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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經評論雜志》2016年第4期

摘要：

世界競爭格局正步入一種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對弈，其間的結構變遷效應需給予特別的關注與重視。運用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工具，對IMD國際競爭力數據庫中342個指標進行系統分析，得出中國和美國近20年來國際競爭力的結構性變化情況。結果顯示:1995年以來，中國國際競爭優勢凈增加，競爭劣勢凈減少，而美國則恰恰相反。中美國際競爭優劣勢對比變化主要源于全球化競爭、模仿趨同、發展轉型、科技革命、危機沖擊等五種效應。在這五大效應的持續作用下，以中美競爭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競爭將推動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循環、國家經濟模式變革等方面的二元化。

關鍵詞：

中國;美國;國際競爭力;全球二元化;結構變遷

一、引言

自1995年以來，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的最大變化之一就是新興經濟體的崛起。1995年金磚五國GDP總和不到美國的1/3，到2015年已經接近美國水平。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競爭格局逐步進入到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經濟體和以金磚五國為主導的新興經濟體的對弈。這種變化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2001年，美國高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首次在研究中使用“金磚四國(BRICs)”指代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個新興經濟體大國。200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引入新興經濟體概念。在國內，博鰲亞洲論壇從2010年起每年《新興經濟群體發展年度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從2011年起每年《新興經濟體藍皮書•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國家統計局從2011年起金磚國家聯合統計手冊。從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比較視角探討這種格局的演變已成為一個重要研究方面。近期典型研究有:股市波動比較(Khandaker和Islam，2015)［1］、經濟增長方式比較(汪濤和趙彥云，2015)［2］、人力資本在服務業協同作用比較(張如鵬，2015)［3］、外資流動對經濟增長影響比較(Sawalha等，2016)［4］、經濟全球化對收入不平等影響比較(Baek和Shi，2016)［5］。從某種意義上講，世界格局的這種變化主要源于這兩大經濟體國際競爭力的變遷，尤其是中美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比較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內容。20世紀90年代以來，WEF(世界經濟論壇)和IMD(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致力于研究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韓國產業政策研究院(IPS)與其它機構合作從2001年起每年發表《IPS國家競爭力研究報告》;李永剛(2012)［6］通過構建指標體系，研究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綜合競爭力。中美在兩大經濟體的對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IMD《世界競爭力年鑒》數據，1995年在46個國家中美國國際競爭力排名第1位，中國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個國家中美國仍然排名第1位，中國排名第22位。這20年間美國排名一直沒有大的變化，除2010年排名第3位、2012年第2位之外，其余年份排名均是第1位;但中國排名卻上升了12位(見圖1)。美國雖然仍舊排名第一，但其競爭力的優劣勢結構發生了變化。對比分析中美國際競爭力變化特征、變化趨勢、變化原因和對世界格局的影響，對于認識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變化具有重要的價值。目前研究中，汪濤和趙彥云(2015)［7］運用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方法，發現1995年以來中美國際競爭力變化主要來自硬競爭力的變化。而當前世界經濟進入漫長的恢復增長階段，軟競爭力將成為雙方角逐重點。本文試圖厘清20多年來中美國際競爭力結構變化特征和趨勢，并重點分析變化的產生原因以及這種變化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二、數據和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IMD《世界競爭力年鑒》和世界競爭力數據庫，借助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工具，對中美1995－2015年國際競爭優劣勢變遷進行對比分析。

(一)數據說明

IMD與WEF在上世紀80年代合作《世界競爭力報告》。由于在國際競爭力理論和方法上有較大分歧，從1996年始，兩家機構每年獨立國際競爭力報告，即IMD的《世界競爭力年鑒》和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8］。IMD(2015)［9］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為企業和個人提供一個創造可持續價值環境的能力，主要體現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由經濟運行、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基礎設施四大要素組成，每個要素分別包含5個子要素:(1)經濟運行方面，包括國內經濟實力、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和價格子要素;(2)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公共財政、財政政策、制度框架、企業法規和社會框架子要素;(3)企業效率方面，包括生產效率、勞動市場、金融、管理實踐和價值系統子要素;(4)基礎設施方面，包括基本基礎設施、技術基礎設施、科學基礎設施、健康與環境基礎設施、教育子要素。各子要素由系列代表性指標體現，代表性指標組成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以2015年《世界競爭力年鑒》為例，20個子要素共包含342個指標，其中硬指標①138個，軟指標118個，另有背景指標86個，硬指標采用上一年的數據，軟指標采用當年的調查數據。經過1995年以來的積累，這些代表性指標的數據集成形成了國際競爭力數據庫。為了便于分析，將基礎設施中有關科技創新的部分單獨形成科學技術方面，其余歸為基礎設施方面，即把競爭要素分為五大類。

