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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州學刊雜志》2015年第八期

隋朝是個短暫而重要的王朝，災害頻發，前人對其興亡論述頗多，大多著眼于其制度開創之功、暴政而亡等角度，未見有文章專門從災害救濟視角，對其興亡過程進行動態而全面的考察。因此，文章主要從政治視角出發，考察隋代前后期防災與救災的情況，擬從有限的材料中通過對文帝時期與煬帝時期救災效果差異的考察，論述隋代災害與其興亡的關系。

一、隋朝自然災害及其特征與影響

據現有資料統計，歷時38年的隋朝，共計發生自然災害37次。水旱災害引發饑荒5次，具體見表1。該表對隋代自然災害的統計雖然難免遺漏，但大致不疏，我們對之加以總結歸納，綜合相關資料，得出關于隋代災害的一些認識。災害種類與頻次。隋生水災11次，旱災9次，地震、山崩6次，疾疫5次，火災2次，蝗災1次，大風1次，大風雪1次，雨土(即沙塵暴)1次(見表2)。顯然，隋代以水災、旱災為主，兩災數量占隋代自然災害總數的54%。這與學界對隋唐屬于溫暖期①的研究結論相符合，氣候溫暖自然水旱災害較多，而且一般是水災多于旱災。隋生自然災害37次，發生災害年份24年。其中，隋文帝統治的24年(581—604)中，有16年發生自然災害或饑荒，占隋文帝在位年數的三分之二，共發生災害27次，而開皇六年、開皇十四年、仁壽元年分別發生3次災害;隋煬帝統治的14年(605—618)中，有8年發生自然災害或饑荒，占隋煬帝在位年數的七分之四，共發生災害10次，大業七年更發生3次災害。隋文帝時期年均自然災害1．125次，隋煬帝時期年均自然災害0．714次，文帝時期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高于煬帝時期。災害的時空特征。隋代的水旱災害最多，水災11次，旱災9次，分析價值相對較大。11次水災中，標出發生時間者9次，而秋季占據了其中的6次，包括七月2次，八月、九月各1次，籠統說明秋季者2次。另外，正月、二月、十二月各發生一次水災，春、冬水災都是比較少見的。9次旱災中，標出發生時間者6次，秋季旱災占據三分之一，包括八月旱災2次，正月、四月、五月、九月各一次。秋季的水、旱災害記載較多，應與其時莊稼處于收獲季節，對田稼危害大有關系。隋代地震山崩的記錄雖然有6次，但沒有明顯的時間特征。

史書所載隋代災害以北方為主，明確記載南方受災僅兩次:一次是開皇六年二月，山南荊、淅七州水災，一次山崩是仁壽三年，梁州就谷山崩。除此，大業八年、大業十三年，史載天下大旱，可以推測受災區域包括南方和北方，則南方自然災害僅4次。而史載災害完全發生于北方者有33次(包括開皇十五年正月旱災和開皇十四年十二月火災兩次受災地點不明但卻可肯定在北方者)，加上前述受災地區南、北方并包的兩次，北方自然災害的發生35次，是南方的近9倍。在隋代北方災害記錄中，又以關中和河南的災害記錄最為詳盡。史載明確發生于關內地區的災害和明確發生于河南地區的災害各11次，合計22次，占史載隋代自然災害的59．5%。就最常見的水旱災害的發生地區來看，隋代9次旱災中，有3次明確指向關內，有三次標明有京師，而大業八年、十二年旱災的發生區域則標明為“天下”，可知以關中地區為主;11次水災中，絕大多數發生于河南地區，共9次，其中有兩年為山東、河南并發。另外，史載隋代的4次地震，均發生于關隴地區。隋代災害記錄以北方為主，并集中于關隴地區和河南地區，當然不能說明其他地區沒有災害，而只能說明這兩個地區的災害影響較大，在隋代備受重視。隋朝都城建于長安，陪都建在洛陽，其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均在北方，因此，對北方(尤其是關中和河南)災荒的記載明顯詳于南方，而對南方災害當漏記不少。竺可楨指出歷史上災荒記錄的四個限制:交通不便導致偏僻處災害記錄不詳，京都附近記錄特詳，災荒報告常因帝王之好憎而有所增減等，這些影響到災害數量的記載。

