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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與經濟雜志》2015年第四期

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再次提醒人們，金融風險的防范不容忽視。盡管金融監管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但它畢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最后一道屏障，通過有效的金融監管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維護金融市場穩定進而促進經濟社會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

一、金融監管存在決策有限理性問題

美國于2010年7月通過了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法案，歐盟于2010年9月通過了泛歐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國際金融監管協調機構金融穩定理事會也對國際金融監管制度進行了改革。這些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各方都更加重視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范，從以往的以資本為核心的微觀審慎監管上升到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為核心的宏觀審慎監管，從順周期的微觀監管上升到逆周期的宏觀監管。但是無論是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還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都需要對宏觀經濟波動加以識別和判斷，這種識別和判斷本質上同微觀主體對市場的識別和判斷是一樣的，都是金融系統的組成部分，一旦出現識別和判斷的錯誤就會造成系統性風險。金融監管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20世紀30年代以前，市場經濟處于高速發展的鼎盛時期，金融監管處于自發性的初級階段。由于金融監管弱化，終于發生了歷史上影響最大的“經濟大蕭條”。(2)20世紀30～70年代，金融監管全面而嚴格。由于金融監管過嚴，最終發生了“經濟滯脹”。(3)20世紀70～80年代末，金融監管放松，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因金融監管弱化，隨之發生了一系列國際金融危機。(4)20世紀90年代至今，金融監管趨于在安全與效率之間尋求融合與均衡，但是還是沒有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機。金融監管在強化和弱化之間的選擇，實際上是針對宏觀經濟的變化所進行的相機抉擇。但是我們看到，長期以來金融監管并沒有如人所愿地適應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反而因為金融危機的反復發生而備受詬病。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個或幾個金融機構發生巨額損失或倒閉導致整個金融體系面臨崩潰的風險，以及對實體經濟產生惡性影響的可能性。它是金融系統內累積的風險，具有傳染性、蔓延性、負外部性以及對整個實體經濟的巨大溢出效應。現代金融系統已經形成了一個復雜系統，金融機構之間頻繁的日常交易使金融網絡越來越復雜，所有機構通過這個網絡將信息迅速傳播給與其有業務聯系的機構，信息的大量交換使得金融市場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任何曾經制定的監管規則都不能適應金融領域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多變性，相反還可能形成對金融系統的干擾，引發“蝴蝶效應”。因此，金融監管的原則不能僅僅著眼于宏微觀經濟的波動，在實際操作中，應該充分考慮金融監管的決策理性。

20世紀50年代，馮•諾依曼和奧斯卡•摩根斯坦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論，用來解釋和預測人們在不確定條件下是如何決策的。阿萊悖論、埃爾斯伯格悖論的出現使人們意識到現實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在做決策時會受到自身背景和經驗的影響，只考慮某些次要的、枝節的問題，而忽視另外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問題，并且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的感性偏見又會使其對問題本質的理解發生偏差。因此，在實際情境中，決策者的偏好是復雜多變的，這就需要人們對傳統經濟理論中的理性假設做出修正。20世紀60年代以后，認知科學在描述和解釋人類決策行為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近年來，雙系統決策理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二、雙系統決策模型

