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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綠色發展是貫徹在“十三五”時期乃至今后長期的重要理念之一，面對城市的高速發展和經濟體系的新變化，城市群綠色發展研究成為我國近年關注的新動向。本文從城市群綠色發展的內涵出發，分別從經濟發展、生活空間、政策環境和生態保護四個方面構建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中國12個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現狀進行測度與分析，總結各城市群發展的差異與特點，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綠色發展的優化路徑。

關鍵詞：城市群；綠色發展；主成分分析

城市群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高級空間組織形式，在產業分工、基礎設施、生態保護、環境治理等協調聯動上都具有單一城市無法比擬的優勢，然而其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較單一城市也更為復雜，綠色發展之路面臨的挑戰也更加嚴峻。城市群是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問題出現的高發區域，城市群的內部調節機制若不健全，環境污染問題可能面臨蔓延式發展的風險，核心城市的生態問題容易向周邊城市擴散，各城市內的生態缺陷容易滾雪球式擴大，產生污染的疊加效應。因此，對城市群綠色發展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在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的背景下，城市群的綠色發展被提到了重要的戰略高度。當前學界對我國城市群綠色發展的測評和發展路徑還處于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比較一致的測評標準，對各地綠色發展的測度也因指標、方法等因素不同而結果各異。因此，從根源上分析城市群綠色發展的內涵，設置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體系，是實現對綠色發展水平測度的基礎和關鍵。本文將嘗試從生態和經濟融合的角度對城市群綠色發展的理念內涵進行剖析，從理論上推斷綠色發展的指標體系，測度各城市群之間以及城市群內部的城市之間的綠色發展水平，找出制約城市群綠色發展的因素，為我國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路徑探索。一者，有利于推進衡量標準科學化、合理化，檢驗成效精準化；二者，有利于識別當前發展狀態與目標狀態的差距，找準不同區域推進綠色發展的關鍵短板，有針對性、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城市群的經濟發展或轉型路徑。

一、城市群綠色發展的理論內涵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確定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綠色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城市群綠色發展更是引起廣泛關注。較之單一城市而言，城市群在統籌城鄉一體化、產業結構一體化等發展機制方面發揮著更強大的輻射帶動作用，同時，作為生態環境問題頻發且易激化的高度敏感地區，城市群無疑是綠色發展的前沿陣地和良好空間載體，并將直接關系到中國綠色發展的推進、完善和落實。

（一）實現城市經濟發展的綠色化綠色發展追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和諧共存和共同發展，是生態邊界約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與傳統經濟發展理念相比，綠色發展理念更具包容性，它拓展了以人為中心的傳統經濟發展理念，提升了生態因素在發展中的重要性。城市群以經濟的集聚發展為特征，更注重經濟發展中的生態因素。把握生態因素在積累綠色財富、提升經濟增長潛力上的重要作用，努力培育并積極發展生態經濟使其成為城市群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從而從根本上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推動城市經濟發展的綠色化。具體而言，城市經濟發展的綠色化的實現，重點在于生產方式、產業結構以及與綠色發展相關的服務支撐體系的綠色化。［1］通過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鏈，帶動相關服務支撐體系的發展，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實現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統一。

（二）實現生活空間的綠色化綠色發展追求全局的發展與合作，強調環境問題對人類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的整體性危機，其目的是實現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經濟行為負外部性的綜合治理而非區域轉移。工業生產、市政建設、交通車輛、居民生活等都不可避免的帶來負外部性，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破壞，同時也影響居民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城市宜居性。因此，城市群走綠色發展之路需厘清生活空間綠色化存在的障礙及其來源，綜合考慮水電氣供應、交通運輸、排澇抗災、郵電通訊、垃圾污水處理、自然資源保護等城市功能的綠色化實現，其成果會滲透到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帶來生活空間的清潔、舒適。具體地，要實現生活空間的綠色化，重點在于資源能源綜合利用的綠色化，另外廢棄物的吸納、降解、再供給能力也應相應加強，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有效提高城市宜居性，為生態健康提供保障。［2］

