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的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法、邏輯推理法等方法,基于政府與市場關系視角,對我國承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進行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多重行政審批仍制約賽事發展、體育場館管理體系和保障不足、辦賽目的定位模糊、賽事商品價值認可程度不高等。通過借鑒國外經驗,建議提高賽事市場化和專業化,以提高我國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水平。

[關鍵詞]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市場

大型體育賽事作為城市營銷、促進經濟增長、推動城市建設、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重要手段,備受國內外政企高度關注。我國自1961年成功舉辦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以來,開啟了承舉辦世界賽事先河,之后成功舉辦了多項世界頂級體育賽事,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將我國承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推向了新的頂峰。近年隨著經濟發展,國際知名體育賽事紛沓而至,承舉辦體育賽事不管數量還是質量,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此厘清現階段我國辦賽組織管理模式發展歷程,查找現階段我國舉辦賽事存在的不足,對比歐美發達國家,探求符合我國國情的體育辦賽管理模式,是當前體育賽事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一、我國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的歷史沿革

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受政治體制、社會環境和經濟體制的影響[1-3],我國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隨著我國社會制度變遷和經濟體育發展,不斷發生轉變。建國初期,主要采用“舉國體制”下的行政辦賽組織管理模式,改革開放之前以及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的影響,體育賽事承舉辦采用計劃經濟管理模式和行政指令相結合模式完成———政府包辦型辦賽模式。以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國家體育總局)和承辦地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當地體育運動委員會(體育局)承辦,運動單項協會和場地等單位協辦,相關政府職能部門作為賽事組委會組成部分,運用行政手段,完成賽事籌備和舉辦。我國經濟組織模式具有計劃必然性、行政指令性的特征[4-5];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采用政府組織管理模式,以行政層級管理和指令管理為基本手段,政府作為管理主體和辦賽主體,完成賽事承舉辦。如以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為例[6],賽事受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鄧小平、、李富春、陸定一、羅瑞卿、、沈鈞儒、郭沫若、李維漢、陳叔通等中國領導人出席開幕式,元帥統籌管理,運用行政手段,完成賽事籌舉辦,這也開啟了中國政府包辦賽事先河。1990年的北京亞運會[7],舉全國之力,運用行政手段,充分調動各類資源,確保萬無一失,完成重大賽事,展示國家形象。同時大型體育賽事作為公共體育產品,政府承擔賽事無限責任風險。隨著改革發展深入,我國由計劃經濟開始向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初期,中國采取了地方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地方政府既是準市場主體和競爭主體,又是內公外私的產權組織[8];政府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資源調配,以達到短期何長期增長的目標[9]。隨著社會經濟體制轉變,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隨著發生轉變,由政府包辦型辦賽模式向政府主導型辦賽模式轉變,改革開放初期至北京奧運會舉辦,我國主要采取政府主導辦賽模式。如2004年F1大獎賽,北京網球大師賽、2004年中巴足球對抗賽等一系列國際賽事,是政府根據市場需要,申辦并獲取體育賽事資源,并再次進行二次分配,政府通過資源、資金以及政策支持,實現體育賽事蓬勃發展,并進一步推動體育經營法人實體化(企業法人、事業法人等),促進體育事業可持續發展。政府主導型辦賽模式相較于政府包辦型辦賽模式具有了市場化的特點,并在這一階段推動了體育單行協會實體化[10-11],單項協會實體化成為該階段主要的特征,同時各級各類單項協會也成長為辦賽的專業力量和市場推動動力。政府申辦體育賽事,作為申辦主體承擔著賽事承舉辦風險,財務風險等則逐步推向社會[11]。隨著社會經濟改革破冰不斷深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并獲得世界認同,形成了市場為基礎調節,政府調控為輔、合理利益分配和全方位開放的經濟體系[12]。社會經濟改革推動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改革和轉變,辦賽模式由政府主導型管理模式轉變為市場主導型辦賽模式,北京奧運會之后,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開始逐步向市場主導型辦賽模式轉型。如2015年國際冠軍杯由樂視體育引進中國并主辦,2015年國際房車賽由星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引進并主辦,企業為辦賽主體,企業根據市場,向政府提出辦賽申請,政府審批,企業向賽事所有方申請獲取賽事舉辦權。市場主導型賽事組織管理模式突出市場作用和地位,政府承擔管理和監督責任,市場企業成為辦賽主體,承擔賽事財務、法律、競賽等一系列風險。