雙系統的概念在神經科學、醫學和心理學等不同領域都有各自的名稱，比如評估系統和運動系統、自動過程和受控過程、反射系統和反思系統、系統l和系統2(Camerer，2003)。本文采用系統1和系統2來描述雙系統決策理論中的兩個子系統。雙系統決策理論的核心是，人們的決策分析過程是大腦中兩套不同的決策系統相互影響的過程。系統1可以簡要地概括為直覺，其信息加工方式為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資源，模塊化封閉運行，決策時大腦處在自主控制狀態，反應自動化，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影響，無自我意識或只能意識到其加工結果而意識不到加工過程;系統2可以簡要地慨括為慎思，其信息加工方式為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較多的心理資源，非模塊化，在做決策時需要集中注意力，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干擾，主要基于規則進行，有自我意識，加工過程和結果都可以被意識到。丹尼爾•卡尼曼(Kahneman，2003)指出，人們做出決策時容易失去耐心而喪失理性，一部分原因是人們不能快速而精確地計算出做一件事情的成本和收益，另一部分原因則是人們經常遺漏決策的相關信息。如何在有限的資訊、知識、能力和方案下做出最優的決策是決策學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中決策者們研究的重點和追求的目標。當面臨時間壓力的時候，大量信息需要被篩選，這時人們會啟動系統1，即憑直覺做決定。系統1做出的決策由于缺乏思考，犯錯的可能性很大。Sunstein和Thaler(2008)曾認為對決策人可能出現的偏見進行提醒，或者不斷提醒決策人盡量考慮周全可能會提高系統1決策的質量。但是事實證明，當決策人面臨時間壓力的時候，通常不會接受旁觀者的勸告。一部分原因是人們不愿在他人面前表現出考慮不周，而另一部分原因是人們會無意識地忽視這些勸告。實驗證明，決策人在面臨時間壓力的時候，其決策行為通常不會被簡單的提醒和勸告所改變(Nosek和Greenwald，2007)。［7］與系統1憑直覺決策的行為相比，系統2經過分析思考的決策行為大大降低了犯錯的可能性，但是，用時長是系統2決策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一個稍長的時間范圍內，啟動系統2決策的決策者會接受旁觀者的意見，會考慮不同的決策可能產生的不同后果(Gigerenzer和Hoffrage，1991)。從系統1的決策轉變為系統2的決策之后，決策者的行為也會發生變化，他們會采納外部意見﹑及時提供信息反饋﹑刻意訓練思維等(Milkman，Chugh和Bazerman，2009)，但是，所有這些行為轉換的前提是更長的思考時間。因此，時間是區別系統1和系統2的一個重要參數。通常情況下，系統1與系統2會同時對決策過程起作用，當兩個系統作用方向相同時，其決策結果既合乎理性又遵從直覺;反之，當兩個系統的作用方向不同時，它們之間是競爭關系，占優勢的一方會控制行為結果(孫彥等，2007)。簡而言之，思維活動的時間一旦拉長，人們的決策就會從系統1轉變為系統2。筆者結合神經經濟學、認知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對決策過程的描述，對雙系統決策模型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如圖1。

三、金融監管決策時間的雙重效應分析

(一)金融市場參與者和監管者決策分析金融機構之間頻繁的日常交易使得金融網絡越來越復雜，也使金融市場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這種快速的變化使金融市場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由于金融市場的變化速度極快，大量的信息需要被篩選，不論是市場參與者還是監管者，在時間壓迫的情境下會更多地憑直覺也就是系統1做出決策。此時，決策者對金融市場變化的反應大部分是自動化的，對各種金融信息的加工過程為速度較快的并行加工，模塊化封閉式運行;做決策時大腦處在自主控制狀態，自動地受大腦中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金融市場規則所影響，并且很少能自我意識或只能意識到其決策的結果而意識不到決策的過程。由于缺乏長時間的思考，這些快速、自動化和憑直覺做出的決策，犯錯的可能性很大。另外，當系統1參與決策時，盡管金融監管者可能對市場參與者可能出現的決策錯誤進行了提醒和勸告，建議者可能對監管者可能出現的監管決策錯誤進行了提醒和勸告，但是在面臨時間壓力的情勢下，這些提醒和勸告很難改變他們的決策行為。如果將市場參與者和監管者的決策時間盡可能地延長，那么市場參與者和監管者就會更多地利用系統2做決策。此時，市場參與者和監管者對金融市場變化的反應是非自動化的慎思，對各種金融信息的加工過程是速度較慢的串行加工，非模塊化開放式運行;做決策時大腦受自我控制，注意力集中，不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金融市場規則的干擾，有比較強的自我意識，不僅能意識到決策的結果，還能意識到決策的過程。由于擁有充分的時間思考，這些緩慢地、能自我意識和自我控制而做出的決策，犯錯的可能性顯著降低。另外，當系統2參與決策時，市場參與者可能更容易接受金融監管者的意見，監管決策者可能更容易接受建議者的意見，能及時提供信息反饋，考慮不同的決策可能產生的不同后果，以及改變僵化的思維方式等等。