(二)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

工具經濟體競爭力結構的動態變化可以從原有競爭優勢、新競爭優勢、原有競爭劣勢、新競爭劣勢等四個方面描述:原有優勢的變化，包括保持、增強、減弱、消失等情形;新優勢的出現;原有劣勢的變化，包括保持、增強、減弱、消失，乃至向優勢轉化等情形;新劣勢的出現。

1．競爭優勢(劣勢)的確定依據

依據IMD和WEF在判斷競爭優劣勢上的有關理論，將指標排序中前后兩個四分位點作為競爭優勢、劣勢的臨界點。如果一個國家在某項指標的位次，按照大小排序，處在前四分位點上或者之前，則為競爭優勢;處在后四分位點或者之后，則為競爭劣勢。如在61個經濟體組成的總體中，排名前15位是競爭優勢，排名45位之后是競爭劣勢。由于不同年份評價的經濟體總數不同，為了便于比較，先將其排序位置值除以當年經濟體的總數，將其轉化為對應在［0，1］上的位置值。如果它的位置值小于等于0.25，則為競爭優勢，大于等于0.75則為競爭劣勢。硬指標中缺失的數據用最近一年數據代替。

2．競爭優勢(劣勢)變化的判斷

依據判斷經濟體競爭優劣勢變化主要基于對硬指標和軟指標的分析，兩大指標體系分別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對于硬指標，主要通過對比1995年和2014年的位置值(即期初和期末位置值)變化，衡量其競爭優勢(劣勢)變化。同時考慮期中(1996－2013年)變化。對于軟指標，由于指標本身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分別用期初、期末的前后三年位置值的平均值作為對比的主要依據，同樣也會結合期中變化情況。原有優(劣)勢是增強，還是減弱，用期初與期末位置值的差大于3%或者小于－3%作為判斷尺度。前提條件是原有優(劣)勢沒有消失，即期末位置值仍處于前(后)四分位點內。3．競爭優劣勢變化的“有利”和“不利”定義競爭優劣勢的變化，從方向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提升競爭力，包括新增優勢、原有優勢增強、原有劣勢減弱和消失，即“有利”;一類是降低競爭力，包括新增劣勢，原有優勢減弱和消失，原有劣勢增強，即“不利”。

三、1995－2015年中美國際競爭優劣勢變化對比分析

利用上述競爭力結構動態分析方法，通過對IMD競爭力數據庫中342個指標逐一進行分析，得到中美1995－2015年競爭優劣勢的變化情況，見表1和表2。

(一)競爭優劣勢數量變化的對比分析

從優勢變化來看，中國競爭優勢凈增加，美國凈減少。1995年中國原有優勢指標68個，二十年來新增優勢21項，消失18項;美國原有優勢指標146個，新增優勢14項，消失27項。中國原有優勢增強的有22項，減弱的9項;美國增強的只有11項，減弱的29項。中國原有優勢增強項數大于減弱項數，美國卻恰恰相反是減弱項數大于增強項數。從劣勢變化來看，中國競爭劣勢凈減少，美國凈增加。1995年，中國劣勢指標114個，二十年來新增劣勢25項，消失46項;美國原有劣勢指標40個，新增劣勢7項，消失5項。中國原有劣勢增強17項，減弱的33項;美國原有劣勢增強6項，減弱9項。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原有劣勢減弱項數都大于增強項數，但中國減弱力度明顯大于美國。整體上看，從1995年到2015年，中國有利變化指標122個，不利變化指標69個;美國有利變化指標39個，不利變化指標69個，中國有利變化指標數量明顯大于不利變化，美國不利變化指標數量明顯高于有利變化，這從一個側面證實了近20多年來中國國際競爭力顯著上升，美國隱性下降。

