法犯罪種類也越來越多，黑惡勢力的破壞力也逐漸增強，最終演變成作惡多端的基層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組織甚至黑社會性質組織［7］。對于農村黑惡勢力來說，黑社會性質組織就是其發展的最高形態。一般的農村黑惡勢力團伙向黑社會性質組織轉變的過程，就是組織嚴密化的過程。如2007年公安機關端掉的河北承德“黑老大”段彥利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就充分體現了農村黑惡勢力組織的嚴密性。在該案中，團伙成員固定、分工明確，內部紀律嚴明，團伙成員必須服從段彥利指揮，未經批準不許外出打架、斗毆，并且設置了一系列關于成員違規的懲罰措施［8］。雖然段彥利所組織、領導的黑惡勢力團伙還沒有達到那種利用公司或企業作掩護而形成的從上到下的金字塔模式的嚴密組織結構，但也可以看出該團伙向典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演變發展的趨向。

(二)農村黑惡勢力以攫取經濟利益為核心近年來，農村黑惡勢力從單純流氓斗毆的初級形態向以非法手段攫取經濟利益的趨勢轉化。為了獲取農村經濟利益和資源，一些農村黑惡勢力團伙開始壟斷當地市場經營，或插手村內的經濟糾紛并向村民收取保護費等。對于黑惡勢力團伙的暴力、威脅等違法犯罪行為，村民大都敢怒不敢言，于是出現了不少“村霸”“菜霸”等現象。還有一些團伙為了獲取更多更廣的經濟收益，采取開設公司、開辦工廠等企業化經營方式，以表面上的合法經營往來掩蓋其涉黑涉惡違法犯罪活動的實質，實施欺行霸市、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發放高利貸等各種非法活動牟利，以商養黑，以黑護商，使得農村黑惡勢力團伙不斷發展壯大。這種通過企業化經營掩護的農村黑惡勢力團伙，在合法經營的外衣下不斷積累財富進而擴大自己的經濟實力，無疑加大了公安機關打擊的難度。

(三)農村黑惡勢力向基層自治組織政權滲透當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攝取到巨大的經濟利益和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之后，一般都會千方百計地謀求政治上的地位，積極尋找后臺和靠山，拉攏當地官員，使其淪為“保護傘”，以便黑惡勢力團伙能更好地發展壯大下去。如2014年8月7日《南方周末》刊登的一篇報道披露，當前我國大概有30%左右的村官卷入涉黑案件中;涉黑村官中，22．5%的村官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包裝而成的;67．5%的村官上任后，為了控制鄉村搖身一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還有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替村官打擊政治對手，干預農村村官的選舉［9］。由上不難看出，農村黑惡勢力侵蝕基層政權基本上是通過以下兩種路徑實施，即:村官的黑惡化和黑惡勢力的村官化［10］?！按骞俚暮趷夯笔侵冈诖骞俚娜温毱陂g，村官極力向黑惡勢力靠攏，不僅與他們沆瀣一氣，還表現為自己的職務行為本身具有了黑惡勢力違法犯罪活動的特點。如2011年公安機關查辦的湖南省郴州市永興縣陳曉青、戴林輝、許以國等重大涉黑團伙案件，陳曉青、戴林輝、許以國倚仗該黑惡勢力團伙勢力，操縱基層村委會選舉，滲透農村基層政權，三人分別擔任村主任、村支部書記、鎮人大代表等職務，安排骨干成員在村內擔任村干部，并且不斷拉攏腐蝕干部，努力尋找后臺和靠山，在當地建立起復雜的關系網絡，采取暴力威脅、開設賭場、收取保護費、利用職權便利入股礦產企業、搶奪工程項目等非法手段，非法斂財超千萬［11］，長期未受到查處，給基層政治生態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在該案中，基層村級政權完全淪為該黑惡勢力團伙的“大本營”?！昂趷簞萘Φ拇骞倩保瑒t是指農村黑惡勢力團伙成員通過拉票賄選、威脅、恐嚇等不正當手段參與基層政權選舉中并因此獲得合法地位和權力。如農村黑惡勢力骨干成員通過非法手段獲取村委書記、村主任等基層自治組織重要職位，利用合法身份及基層組織的自治性權利為黑惡勢力團伙的違法犯罪行為作掩護，從而形成“以黑變紅”“以紅護黑”的惡性發展態勢。

