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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魯學刊雜志》2015年第四期

一、隸事與南朝駢文形式美

隸事即數典用事，亦稱用典，與對偶、藻飾、聲律共同構成了駢文追求形式美的四大要素。南朝時期，數典隸事之法頗受文家青睞，自顏延之、謝莊、鮑照至任昉、王融、沈約，再到徐陵、庾信，隸事技巧愈趨精湛，風氣亦盛極一時。關于隸事的種類，《文心雕龍?事類》分成用于征義的事典和用于明理的語典兩大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1］（P614）此種分類方式為后代廣泛接受。駢文隸事既可充實文章內容，提高藝術表現力，又可增強文章形式的典雅、委婉、凝練、對稱之美，體現出明顯的裝飾性功能。臺灣學者張仁青論駢文用典的必要性及表達效果說：“駢文之繁用典故，自魏晉以后成為必要之條件……文學作品之用典者，無間中外，所在多是……是以典非不可以用，只看各人能不能用，善不善用，詩文修辭之法，不止白描一端，固夫人而知之者也。抑更進一步言之，駢文為唯美文學之一種，亦即屬于美感之文學，不可不著重詞采，其來源皆取材于典籍故實，讀書稍多，造語自有來歷。駢文原是間接表達作者之意念，魏晉以前多用排比，魏晉以后乃用典實，其作用在于用簡潔之文字表達繁復之意思，使作品富有濃厚的神秘性、象征性與趣味性，以增加讀者之美感，從而提高其藝術價值。”［2］（P137—138）近人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則說：“文家用古事以達今意，后世謂之用典，實乃修辭之法，所以使言簡而意賅也。故用典所貴，在于切意。切意之典，約有三美：一則意婉而盡；二則藻麗而富；三則氣暢而凝。”駢文用典既能借助象征隱喻手法使文章更顯含蓄委婉，又能通過豐富多彩的華詞麗藻加強藻飾之美，還能憑借兩兩對出的古人古事令文氣暢達充足而又可收束，其妙處于此可概見。數典隸事與藻采、對偶、聲律一樣，在南朝駢文追求形式美的過程中起到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實，隸事用典都經過精心的字雕句琢，故藻采紛呈，對仗精工，語詞簡潔精當，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藻飾、對稱及凝練之美。姜書閣在敘述駢文形式特征時，曾將用典與雕藻合一并加以解釋說：“這是兩回事，但又密切相關，所以也可以當作一條來說。用典使事本是為了借古明今，以彼喻此，散體文章也需要，原非駢文所獨具；飾詞琢句，在沒有駢體以前也是經、史、諸子之文所不廢的。然而，這兩項之所以成為駢文的特征并為論文者所公認，則是由于駢文為美文、為麗辭，為排偶對仗之作，故襞積典事，煉詞鑄句，不但較寫散體文章之可以用白描者不同，而且必須為了適合上下聯長短、平仄、虛實等屬對的要求，在用典的方法上和造辭的技巧上也因而有所不同。散文用事，可詳舉某一舊典，不限字數，亦不須另取一事與之對稱；駢文則往往一句一典，若其事甚繁，則裁剪為難，遂不免意晦辭艱，故作者必須精加雕琢，以成藻采。”范文瀾則將用事與對偶并論：“對偶與用事是不可分的，沒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對不起來，就是對起來，也只能稱為‘言對’，屬于低級的一類。”概言之，駢文隸事可與雕藻、對偶及聲律同行，意圖皆在于加強文章的形式美。劉宋以降，駢文追求繁密用典、麗藻縟繪及精工對偶，風氣頗為興盛。以顏延之而論，世稱其詩“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尤為繁密”、“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7］（P881）、“錯采鏤金”、“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對偶”［5］（P412），其文亦然。所謂“侈言用事”［8］（P89）、“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織詞之縟，始于延之”［9］（P64）、“文章之美，冠絕當時”［10］（P1891），都是對顏氏駢文注重隸事與藻采的準確概括。稽考顏延之《陶征士誄》、《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祭屈原文》、《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諸文，無不以用典與藻飾貫穿全篇。到了任昉、王融，仍然“競須新事”，導致“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6］（P4）、“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11］（P908）。駢文創作中注重用典、對偶與藻飾的現象極為普遍，而且還常常得到贊賞，如蕭綱即稱贊用典繁密的“任昉、陸倕之筆”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12］（P691）。