二、我國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行政權利仍是賽事承舉辦的“絆腳石”

2014年4月,政協委員姚明在全國政協座談會上提出取消賽事行政審批,旨在讓市場主體自由投資賽事,激活體育市場,帶動體育產業和全民健身的發展,扭轉國民體質下滑的趨勢[13]。2014年10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46號)提出激發活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賽事審批。2014年10月,《國家體育總局關于推進體育賽事審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體政字〔2014〕124號)(以下簡稱《意見》)取消商業性和群眾性賽事審批,鼓勵社會力量參與體育事業,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組織和承辦體育賽事的積極性。2015年賽事承舉辦并未出現“井噴”。盧元鎮認為,取消賽事審批是偽命題,指出《意見》將賽事分為四類,并《賽事名錄》,《賽事名錄》之外的商業賽事、群眾賽事以及公益賽事取消審批,體育系統內賽事資源并未涉及,造成賽事資源不對等,難以驅動市場積極性[14]。僅取消體育行政單位的賽事審批,辦賽行政審批難度仍然很大。大型體育賽事涉及體育部門、公安部門等數十個政府行政主管單位,僅取消體育行政審批顯然不夠。意大利超級杯主辦方認為,取消行政審批賽事成本仍居高不下,公安審批周期延長,賽事落地的不確定性增加,障礙猶存。唐禹體育[15]直指《意見》出臺后,辦賽難度增加;《意見》出臺后,賽事屬于市場行為,難以獲取賽事關聯行政管理單位的許可,比賽器材、媒體器材、甚至運動員都無法進入中國。”由此可見,《意見》出臺后,辦賽難度有增無減。

(二)體育場館管理體系和保障不足

體育賽事舉辦離不開體育場館,體育場館硬件設施,服務管理對體育賽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體育場館作為一種公共資源,提供公共服務。通過調研發現,我國絕大多數體育場館采用事業單位管理模式,受體制機制的束縛較多:首先,經營行政化,事業單位仍屬于計劃性運作,市場對資源調配起到作用不強;其次,收支獨立財務管理模式,場館經營管理者積極性不高;再次,事業編制制約了人才的流動和競爭;最后,服務管理水平整體不高等制約了體育場館管理服務水平的提高。體育場館對賽事承舉辦制約還體現在硬件整體水平不高,以承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為場館建設契機,是我國場館修建主要特征,如奧運會的北京鳥巢、全國六運會的廣州天河體育中心,全國九運會的廣州奧體中心等等,以滿足單項體育賽事需求為導向的體育場館建設,難以滿足賽事市場多樣化運作的需要。體育場館基礎建設仍采用行政運作制度,更是難以滿足賽事全方位的需求,如2016年7月,斯坦科維奇洲際籃球杯賽在北京奧體中心體育館舉行,由于賽事需要網絡高清直播,場館無法提供滿足賽事直播需求的網絡服務,等等。市場主導型辦賽模式需要體育場館的保障,制度對接顯得尤為重要,而體育場館事業單位管理模式不利于賽事市場運作。

(三)辦賽目的定位模糊辦賽目標

直接決定了賽事選擇、籌辦、舉辦以及傳播等,為此明晰賽事辦賽目標至關重要。企業主體通過市場運作舉辦賽事,亙古不變的目標就是通過承舉辦賽事逐利,市場主導型辦賽模式明確了賽事經濟效益和市場效應。相對市場而言,政府主體則以提供公共資源,滿足人民體育消費需求,塑造城市名片等為主要目標。企業主體與政府主體在辦賽目的上的分歧,如何實現企業辦賽目的與政府辦賽目的一致,是賽事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行政辦賽和政府主導辦賽歷史悠久,造成了企業主體等、靠、要辦賽習慣,期待通過政府資金、資源扶持,實現企業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形成企業依賴政府辦賽模式。企業主體無限放大賽事公共產品的屬性和塑造城市品牌的能力,政府辦賽目的作為企業主體的目的,換取政府資金和資源,造成賽事企業主體過分依賴政府,自身造血能力不強,市場運作能力沒有全面釋放,嚴重制約了賽事市場經營。