隋代自然災害的記錄也符合這一論述。但這不從根本上影響我們對隋代災害的分析，因為當時災害對南方的影響應該遠小于北方。大災及其影響。隋代自然災害的影響很大，糧價高漲，災民饑饉流亡，相賣為奴婢，災民死于災害后的饑荒，餓殍滿野，僵尸滿道，等等。據史載，影響較大的災害有開皇十四年大旱，開皇二十年地震，大業三年、大業七年水災，其影響見表1。水旱災害在隋代最為常見，影響也大，共引發大規模饑荒5次:開皇四年、開皇十四年、大業四年、大業十三年旱災引發饑荒4次，前兩次旱饑文帝均移駕洛陽;水災引發饑荒1次，即大業七年，當時30余郡遭災，被賣為奴婢以求生的災民不少。水旱災害還引發了次生災害，大業八年大旱引發疾疫1次。開皇十八年、開皇二十年、大業七年，災害并發，影響尤其嚴重。開皇十八年遼東之役時，霖潦促發疾疫。當時行軍元帥漢王楊諒，率眾至遼水，“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所部“死者十八九”。另一行軍元帥王世積“至柳城，遇疾疫而還?！闭f明疾疫是這次的主災害，也是遼東之役無功而返的主要原因，當時太原守郭榮跟從煬帝至柳城，即“遇疾”。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京師地震與風雪災害并發，“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余口。”《隋書?五行志》記載此次災害更為詳盡:“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余人。地大震，鼓皆應。凈剎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大業七年，山東、河南水災疾疫并發，尤以山東為甚。加之以遼東之役戰敗，這次水災死者人數達“數十萬”，致使“谷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貧弱百姓自賣為奴婢以求生，有的則相聚為盜賊。

二、隋代前后期的防災與救災

隋代水旱等自然災害頻繁，凸顯了防災救災的重要性，文帝和煬帝都不可能對其等閑視之。在隋代，防災救災是有一套常規制度與措施來加以應對的。面對自然災害，隋朝中央和郡縣官府首先將天命與人事相聯系。據《隋書?禮儀志》，“京師孟夏后旱，理冤獄失職，存鰥寡孤獨，振困乏，掩骼埋胔，省徭役，進賢良，舉直言，退佞諂，黜貪殘”，皇帝則“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這些做法繼承自前代天災示警的觀念，其思想來源至少可追溯至《周易》。自然災害有其發生的自身規律，但也很大程度上與人事，特別是人禍相聯系，所以，錄囚理冤、減免徭役、賑恤孤貧、掩埋尸體、進賢退佞，會起到一些調解上下層矛盾、緩和階級沖突的作用，盡量地減少天災的損失，屬于“盡人力”的內容，應該說是合理的?；实鬯胤⒈苷睢p膳撤樂，則至少表明了皇帝對災害的重視與憂心。隋代還十分注重禳災祈雨，常舉行旱雩和霖雨禜祭城門等活動，這也是當時重視農業生產的一種表現。雩是祈雨之禮，指巫師或術士所進行的以舞蹈祭祀的行為，是古代以人為犧牲而禱天禳災的原始習慣的遺留。在大興城十三里啟夏門外，建有雩壇，高一丈，周百二十尺，并有對祈雨的時間及具體的禮儀有一整套規定。開皇三年四月甲申，隋文帝曾因旱“親祀雨師于國城之西南”，癸巳，又親“大雩”。旱災時，隋朝還會“徙市禁屠”，“百官斷傘扇”，“令人家造土龍”。這些做法與救災實質上并無任何關系，初始是古人在知識不發達的情況下想象和主觀聯系點的產物，后來漸漸演變為風俗習慣而傳襲下來。旱災時，出于陰陽平衡的觀念，朝廷還會“命有司會男女，恤怨曠”。應該說，這些規定在隋朝大都是實行的，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起到撫慰人心的作用。在防災與救災措施方面，興修水利工程是防災抗旱的長遠性舉措，也是對水旱災害的根本治理，與災后救濟的治標性舉措有別。依冀朝鼎據清代各省地方志資料對中國古代水利工程項目的統計，從秦至唐，以年平均工程計算，隋朝獨占鰲頭。如果把水利工程的規模考慮進去，則隋朝的水利成就更為顯著。隋代水利工程包括開鑿渠道、修筑堤防、疏導川源、增開斗門等若干類，尤其以前者居多。隋代自然災害嚴重，但在前期政治清明的情況下，沒有發生動蕩，水利工程的興修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防災的另一重要措施是設立糧倉，尤其是義倉，以儲糧備荒。災害發生后，隋代采取多種方法救濟災民，包括賑貸糧食、移民就粟、遣使賑災、減免賦稅、延醫療疾等等，而前三項都涉及倉儲救災。以下對隋代前后期防災與救災情況分別加以論述。

