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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師管理是推進教師隊伍建設、實現“善治”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國當前的教師管理卻陷入培養錯位、培訓不當、共享不足、取向失效的“管理失靈”困境。破解當前教師“管理失靈”這一難題的有效策略在于全方位運用教育基礎信息數據庫，通過大數據了解培訓對象主體訴求，利用云平臺共建教師信息庫并實時更新數據，多渠道收集教師個體量化數據，以實現“精心培養、精密培訓、精確配置、精細評估”的精準教師管理。

關鍵詞：教師管理；精準化管理；大數據；教師管理信息化；資源配置

2017年3月31日，教育部印發了《關于全面推進教師管理信息化的意見》，強調要加快推進教師管理信息化，優化教師隊伍治理，進一步推進教育信息化。教育部教師工作司負責人表示：目前，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工作已經完成并全面啟用，歷史上首次實現各級各類教師信息全面入庫，為全國1500萬名各級各類教師分別建立了電子檔案。教師信息系統正式投入使用，標志著教師隊伍建設進入信息化管理的新階段［1］。這是貫徹落實關于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提升教師管理效率和水平的重要舉措，為運用大數據科學服務教師管理提供了有效支撐與平臺。教師管理是推進教師隊伍建設、實現“善治”的重要手段，然而，現實中存在培養錯位、培訓不當、共享不足、取向失效等問題，導致我國教師管理陷入“失靈”的現實困境。伴隨著云計算、物聯網等新型信息技術的深入發展，運用大數據探索破解“管理失靈”的有效路徑，以實現“精心培養、精密培訓、精確配置、精細評估”的精準教師管理，是我國教師管理智慧化和現代化的緊迫任務。

一、教師管理失靈的現實困境

《現代漢語詞典》將“失靈”解釋為“變得不靈敏或者完全不起應有的作用”，以此觀之，教師管理失靈主要指教師管理的滯后性與失調性，由此造成教師在滿足社會需求、提供教育服務方面產生了結構缺陷和效率困境。當前，我國的教師“管理失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培養錯位，導致教師市場供給失靈

面對有限的教育服務資源，教育決策者通常會要求教師培養的管理方與需求方對接、進行精確匹配，以實現精心的人才培養。然而，由于教育的滯后性以及決策者的政策失調等因素，目前我國的教師培養客觀地存在著“錯位”的現實狀況，致使教師資源與市場需求匹配失靈。具體來說，我國教師培養環節中的“錯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教師培養意識錯位。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逐步推進，我國中小學教師市場的供求關系發生了改變。由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擴招以及師范院校的種類繁多，大學招收的師范生數量遠遠超過了教師的實際需求量。以江蘇省為例，2008至2013年小學教育專業學生錄取數量增加了3倍［2］，有學者指出，“全國小學教師隊伍已經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3］。其二，培養出的教師素質相對較低。我國高等教育學校具有梯度與層次性，錄取分數較高的部屬師范大學僅招收少部分的師范生，而承擔師范生培養的高校主要是由地方師專通過合并或升格而形成的地方師院，一般來說是錄取分數相對較低的二本及二本以下院校。一流高校占據一流的教育資源，由此不難看出，大學層次的差異會導致培養出來的教師在素質方面有明顯差異，同時這也會進一步引發師范生的就業難題。

（二）培訓不當，導致教師訴求

難以滿足如果“培養”著眼于長期的、內在的教師教育發展，那么“培訓”則更注重短期的、外在的教育實際功效。因此，教師發展過程中，全方位的教育培訓對教師個體的專業化成長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基礎性作用。然而，隨著專業化和終身學習理念的不斷深入，“一元”的管理方式使教育培訓缺乏一定的規劃性和針對性。當前我國的教師培訓主要存在兩大問題。其一，培訓內容偏失。目前，我國中小學教師培訓主要有國培、省培以及校培等，培訓形式雖然多樣，然而培訓內容卻注重“面面俱到”而缺乏針對性，也未能充分考慮一線教師的實際需求。針對參加2012年“國培計劃”的中學骨干教師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國培計劃”在服務質量上還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可進一步為骨干教師專業發展提供物質和精神支持［4］。其二，培訓評價機制不健全。目前我國的評價實施主體大多是培訓學校，這種“既是教練又是裁判”的評價方式極易造成評價原本的價值失真［5］。更重要的是簽到、考勤之類的培訓評價方式僅僅注重教師培訓的參與度，而忽視了對培訓質量和內涵的持續關注，使得培訓的效果大打折扣。不難看出，當前我國教師培訓呈現出的培訓內容偏失、培訓評價機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嚴重導致教師培訓訴求難以滿足。