(四)賽事作為商品的價值認可程度不高

賽事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產銷同時,轉播權作為賽事價值實現一部分,可直接獲取效益;還可以通過傳播,增加其影響力,擴大贊助權益,獲取贊助資源。我國電視臺屬于事業單位,掌握著電視播出資源,控制終端。企業主體舉辦賽事,為獲取傳播效益,免費將自身的賽事版權資源輸送給電視播出主體,甚至需要付費給電視播出主體,尤其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掌握著我國最大的電視播出資源,賽事通過中央電視臺播出往往需要支付昂貴的費用;同樣紙媒也存在類似的情況,這成為我國賽事市場化最大的絆腳石。而在歐美等較為發達的體育產業市場,賽事版權是賽事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國電視臺屬于事業單位,應該履行社會公益目的,為人民提供優質的節目,企業主體舉辦體育賽事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賽事觀賞需求,電視臺需要購買賽事版權,提供給人民群眾。現階段電視臺以掌握播出終端為條件,要求賽事版權擁有方支付播出費用,實際是用公權力和公共資源做交換條件,獲取經濟效益,阻礙了體育賽事發展。賽事作為商品價值認可程度不高,還體現在“招待票”等無價值證券訴求,賽事主管單位通常要求組委會提供一定數量的無價值證券,滿足觀賽的需求。基于賽事商品價值,這部分賽事門票沒有實現自身商品價值,影響有價門票的銷售,擾亂門票市場,使賽事價值更難實現。

三、國外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分析

分析國際同類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如洛杉磯、巴塞羅那、東京、新加坡、悉尼等城市,了解其賽事組織管理模式和經驗,借鑒和學習,有助于進一步提高我國管理能力和辦賽水平。

(一)美國———以洛杉磯為代表

洛杉磯是美國文化娛樂中心,金融業和商業迅速發展,是美國僅次于紐約的金融中心。洛杉磯體育賽事高度商業化,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開啟了奧運商業盈利模式,利用商業巨頭競爭,增加廣告收入,挖掘注意力關注點,高額轉讓電視轉播權,開啟了奧運會市場化運作的歷史先河,也奠定了洛杉磯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的基礎。洛杉磯大型體育賽事紛呈,擁有多項國際性體育賽事、全美職業聯賽等,賽事的規模大、影響廣、級別高,吸引了大批國內外游客,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洛杉磯大型體育賽事辦賽具體做法如下。一是辦賽市場化、社會化程度高。洛杉磯采用授權給非政府組織的企業和組織運管管理賽事,財務收支和公益性是選擇賽事核心影響因素。洛杉磯體育賽事管理相對松散,不僅洛杉磯體育理事會申辦和承舉辦各類賽事,當地組織(包括非體育的政府部門、場館、體育協會、俱樂部、私人公司會自發地)也申辦和運作賽事。募集私人資金成立的非盈利性組織,如體育理事會、洛杉磯市體育與娛樂委員會是促進體育和體育賽事發展的主要力量。二是辦賽目的明確。洛杉磯以推動當地旅游業發展為辦賽最終目標。洛杉磯通過地方體育理事會和地方組織自行決定賽事申報,以賽事評估結果為依據,包括賽前評估和賽后評估,對于決定申辦的賽事,會對其潛在效益和成本進行嚴格的評估,內容主要包括賽事對公眾的吸引力、賽事的歷史和表現、賽事的聲望、賽事的經濟效益、當地主辦者舉辦賽事的成本、賽事與大型組織和賽事的聯系,無論是洛杉磯體育理事會,還是洛杉磯市體育與娛樂委員會,對所申辦的賽事都會進行賽后評估,并邀請第三方評估組織完成評估。洛杉磯充分考慮和兼顧大加利福尼亞地區賽事舉辦,規避同類競爭。