（三）注重政策環境的推動力綠色發展方式要求對區域經濟行為過程進行綠色化控制，加強過程管理，保證政策體制推動發展方式轉型的持續和自我革新能力。良好的政策體制環境體現在公眾的環保意識、企業的環保責任以及政府的環保決心上。重點在于加強政府的宏觀管理，完善綠色發展相關的政策法規，注重對居民觀念和意識的引導，增強全社會綠色發展、綠色消費、綠色生活意識，引導人們爭做“大自然的守法公民”。同時，企業是污染主體，應樹立起企業自覺節能減排的社會責任感。具體來看，通過環境政策推動科學規劃和管理，調整優化城市群的資源能源利用結構，減少對能源資源的生產依賴和過度消耗，鼓勵應用新技術開發新能源，來實現能源資源利用的清潔化、高效化和可再生；控制城市內高污染產業，幫扶綠色建筑、清潔交通、節能清潔發電等綠色產業，同時倡導綠色消費模式，以合理消費、低消耗、低排放以及生態資本不斷增加為主要目標，引導生產生活方式走向低碳化、可持續和再循環；加強對城市供應的新能源開發、資源循環利用等技術的研發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對污染物、廢棄物處理和再利用的能力，以達到末端清潔、無害、低碳的良好效果。［3］

（四）注重生態保護的維系力良好的生態系統是綠色發展的根本保障，生態系統的保護，包括森林、濕地、生物多樣性等的維護和保護等。而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經濟發展總量的不斷增加，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消耗也在不斷增加。城市群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涌現出的長江枯水、黃河斷流、森林草原植被破壞、霧霾、水污染、沙塵暴等情況令人心驚，生物棲息地和遷徙通道遭到破壞，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著威脅。因此，協調好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保證綠色發展的質量與效率越來越要求加強生態保護的維系力。城市群綠色發展要堅守生態底線，堅持以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為基礎，在不超越生態環境系統的更新能力下，做好城市群發展規劃。

二、城市群綠色發展多維測度指標體系與方法

（一）指標體系從現有研究看，綠色發展的指標體系已較為完善，研究城市群綠色發展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具體?！?010中國綠色發展指數年度報告》從經濟增長綠化度，資源環境承載潛力，政府政策支持度三個方面構建了中國綠色發展指數指標體系，在這一體系的基礎上，諸多學者對各指標的權重做了進一步研究，［46］此外，不少學者對指標體系進一步細化或進行創新。向書堅等將中國綠色經濟發展指數分解為中國綠色生產指數、中國綠色消費指數以及中國生態健康指數3個二級指數。［7］歐陽志云等也對我國綠色發展水平進行了初步評價，其中用環保投資、環境治理、高效用水等指標對城市綠色發展建設情況做基本考察，用綠化水平和空氣質量指標來反映城市綠色發展的效果。［8］本文在綜合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從城市群綠色發展的內涵出發，秉承著科學性、系統性、可行性、引導性的原則，將城市群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分為經濟發展指標、生活空間指標、政策環境指標和生態保護指標四個層面。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既要體現綠色經濟的本質和內涵，又要突出各區域綠色發展的現狀、效果和障礙，同時強調政府在綠色發展趨勢下宏觀調控和執行能力。本文指標層的設置思路如下：城市群的經濟發展追求的是不以環境為代價的長遠利益，因此從經濟水平和產業結構兩個方面來設置經濟發展指標以體現綠色發展的效益和質量。其中，用人均GDP、GDP年增長率和單位國土經濟密度反映城市群經濟效益；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和第三產業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來考察經濟發展的質量。設置生活空間指標和生態保護指標旨在從對生態的治理程度和保護效果兩方面來體現綠色發展的“綠色”主題。具體的，對于生活空間指標層，用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空氣質量達標天數體現居民生活空間的宜居性，同時，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氮氧化物排放量（工業）、煙（粉）塵排放量（工業）以及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兩類指標綜合考察生活空間的排污和治理情況。對于生態保護指標層，用森林覆蓋率、活立木總蓄積量、人均森林面積來反映我國資源儲量現狀，用人均能源消費量、單位GDP能耗來反映能源消耗情況。最后，通過政策環境指標的設置來強調政府對綠色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以及公眾響應情況。通過節能環保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和環境保護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來體現政府在綠色發展中的作為，從公眾對政府環境保護的滿意度、生態文明知識的公眾普及度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公眾參與度可看出政府施政及政策執行的效果。以上四大指標層及其細化指標一方面從節能、降耗、治污的高壓態勢形成評價綠色發展的倒逼機制；另一方面，采取積極主動的保護手段對綠色發展進程進行正向激勵。雙管齊下力求形成綜合的、全面的城市群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二）測度方法對于多指標綜合評價問題目前已形成了多種多樣的評價方法，諸如層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數據包絡分析法等。本文基于對綠色發展內涵的理論闡述與分析，結合現有研究方法，綜合比較優劣，考慮到，一則在技術層面，本文樣本數量適宜，各變量之間相關性較大，二則效果方面，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很好的簡化分析過程，增加結果精度，同時直觀地展示出不同城市群在綠色發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各自的優劣項，便于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各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進行評價。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為利用降維的思想，用較少的新變量代替原來的舊變量，并使新變量能獨立的、盡量多的反映原來變量所表示的信息。

