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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學雜志》2014年第二期

一、金海觀對金湘的影響

1.金海觀對金湘音樂人生的影響金海觀雖然對金湘各方面要求都很嚴格，但又具有較為開明的思想。當他發現金湘有很好的音樂天分時，有意識讓他多接觸音樂，并在金湘八歲多時找了學校鋼琴老師教他鋼琴，為金湘的音樂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礎。1946年，11歲的金湘離開家，考入國立音樂院幼年班。幾年后，幼年班從入學時的500人淘汰到只剩50人。由于競爭激烈，幼年班的學習十分緊張，他主要學習的大提琴、鋼琴、試唱練耳等受到了近乎“嚴酷”的專業訓練。少年時的金湘，在學習上表現出堅韌的毅力，這與他父親的潛移默化有著莫大關系。1954年，19歲的金湘被保送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師生的評價是“有才華、有想象力、聽覺好、是班里的學習尖子”。③但好景不長，1956年國家提出“雙百方針”，提倡在文藝和科研中有獨立思考、批評、發表意見等方面的自由。次年，年輕、正直的金湘懷著滿腔熱情，向組織遞交了《向黨交心書》。在這份《交心書》中，有些敏感問題連他的政治老師周沉都無法回答，如我們國家是否存在個人崇拜，反右政策是否合理等。《交心書》的遞交，使金湘被學校定性為“以向黨交心為由，實際是向黨進攻”，再加上辦墻報時金湘翻譯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俄文資料，更成為他向同學介紹資產階級反動沒落文化的“罪證”。突如其來的“反右”運動，將金湘打入十八層地獄。他最后以“肄業”身份被“發配”新疆，開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艱苦歷程。在那場政治浩劫中，雖然金湘和父親都被打為“右派”，但歷史最終證明他們“赤膽為國，無私為民”的高尚品格。金湘在他父親影響下形成的堅韌不拔精神，不僅讓他度過“被劃清界限”的艱難歲月，頂住了“”的殘酷迫害，更為他以后音樂創作的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2.金海觀對金湘音樂創作思想的影響金湘音樂創作的核心觀點是：“作曲家應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應有為服務民眾而創作的思想。”④這種音樂創作觀正是其父辦學理念的翻版。金海觀本可以在大城市當大學教授，也可以去美國留學，但他偏偏追隨陶行知去辦鄉村教育，沒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沒有無私為民的奉獻精神，他是不會選擇如此艱辛的人生之路的。金湘的這一音樂創作思想，影響了他的許多言行。1995年，在紐約的一次討論會上，臺灣一位作曲家說“：作曲就是為了個人興趣，即所謂‘玩作曲’。其實就人類而言，少你一個不嫌少，多你一個不嫌多，何必那樣認真。”對此，金湘明確表示他的不同觀點，他說真正有價值的音樂應該是“表達人類的愿望，鞭撻社會的黑暗面，呼喚社會的進步。作曲家應力求自覺的具有這種使命感”，“我不能想象，如果一旦失去了這種使命感，我的藝術生命還會持久嗎？”⑤金湘有一個偉大理想，推動建設中國民族樂派。或許有人認為這是“民粹主義”，是一句“假大空”口號，但金湘確實通過自己的創作和社會活動，一步一個腳印地朝著這個目標努力。說到這里，不得不提及有關“建設中華樂派”的學術爭鳴。其實許多反對聲音均來自對活動宗旨的不理解，金湘并非抵御或排斥西方音樂文化，只是要擺正華樂在世界多元音樂文化中的正確位置，使華樂同歐美音樂一樣，構成豐富的多元音樂文化世界。