(二)西班牙———巴塞羅那

巴塞羅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是一個極具體育歷史的世界名城。借助1992年舉辦第25屆奧運會,巴塞羅那轉型為崇尚體育文化的海濱旅游城市。現今,巴塞羅那每年都會舉辦眾多知名的體育賽事,如F1賽事、世界摩托錦標賽、巴塞羅那網球公開賽,足球職業聯賽等,巴塞羅那體育賽事組織管理具體做法如下[16]。一是舉辦大量體育賽事,爭取西班牙政府募集資金支持。巴塞羅那通過舉辦賽事爭取西班牙募集資金歷史由來已久,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從西班牙中央政府募集3.5億美元改造和興建了37個比賽場館。巴塞羅那還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建設街邊和社區的小型公共體育場地,促進巴塞羅那體育社會日益完善[17-18]。二是促進各類體育資源整合。1993年的職業體育危機,迫使巴塞羅那成立體育發展基金會。基金會拓展渠道,提供體育賽事消費服務,籌集資金,發展體育事業,促進青少年體育發展,普及群眾體育,為體育賽事舉辦打下良好的群眾基礎。三是注重賽事傳承,節約辦賽。巴塞羅那注重賽事傳承,2013年的游泳世錦賽,繼續傳承1992年奧運會游泳比賽、2003年游泳世錦賽,低調而不忘重點,務實卻不張揚,寄創新于傳承中的辦賽模式典范。傳承辦賽模式造就了節約的辦賽模式,2013年游泳世錦賽中,政府鼓勵“不影響比賽,細節允許粗糙”辦賽理念,極大節約了辦賽支出。四是賽后綜合利用開發完整。1992年奧運結束后,綜合利用奧運遺產,成立了諾坎普運動主體公園,公園設置多功能服務區、城市體育文化區、街道、娛樂區等,綜合利用奧運場地、奧運文化等遺產,完善賽后遺產綜合利用,延長賽事影響力。

(三)東京

東京,日本首都,日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與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并列稱之為三大世界級城市。1964年東京奧運會開啟了東京大型體育賽事宣傳之門,現今每年舉辦大量的體育賽事,如東京馬拉松、2011年體操世錦賽、WTA,更有2020年奧運會。通過賽事舉辦,提升市民素質、美化國土、普及群眾體育、發展競技體育、樹立民族自信,最終幫助東京成為亞洲體育中心城市,世界體育知名城市。東京體育賽事組織管理具體做法如下。一是政府協同管理。日本文省部專門設立體育局,管理地方和全國的體育事務;并與日本體育協會、日本奧委會相互協助,組織管理體育賽事。1964年東京奧運會由日本文省部體育局、日本體育協會和日本奧委會合力申辦、辦賽。二是辦賽功利化趨勢明顯。日本選擇賽事功利化特征明顯,如1964年奧運會借助奧運會走出二戰陰影,走向國際舞臺,激勵民族自信心,改善民族形象,提高日本國際影響力。2013年日本東京申辦2020年奧運會,旨在回擊外界對福島核危機擔憂,擺脫國內經濟困擾,重拾企業信心。三是發揮社會志愿力量,提高賽事服務水平,借賽事重塑市民文明素質。1964年東京奧運會期間,發起了“東京都奧林匹克國民運動”,獲得了東京200多個社會團體的支持和政府部門的協調合作,該活動旨在提高市民對奧林匹克精神的理解,培養尊重奧林匹克的自覺性和提高正確觀看體育比賽的文明素質;提高市民的親切力和公德心,改善社會環境,美化國土等活動。

(四)墨爾本

墨爾本(Melbourne)是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首府,澳洲文化、工業中心。墨爾本是南半球第一個主辦過夏季奧運會(1956年)的城市,現每年舉辦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F1賽車澳大利亞分站、墨爾本杯賽馬等國際著名賽事,2009年、2010年連續兩年被評為全球最佳體育城市。墨爾本舉辦辦賽的具體做法如下。一是成立高效的辦賽體系。墨爾本基于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確保高效地推進辦賽工作,為賽事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構建高效的辦賽體系,實現各級各類資源與優勢的整合。如2001年,墨爾本聯合所屬的維多利亞州成立大型活動內閣委員會,協調組織各級各類大型體育賽事,確保各級政府作用在其合理、高效率的工作范圍和目標領域內運行,確保政府為賽事組織運行提供服務和實現賽事的公共價值目標。二是提前規劃并選擇合理賽事。墨爾本聯合所屬維多利亞州制定大型活動戰略方案,并向大型體育賽事提供經費支持,同時授權大型活動內閣委員會“經費支持”權。大型活動內閣委員會根據戰略方案、資助標準,決定申報賽事類別和級別,獲得經費支持體育賽事,大型活動內閣委員會通過合同,將賽事申報、舉辦以及支持經費交由專業機構進行管理和運作。三是賽事申辦日趨專業化。墨爾本為更好選擇適合城市發展體育賽事,聯合維多利亞州成立專門賽事申辦公司(非盈利性)———維多利亞大型活動管理公司;該公司研究大型體育賽事以及申辦流程,掌握墨爾本當地體育場館、體育組織、政府、贊助商、體育觀眾和媒體情況,了解當地旅游、商業等管理政策和方針,根據墨爾本實際情況組織相關資源申報大型體育賽事,使墨爾本賽事申辦走向專業化。四是著力培育城市體育賽事品牌。墨爾本舉辦過多次大型國際賽事,包括奧運會(1956)、英聯邦運動會(2006年)、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1972年至今)、一級方程式賽事(2001年至今)、世界游泳競標賽(2007年)、澳大利亞澳式足球聯盟總決賽(1996年至今)、第16屆亞洲杯足球賽。一系列具有影響力大型體育賽事的舉辦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也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五)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發展趨勢