二、農村黑惡勢力現象的成因分析

農村黑惡勢力的滋生、形成乃至坐大成勢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以下幾方面是農村黑惡勢力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國家對農村社會控制能力減弱和農村內生權威的衰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基層群眾自治，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業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村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但與此同時，村民自我管理農村事務、民主選舉村干部等自治權利的行使難以令人滿意，村民參與意識普遍不高。村集體土地、資金、補貼等資源的分配，往往是由村委會直接決定。在很大程度上說，村委會幾乎包攬了本村議事、決策、執行甚至監督的所有權能，從而造成了村委會實際架空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局面［12］。這使得基層政府對農村地區的控制力度有所削弱。誠如有學者指出，當下存在的“村官大貪”和不少農村群體性事件事實上是國家管控不力和社會參與不足的共同產物［13］。另一方面，在農村改革發展以及城鎮化的背景下，傳統農村宗族勢力不斷被削弱、傳統村落的共同體也日漸式微，群防群治的內生權威失去了對村民的約束能力，農村原有調解組織的功能衰退，暴力等非法手段反而成為解決問題的普遍方式。可以說，正是基層政府對農村社會控制力的減弱以及傳統農村內生權威的衰落，使得農村黑惡勢力的發展有可乘之機。

(二)農村多重利益的疊加驅動一方面，在農村屬于集體所有的土地等集體資產、資金等歸村委會管控，而村委會權力過于集中，加之監督制約缺位，因此一些黑惡勢力骨干成員通過不正當手段當選村干部后，農村黑惡勢力團伙就享有更廣泛的空間進行權力尋租，利用職權侵吞、竊取、變賣農村資產，利用農村集體三資牟取巨額利益［14］，這些灰黑收入對黑惡勢力團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21世紀以來我國新農村建設如火如荼開展，各項惠農、支農政策頻頻出臺，隨之而來的是大量資金、項目等涌入，比如村村通的鄉路鋪設、開發自然資源的鄉鎮企業的設立、農地被征用導致價格飛漲以及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等，這些都成為農村黑惡勢力眼里的“肥肉”。他們或借助公司、企業的名義搞惡性競爭，或使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壟斷市場、強攬項目，甚至非法開采礦產等自然資源，以此攫取巨額非法利益。顯而易見，農村多重利益的疊加客觀上不斷地驅動著農村黑惡勢力的發展壯大。

(三)部分基層自治組織干部不作為、亂作為長期以來，在廣大農村地區，村干部的文化素質、法制意識、為民意識、服務意識普遍不高，村委會權力行使缺乏有效監督，使得村干部貪污腐敗現象相對突出。而黑惡勢力為了尋求庇護，也極力腐蝕拉攏基層自治組織管理人員，雙方沆瀣一氣、利益均沾。如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曝光的山西省洪洞縣山西三維集團違規傾倒排放工業廢渣、廢水事件，就與當地村干部為謀取暴利將村內土地以承包方式供三維集團排污使用有關，三維集團勾結相關村干部違法排污，相關村干部為三維集團的違法行為遮掩，充當“保護傘”，并對提出異議的村民輕者警告重者毆打［15］。應當指出，在當前某些農村地區，仍有一些村干部自身素質能力有限、法制觀念淡薄和責任意識欠缺，難以適應基層管理工作實際需要，一旦遇到困難、矛盾就選擇繞著走，看不到黑惡勢力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危害，甚至“以黑治村”，扶植農村黑惡勢力處理村內事務，結成權錢交易的利益共同體，嚴重影響村民利益及農村的改革發展。正是少數村干部不作為、亂作為甚至與黑惡勢力相互勾結，使得農村黑惡勢力很難被徹底清除。

(四)農村“空心化”現象促進了黑惡勢力生成伴隨我國經濟轉型發展，農村社會流動出現新態勢，農村空心化趨勢日益明顯。據《半月談》報道，鄉村人口從2005年的近7．5億減少為2014年的約6．2億，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三留守”群體參與意愿與能力有限，導致鄉村治理主體缺失，村民參與村級公共事務乏力。部分鄉村甚至連村兩委換屆選舉都缺乏合適人選，班子成員老齡化日益嚴重，只能勉強扮演“維持者”的角色［16］。正是農村地區大規模青壯年勞動力外流，村莊“空心化”現象明顯，農村治理結構發生變化甚至出現治理的真空，這為農村黑惡勢力的滋生和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生存條件。在村莊“空心化”的大背景下，黑惡勢力團伙乘虛而入，在村里或橫行霸道、欺壓群眾，或操縱基層換屆選舉，或者侵吞村集體資產等，慢慢地一般的村霸、流氓和混混等逐漸匯聚、合流最后坐大成勢，成為黑惡勢力團伙。

三、治理農村黑惡勢力的對策思考

農村黑惡勢力的有效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尤其是要注意運用好新時代的“楓橋經驗”扎實推進農村黑惡勢力的標本兼治。

(一)充分保障村民自治權的實現，壓縮黑惡勢力生存的政治空間21世紀以來，由于以村委會為自治體的村民自治在實踐中遇到很多困難和問題，處于發展的瓶頸狀態，農村治理更多的是依靠外力推動［13］。針對當前農村村民自治的這種狀況，要下大力氣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構建多層次、多類型、多元化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充分發揮村民的主體作用，切實保障村民自治權的行使。其實，相關法律和村規民約的規定都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村民自治權的實現。如對于村委會自治權的各項具體權能，建立權力和責任清單，完善相關權力行使的程序和制度，并切實落實村務公開。這樣村干部可以照章執行，村民也可以有效進行監督，總而言之就是要使村內的事務決策、管理與村民的民主監督結合起來，將村民的自治權落到實處。不難想象，若農村自治制度相對完善，村民自治權一旦落到實處，村民參與村務管理、自治及監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那么農村黑惡勢力的滋生、形成就缺乏肥沃的土壤。