(一)隋文帝時期的防災與救災

1．防災舉措隋文帝時期的防災措施主要有二:興修水利、設倉儲糧備荒，特別是義倉制度的建立。興修水利。史載文帝時期至少興修水利工程七項:一是開鑿廣通渠。開皇四年五月，文帝“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命太子左庶子宇文愷率水工開鑿三百余里的廣通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由于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兇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二是開鑿富民渠。征瀛州刺史郭衍為開漕渠大監，率水工開鑿富民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余里。關內賴之?！碧枮檠S兗渠。三是開鑿山陽瀆。開皇七年四月，隋文帝于揚州開鑿山陽瀆，以便漕運，其目的在于為伐陳運兵運糧，后來成為大運河的一部分。這三條材料都屬于疏通水道，開漕運糧的。四是開鑿豐兗渠。為治理河水泛濫問題，薛胄開鑿了豐兗渠: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兗州刺史薛胄“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五是蒲州刺史楊尚?！耙?，立堤防，開稻田數千頃?！绷鞘鑼綎|水災區川源。由于山東頻年霖雨，多州困于水災，所在沉溺，文帝于開皇十八年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奔又_倉賑給困乏，免遭水處租調?！白允穷l有年矣?！贝藯l與第四條薛公豐兗渠的開鑿，均是為了解決河水泛濫問題，且效果頗嘉。七是增開五門堰斗門。鑒于芍陂五門堰“蕪穢不修”，壽州總管長史趙軌“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余頃，人賴其利。”上述修復舊堤堰，開鑿斗門的工程，既灌溉開辟了良田，又對水旱災害起到了良好的預防作用。設倉儲糧備荒。因“長安倉廩尚虛”，為應對水旱災害引起饑荒問題，隋初，文帝在全國至少設置了五處國家級大糧倉以儲糧備荒。在衛州設黎陽倉，在洛州設河陽倉，在陜州設常平倉，在華州設廣通倉，并募丁“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倍鴵短屏洹?，隋代在滎陽(在鞏縣)還設有洛口倉，潼關、渭南亦皆有倉，以轉運粟米，各有監官。這些糧倉在災年有效地發揮了作用。開皇五年，瀛州秋霖大水，“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贝淌饭苡H備船栰，赍糧拯救災民。并“先開倉賑恤，后始聞奏?！蔽牡凵浦x授郭衍為朔州總管。設立義倉賑災。在實踐中，隋朝還發展了倉儲制度，設立義倉，專門用作賑災。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①建議諸州刺史、縣令“勸農積谷”，文帝下令全國設立義倉，以備水旱災害。這是封建國家初次建立義倉制度，具體辦法是:每年秋季，諸州百姓及軍人“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兇年，名曰義倉?！?/p>

隋文帝表示認可，當社造倉窖貯粟麥，并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此后諸州糧儲“委積”。張弓據此認為這“首次提出國家賑貸制度化”的問題，此后不再只依靠“強宗富室，家道有余者”來“出私財，遞相赒贍”。即依靠國家機器推進賑糧的制度化，而不再依賴于富裕之家的私相賑贍和周濟。開皇十五年二月，詔:北邊邊境“云、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并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贝文暾拢衷t秦、迭、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并于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由于初建義倉時，其設立與管理均在地方的社，因此這里的社倉即設立于州縣的義倉。呂思勉指出:“義倉精意，全在創辦由民自愿，既立之后，亦由人民自行管理。故勸課初無定額，而存貯必于當社。”隋朝富庶非常，開皇十四年，義倉設立至多十年時，已經“倉庫盈溢”。由于隋朝倉糧充實，其賑災之舉十分得力。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等八州水災，開皇十八年，文帝命“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后用谷五百余石?！贝撕笊綎|地區頻獲豐收。義倉在文帝時期救災中起了較大作用，唐人戴胄云:“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為社倉，終于文皇，得無饑饉。”可見隋代義倉對災民救濟頗為有效。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所云開皇時“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并非無稽之談。義倉建立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義倉開始建立之初，貯藏民間，由社司管理，如遇饑饉，則開倉賑給。到開皇十五年二月，由于義倉管理不善，已經“多有費損”。實際上，義倉設立的當年，就發生了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倉之事。而且，在事情屬實的情況下，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害舉報人慕容天遠，使其遭反坐。案發后，文帝命“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并可停廢?！泵T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開皇十六年，再次發生義倉主管人員的瀆職事件，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了七千石，命斛律孝卿糾察此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后，敕盜邊糧一升以上皆斬，籍沒其家。這說明義倉開始設置在鄉里，屬民間自救性質，由于管理人員擅自取用而出現廢損嚴重的問題。到仁壽三年九月，文帝專門設置常平官管理義倉。無疑，至晚到此時，義倉已由民間管理轉變為官方管理，這時對義倉倉糧的發放應該就有了更為嚴格的規定。