(二)競爭優劣勢要素結構變化的對比分析

從優勢變化結構來看，中國新增優勢、原有優勢增強主要集中在經濟運行，共計24項，超過了這兩項合計的一半;與之相反，美國原有優勢減弱和消失兩項之和在經濟運行方面最大，共計17項。中國原有優勢減弱和消失兩項主要集中在政府效率和企業效率，合計為19項，超過了這兩項合計的2/3。從劣勢變化結構來看，中國新增劣勢、原有劣勢增強主要體現在政府效率，共計18項，其次是經濟運行11項;美國新增劣勢、原有劣勢增強也主要集中在經濟運行和政府效率。中國原有劣勢減弱和消失主要體現在基礎設施，為29項，接近合計的一半，其次是企業效率24項。美國原有劣勢的減弱和消失也同樣集中在基礎設施和企業效率，但整體數量不多。從結構的整體變化來看，在有利變化結構中，中國有利變化指標首先集中在經濟運行，其次是在企業效率和基礎設施;美國集中在企業效率，其次是在基礎設施。中國政府效率有利變化指標最少，美國是科學技術。在不利變化指標結構中，中國首先體現在政府效率，其次是企業效率和經濟運行;而美國首先體現在經濟運行，其次是政府效率和企業效率。從結構的凈變化來看，中國的基礎設施、經濟運行、企業效率和科學技術都是有利變化指標大于不利變化指標，尤其是基礎設施最為顯著，凈變化指標為21項，只有政府效率是不利變化指標多于有利變化指標;美國與中國相反，除了基礎設施之外，其它四個方面都是不利變化指標個數大于有利變化指標，尤其是經濟運行，凈變化指標為－18項。

四、中美競爭優劣勢結構變化的因素分析

20年來，引致中美競爭優劣勢結構變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1．全球化競爭效應

不斷加劇的全球化競爭，使得中美在一些競爭要素項目上對抗加劇，導致各自一些競爭優勢逐漸喪失，而一些劣勢更加突出。邁克爾•波特(2009)［10］在《競爭論》中指出:隨著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人類逐漸進入競爭加劇時代，競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競爭不僅已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所有領域都呈現出越來越激烈的趨勢。競爭對于國際競爭力指標的影響強度和方向不盡相同。按照受競爭影響程度和方向的不同，通常可以把指標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對抗型，主要集中在經濟運行、政府效率、企業效率三大競爭要素;第二類是互利型，大量集中在基礎設施類;第三類兼有對抗和互利，主要體現在科學技術;第四類是無關型，分散在四大競爭要素之中。對于對抗型指標，競爭容易出現此消彼長。而對于其它三種類型指標，競爭會促使所有經濟體都在追求不斷進步，但如果進步幅度小于其它國家，其結果是相對退步，原有優勢會減弱，甚至會消失;原本非劣勢，則有可能變成劣勢。如美國在基礎設施的三個優勢指標(航空能力、每千人寬帶用戶、25－34歲已獲得高等學歷的比例)2015年數值比以前都有明顯提升，但與有些國家相比進步相對較慢，因此從優勢地位中消失。在經濟運行中，中國在生產、出口、吸引外資等對抗型指標上形成新增優勢和原有優勢增強，與美國在這些指標上優勢減弱或者消失形成鮮明對比。這些都與全球化下競爭不斷加劇有密切關系。

2．模仿趨同效應

在競爭過程中，中美雙方通過借鑒和模仿對手，實現競爭優劣勢轉換，雙方在競爭優劣勢結構上相似部分越來越多，甚至呈現出趨同趨勢。趨同理論認為，社會發展趨勢是落后經濟體與先進經濟體都朝“某種最優狀態”發展，共同的相近的結構成分日益增多和強化，通過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使兩者之間的差別逐漸縮小，各自弱點不斷克服，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終發展為本質上同一類型的社會。后發優勢理論也持有類似觀點。具體到國家競爭，阿爾文•托夫勒(1980)［11］認為在第三次浪潮沖擊下“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有全球意識，都有趨同傾向。伴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入，各種競爭要素流動和擴散加快，使得借鑒和模仿變得更加容易，擁有競爭優勢的經濟體獨占優勢難度加大，就會出現某一指標上一國的優勢減弱或者消失，另一國的劣勢也在減弱或者消失。比如在企業效率中，原來美國在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等方面指標上，如金融技術人才易得性、人才外流、人均銀行卡擁有量、股票市場提供充裕資金等具有明顯優勢，與之相反中國處于明顯劣勢，但在這20年中，中國通過學習和借鑒，原本劣勢明顯減弱，甚至成為優勢項目，而美國這方面不少優勢項目相應減弱，甚至消失。同樣，美國也在向中國等其它國家學習，以減弱或消除其競爭劣勢。比如，美國長期以來在數學教育上處于劣勢，這引起了美國教育界反思。2006年美國權威的教育思想庫亞洲協會《全球化時代的數學和科學教育———美國能向中國學習什么》報告，并專門組織美國教育代表團到中國取經。美國在PISA教育評估中數學劣勢上的消失以及在2015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數學世界杯奪冠絕非偶然，是其學習和借鑒中國等國家經驗的結果。