（三）共享不足，導致教師資源配置失衡

公平和均衡發展的教育價值取向一直是我國教育追求的目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消除城鄉教育、區域教育差距較大的現實鴻溝，我國政府多次頒布了促進農村教師培養以及中小學教師流動的政策。然而，“精英型城市教育和掃盲型農村基礎教育”二元辦學指導思想，尤其是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長期存在，嚴重影響了我國教師資源的合理配置。當前我國教師資源配置問題主要表現在學歷配置和教師流動兩個方面。其一，城鄉教師學歷配置的差異化。相對而言，重點大學、高學歷的高校畢業生傾向于選擇資源較為豐富的縣、市級學校，地方師專院校、低學歷的師范畢業生往往流入資源不太豐富的鄉村學校。由此，我國縣、市級地區具有優質的教師資源，而廣大農村地區的教師資源總量匱乏且質量不高。從教育部2016年教育統計數據來看，普通中學教職工數［6］和普通高中學生數［7］的比率中，經濟發達的城市高于經濟發展緩慢的城市。其二，城鄉教師流動與交流共享存在政策壁壘。有學者對我國分布在24個省的168個縣的教師資源配置狀況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現存的師生比較低、覆蓋面窄、教師以單向流動為主、交流時間短以及選擇政策性流動教師不考慮流入學校的需要等問題，使我國中小學教師政策性流動難以有效地縮小城鄉師資隊伍差距、促進城鄉教育的均衡與公平［8］?？傮w而言，當前我國在農村教師流入和中小學教師流動等方面的共享不足，加速導致教師資源的配置失衡。

（四）取向失效，導致教師評價激勵功能失效

眾所周知，評價具有導向、反饋、調節和激勵等功能，科學合理的教師評價能夠發揮很好的監督審查作用、督促教師調整行為，進一步激勵教師的專業發展。然而，由于意識、操作等現實因素的影響，我國的教師評價尚未發揮出其應有的功效。當前我國教師評價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評價取向的“扭曲”。其一，重物質刺激、輕精神激勵。教師管理的激勵過程是“人類活動的一種內心狀態”［9］，是基于主體內在訴求與外在需要的統一體，尤其是教師的內在精神追求?；诖?，教師評價應知悉教師的渴望與內在訴求，注重教師未來的專業發展。然而，我國的教師評價存在重物質刺激、輕精神激勵的現實問題，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常常忽視教師的工作體驗以及自尊、成就等方面的情感期盼。有學者指出：“不了解教師精神需要的迫切性，對教師的激勵還停留在物質層面，這已成為我國教師隊伍建設的不利因素。”［10］其二，重數量和結果、輕過程和發展。教師評價中注重數量性和獎懲性，往往將復雜動態的教師評價用抽象的指標和單一分值來衡量，使教師被量化為“‘可被描述、計算并能互相比較的數據’，受到無形規訓權力的監控和審制”［11］。更重要的是，教師評價更看重總結性評價，相對忽視教師教育發展的過程性評價與發展性評價，這顯然不利于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不可否認，這種多維度和發展性評價觀的缺失，嚴重束縛著教師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充分施展，一定程度上導致教師評價的激勵功能失效。

二、基于大數據精準教師管理的價值定位

大數據是“當今社會所獨有的一種新型的能力”［12］，日益成為各行各業深化發展的驅動因素和“下一個創新、競爭、生產力提高的前沿”［13］。大數據所具有的規模（Volume）、多樣（Variety）、高速（Velocity）以及價值（Value）等特性，不僅為國家的經濟增長帶來契機，同時也加速著教育領域的實質變革，為精準教師管理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一）大數據可以判斷和預測