任昉長于屬筆，為齊梁駢體大家，其文巧于隸事是優點，但隸事過多又成了最大的缺點。清人蔣士銓《評選四六法海》卷一評任昉《為蕭揚州薦士表》云：“專以隸事見長。”“愚謂用事不顯是彥昇長處，專以用事見長是其短處，得使事之妙而不得不使事妙，方之詩家，如李玉谿。”［13］孫月峰則評此文曰：“以造語勝，其用事卻俱不顯，故自妙。”［14］（P723）又評任氏《為褚咨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云：“以用事見姿態，然亦是活用，不是板用。”［14］（P724）孫德謙《六朝麗指》說：“《詩品》云：‘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然則彥昇之詩，失在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謂其文亦然，皆由于隸事太多耳。語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實，若事事征實，易傷板滯。后之為駢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氣，非善法六朝者也。……然而任、沈要為駢文大家也。”［總體看來，任昉駢文以用典精妙見長，雖多用典卻不滯于典，而是熔鑄錘煉，化繁為簡，且能融入散句以疏通文氣，故平易自然而不使人覺察。與劉宋初期駢文用典多以明用或直用為主不同，齊梁以后用典方式則走向多樣化，明用之外，又有暗用、反用、借用、活用等。永明聲律論提出后，駢文家在隸事的基礎上又講究平仄格律，尋求聲律之美。觀沈約、謝朓、王融等人的各體駢文，即可見其聲律之嚴謹細密。

降至徐陵、庾信，駢文臻于成熟，藻采紛呈，用典繁密，可謂“詞事并繁”［9］（P64），加之對偶精工，聲律諧調，句法靈活，以四六為主而兼有其他句式，在形式方面堪稱至美。“南朝駢文演變至徐庾，特別是庾信所作，可稱絕美。駢文自東漢以來，雖然文體屢變，但總的趨向是求美觀，庾信駢文正是這個趨向達到最高峰的表現”［5］（P416）。作為加強駢文形式美的一種重要修辭方式，徐、庾之作對隸事更是刻意經營，數量眾多，幾乎無一字無來歷，但并不給人殆同書鈔之感，反倒覺得如出胸臆。究其原因，就在于徐、庾隸事善于靈活化用，熔鑄無痕，巧妙妥當而又平易自然。如庾信《謝趙王賚絲布啟》：“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巧妙化用樂府古詩《上山采蘼蕪》與《帝王世紀》所載夏桀后末喜、《通鑒外紀?周幽王紀》所載幽王后褒姒愛聽裂帛之聲的典故，以古比今，出言平淡，宛如常見敘述，用典而不著痕跡。再如徐陵《玉臺新詠序》：“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初看只是尋常寫景，其實二句皆暗用《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花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中如小鈴，鏘鏘有聲。又以白珠為簾，玳瑁柙之。”以漢武宮中的瑰麗奢華景觀比擬梁代宮廷的豪華壯觀之景，用典自然平易，近于白描常語。又如庾信《哀江南賦序》：“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上聯出自《后漢書?馮異傳》：馮異不與諸將爭功，獨自躲在大樹下，被稱為“大樹將軍”。庾信借用此典，僅取其語詞，意在說明侯景之亂時，自己率兵抗拒卻潰敗于朱雀航，其地失陷，故有飄零之義。下聯借用《戰國策》所載荊軻離燕赴秦刺殺秦王失敗而身死之事，言己出使西魏而不得歸的凄涼狀況。翻檢徐、庾各體駢文，隸事無不靈活巧妙，堪稱“緝裁巧密，多有新意”、“使事跌宕”、“運事甚巧”（P706）。善于突出數詞的作用，以增強表達效果，也是徐、庾駢文用典的一大特點。如徐陵《玉臺新詠序》：“三臺妙跡，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華箋，河北膠東之紙。”庾信《謝趙王示新詩啟》：“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徐陵《為護軍長史王質移文》：“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荊楚樓船，彌滿三江之上。”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夷歌一曲，未足消憂；猿鳴三聲，沾衣無已。”徐陵《與齊尚書仆射楊遵彥書》：“遷箕卿于兩館，縶驥子于三年。”庾信《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啟》：“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徐、庾文章中的數詞不但數量多，而且在文中的位置也靈活多樣，句首、句中、句尾皆可。將數字鑲嵌于精工對偶與恰切用典中，益發增強了駢文的形式之美。

二、南朝駢文隸事的深層文化動因