二、兩位音樂前輩———馬思聰與呂驥對金湘的影響

金湘是幸運的，他在音樂學習道路上能同時得到兩位音樂巨人———馬思聰與呂驥的指點，這為他以后成功實現音樂創作上的中西合璧，打下了堅實的技術與理論基礎。

1.馬思聰與呂驥對金湘學習與生活的影響金湘能與馬思聰和呂驥進行深層次交往，是一種機緣巧合。1950年1月，國立音樂院幼年班更名為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金湘在少年班的鋼琴老師剛好是馬思聰（時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夫人王慕理。由于經常去她家上課，所以金湘有較多機會接觸馬思聰。經過較長時間觀察，馬思聰發現金湘有較好的音樂天賦，不但愿意教金湘大提琴（當時馬思聰除了教小提琴外也教大提琴），還鼓勵他從事音樂創作，提醒他狠抓技術訓練，尤其是鋼琴。在馬思聰的鼓勵與指點下，金湘以更大熱情與動力學習西洋音樂的多門技能。在少年班時，對金湘有重要影響的另一位音樂家是呂驥（時任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他強調金湘要走向民間。1952年少年班畢業后，基于對呂驥的信任，金湘放棄立即考大學的機會，選擇去中央音樂學院研究部（即現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前身）的“民間音樂研究室”（簡稱“民研室”），從事整理民間音樂工作。民研室的副主任關立人（呂驥夫人）是金湘的直接領導，金湘因此有更多機會與呂驥交流，使金湘對發展民族音樂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民研室和他一起工作的還有張魯（民研室主任）、楊蔭瀏、黃翔鵬、簡其華、曉星等，和這些人共事，金湘受益匪淺。在民研室的兩年，他下鄉采風記錄下幾千首民歌，主要是山西河曲的山曲及晉中祁縣與太谷的祁太秧歌。呂驥不但直接影響金湘去民研室工作，還間接影響金湘去新疆后的采風生活。金湘被“發配”新疆后，雖然生活在一個連生存都得不到保證的環境，但民研室培養的采風習慣，常常驅使他想盡辦法收集民間音樂。或許“因禍得福”，新疆的二十年生活除磨礪意志外，新疆豐富的民族音樂也為他以后創作提供了豐富養分。⑥

2.馬思聰與呂驥對金湘中西融合之音樂創作思想的影響馬思聰與呂驥的親自指點，加上金湘善于思考的性格，形成了金湘中西融合的創作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兩方面內容：第一，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反對“民粹主義”。中國音樂在經過西樂東漸的四次大輸入后，我們的音樂理論，特別是音樂創作理論，已形成以西方理論體系為基礎的不平衡局面。在音樂專業特別是作曲專業中，崇拜西樂的現象較為普遍。哀莫大于心死，如果我們在心理上已被徹底征服，何談中國民族音樂發展？所以金湘多次提到反對歐洲中心主義。但是，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并不等于否定歐洲音樂優秀成果，他說：“以往將它視為‘一元’，當然不對，而全盤否定,也不對，它應該是人類文化的‘多元之一元’，也是中華文化多元結構中的一元（當然是經過了吸收和提煉），這才是正常的。”⑦他還說：“我們說‘華樂’之長，并非指‘西樂’盡短。”⑧金湘同樣也是反對“民粹主義”的。第二，挖掘與發展優秀傳統文化，運用于實際創作。反對歐洲中心主義，就需要發展我們自己的創作理論，用此創作一批有中國特色的優秀作品。金湘通過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在創作理論與思想上取得了驕人成績：1993年5月，他參加波士頓“第二屆國際中國音樂研討會”，發表了題為《空、虛、散、含、離———東方美學傳統在音樂創作中的體現與應用》論文，為中國美學傳統在音樂創作的實際運用開辟了新天地。其次，在民族音樂創作技法方面，他提出“音色分離、線感分層的配器手法；充分發揮民族打擊樂的豐富表現力；多用線性或線點結合的織體”⑨；采用“鳳點頭、龍擺尾、蛇脫殼、魚咬尾”⑩（前三個名詞,是金湘在古典樂曲研究基礎上自創而成）等民族樂思發展手法等觀點與理論。最后，在和聲上，他創造了純五度復合和聲體系。這些理論與思想都與實際創作緊密相連。

三、黃翔鵬夫婦對金湘音樂人生的影響

1.金湘與黃翔鵬夫婦的交往1959年，金湘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按“輩分”他應是黃翔鵬（1951年畢業）的小師弟。其實早在1950年5月慶祝中央音樂學院成立的聯歡大會上，金湘就已和黃翔鵬認識。金湘對黃翔鵬的進一步了解，是在1951年的中央音樂學院元旦團拜會，以金湘所在少年班為主體的學院管弦樂團演奏了黃翔鵬的作品———《1951年序曲》。金湘非常嘆服黃翔鵬的作曲才華，以致到90年代還念念不忘找黃翔鵬要這首作品的總譜。再后來，金湘去了民間音樂研究室，黃翔鵬正好也在那里工作，也許是他們之間年齡差距較小，金湘十分喜歡與黃翔鵬交流。輯輥訛金湘上本科時，剛好他的政治老師是黃翔鵬的夫人周沉。金湘是一位“從小就很嚴肅的思考”輰訛輥的學生，非常喜歡周沉教的哲學課，這樣，金湘與他們夫婦之間的交往更緊密了。金湘被打為“右派”后，他們之間的聯系中斷二十年，直到金湘平反后回北京，才恢復以前交往。在金湘平反后的事業發展期，黃翔鵬給予金湘較大幫助，并在金湘人生中留下了珍貴的兩筆：一是金湘出版《作曲家的困惑》時，黃翔鵬除為之寫序，提出很多中肯建議；二是1996年末，他籌辦第一次個人民族交響作品音樂會時，雖然黃翔鵬的生命已快到盡頭，在他連握筆都很困難的情況下，用顫抖的手為金湘寫下250字賀詞。輱訛輥金湘心里十分清楚這篇賀詞的分量，這不是應付一般人情關系的文字，而是黃翔鵬用生命給予他的鼓勵與期望。