2．救災措施隋文帝時期的救災措施主要包括賑貸糧食、移民就粟及移粟就民、減免賦役、延醫療疾、疏理系囚等。前兩條重在解決災民的糧食問題，第三條是為了順利恢復生產，第四條是針對疫災的，第五條則屬于政治弭災的范疇。隋文帝還多次派遣門下省長官納言、尚書省的戶部、工部、吏部等高官前往災區主持賑災工作，并嚴懲救災不力及利用糧食牟取暴利的不法行為，這些都顯示了隋文帝對救災的高度重視。此外，當時較為興盛的佛教，在救災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穩定人心的作用。賑貸糧食。這是最為常見的救災舉措。開皇四年亢陽，關右饑餒，文帝“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遍_皇五年后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文帝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余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北周舊粟，賤糶與人。官方賑貸糧食的同時，在民間，一些頗具實力的地方大家族也自發賑濟鄉人。隋唐之際，趙郡平棘李氏家族“宗黨豪盛”，李士謙“家富于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痹鏊跀登J鄉人。值年谷不登，債家無以償，士謙云:“吾家余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并當眾焚契。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而開皇四年，關內五州亢旱時，“強宗富室”及“家道有余者”，均爭相“出私財，遞相赒贍。”隋朝統治者強調孝治和家族和睦，鄉里大家族在災害之年對鄉人的賑貸，雖然范圍有限，但由于地緣關系非常及時，所起作用不容忽視。移民就粟。移民就粟，古已有之。梁惠王曾言:“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隋朝繼承了前朝的做法。開皇四年和開皇十四年，文帝兩次帶頭就食洛陽。開皇四年九月，文帝以關內饑荒，駕幸洛陽，次年三月方返回長安。據《宋虎墓志》，當時正五品內常侍宋胡就“從駕幸洛陽”，并于次年四月卒于渭南杜化，年五十一。宋胡正好逝世于此次從洛陽返回后的次月，這未始不因為災荒時節陪王伴駕的艱辛所致。開皇十四年八月，關中大旱，人饑，文帝“帥民就食于洛陽”。