(二)金融監管決策時間的雙重效應分析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效率來自于自由競爭，是自由競爭創造出的更多的可能性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工業革命的產生，從而促進了經濟效率。但是，自由競爭創造出的可能性在擴大了生產可能性邊界的同時也創造出了更多的市場風險，自由競爭是市場風險的催化劑。用雙系統決策模型可以解釋這一觀點。金融市場自由競爭程度加大使金融市場變化速度加快，市場參與者在時間壓迫的情境下會更多地憑直覺也就是系統1做出決策。根據上述金融市場參與者決策分析可知，系統1這種決策機制最終導致自由競爭的游戲規則不具有自我約束功能，金融市場只能在市場參與者很少有自我意識的決策過程中自發地進行調整，最終金融市場以金融危機的方式讓市場參與者意識和察覺到自己決策的錯誤。反之，如果自由競爭程度減小，那么金融市場的變化速度也會減慢，這就給市場參與者充分的時間進行思考，市場參與者就會更多地啟動系統2，其結果是市場參與者能更理性地應對不確定性的金融市場。因此，自由競爭程度是市場參與者選擇不同決策系統的重要條件，而市場參與者選擇不同的決策系統又是影響金融風險的重要因素。根據上面金融監管者決策分析的結果，如果在金融監管中增加金融監管者決策的時間，那么就會產生金融監管的雙重正效應，不僅能使金融監管者更多地啟動系統2進行更理性的決策，還能夠減緩金融市場自由競爭的程度，使市場參與者有更多的時間啟動系統2進行更理性的決策。事實上，對市場安全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市場參與者的決策，金融監管中增加金融監管者決策的時間歸根結底是給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決策時間，只有得到市場參與者的積極配合，才能更為安全和有效地控制千變萬化的金融市場風險。反之，如果金融監管中不考慮決策時間這一因素，那么就會產生金融監管的雙重負效應，一方面金融監管者會更多地啟動系統1進行非理性決策，另一方面使金融市場的競爭程度更為激烈，市場參與者不得不更多地啟動系統1進行非理性決策，最終金融市場會變得更為復雜，風險不斷加大。

四、關于金融監管決策時間的建議

金融監管者和市場參與者在做決策時唯有更多地啟動系統2，才能更理性地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金融市場的瞬息萬變，這就要求給予金融監管者和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決策時間。因此，金融監管應當以積極地幫助市場參與者理性決策為宗旨，在金融監管的原則中應當加入決策時間這一重要參數，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宏微觀審慎監管、對系統性風險的識別和判斷、逆周期的宏觀監管等都應當充分地考慮到決策時間這個重要參數。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特征，資產價格波動又存在順周期效應，這就給金融監管提出了難題。如果不充分地考慮決策時間這個重要參數，那么在實際操作中金融監管改革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因非理性決策而導致的金融風險將會危及金融系統的安全與穩定。然而，風險和效率是對稱的，降低自由競爭程度既會降低金融風險，也會降低經濟效率。因此，金融監管改革中所規定的決策時間應該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要保證整個社會所需要的經濟效率。

如上所述，金融監管在其發展歷程中不斷地在弱化監管和強化監管之間進行選擇的原因就是尋找風險和效率之間的平衡。但是，選擇弱化監管和強化監管是通過相機抉擇的方式做出的，這種相機抉擇需要對宏觀經濟波動加以識別和判斷，這種識別和判斷本質上同微觀主體對市場的識別和判斷是一樣的，都是金融系統的組成部分，只要是在系統內的識別和判斷都難以把握和駕馭金融風險，一旦出現識別和判斷的失誤就會造成系統性風險，金融監管在其四個發展階段的最終結果就是有力的證明。因此，金融監管改革中所規定的決策時間應該是一個不變的常量，它應既能保證理性決策，又能保證社會所需要的經濟效率。這將是另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作者：陳奇超 劉力臻 石凱 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 渤海大學 經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