(二)專群結合、防治結合，打出治理農村黑惡勢力的“組合拳”對于農村黑惡勢力的治理，要注意方式方法，確保取得實效。具體來說，一是要專群結合。專群結合是黨和國家機關開展斗爭和工作的一個優良傳統和突出特色，是我國政法、公安、消防、安全、社會治安等工作的一大優勢，被譽為“東方經驗”［17］。治理農村黑惡勢力也需要專群結合，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公安機關等政法部門的職能作用，對農村黑惡勢力秉持“零容忍”的態度，依法行使職權，堅持打早打小、露頭就打;另一方面，又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充分依靠、發動和組織群眾，著力構建治理農村黑惡勢力專群結合的制度機制，包括建立村級的治安聯防隊伍，充分調動村民、民兵在維護本村治安、預防黑惡勢力違法犯罪方面的積極性，嚴格把握治安聯防隊伍人員的質量，避免劣跡人員混入治安聯防隊伍中。二是要防治結合。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應對、處置農村黑惡勢力的能力和水平，獎勵涉黑涉惡違法犯罪線索舉報，依法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尤其是對于黑惡勢力中的組織者、領導者和骨干成員，該拘留的拘留，該逮捕的逮捕，該判刑的判刑;另一方面，對農村黑惡勢力要早發現、早制止、早處置，以期將農村黑惡勢力扼殺在萌芽或者形成階段。同時，要加強法制宣傳教育，讓村民認識到黑惡勢力危害社會的本質以及違法性，并做好本村刑滿釋放人員、閑散人員、輟學少年的管控，以防他們被黑惡勢力利用。

(三)治理農村黑惡勢力與基層反腐“拍蠅”結合起來農村黑惡勢力屢禁不止、坐大成勢的一個重要原因，往往是黑惡勢力團伙與部分腐敗的村干部、基層黨員干部相互勾結，其背后有一頂或多頂“保護傘”。如果沒有“保護傘”撐腰或者支持、縱容，農村黑惡勢力就不可能為非作歹、坐大成勢。因此要想徹底根治農村黑惡勢力，就必須堅持將掃黑除惡與反腐敗斗爭和基層“拍蠅”相結合，深挖農村黑惡勢力“保護傘”，對掃黑除惡過程中發現的“保護傘”問題線索優先處置，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將基層腐敗分子及時清除出黨員干部隊伍，這必然會推動農村掃黑除惡向縱深發展和取得更大成效，進一步增強群眾對黨和國家的信心信賴［18］?？梢哉f，農村黑惡勢力的治理與基層反腐“拍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大力反腐“拍蠅”顯然有助于將農村黑惡勢力連根拔起、標本兼治，而農村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也會有助于發現基層干部涉黑涉惡涉腐的違法犯罪線索，從而將腐敗分子清除出黨員干部隊伍，取得基層反腐與掃黑除惡雙贏、共贏的良好效果。一言以蔽之，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的治理要取得實際成效，就必然離不開對基層“蒼蠅”腐敗問題的查處，就必須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

(四)加強法治文化建設，鏟除農村黑惡勢力滋生的土壤黑惡勢力在農村滋生、形成甚至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村民敢怒不敢言，在很大程度上也與部分村民法治意識、維權意識、擔當意識淡薄有關。因此，科學有效治理農村黑惡勢力，離不開法治宣傳教育，離不開法治文化建設。如果在農村形成了對黑惡勢力人人喊打的強大聲威和輿論氛圍，黑惡勢力團伙就很難立足;如果村民遇到黑惡勢力損害自身及他人合法權益，敢于發出正義的聲音，不是選擇忍辱承受或者敢怒不敢言，而是積極依法維權、敢于“亮劍”，包括采取正當防衛措施、向公安司法機關報案、通過基層自治組織或者基層治理單元群防群治，那么黑惡勢力自然難成氣候。因此要大力加強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積極拓寬領域、豐富內容、搭建載體、創新形式，通過直接與間接、自覺與不自覺、灌輸與吸收等多種方式相結合，喚醒村民的法治、維權意識，讓村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法治教育，深刻認識到黑惡勢力的危害性，自覺主動對農村黑惡勢力說“不”，從而形成學法、遵法、靠法、用法的思維，善于運用法律的武器以及有理有節的手段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果若如此，則不僅有助于培養公序良俗、促進農村社會治安狀況的好轉，而且也有利于調動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保護的積極性，使黑惡勢力在農村喪失發展的環境和條件。

作者：彭新林；張靚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