這次“乞討”行動規模很大，老弱百姓均參加且秩序井然，文帝也表現出了愛民之心，“從官并以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為限”。但此次事件的突出之處在于皇帝親自帶領都城長安官員和百姓大規模到洛陽逐食，除了長安從西漢開始就開始作為都城，其土地已不堪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及出于軍事考慮不動用軍糧外，當時的自然災害應該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而這只能是偶一為之，不能長期為之。到大業時期，煬帝非常重視對南方的經營，到唐朝中期逐漸實現了經濟重心由北向南的轉移。面對開皇時期關中連年大旱、河南多州大水導致的百姓饑饉，文帝還令百姓尤貧者往關東就食，并買牛驢六千余頭，分給他們，以作腳力。政府組織的移民就粟之外，災民自發的無組織的移民就粟當更多，因此借災害之機以前往他地的也有所見。李沖之女李氏曾“詐稱凍餒”，請帶幼年的元亨，“就食于滎陽”，獲得允許。于是得以暗度陳倉，離開被禁錮的洛陽，前往關西。開皇初還一度實行移粟救民。開皇四年，以關中亢陽，關右饑餒，“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減復、療疾與錄囚。減免賦役之例如:開皇五年后關中連年大旱，多州大水，百姓饑饉。文帝命“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遍_皇六年八月，關內七州旱，免其賦稅。開皇十八年七月，詔以河南八州水，免課役、租調。災后錄囚理冤，源于當時人將災害與嚴刑峻法相聯系，認為刑法冤濫、苛酷會導致天災示警。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師地震與風雪災害并發，魏征指出這與“高颎、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眾心”有關。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魏征等認為是“由帝用刑嚴急，臣下有小過，帝或親臨斬決，又先是柱國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絕理之應也?！碑斎?，魏征等人進言的實質，是利用災害之機，督促皇帝改良政治。隋代錄囚之例如:開皇二年五月，己酉，文帝因旱“親省囚徒”，其日大雨。延醫療疾主要體現在岷州刺史辛公義親自參與部民的疫病救治上。岷州舊習惡病，親人相棄，甚至“父子夫妻不相看養”，以致“病者多死”。開皇九年，辛公義到任后，“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床輿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為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于是悉差”。辛公義不憚煩勞，在部內發生疫病時，不懼染疾親自照顧病人，并用個人俸祿買藥請醫救治，合境稱其為“慈母”，在那個時代是難能可貴的。遣使賑災。隋文帝對自然災害十分重視，為了讓救災更加有序有效地進行，屢次派遣朝廷高級官員前往災區主持救災工作遣使賑災。蘇威以民部尚書兼納言、吏部尚書的身份至少兩次前往災區賑恤，楊達以工部尚書、納言的身份兩次前往災區賑恤，前工部尚書長孫毗也曾作為使者賑災。開皇五年八月，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次年二月，山南荊、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恤。開皇八年八月，河北諸饑，遣吏部尚書蘇威賑恤;仁壽二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仁壽三年十二月，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賑恤。嚴懲不法行為。這包括官員救災不力及饑荒時利用糧食牟取暴利等行為。救災效果差的官員，考課成績也較差，并對之加以黜陟。李德林任懷州刺史時，“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除了積極賑濟災民糧食之外，對于饑荒期間利用糧食謀取利益的官員，文帝也加以嚴懲。元從功臣盧賁任齊州刺史，“民饑，谷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被除名為民。大臣劉昉“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北恢螘逃妨号椲溃牡勰钇渥裘?，才下詔不治。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于仲文為行軍總管家以討伐?！皶r三軍乏食，米粟踴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边@些事實說明開皇時期對自然災害救治的重視程度。漢代以來就有因災罷免宰相之事，開皇時期，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迎合晉王楊廣對高颎的嫌怨，曾共奏水旱不調，“罪由高颎，請廢黜之。”文帝也明辨是非，結果姜、李二人“俱得罪而去”，對高颎卻“親禮逾密”。此事一方面說明社會輿論認為宰相一般情況下要承擔陰陽不調的很大責任，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政治環境優良，救災效果很好。佛教救災。另外隋代佛教興盛，文帝對佛教推崇備至，積極利用佛教參與救災，這包括僧人祈雨、講經說法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慰藉民心的效果。開皇六年關中亢旱，“朝野荒然”，敕請二百僧人于正殿祈雨，累日無應。長安延興寺曇延法師認為此乃文帝與群臣“并違治術，俱愆玄化”之故。文帝遂“躬事祈雨”，請曇延法師于大興殿升御座南面授法。文帝及朝宰五品以上，并席地受八關齋戒，果得大雨，遠近咸足。文帝特賜曇延絹三百段。這次成功祈雨，規模很大，級別頗高，初唐被繪于敦煌莫高窟323窟南壁壁畫上，以顯示佛教的功德。開皇十四年，“時極亢旱”，刺史劉景安請釋真觀講《海龍王經》，序王既訖而驟雨滂注?！白运关屎?，有請便降?！遍_皇十年，長安疾疫，文帝聽聞陳朝出身半儒半僧的徐孝克之名行，令其于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以禳疾。這也是佛教參與救災的一個表現。陳昊已指出:“中古時期佛教在日常和災難中所提供的醫療和救濟資源，在組織力和整體性上，顯然超越巫覡和術士。”在總體救災方面，佛教的力量大于巫覡和術士，隋代在系統的救災方面雖然資料欠缺，但僅就現有資料而言，佛教參與救災顯然大于巫覡系統和道教的力量。