（三）樣本與數據說明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所選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均衡性及經濟水平的代表性，本文在我國十二個城市群中均選擇出四個典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來反應該城市群的綠色發展水平。

三、我國城市群綠色發展多維測度結果及分析

采用上述主成分分析法，測得全國12個城市群中具有代表性的48個城市2016年經濟發展得分、生活空間得分、政策環境得分、生態保護得分、綜合得分以及對應排名（見表3）。由于不同城市群在地理位置、自然環境、人口分布、能源儲量、經濟資助、新型技術開發運用和政策支持力度等因素上的差異性，從而導致中國城市群綠色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對于各地區來說，通過對中國城市群綠色發展進行比較研究，能夠正確指出綠色發展水平處于落后區的區域亟需改變或者有待改善的地方。從經濟發展得分來看，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我國華南、華東的沿海地區，而哈爾濱的經濟發展作為東北領頭羊躋身前十具有地域上的特殊性，經濟發展得分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東北和華北地區，總體趨勢為由華南到華東，從華北到東北依次遞減；從政策環境得分來看，前十名集中在我國的華南和華東的沿海地區，后十名集中在我國西南、西北和東北的內陸地區，總體趨勢呈由南向北遞減、由東向西遞減走向；生活空間和生態保護得分分布在地域上較為散亂，未發現明顯規律。經濟發展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為：深圳、廣州、北京、杭州、上海、廈門、海口、南京、哈爾濱和天津，主要分布于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海峽西岸城市群，而得分后十名的城市依次為：撫順、大慶、鞍山、晉城、吉林、茂名、肇慶、唐山、保定、開封，多位于我國東北地區，按城市群劃分主要集中于哈長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所含城市經濟發展情況差別較大，目前京津冀一體化已進入深水區，已不限于低端制造業轉移范圍。在這場產業轉移的浪潮里，政府的行政引導、市場倒逼以及科技驅動都是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因素。作為中部核心功能區，北京和天津依靠自身資源、市場優勢和政策落實，率先在產業升級轉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領先于河北眾多城市，導致京津冀城市群內部城市經濟發展得分差異較大。處于東部沿海的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發展態勢穩健上升，且后勢動力強勁，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東北地區的遼中南城市群和哈長城市群經濟發展得分低，根據SPSS分析結果，產業結構是影響經濟發展得分的重要因素。其深層原因可能是東北地區資源相對豐富，容易形成資源密集型優勢，使得產業發展易產生較為嚴重的路徑依賴。現實情況也證實東北經濟發展對重工業和資源產業的依賴性很強，且多集中在鋼鐵、煤炭、石油等產能過剩行業，污染重，效益低，產品也基本處于產業鏈的底端，第三產業發展較為落后。傳統的資源型產業結構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東北地區陷入了“單一經濟結構困局”，牽制了經濟發展的水平，拉低了綠色發展綜合得分。生活空間得分前十名的城市分別為：廈門、東莞、長沙、?？?、大慶、深圳、廣州、青島、肇慶、南寧，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城市群和北部灣城市群，其它分散在各大城市群，從地理分布上不具有明顯規律性。生態低碳宜居城市逐漸成為當前我國城市發展的主流模式，是各大城市群在綠色發展過程中所探索和追求的目標之一。在生活空間方面，珠三角地區始終走在全國前列，這與其多年來的城市建設基礎和雄厚經濟實力有著緊密關聯。在綠色發展的大環境和經濟條件的支撐下，珠三角有強勁的動力和條件來治污減排，如廣州、深圳成功創建國家綠色低碳城市，東莞等城市正在創建國家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試點城市等，為其整體生活空間得分拉大優勢。而北部灣城市群主要依賴本身豐富的資源稟賦提升其生活空間得分。北部灣城市群地處熱帶亞熱帶，地勢平坦，擁有我國南部最大海灣，生態環境質量屬全國一流，環境容量較大，人口經濟承載力較強，且北部灣城市群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上旨在打造宜居宜業的藍色海灣城市群，與生活空間指標不謀而合，這也使得該城市群生活空間得分表現良好。生活空間得分后十名的城市依次為：唐山、亳州、天津、保定、重慶、上海、鄭州、哈爾濱、成都、鞍山，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雖然有個別城市的生活空間得分高（北京），但仍無力改變整體得分趨低的局面。各地區的環境治理情況基本全面達到國家規定標準，但在文明宜居和污染控制得分上存在較大差異，地處北方的城市群在生活空間上的劣勢很大程度是由于工業三廢的排放量導致，如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一直以來是我國重化工業集中的重點區域，工業發展水平較高，聚集鋼鐵、水泥、電力等高能耗、高污染行業，排放量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治理的速度跟不上排放的步伐，長期的工業三廢排放對于居民生活空間的舒適度造成不小的沖擊，造成生活空間得分排名的落后。