作為一種修辭手法，隸事在南朝駢文創作中極為常見并且頗受稱賞。追溯原因，不僅在于其獨特的表達效果，而且還有更深層次的文化動因，即除傳統文化觀念背景下的尊經崇古心態使然外，還受南朝時期重形式的文學審美取向和重博學的社會文化風氣的影響。南朝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具有廣博的內蘊和深厚的積淀，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其中，尊經崇古的文化心態對于駢文隸事具有明顯而直接的推動作用。先秦時期的兩大主要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為后世文人留下了許多權威而經典的文本資料，這些都成為駢文隸事素材的重要來源。兩漢時期，先秦儒道著述被奉為經典，崇古尊經的心態促使文人在創作中屢屢引經據典。魏晉以至南朝，盡管儒學的地位已經動搖，兩漢時期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復存在，但文士信古崇古的心理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了。先是東晉中期以后，玄學、佛學合流，士人清談的內容自然包括玄學和佛理。至劉宋，則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科并列，此外，佛學思想的影響仍然存在。此時經典文本的范圍也得以拓寬，由儒道典籍及其注疏類著述延伸至史、子、集、百家雜記、逸史軼聞，甚至外來典籍如佛學著作等。文學批評家論及文章產生的源頭時，往往追溯至早期的儒家經典如《易》、《書》、《詩》、《禮》、《春秋》等，自劉勰《文心雕龍?宗經》至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無不持此說。這一觀點恰恰說明了文章與古代典籍的密切關系，亦從側面印證了文人尊經崇古心態存在的合理性。在這種崇古信古心態的驅使下，駢文中出現大量隸事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南朝文士因受前代清談與玄學之影響，作品遂由情韻之表現，轉為事理之鋪陳，而又處心積慮，欲在修辭技巧上突過前人，于是吐膽嘔心，全力經營，因而造成用典隸事風氣之全盛，使詩文形式完全改觀”［2］（P142）。稽考南朝各家各體駢文可見，其隸事多來自《詩經》、《楚辭》、《尚書》、《論語》、《禮記》、《中庸》、《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管子》、《呂氏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臧榮緒《晉書》、王隱《晉書》、何法盛《晉書》、《晉中興書》、《宋書》、《南齊書》、《西京雜記》、《淮南子》、《法言》、《說苑》、桓譚《新論》、《抱樸子》、《竹林名士傳》、《博物志》、《搜神記》、《世說新語》、《山海經》、《穆天子傳》、《荊楚歲時記》、《三輔決錄》、《孝經鉤命決》、《維摩經》、《維摩經注》、《涅槃經》、《大智度論》、《瑞應經》、《妙法蓮華經》、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僧肇論》、《大品經》、《高僧傳》以及詩、賦、各體散文與駢文等，可謂經史子集、百家雜記、佛學典籍，一應俱全。南朝駢文隸事數量多，范圍廣，時間跨度長，技巧高超，為后代駢文隸事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駢文通過隸事來加強形式美也反映出南朝文學重形式的審美取向。漢末魏晉以降，重形式的文學思想日益發展，時至南朝，隨著駢文逐漸走向成熟，追求形式美的風氣臻于極盛。論者一再指出：“從宋初到陳末，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向是社會功能逐步淡化，而美學價值卻為所有的作家所追求。”“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發展的總趨勢，是沿著重文學的藝術特質展開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討，重表現手段、表現方法。”“劉宋至陳，文學思想的發展如果從大的脈絡考察，它一直是沿著自建安開始的重文學特質、重抒情、重文學形式的探討的方向發展的。”“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駢體文章發達在文壇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駢文要求文章講求對偶、辭藻（包括比興、夸張、字形等等）、用典、聲韻等語言美；南朝文人關于文章美的衡量標準，正是首先從這些方面著眼的。”［隸事與對偶、藻飾及聲律皆為南朝駢文增強形式美的修辭方法，因此頗受當時文學批評家的贊賞。劉勰對魏晉以來日趨發展的駢體文學持肯定的態度，對隸事、駢偶、辭藻、聲律等駢文形式美的諸要素都很重視，因此在《文心雕龍》中各設專篇予以論述。據《文心雕龍?情采》所述，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為形文，即五色，五色交錯而成文采；二為聲文，即五音，五音排列而成樂曲；三為情文，即五性，五情并發而成文章。《文心雕龍?原道》提出，形文即文采之美，它廣泛地表現于自然界萬物身上，日月山川和各種動植物都有形態色澤之美；聲文即音樂之美，如風吹樹林、泉水激石等所發出的美妙音韻。