(二)隋煬帝時期的防災與救災隋煬帝在正史中多以負面形象出現，美國漢學家Anhurwright評價隋煬帝:“(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其原因就在于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出于以隋為鑒，鞏固統治的寫作意圖，記載隋煬帝事跡的三部主要古籍《隋書》《貞觀政要》和《資治通鑒》“為丑化隋煬帝的形象，刪除了有關隋煬帝的一些正面材料?！币虼耍P于隋煬帝救災的正面材料不多，我們只能從考古、筆記材料和正史對其負面形象的描述中搜檢零星材料加以說明。首先，隋代規定地方郡縣要如實上報轄區自然災害，可依受災程度，對賦役予以蠲免。煬帝時，設立司隸臺，長官司隸臺大夫“掌諸巡察”，為正四品，下設從五品別駕二人，負責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設刺史十四人，正六品，負責巡察畿外，并有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職責有六，其四即“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征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并于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此規定無疑是對災害救治的一種有力保障。開皇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儲糧較多，隋煬帝繼承其父的做法，也積極儲糧，僅在洛陽及其附近就有含嘉倉、回洛倉、洛口倉、興洛倉、子羅倉等糧倉。據《大業雜記》，隋煬帝于大業元年建洛陽城為東都，東太陽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含嘉倉即建于含嘉城內，用于儲藏京都以東州縣所交租米。該糧倉隋朝建立，唐代安史之亂前處于最興旺的發展時期，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大型糧倉，北宋時廢棄。據考察，含嘉倉倉城南北長710米，東西612米，總面積約43萬平方米。倉城周圍有城墻，東西南北共有四個城門相對應，窖區內倉窖排列有序，已發現糧窖400余個，大窖可儲糧1萬石以上，小窖也可儲糧數千石，鉆探發掘時，第160號窖還滿滿地保存了一窖粟。洛陽城右掖門大街西建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倉西“有梗米六十余窖，窖別受八千石?！贝髽I二年，置洛口倉于鞏縣東南原上，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大業十三年，李密固守的興洛倉，也是大業時期所建。這些大型糧倉在煬帝時期都在發揮救災作用。除了設倉備荒，大業時期，煬帝還開通了從涿郡到余杭的大運河，成為貫通南北數千里的水運大動脈，有利于緩解北方的饑饉。大業元年，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開通濟渠，從洛陽到盱眙，千余里。至20世紀80年代，河南、安徽沿此渠一帶的百姓，“都把唐宋汴河遺址留到今天的故道稱為隋堤”。大業六年開鑿江南河，從京口到余杭。邗溝(原稱山陽瀆)起自山陽入鎮江，大業元年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大修擴鑿，三百余里。

江淮物資到達兩京，必須通過邗溝。全漢昇指出:大運河“在隋代也曾被用來轉運物資。不過隋享國時日甚短，開河不久以后便告滅亡，故運河在隋代對于南北交通的貢獻究竟有限?！边\河在唐代作用得以發揮，便利了江南財物向洛陽、長安的轉輸。晚唐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外，大業二年四月，敕土工監丞任洪則于洛陽開通遠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外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這是一條槽渠。又據《大隋故河堤使者西河公竇君墓志》，大業十一年，24歲的員外郎竇儼“遷河堤使者，挽渭浮河，雖仍舊貫，宣房瓠子，時其改作，職修民賴，君實有焉?！蓖ㄟ^疏理河道、治理河決等，以防治水患。從其次年三月病逝于東都來看，很有可能發生于河南地區，而水災發生頻率最高的河南，此年未有水災記錄，說明竇儼的工作還是很有成效的。應該指出，隋煬帝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參與佛事及其相關活動不少，但其信奉卻比其父隋文帝理性，作為帝王，楊廣的詔書中并無與佛有關的內容，與隋文帝形成了較大差異。與此相應，隋文帝多次利用高僧講經祈雨，而即使面臨地震對其太子地位的挑戰，我們也未從史書中查到當時楊廣利用佛教力量來保護自己地位的記錄。史載，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晉王楊廣終于取代其長兄楊勇而被立為皇太子，而之前在此月的戊子日京師剛剛發生地震兼大風雪，因顧及地震乃天災示警的說法，恐其危及個人地位的穩固，楊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边@是楊廣僅采用的兩條應對措施，從其后史實看，他順利地度過了這次危機。若非史料欠缺，或許這與楊廣成功拉攏其母獨孤皇后及尚書右仆射楊素站到自己一邊，而此前一年太子楊勇集團的重要人物尚書左仆射、齊國公高颎已被成功打倒，除名為民有關，因此能較為容易地化解這次危機。煬帝嗣位，“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大業五年，平定吐谷渾后，隋朝達至極盛，史言“隋氏之盛，極于此也”。但由于其好大喜功，建東都、開運河、筑長城、開馳道、征高麗等大規模行動不斷，據胡如雷估算，隋煬帝在即位前八年里，共有22項大的工程，動用服役人員約3012余萬。乃至“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這些大大抵消了他對國家制度建設的努力。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余郡，僅洛陽皇城宮內造一堂新成，因“中夜，天大雨，堂崩”就“壓殺數十人”。