3．發展轉型效應

中美盡管發展模式不同，但都處在發展轉型時期，轉型會促進優劣勢結構調整，某些原有優勢逐步弱化消失，新的優勢逐漸建立，原有劣勢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目前兩個國家轉型進展較慢，某些原有劣勢被強化，甚至會產生新的劣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1995年以來，中國處在從低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邁進，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階段。發展轉型不可避免地使得原來的優勢項目如勞動力成本優勢、稅負優勢逐漸減弱，甚至消失，而有關政府運作效率的一些劣勢項目變得更為突出。伴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對生態環境重視不夠，環境方面的優勢減弱，劣勢出現，如污染問題。上世紀80年代美國實現創新驅動，1995年以后，美國逐步從創新驅動向可持續驅動轉型，這對推進綠色化發展，構建與之相適應的競爭力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為了適應這種轉型的需要，美國經過努力，原來在能源消費、生態環境保護和開發方面的某些劣勢正在減弱。但是，美國在有些方面變革步伐較慢，沒有跟上這種轉型的需要，比如在資源產出強度、資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目前還沒有形成競爭優勢。而更大問題是在政府治理體系重塑方面進展遲緩，導致一些原有優勢消失，如競爭立法、商業自由度、匯率穩定性等指標。

4．科技革命效應

科技革命首先給美國帶來了競爭紅利，進一步強化其科技優勢，同時由于科技革命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其影響會擴散給中國這樣的發展后來者，形成后來者的競爭優勢，同時削弱領先者的比較優勢。從三次工業革命的實踐來看，科技革命對兩類經濟體的作用時間、路徑有所不同?？萍几锩a生于發達經濟體，首先使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競爭優勢或者強化其原有優勢，接著促進其在產業、商業模式、企業生產經營等方面競爭優勢提升，然后影響范圍逐漸擴展到經濟社會方方面面，最終使其競爭力結構出現質的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交叉融合所引發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使得美國通過實施諸如《美國創新戰略:努力實現可持續增長和高質量就業》(2009)、《美國創新戰略:保障經濟增長和繁榮》(2011)、《美國國家創新新戰略》(2015)等科技戰略首先從中獲益，不僅使其在科研領域的某些競爭優勢(如科研支出、專利申請擁有和實施等方面)得以鞏固，在科研立法、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優勢得到加強，還使其在技術開發和應用的法律支持、電子商務、社會信息連通性等方面形成了新的優勢。同時隨著溢出效應不斷顯現，中國通過大幅增加科技投入，持續實施973計劃、知識創新工程、《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科技計劃，新增高技術出口占比、企業研發支出等優勢，強化了一些原有優勢(高技術出口等)，消除了一些原有劣勢(人均研發支出等)，縮小了與美國的科技差距。

5．危機沖擊效應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不僅大大沖擊了中美原有競爭優劣勢結構，同時也下了一味清醒劑，警醒兩國自身存在的競爭劣勢，倒逼兩國化解競爭劣勢，優化競爭力結構。阿諾德•湯因比(1966)［12］在《歷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戰－應戰”模式:即任何發展都是通過人們對外部環境(人為環境、自然環境)的挑戰所作的必要回應。面對危機，從競爭力視角來看，經濟體首先對觸發危機幾個少數關鍵要素(競爭劣勢)進行應戰，接著對關聯劣勢項目進行改造，對關聯優勢項目進行培育和強化。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金融領域監管不力、創新過度等隱藏問題浮出水面，使得原有優勢減弱(如風險資本、股票市場籌資額占比等)、消失(如銀行和金融服務、股票市場提供充裕資金等)，甚至成為劣勢(如金融和銀行制度)，并逐步波及經濟社會其他方面，如政府負債占比的劣勢擴大，公共財政管理有效性成為新劣勢，失業率近乎劣勢。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積極應對，加緊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先后公布《現代金融監管構架改革藍圖》、《金融監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等改革方案，采取一系列舉措使金融體系逐步恢復活力。到2015年，作為競爭劣勢的金融體系風險因素消失，股票市場籌資額占比不僅重新成為競爭優勢，而且還有所增強，風險資本又重回排名第1的位置，作為競爭優勢的公司債對公司競爭影響的排名比危機前還有所提高，會計和審計成為新的競爭優勢。為應對此次危機，中國政府啟動了四萬億計劃，盡管帶來了地方債務、產能過剩等不利影響，但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生態環境等方面的投資，推動了基礎設施等競爭劣勢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種效應對中美國際競爭優劣勢變遷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交融、相互疊加的，很難一一分開，比如學習模仿趨同與科技革命溢出擴散。同時，由于兩國國情不同，所處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不同，每種效應對中美的作用大小也相異。對中國，發展轉型、結構趨同效應更大;對美國，全球化競爭、科技革命、危機沖擊效應更大。