政策環境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為：東莞、廈門、深圳、泉州、廣州、福州、湛江、茂名、肇慶、杭州，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和北部灣城市群。本文所選山東半島城市群城市得分排名雖然并不十分突出，但從整體來看高于平均水平，提升了山東半島城市群的政策環境得分。從城市分布上可大致看出，經濟發達地區的政策得分普遍較高，這些地區財政充足，有更多資源和能力投入到環保支出上，如東莞市出臺的《東莞市環境污染防治總體實施方案（2016—2020年）》要求將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列為公共財政支出的重點，逐年加大環保投入力度等，體現出政府作為對于綠色發展的重要性，財政的支持是政策環境得分高低的主要影響因素。得分后十名的城市分別為：成都、綿陽、南充、咸陽、寶雞、西安、重慶、商洛、南寧、長春，主要分布在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在政策環境得分處于下游的原因源于兩方面，第一是其整體發展和競爭力方面較之珠三角等城市群還處于比較劣勢的地位，其財力有限，財政支出尚未足夠滿足環境治理所需的大量資金；第二是成渝城市群在資源整合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區域的產業結構趨同度逐漸偏高，環保產業的突出性不強，未能激發出環保投資的巨大潛力。生態保護得分前十名的城市依次為：撫順、吉林、晉城、東莞、唐山、大慶、重慶、商洛、鞍山、宜昌，按城市群劃分，生態保護較好的城市群主要為哈長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得分后十名的城市依次為：青島、鄭州、亳州、天津、開封、大連、茂名、福州、海口、上海，大體分布于中原城市群、北部灣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從得分結果上看，城市分布較為散亂，地域特征不明顯。根據數據結果，處于后十名的城市雖在森林資源儲量上不算匱乏，但受人均占有量不足的影響導致得分靠后。而哈長城市群的生態得分遠高于眾多城市群得益于資源儲量上的優越性，擁有綿延千里的東北林區使得哈長城市群在生態保護上具有巨大優勢，借助自身自然優勢進一步發展林業等相關產業，通過林業生態經濟的發展借力發力帶動經濟發展和生態優化。同時，在政府和社會資本的支持下，哈長城市群生態建設和環境治理取得良好進展，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也逐步健全，依托長白山脈、張廣才嶺、大小興安嶺等，構筑起連接城市群東北—西南走向的生態屏障，這些舉措都為其綠色生態城市群定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為哈長城市群的生態保護得分帶來了優勢。綜合得分排名前三的珠三角城市群、海峽西岸城市群和長三角城市群在排名上的波動性源于生態保護指標數據上的差距，在保證既有優勢的前提下，綠色發展首先應消除主要城市群在生態保護方面的短板，而排名處于后三位的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綜合得分低主要是由于經濟發展和政策環境方面的阻力導致?？v向比較研究可以為決策者正確評價各城市群綠色發展進程及現狀并合理調整政策傾斜度提供參考依據，遼中南城市群、哈長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在經濟發展上尚有不足，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生活空間方面存在污染控制不力的問題，在政策環境方面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群和哈長城市群的政府作為力度不夠，海峽西岸城市群、北部灣城市群和山東半島城市群在生態保護上的區域不平衡性明顯。針對各城市群的劣勢和不足，綠色發展的路徑應進行科學調整與優化。

四、中國城市群綠色發展的路徑探索

根據我國城市群綠色發展多維測度結果及分析，針對城市群在目前階段的綠色發展優勢及短板，找出一條科學的綠色發展路徑。通過合適的綠色發展路徑選擇來降低城市群生態負荷，提高綠色發展水平，從而實現經濟、政治、文化、人居環境等的全面協調發展，對中國城市群綠色發展未來規劃和方向意義重大。