但當年七月，“發丁男百余萬筑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贝髽I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但當時煬帝“發卒百余萬筑長城”，并親巡塞表，致使“百姓失業，道殣相望”。大業七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四十郡，谷價騰貴，米斗直數百錢，引發嚴重饑荒，以致民多流散，甚至相賣為奴婢。煬帝不僅不及時賑恤，還繼續親駕征遼，被選中討高麗的漳南縣孫安祖即因“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卻不能不去打仗，最后鋌而走險，在因偷羊而被縣令“捕劾笞辱”后，“刺縣令，亡逃建德”，入高雞泊為盜，外號“摸羊公”。史載，該年山東、河南大水，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但“所在皆以征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征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后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征斂取，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卑傩赵谠鉃募移啤嚹c轆轆的情況下，反而要遠征高麗，被逼造反，其經歷在當時應該是具有代表性的。大業八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百姓流亡。但當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贝髽I十三年，天下大旱，而“時郡縣鄉邑，悉遣筑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庇捎诖髽I時期大規模工程不斷，加之攻打高麗，大大耗損了國家元氣，勞民傷財，導致上下思亂。于時“海內榛蕪，王綱崩弛”，“寇盜充斥，民不聊生，郡無長官，專任斯委?！币虼?，農民起義和地主武裝大都采取了開倉施賑的辦法以爭取百姓及募兵，而就食者頗多，也從反面證明了隋朝施賑的不力。如翟讓、李密起義，大業十三年破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王仁恭麾下校尉劉武周每以“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激怒民眾，并率人殺害王仁恭，開倉賑給，自立為王。

李勣的話可以說明隋末義倉糧所起的作用:大業十三年，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開倉賑給?！皶r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給，死者日數萬人?！本葹男Ч麡O差。而黎陽倉的糧食后為起義軍所利用，李勣占領黎陽倉后，“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萬余?！蔽赫髟鴶M《為李密襲滎陽郇王慶文》，也建議開倉賑恤，以擴大起義隊伍:“今者屯營鞏、洛，開發太倉，賑恤饑羸，咸從充健?！币陨鲜聦崳辛Φ卣f明了隋末未能較好發揮倉儲備荒的作用，對農民起義的風起云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雖然煬帝繼承了隋帝國的富庶，并非沒有能力救災，但大業時期朝政混亂、吏治極差的大環境，使得政令不行，對救災也影響極大。大業十一年，詔衛玄安撫關中?！皶r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

大業末年，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楊侑開永豐倉粟，以振饑人，結果“去倉數百里，老幼云集”，可見饑荒的程度之高。但最后的救災效果卻并不理想，“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敝钡健傲x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钡酱髽I末，形勢更加無法逆轉，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搗藁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辈粌H是普通百姓，大業時期官員的日子也不好過。在“百姓思亂，從盜如市”危急情勢之下，將軍魚俱羅奉命進討賊寇朱燮、管崇等，但“賊勢浸盛，敗而復聚?！濒~俱羅“諸子并在京、洛”，慮及“賊非歲月可平”，“恐道路隔絕”，為免家人離散，他在“東都饑饉，谷食踴貴”的情形下，“遣家仆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背⒌弥螅制溆挟愔?，兩次派使者前往案驗，終為大理司直梁敬真希旨斬殺，家口亦籍沒。魚俱羅罪不至死卻被斬殺，全家連坐。以上事實說明，上下都已經陷入無路可走的狀態，隋朝的滅亡已是指日可待。將軍魚俱羅無罪被殺，且全家籍沒，表明了煬帝時期執法的嚴苛。大業三年，煬帝就制定了“枷杖決罰訊囚之制，并輕于舊”的《大業律》。但煬帝即位初就不依法辦案，并表現出不喜納諫的個人風格。到后來，煬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協，茍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睙鄹佬?，“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钡酱髽I九年，煬帝“詔為盜者籍沒其家?！眹佬叹o法阻止百姓的反抗，史言“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在“群賊大起”情形下，郡縣官人各專威福，執法“生殺任情”，因此魚俱羅的被殺并不是偶然現象。