人類制作或加工的事物的文采，主要也是表現在形狀、聲音兩個方面，文學作品也是這樣。《文心雕龍?附會》認為，作文“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論及駢文的隸事用典、藻采與聲律，分別以人的骨髓、肌膚與聲氣作比，較為貼切。辭采指形文，宮商指聲文，故《文心雕龍》立《聲律》一篇專論聲文，立《事類》、《麗辭》、《比興》、《夸飾》、《練字》、《隱秀》諸篇，分別論述隸事、對偶、比喻、夸張、字形、含蓄和警句等修辭手段，這些都屬于形文。無論形文還是聲文，都是駢文講求形式美的重要組成部分。除劉勰外，還有不少批評家對駢文隸事、藻采等持肯定或贊成的態度。鐘嶸雖反對詩歌大量用典，但對駢文隸事基本上還是認可的：“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蕭統《文選序》言選文標準曰：“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同樣不外乎注重隸事、藻采等增強駢文形式美的諸要素。朱自清《文選序“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一文也考證“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即“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很顯然，通過大量隸事來加強駢文文采，是十分有效的，“當時大多數文人認為，大量用典，是增加駢文文采的一個重要手段”。重視形式之美的文學取向對駢文隸事的促動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南朝駢文多數出自門閥士族階層和朝廷重臣之手，這也是南朝文學歷來被視為貴族文學的主要原因。貴族文士為炫耀深厚的家學積淀和博富的學識，在詩文中競相借助數典隸事來顯示自己的文化修養。文學創作中大量使用典故，反過來也在很大程度上又助長了這種矜才逞博的社會文化風氣。探討南朝駢文隸事的深層文化動因，自然離不開當時重博學的社會文化風尚對駢文家的影響這一因素。重博學的社會文化風氣由來已久。按《顏氏家訓?勉學》所載，魏晉以來，士族文人多篤于學業，以增進學問為維持家學門風和立身的重要手段：“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在這種風向的指引下，博物洽聞遂成為眾多文士共同追求的目標：“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

關于此類崇尚博學的作風，史書中更是不勝枚舉。據《南史?王準之傳》所記，準之曾祖王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并熟諳江左舊事，自是家世相傳，形成一門學問，因緘之于青箱，故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又如徐廣家世好學，至其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見《宋書?徐廣傳》）。劉峻家貧好學，寄人籬下，讀書通宵達旦，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稱之為“書淫”（見《梁書?文學下?劉峻傳》）。江總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常晝夜尋讀，未嘗輟手（見《陳書?江總傳》）。陸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尤好《漢書》（見《陳書?陸從典傳》）。又《南齊書?王僧虔傳》載《誡子書》曰：“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后，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高門士族告誡后輩勤于讀書治學之苦心于此可見。學風的興盛也引發了文人聚書藏書和借數典隸事以逞才顯博的風氣。沈約、任昉、王僧孺并稱梁代三大藏書家，正是因為有廣覽群書作為基礎，他們才能有博富的學識以助于大肆數典隸事。沈約“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隸事是炫耀博學的一種方式，在熟記關于栗的故事這一點上，梁武帝蕭衍與沈約為顯才學，各不相讓，終致反目，而沈約也差點因此受罰。這種帝王與士族文臣以隸事爭勝的現象恰恰反映出當時崇尚廣博的學風。任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余卷，率多異本。昉卒后，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顯然，任昉“才思無窮”應得益于博覽群書。王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余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于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又如姚察“于墳籍無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南朝文人崇尚學識富博，“以一事不知為恥，以字有來歷為高”，而隸事正是逞才炫博的最佳方式。