五、中美競爭優劣勢結構變化對全球的影響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作為經濟實力最強的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中美競爭力優劣勢數量和結構都發生了明顯變化?？梢灶A見，未來在五大效應的持續作用下，以中美競爭為代表，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通過對抗、合作等多種方式開展的競爭將對今后全球發展和世界競爭格局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突出體現為推動未來全球向二元化格局方向發展。所謂全球二元化，是指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原來由傳統發達經濟體獨霸世界的一元格局將被打破，全球發展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諸多方面都將由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共同主導，雙方會形成一個獨立且相互關聯的發展體系。由于兩類經濟體競爭力的客觀差異，全球二元化格局完全呈現尚需一個較長過程，但目前“二元化”趨勢已在以下三個方面顯現。

一是全球治理二元化?，F行全球治理體系由發達經濟體主導。近年來，隨著多哈談判陷入僵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多邊開發組織變革難以滿足世界轉型發展的需要，該體系問題日益突出。盡管面臨經濟，尤其是貿易、投資、服務業等方面競爭優勢下降的壓力，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為了繼續獨占世界治理主導權，在治理方面不斷推出新的改革舉措，比如加快建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議(TPP)、歐美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多邊服務業協議(PSA)三項自由貿易協議等，并把中國等主要新興經濟體排斥在外。伴隨經濟優勢增強，以及著眼于為經濟持續增長贏得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必將對現行全球治理體系提出變革要求。一方面，希望能夠參與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對原有世界治理體系的修改，另一方面，現實倒逼中國與其它新興經濟體加快構建新的公正開放的世界治理框架，比如推動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雙方治理訴求的激烈碰撞將導致未來全球治理體系出現二元化:以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強權治理和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公正治理并存和相互作用(鮑盛剛，2013)［13］。

二是全球經濟循環二元化。依附理論認為，長期以來全球經濟循環體系是一個單一的“中心－外圍”循環模式:以美國為中心，尤其是以其金融體系為中樞，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主要負責提供資金、高技術及設備，中東、蘇聯等主要負責提供石油等能源資源，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主要負責制造或提供服務，全球產品主要由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消費，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貿易逆差則通過發行國債由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購買得到彌補，資金又回流到美國，通過其金融體系進入到下一次循環。這種循環是不平等的，是發達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掠奪。但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高新技術及產業化的競爭優勢培育(增強)、競爭劣勢弱化(消失)，原來由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獨占產業鏈高端的格局逐步被打破。楊盼盼和徐奇淵(2014)［14］認為中國能夠在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的增長趨勢脫鉤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雖然目前中國金融體系競爭力還不強、優勢項目還不多(只有5項:銀行部門資產占GDP比重、人均銀行卡擁有量、股票市場籌資額、國內上市公司數量、企業并購規模，而且都屬于新增優勢)，但隨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速金融體系國際化，其金融體系競爭力將逐步增強，足以與發達經濟體金融體系相抗衡，屆時全球經濟循環將向二元化發展:一個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掠奪式經濟循環，一個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平等經濟循環，兩個循環之間有交叉重疊。姜洪(2013)［15］、王躍生和馬相東(2014)［16］都提出了類似的全球經濟雙循環觀點。之所以用二元化，而不是雙循環，是因為雙循環不足于表現它們之間在出發點和機制上的差異。

三是國家經濟模式變革二元化。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英美等資本主義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引領人類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即便是在上世紀20、30年代出現了經濟大蕭條，但在凱恩斯革命引導下，歐美資本主義仍然實現了向現代市場經濟模式的轉變，并在與前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較量中勝出，才有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也有了后來“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爭論。經濟模式的核心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里存在政府效率與市場效率的兩難問題。林毅夫(2010)［17］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認為，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共同發揮作用，才能構建起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機制。前面分析表明，中美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結果并不理想，在政府效率與企業效率的競爭優劣勢凈變化中，美國分別是－9、－3(見表2)，中國是－18、15(見表1)，美國在政府效率上優勢消失了10個，在企業效率上優勢消失或者減弱了14個;中國在政府效率上劣勢新增了12個。當然也有好的一面，中國企業效率劣勢減弱或者消失了24個，美國企業效率新增劣勢、原有劣勢增強均為0。從理性角度，結合中美競爭優劣勢變化實際，未來中美在經濟模式變革上將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國將強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重點培育和強化企業效率優勢，削弱和消除政府效率劣勢;美國將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重點培育和增強政府效率優勢，防止企業效率出現新劣勢，削弱和消除現有劣勢。同時，中美在經濟模式上的變革必然會被其它同類國家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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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濤 趙彥云 單位:武漢市社會科學院 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