通過對世界知名大型體育賽事管理模式的分析可知,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趨向于市場主導、政府服務型辦賽組織模式。以市場為導向,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逐步較少政府行政管理干預,鼓勵組織(包括非盈利性體育組織、場館、體育協會、俱樂部、企業組織)申辦和運作賽事,選擇什么項目的賽事,能辦好什么賽事,群眾基礎如何,市場壞境如何等等,由市場決定。賽事運作堅持市場和專業為導向,獲取舉辦權之后,按照市場和專業化的原則,采用市場手段,整合市場專業力量,通過市場開發,獲取市場資源,完成賽事籌備舉辦工作。以順利完成賽事舉辦為前提,以確保賽事市場主體為基礎,推動賽事申辦、承舉辦市場化和專業化,擴大市場大賽事申辦和承舉辦的話語權。大型體育賽事離不開政府公共服務,體育賽事作為大型群眾性活動,需要安保、交通、環保、電信等各級各類部門的配合和支持,構建完善的賽事聯動機制,行政審批服務的快速化和專業化,確保賽事行政審批,盡快確保賽事籌辦,為賽事市場化運作提供更多時間和空間,確保體育賽事順利舉辦,杜絕“沈陽足球拋眾”[19]事件再次發生。

四、對我國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的建議

根據我國目前大型體育賽事發展存在問題,結合國外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經驗,以及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模式發展趨勢,對我國大型體育賽事組織管理提出一些針對性建議。第一,簡化行政審批,實現政府服務聯動。削減、下方賽事審批,簡化行政審批程序,降低體育經營和賽事組織門檻,對推動賽事申辦、承舉辦具有積極的作用。削減、下放賽事審批過程中,需要政府服務聯動。構建完善的賽事聯動機制,確保賽事行政審批,盡快確保賽事籌辦,為賽事市場化運作提供更多時間和空間,確保體育賽事順利舉辦,杜絕因政府公共服務部門的不足為造成賽事承舉辦的障礙。第二,完善體育場館保障體系。加快場館標準化綜合改造,確保滿足各類別賽,杜絕“鳥巢曼市德比取消”發生。根據綜合場館要求,制定標準,通過財政和市場募集資金,改造場館,確保場館硬件設施的標準化,為賽事順利的舉辦提供優質的場館服務。第三,明確辦賽目標,培育品牌賽事。結合城市特征,提前規劃,明確辦賽目標,加強賽事評估,通過政府引導,確定賽事申報、承舉辦的目標。確保承辦項目,全面打造品牌賽事,提升賽事品牌影響力,擴大城市國際知名度,帶動城市經濟發展。第四,打造賽事平臺,尊重賽事價值。構建賽事資源交流平臺,暢通賽事申辦渠道,加強賽事申辦組織承辦能力評估,協助組織籌辦賽事。依托第三方機構評估賽源,為賽事申報組織提供專業化的建議,提高組織申辦賽事的效率,確保賽事市場運作的成功。杜絕政府免費票,更要鼓勵電視臺購買賽事版權,構建賽事資源具有實現自身價值的渠道。第五,培養專業人才,提升辦賽專業化程度。培養專業賽事人才,“專業的事要交給專業的人做,用擅長于這一領域的人做這一領域的事”,成為組織管理的基本要求。籌辦和舉辦體育賽事,賽事組織管理需要專業人才進行管理,大型體育賽事籌辦,組織管理需要符合國際通識標準,尤其項目專業的技術組織管理。通過學習、交流培養一批專業賽事組織人員,確保賽事組織管理人才需求;制定賽事組織管理標準,確保賽事組織管理專業化;通過市場培育專業賽事組織管理企業,實現賽事專業化運作。

作者：史悅紅1蒲畢文2 單位：1.中山大學南方學院,2.廣東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