2.黃翔鵬對金湘音樂創作、音樂理論與思想的影響黃翔鵬在金湘心中具有崇高地位。《九死不悔———懷念摯友翔鵬師兄》一文中金湘寫道：“讀著它（250字的賀詞），我知道它的分量，這既是鼓勵，也是鞭策，我只能用畢生精力去實踐。”輲訛輥黃翔鵬曾說“：中國的許多音樂家，是捧著金碗要飯吃。”這句話，既是對“崇外貶內”現象的嘲諷，也反映出對現實的無奈與憂慮。金湘要做的，就是繼承黃翔鵬遺志，把傳統音樂這只金碗“擦光”“、擦亮”。如果說由于呂驥的影響，使金湘認識到發展民族音樂是歷史使命，那黃翔鵬的影響便是使這種認識深入血液。金湘在民族音樂創作方面的成績，除早期歌劇《原野》、民族交響組歌《詩經五首》、民族交響音畫《塔克拉瑪干掠影》等在國內外引起較大反響的作品外，最近二十年的優秀作品還有：歌劇《楚霸王》、《楊貴妃》、《八女投江》、《熱瓦普戀歌》，交響合唱《金陵祭》，琵琶與交響樂隊《琴瑟破》，弦樂與豎琴《湘湖情》，交響曲《天》、《原野組曲》以及《金湘藝術歌曲集》、《金湘合唱歌曲選集》等。這些作品在吸收歐美音樂優秀成果基礎上，著重挖掘與弘揚中華音樂文化傳統。金湘在音樂理論方面也成績斐然。他對音樂創作理論及樂壇敏感問題的思考，主要收錄在《困惑與求索》和《探索無垠》（即將出版）兩本著作中。在這兩本書中，他就傳統音樂理論的研究與運用及其創作觀、美學觀等進行深入論述。2006年圣誕節，金湘為自己寫了一首勵志詩：雖已老驥，仍未伏櫪；“雙棲”前，壯心不已。可以看出，他希望自己成為“雙棲”（作曲與音樂學）音樂家，并且還有一個更大理想：在音樂學院招作曲與音樂學“雙料博士”。他在長期音樂創作實踐中深刻認識到：一位作曲家，如果沒有較強的理論思維，沒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很難成為杰出作曲家。

3.周沉對金湘音樂創作思想的影響金湘曾說過：“一位優秀的作曲家，必須是一位思想家。”輳輥訛而成為一位思想家的關鍵因素，就是擁有正確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對于金湘來說，周沉就是影響這個關鍵因素的“最關鍵人物”。金湘是音樂學院為數不多對哲學感興趣的學生，周沉經常有意識地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訓練他思維和思考，這直接影響了金湘音樂創作思想的形成。以下有關金湘音樂創作思想與觀點的例證，能清晰地看到這種影響的存在。金湘在談及民族性與個性的關系時說：“民族性寓于個性之中，個性體現民族性。”輴訛輥這一觀點是金湘在20世紀80年代針對當時作曲界的一種不理性認識———“孤立的”甚至是“對立的”來看待民族性與個性關系———的背景下提出的。他運用“對立統一”的辯證觀來處理二者關系，獲得許多音樂界人士的肯定。在談及傳統的繼承與創新關系時，他說“：不可能有任何脫離傳統的創新，同樣創新與超前也只有汲取傳統的精髓才有真正的價值。”并用“讓觀眾跳一下才能摘到桃子”輵輥訛形象比喻把握繼承與創新之間的“度”。在談技法與藝術關系時，他說：“音樂中沒有不好的技法，只有未能被用好的技法；音樂中沒有不受制約的藝術，只有未能藝術的去制約藝術。”

在談及理性作曲與感性作曲的關系時，他說：“不能絕對化的以為理性作曲就是代表高級而給予重視，感性作曲就是代表低級而予以輕視，其實兩者都是作曲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它們應該是互為豐富，互為補充的關系。”輷訛輥可以看出，金湘的許多音樂創作思想，都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周沉對金湘音樂創作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金湘，一位沖刺在民族音樂創作戰線的“急先鋒”，一位在國內外享有較高聲譽的作曲家，其成就雖已受到音樂界較大關注，但多著重于作品與作曲技術，對于其作品體現的創作思想與理念，卻沒有引起我們足夠認識；至于他創作思想與創作理念的形成原因，就更少有人研究。其實此類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對準確了解金湘的作品、創作思想，甚至對推動民族音樂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溫輝明單位：河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