于是，一時之間，競相隸事之風大盛，而王儉文學集團最負盛名。《南齊書?陸澄傳》：“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仆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仆。’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后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機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后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又《南史?王摛傳》：“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后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盡管何憲“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但與陸澄、王摛相比，還是略遜一籌，于此可見當時隸事高手之間相互競賽的精彩場面。通過隸事來顯示才學多寡，文士對此極為看重。作為帝王或文學集團的首領，一方面獎勵高才博學者，另一方面對于勝己者卻又不能容忍。除上述沈約因隸事而得罪梁武帝蕭衍之外，“博極群書，文藻秀出”的劉峻也因才高而遭到蕭衍的貶抑。《南史?劉峻傳》載：“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云、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余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

梁武帝還曾敕命張率撰婦人事多條，勒成百卷，亦見張氏頗悉典事。又沈約任丹陽尹時，曾于座測試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受到陸倕的高度贊賞。陸云公好學有才思，自小博觀眾書，陸倕、劉顯曾質問十事，云公對無所失，劉顯甚為嘆服。韋載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韋稜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答，曾無疑滯。諸如此類博學強記、熟諳典事之例見錄于史籍，可謂俯拾即是。文人要想在數典隸事競賽中取勝，無疑要依賴于自己富博的學識，但個人的記憶力與知識儲備畢竟是有限度的，在這種情況下，南朝時期出現大量類書也就不足為奇了。類書的問世為隸事提供了諸多便利，顯然又會推動隸事之風愈演愈烈。“按隸事與類書乃互為因果，用典多，則類書必應運而生，類書多，則用典之風愈盛，作者不復以自鑄新詞為高，而以多用事典為博矣”。最早的類書為魏文帝時撰集的《皇覽》，其后屢有繼作，極盛于梁朝。《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余篇，號曰《皇覽》。”據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及《三國志?魏書?劉劭傳》可知，當時儒生王象、桓范、劉劭等皆參與了編纂《皇覽》。撰集類書最初是為了博覽檢閱的方便，后來卻成了屬文時獵取辭藻、綴輯典故的寶庫。“雖為博覽之資，實亦作文之助”）。據《隋書?經籍志》子部雜家類著錄，雜家書（含不錄撰者）共97部，其中南朝人所編撰的有《纂要》（顏延之撰）、《四部要略》（蕭子良等撰）、《袖中記》（沈約撰）、《珠叢》（沈約撰）、《采璧》（庾肩吾撰）、《錦帶》（蕭統撰）、《類苑》（劉峻撰）、《華林遍略》（徐僧權等撰）、《法寶聯璧》（蕭子顯等撰）、《長春義記》（蕭綱等撰）等50余部。這些類書撰集的經過多載于史書，因此可信度較高。如《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載，蕭子良“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又《梁書?文學下?劉峻傳》：“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此事亦見于《梁書?安成康王秀傳》：“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于世。”齊梁時期編纂類書的風氣之盛于此可見一端。數典隸事為南朝駢文的一大構成要件，它不僅反映出文士崇古尊經的心理，而且也推動了重形式的文學審美取向和重博學的社會文化風氣，在駢文追求形式美的過程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作者：趙紅 單位：煙臺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