城鄉教師的市場需求，促進教師培養的供需平衡和質量升級教育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依存又獨立于政治、經濟和生產力發展，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與相對獨立性，因此，常常呈現出一定的滯后性。教育的滯后性在人才培養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為彌補人才培養的滯后性缺陷，同時平衡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態勢，教育政策需要具備一定的遠見性和前瞻性。傳統的教育政策在制定過程中，決策者缺乏基于現狀的全面考慮，大多“是決策者通過自己或群體的有限理解推測教育現實”［14］，不難推斷，這種方式制定出來的教育政策極易出現“失靈”的情況。但在現今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決策者依托大數據強大的預測功能，可以便捷地從“基于經驗分析”轉向“基于數據驅動”，在海量數據的基礎上實現教育領域的科學決策。由此，就教師培養而言，大數據一方面可以幫助決策者從宏觀上預測、把握和評判教師市場的總體需求，在此基礎上針對性地干預生源規模、傾斜性地扶持農村及偏遠地區的錄取數量，以此促進高校招生管理工作的智慧化；另一方面，借助高速的云處理功能，大數據可以科學考察學生的從教傾向和發展潛質，提升課程的內容質量和教育實習效果，以逐步增加高等院校教師培育課程體系建設的科學性，最終實現教師市場的供需平衡以及人才培養的質量升級。

（二）大數據可以系統跟蹤培訓對象的發展訴求，提升教師培訓的服務水平和個性體驗

信息化時代背景下，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使社會流通的物質產品極為豐富，由此，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產品的功能性需求，更多地強調附加價值，追求產品的服務質量和個性化體驗。這種消費觀念也漸漸地漫延到教育領域，因此，作為一種無形產品輸出的教師培訓，也應轉變思維方式、緊跟時代的發展潮流。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大數據為教師培訓注入了全新理念。被譽為“大數據之父”的牛津大學教授舍恩伯格細致剖析了大數據為學習帶來的三大改變，即：依托大數據，可以收集到更全面的反饋數據；可以滿足學生的個體需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個性化學習；可以通過概率預測，逐步優化學習的內容、時間和方式［15］。由此可以推斷，大數據為系統跟蹤培訓對象的發展訴求、進而實現教師培訓的品質升級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具體來說，教育管理者可以運用大數據廣泛采集教師課程選擇、參與頻率、互動過程等培訓數據，通過學習分析技術深入挖掘數據的潛在意義、捕捉教師個體的學習傾向，從而使數據散發出強有力的生機和活力，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升教師培訓的服務水平和教師參與培訓的個性化體驗。

（三）大數據可以統籌協調教師信息的平臺資源，促進教師隊伍的優化建設和秩序管理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著眼我國經濟發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而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對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具有重大指導意義［16］。反觀教育領域，就當前我國的教師資源配置，總體而言，一方面師范畢業生在數量上并不短缺，但教師隊伍主要存在特定學科教師不足等結構性短缺以及因城鎮地區編制占用等原因造成的師范生就業的結構性困難［17］；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基礎設施等方面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不夠，廣大農村和偏遠地區時常面臨優質教師招聘困難的現實困境?！熬蜆I難”和“招工難”現狀并存，充分反映出教師管理工作的癥結不在于需求不足，不是需求側的問題，而在于教師資源配置難以適應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是供給側出現了問題。而借助大數據統籌協調教師信息的平臺資源，實現教師資源的精準配置正是解決這一供給側問題的有效手段。詳細來說，大數據的開放、共享、及時等特性，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因部門之間的“信息矛盾”和“信息不對稱”等帶來的操作失誤，提高調配效率、達成優化整合，以促進教師資源的“供給側改革”、實現教師管理的信息化和科學化，進而達成教師隊伍的優化建設和秩序管理。

（四）大數據可以客觀量化教師的動態發展，推動評價的可視化和教師個體的專業成長

教師評價不僅僅是為了職稱評聘、評優評先，更重要的在于充分發揮教師評價的導向、激勵、反饋和調節等功能，以促進評價取向的優質化以及教育管理的民主化。這就要求教師評價不應該是簡單依靠抽象的指標和單一的成績進行考核的評價，更多地應是一種全面的、多維的、重精神領域和發展性的評價。大數據不僅能夠變革教育評價觀念、拓展教育評價范圍，還能為教育評價的開展提供技術支撐、實現教育教學維度的可量化。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利用大數據技術，主觀的人類精神世界也可以像客觀物質世界一樣可用數據做客觀定量分析和評估”［18］。大數據的系列優勢使得客觀量化教師動態的主體性發展成為可能。具體來說，大數據可以記錄教師教學的動態過程，憑借大數據海量、及時和多源的數據挖掘和可視化分析，教育管理者可以對教師教學時間投入、教學活動頻度、教育資源瀏覽以及學生考試成績等方面的數據進行歸納與整理，以系統把握教師的教學活動信息，在此基礎上尋找教師思想、心態等方面的變化以及個體的專業發展規律，并及時進行信息反饋和教學激勵，以推動教師評價的可視化以及教師個體的可持續發展。