三、結語

綜合上文，隋文帝時期防災救災措施較隋煬帝時期內容豐富、措施全面有效，不僅官方積極努力，包括賑貸糧食、移民就粟、減免賦役、興修水利、設倉儲糧備荒，疏理系囚，特別是遣使救災、嚴懲救災不力的官員，并創新義倉制度，充分利用佛教力量參與救災，民間力量也承魏晉南北朝的遺風加入賑災行列。隋煬帝時期雖然也設倉備荒，并開鑿大運河等，但均未起到應有的救災之效?？偟膩碇v，隋代前后期防災、救災效果差別較大，由于前期政治環境較好，重視救災工作，救災多富有成效，大大減輕了災害的影響;后期尤其是大業末期總體上救災不力，煬帝勞師遠征，政令不行，饑荒不斷，最終盜賊蜂起，內外危機疊加，隋朝無可避免地走向滅亡之途。如前文所述，隋煬帝時期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低于文帝時期，而且災害引發饑荒的次數也僅一次，少于文帝時期的兩次，這是大自然對其的垂愛。但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煬帝時期不明原因的饑荒連續出現三次，而文帝時期僅一次，個中原因引人深思。文帝、煬帝時期的防災救災制度是一脈相承的，之所以出現救災效果的較大差異，后期救災效果大不如前，筆者認為這不在于煬帝比文帝的執政能力弱，而是因為文帝重視民生與吏治問題，注重對自然災害的防救工作，而煬帝則熱衷于國家政績工程和效率，以實現其帝國夢想。這從二帝在位時期的防災、救災措施的比較并不難看出。從開皇十四年關中饑荒，文帝因有百姓食“豆屑雜糠”而深自咎責，甚至不禁為之流涕，并斷葷禁酒將近一年這一細節，也可見其對災荒問題重視之一斑。而文帝嚴懲救災不力及饑荒時利用糧食謀取暴利的不法行為，則表明了其對吏治問題的高度關注。而煬帝雖然也按常規進行救災，但將其大量的精力與帝國的財力投入國家重大工程建設與北伐，且不喜甚至惡聞臣下進諫并未平衡好國家重大工程建設、軍事問題與救災的關系。輕重處理失當，是煬帝十分失敗的一點，雖然從長遠來講隋朝給唐朝提供了不少“蔭涼”，但卻失去了民心。而正因為失去民心，大業時期政令得不到有效的執行，已有的制度也無法發揮其基本效力，救災自然難以成功?？梢哉f，自然災害不是隋代滅亡的基本原因與根源所在，災害的影響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狀況的優劣等級，對災害的救治效果是隋代政治狀況的一個晴雨表。從這一角度而言，天災多為人禍所致是成立的。隋朝處于分裂的魏晉南北朝與統一強盛的唐朝之間，陳寅恪言李唐與楊隋“兩朝之典章制度傳授因襲幾無不同”，錢穆進一步講:“隋代政制兼承南、北，大抵政風頗沿北周，禮文兼采齊、陳。唐承其后，猶漢之襲秦，唐制即隋制也，惟運用者之精神特為有殊耳?！闭且驗樘浦浦苯永^承自隋制，并在吸收其滅亡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努力在實踐中加以良好的運用，居安思危，努力矯正隋朝之失，這才成就了唐朝的強盛。隋制自然也包括救災制度。隋代防災救災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既是隋朝興亡變遷的縮影，也是唐朝在防災救災制度方面的良好借鑒。所謂好的制度發揮作用的前提和關鍵是運用制度的人，在古代，皇帝個人執政能力、對民生問題的重視與否及當時社會的吏治狀況至關重要，對比隋唐兩朝防災救災效果與其政治關系變遷的微妙關系，有助于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作者：么振華 單位：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