（一）統籌協調———以綠色發展規劃總領全局城市群綠色發展現行政策實施效果的保證與后續動力的挖掘是各大城市群綠色發展所面臨共同問題，政府如何進行協調與引導是關鍵。首先，政府要科學制定城市群綠色規劃，完善城市群布局，探索科學發展路徑，通過綠色規劃引導綠色增長，積累綠色財富。政府是綠色發展的先鋒主導，以全國綠色發展規劃為指導原則，各級政府應當把綠色發展理念納入地方發展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中，探索并明確各城市群綠色發展主題，推進綠色發展的制度創新，把綠色發展作為城市群經濟增長的重要前提條件。其次，設計頂層領導與多層次協調的管理機制，形成區域層面明確的權責分工體制，完善綠色發展制度、優化環境管理體系，使其透明化、規范化、系統化，增強城市群綠色發展規劃的執行度和有效性。最后，在充分考慮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狀況的基礎上，通過科學調研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環保、資源等相關法律體系，并及時、全面地對外公布相關立法內容，增加政策法規體系的透明度，營造濃厚的法制氛圍，有利于為城市群綠色規劃的實施廓清障礙。

（二）經濟轉型———以新發展理念引導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第一，綠色發展的引導主要通過實施資源、新能源、一次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合理開發使用來指導和約束各城市群從源頭上把控好資源能源的輸入，加快碳基能源向氫基能源的轉變，推廣清潔資源的使用，實現能源利用的清潔化、生產方式的綠色化；第二，通過節能環保等技術指標的升級和減排控污等相關指標的約束改變能源消費結構，引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綠色產業體系的構建，實現產業低碳化、清潔化發展，落實開發、生產和銷售等各個環節的環保要求，提高生產過程中對生態的保護力度。如成渝城市群等自然資源豐富、擁有明顯區域特色的城市群，可以挖掘自身優勢，打造綠色旅游等環保產業，加快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第三，通過碳捕捉、封存，碳交易等的實施，以及廢棄物清潔化處理、廢棄物綜合利用等相關標準的嚴格把關，控制城市的末端輸出，實現主要污染物減量化、可再生能源利用規模化。同時引導公眾的綠色消費行為，如盡量遵行綠色低碳出行，購買和使用綠色標識產品等方式，降低居民生活方式對末端輸出的壓力。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等生活空間質量存在不足的城市群要尤其注重控制城市的末端輸出，優化生活空間。這樣從源頭引導、中間優化和末端控制三方面來力促經濟增長轉型，促使綠色經濟成為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三）社會治理———營造山清水秀、綠色生態的生存空間為提升美好的生態環境給民眾帶來的幸福感和滿意度，社會治理一方面要實現生態保護與修復，其重中之重在于對森林、空氣、水、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珍視和保護，通過財政和金融手段籌集綠色資金，完善生態補償機制。財政支出對于城市群綠色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針對成渝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政策環境得分低，環保投入不足的問題，應著重加大生態投入，加強對自然資源的保育和修復工作，盡可能的減少人為因素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促進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對于立地條件差、資源儲量匱乏的城市群，則應科學調整綠色資金撥付比重，權衡資源保護和資源消耗的權重，積極探索和創新綠色科技，保障資源培育和節約利用，通過大幅降低資源和能源消耗來進行更有效治理。另一方面要妥善處理好城鎮化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間的矛盾。隨著城鎮化的推進，給民眾生活帶來方便和快捷的同時，也增加了社會治理的壓力和難度。城鎮化帶來的集中污染問題和交通擁堵問題等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空間的舒適度。在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過程當中，應協調好經濟發展和綠色保護的關系，避免涸澤而漁，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四）文化浸染———達成綠色、協調、可持續的社會共識政府高層和社會有識之士應首先承擔起綠色文化宣傳的重任，積極推動各城市群的綠色發展評價，營造正確的社會輿論走向，給綠色發展差的地區以輿論壓力迫使其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如在目前綠色發展處于劣勢地位的成渝城市群、哈長城市群和關中城市群大力發展公共服務體系以及文化產業等，同時也激勵綠色發展走在前端的地區不斷創新進步，適應不斷提高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另外，針對偏遠地區公眾的生態文明意識呈現的“高認同、低認知、踐行度不夠”的特點，應加強文化宣教的有效性和針對性，不僅要豐富生態文明宣傳手段使其多元化、結構化，讓生態文明基本知識和理念更加方便快捷有效地傳達給更廣泛的群體，更要積極爭取國家層面加大經費支持力度，加強文化宣教隊伍的建設和規模。通過有效的環境宣傳教育為國家相關綠色發展政策的制定奠定良好的群眾基礎，鼓勵公眾和民間環保組織參與到綠色經濟建設中來，深化全民族的綠色文化意識。

作者：李瑤1，董瑋1，劉丞2，沙海江3單位：1．安徽大學經濟學院，2．北京市北海公園管理處，3．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