三、基于大數據精準教師管理的實踐路徑

大數據為精準教師管理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依托大數據，做到決策的證據化、服務的人性化、分析的融合化、反饋的實時化，從而建立起一整套基于大數據的精心培養、精密培訓、精確配置、精細評估的精準教師管理體系，是實現我國精準教師管理的有效路徑。

（一）全方位運用教育基礎信息數據庫，實現精心的人才培養

“決策者不是絕對的‘理性人’（rationalman），而只是有限理性的‘管理人’（administrativeman）?！保?9］因此，實現精心的人才培養，需要作為“有限理性”的教育決策者，充分運用教育基礎信息數據庫，以理性的態度和智慧的思維進行科學決策，也即“數據驅動決策”。在具體的操作上，教育決策者要通過對全國教師管理信息系統“伴隨式收集”的教師信息進行數據挖掘和量化處理。一方面，科學預測不同層面、不同類別教師的缺口訴求。宏觀上把握各類教師的地區分布情況，并結合高校的學生信息系統以及區域政府的數據平臺，分析得出學校教師崗位的缺口數量，以此評判和預測未來幾年教師市場的總體需求。在此基礎上，合理干預高校招生規模，適時調控區域招生人數和專業限制，以盡可能地緩解師范畢業生結構性就業困境；另一方面，積極依托大數據的云處理功能，采集學生的學習基本資料，對比分析優秀師范生的學習信息以及教師隊伍大數據，以考察入學新生的教師素質發展潛質，進而調整教師教育課程結構和教學設置，逐步完善教師培養方案，以促進師范生培養過程的系統升級和有效跟蹤，最終實現師范生的綜合實力提升。

（二）大數據診斷培訓對象主體訴求，實現精密的教師培訓訴求

指“陳訴和請求”，主體訴求是以“主位”的視角理性地考察主體的切實需求，以助于行動主體開展針對、有效的具體行動。在教師管理過程中，實現精密的教師培訓，教育決策者可以依托大數據系統捕捉培訓對象的主體訴求，從而提升教師培訓的服務水平和教師參與培訓的個性化體驗。大數據背景下的精密教師培訓工作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開展。一是對培訓內容的適切性展開研究。憑借大數據的高速實時處理技術，從教師行為角度了解培訓過程的發生機制，知曉其各類活動總量及平均情況等完整的培訓情況。通過對教師行為以及培訓過程中產生的相關信息進行深度分析，以多層次、多角度識別教師個體的培訓訴求，從而在發展過程中動態調整培訓內容，開展適應性以及自我導向型培訓，以提升教師培訓的服務水平。二是要開展針對學習者，即教師的個性發展研究。依托統計分析與可視化的數據挖掘方法，測量、收集教師在培訓過程中留下的培訓數據碎片。在此基礎上，對教師培訓的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從而洞察教師在培訓過程中態度、情感等方面的細微變化，掌握教師的學習需求、學習風格、學習態度乃至學習模式等信息，進而向教師個體提供適合其發展的培訓環境和學習指導，以促進教師培訓效果的最大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個性化教育。

（三）云平臺共建教師信息庫并實時更新數據，實現精確的資源配置

事實上，大數據超強的預測、共享、動態等特性使“教育管理在履行教育管理職能的過程中更加凸顯管理的及時性、前瞻性、區分性、整合性、權變性等特點”［20］。這一系列優勢在教師資源的精確配置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開展教師資源的“供給側改革”，實現精確的資源配置，教育決策者需要充分發揮云平臺的共享功能，準確把握教師信息的最新數據。具體可以從兩方面采取行動。一是數據共享。出臺鼓勵性政策和激勵性措施，引導各利益相關主體主動共享教師資源的相關數據信息，以確保掌握信息的完整性、避免對教師資源的閑置浪費和重復投資。同時，努力實現教師基礎信息數據庫與其他教育管理服務平臺（如學生信息管理系統）的互通、聯接，開展教師數據與其他相關數據的動態調控，以進一步提高信息傳達的便捷性與暢通性，逐步消除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二是資源共用。分析教師基礎信息數據庫中實時更新的各個層面教師資源的配置情況，在此基礎上對各類教師的學歷、數量、職稱、工資、績效待遇等信息進行深入研究，從而為后續的教師招聘、人員調動、交流輪崗以及待遇改善等教育決策提供數據支撐。同時，利用教師基礎信息數據庫的業務管理功能，推進教師的流動管理工作，積極推動城鄉教師的輪崗交流。

（四）多渠道收集教師個體量化數據，實現精細的科學評估

大數據、物聯網以及云計算等新型信息技術，某種程度上加速著教育領域“數據支撐式”評價的發展，不僅實現了教育評價的“數據主義”，也為全面采集和分析教學動態數據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21］。在教師評價過程中，開展精細的科學評估，教育決策者可以依托大數據多渠道收集教師個體的量化數據，以促進教師評價取向的優化和教師個體的可持續發展。大數據背景下的精細教師評估工作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一是要樹立發展性教師評價觀。以電子檔案袋形式記錄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態度、情感、策略以及心理變化等方面的微觀表現，為開展教師成就評價提供更加細致和全面的數據支撐，以盡可能地降低以往教師評價中對成績和數字的片面考察。同時利用數據挖掘技術開展“增量評價”和“進步評價”，以客觀測量教師個體的發展動態，把握教師的專業成長；二是要實現評價結果的可視化。利用學習分析技術對教師教育活動進行統計處理和深入分析，以改善學校現有的評價方式，并通過大數據可視化技術，以圖形化的方式直觀、生動地呈現教師各方面的發展數據，在此基礎上給予教師個性化、針對性的反饋以及物質、情感等方面的激勵，以科學有效地推動教師個體的主體性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全面推進教師管理信息化的意見［EB／OL］．（2017－04－20）［2017－10－21］．

［2］賀美玲，李曉波．教師教育專業生源質量的現狀與思考［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4（7）：94－96．

［3］黃正平．試論小學教育特性與小學教師培養［J］．教育發展研究，2007（11）：35－38．

［4］王寬明．“國培計劃”促進骨干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研究［J］．現代中小學教育，2013（7）：88－92．

［5］常寶寧．教師培訓的現實困境與對策［J］．現代教育管理，2011（4）：98－101．

［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中學教職工數（總計）［EB／OL］．（2017－4－17）［2017－10－21］．

［7］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普通高中學生數（總計）［EB／OL］．（2017－04－17）［2017－10－21］．

［8］史亞娟．中小學教師流動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進對策———基于教師管理制度的視角［J］．教育研究，2014（9）：90－95．

［9］程正方．現代管理心理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138．

［10］李俊霞．中小學教師管理的困境與出路［J］．基礎教育研究，2003（4）：18－20．

［11］鮑爾．管理學：一種道德技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35．

［12］舍恩伯格VM，庫克耶K．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4．

［13］鄔賀銓．大數據時代的機遇與挑戰［J］．求是，2013（4）：47－49．

［14］陳霜葉，孟瀏今，張海燕．大數據時代的教育政策證據：以證據為本理念對中國教育治理現代化與決策科學化的啟示［J］．全球教育展望，2014（2）：121－128．

［15］舍恩伯格VM，庫克耶K．與大數據同行：學習和教育的未來［M］．趙中建，張燕南，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104．

［16］羅志軍．深刻認識和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EB／OL］．（2017－04－20）［2017－10－21］.

［17］朱旭東．論當前我國教師教育存在的十大問題及其解決途徑［J］．當代教師教育，2012（3）：5－21．

［18］蒲清平，朱麗萍，趙楠．大數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綜述［J］．思想教育研究，2016（3）：119－123．

［19］孟繁華．教育決策科學性的本質及其層次分析［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69－75．

［20］周湘林．大數據時代的教育管理變革［J］．中國教育學刊，2014（10）：25－30．

［21］楊現民．信息時代智慧教育的內涵與特征［J］．中國電化教育，2014（1）：29－34．

作者：范新霞；范敏 單位：西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