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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分工形式也由傳統的產業間分工向價值鏈分工轉變。中美兩國在新型國際分工中的產業優勢各自凸顯，在全球價值鏈上形成了互利互補的經貿關系。近期美國頻頻出臺針對中國的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兩國間“貿易戰”風險升級。中美兩個經濟大國應在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礎上加強協商談判、共同推進價值鏈分工和全球化進程，探索并走出一條利在兩國、惠及世界的合作共贏之路。

關鍵詞：價值鏈分工；比較優勢；貿易戰；合作共贏

一、引言

隨著國際分工形式的深刻變革，國際貿易形式從成品貿易向中間品貿易發展，全球經貿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向價值鏈形式轉變。在目前的多邊貿易體制下，各國的產業比較優勢進一步凸顯，經濟貿易融合進一步加強。在這場全球融合與調整的變局中，中國和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兩國經貿關系的重構與再平衡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舉足輕重。

二、全球價值鏈分工下的中美貿易關系

1.中美兩國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定位。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美兩國在國際分工中的產業優勢各自凸顯，在全球價值鏈上形成了互利互補的經貿關系，有著共同的經貿利益。從貿易結構來看，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貨物貿易順差國，而美國也是中國最大的服務貿易順差國。兩國間貿易遵循全球產業鏈分工和資源配置市場化原則，形成了緊密的互補關系。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廣泛覆蓋基礎制造業的各項產品（機電產品、家用電器、文體用品、紡織品等），美國對中國則保持了在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出口優勢（飛機、汽車、集成電路等），成為彼此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從產業結構來看，作為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上的關鍵節點，中國既是擁有全球最完整工業體系的“世界工廠”，又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優質人力資源，形成了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的基礎制造產業。而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總體的中低端位置相比，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和市場營銷方面的先發優勢，使其具有更強的科技創新實力和服務產業競爭力，并占據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位置。從消費結構來看，隨著中國居民物質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不斷加強，中國市場對美國高科技產品和服務文化產品的需求快速增加。而中國低價優質、門類齊全的商品則提高了美國消費者的實際購買能力，彌補了美國傳統制造業外移、高消費低儲蓄帶來的經濟結構缺陷，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由此可見，中美兩國高度互補的貿易關系，既是兩國互利共贏的基礎，更是兩國進一步加強經貿合作的強勁驅動力。

2.中美貿易逆差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必然結果。不可否認，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一直是中美貿易關系的敏感問題。特別是美方統計顯示2017年對中國貿易逆差達到再創歷史新高的3752億美元，使得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更加凸顯。但對此問題我們亦應客觀理性地加以分析。從根本上講，美中兩國間的貿易逆差是國際產業分工和資源全球化配置的必然結果，是由兩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不同位置決定的，而非所謂的單邊或人為因素造成的。美中兩國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市場規模、要素稟賦、產業優勢的顯著差異帶來兩者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垂直位差。美國居于全球產業鏈中高端，其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總體位于中低端位置，基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明顯，產品供應鏈完整。中美兩國互相進口商品的互補性十分明顯，美國對華出口多為資本品和中間品，中國對美出口多為消費品和制成品，兩國在雙邊貿易投資中發揮了各自的比較優勢。因此，中美貿易順差集中在貨物貿易領域，而美國則在高端制造業、服務業和農產品貿易方面均保持對中國的貿易順差。而且，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提高、產業結構升級和貿易結構改善，中美間貨物貿易順差將進一步下降。需要說明的是，中美貨物貿易順差中加工貿易占比高達61%。由于兩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差異，相較于中國在低端加工環節中賺取的低附加值，美國在高端的設計、市場和零部件供應環節獲得了巨大的產業和商業利益。另一方面，美元既是世界強勢貨幣也是國際貿易結算的主要貨幣。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消費結構使得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成為常態化現象。而大量來自中國優質低價商品滿足了美國國內消費市場的需求，對美國目前以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進行了有益的補充。在降低美國消費者的消費成本的同時，對于美國控制通脹水平和完成產業升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對于中美貿易順差的客觀實際情況是，從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角度分析，順差雖然在中方而獲益卻是兩國共享。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意識形態考慮，美國在其能源和高科技產品出口方面對中國長期采取嚴格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中美兩國的貿易逆差。由此可見，中美間的貨物貿易順差是國際分工基礎上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的客觀結果，既不應以“零和游戲”的規則加以評判，更不應成為兩國貿易摩擦甚至是“貿易戰”的借口。

三、貿易戰：“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美貿易關系上的投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意指新崛起的大國會對現存的霸主國帶來威脅和挑戰，而后者也必然對此予以回擊，兩者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爆發沖突甚至是戰爭。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際局勢復雜多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治和經濟政策日趨保守，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中國作為美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兩國間貿易關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嚴重影響和沖擊。部分西方媒體就此認為中美兩國關系進入了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特朗普執政以來，一直將“縮減貿易逆差”視作其“美國優先”原則在貿易政策上的直接體現。中國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和所謂“戰略競爭對手”，在特朗普實施全面貿易保護政策的背景下，兩國間貿易關系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系數顯著提高。美國對中國崛起的焦慮感，正轉化成為更加強硬的單邊貿易保護政策和措施。近期美國在貿易保護方面動作頻頻，包括啟動“301條款”、“232調查”和雙反調查，征收保護性高額關稅、設置進口配額和增加農產品出口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紛紛出臺。特別是針對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光伏產品、洗衣機、鋼鐵、鋁箔等）征收畸高的懲罰性關稅，其中對鋁箔產品征收的反補貼稅率和反傾銷稅率的上限分別高達80.97%和106.09%。而最近更是依據所謂“301條款”，以保護知識產權為由，進一步提高相關中國產品的關稅，涉及商品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并同時對中國在美投資和并購予以限制，嚴重損害中國貿易利益。對于中國而言，作為美國在北美地區外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既是美國農產品（大豆、棉花）、高端制造業（汽車、民用飛機）和集成電路等產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見表1），也是美國服務貿易最大出口順差國，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海外市場。2017年雙邊貿易額突破5800億美元，而且兩國之間在投資和金融領域的合作也在不斷加強和深入，雙方累計相互投資超過2300億美元，而且中國也是美國最大債權國，截至2018年1月持有美國國債高達1.17萬億美元。由此可見，兩國在眾多領域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利益共同體。如果“貿易戰”不可避免，中國絕不會坐視自身利益受損，更絕對有足夠的反制空間和“以戰止戰”的籌碼。而且，如果兩國間的展開持續的所謂“貿易戰”，以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市場規模，也有足夠的能力奉陪到底。

四、“貿易戰”將造成多輸的局面

作為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中兩國的經濟總量、出口貨物總量和投資總量分別占全球總量約的40%、25%和30%。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完善的工業體系、低廉的人力成本，加之不斷增強的創新能力和龐大的市場規模，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上的配套作用也日益凸顯，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國引擎”。因此，中美經貿關系不僅是全球前兩大經濟貿易體之間的關系，更是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發展的風向標，對全球金融和投資市場的穩定也起到重要作用。鑒于中美雙方長期以來形成的互補互利、相互融合的經貿關系以及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可以預見，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開始，則不論體現在貿易數據甚至最終體現在對兩國GDP增速的影響上，都將是兩敗俱傷的局面。根據預測，如果美國將中國相關進口產品關稅提升至最高上限45%，中國的優勢出口產業鏈將遭受出口下滑的沖擊，最大貿易損失可高達1658億美元。而如果中國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則美國將面臨消費者福利降低、宏觀成本上升、通脹壓力增加、失業人數增加、跨國公司利潤減少和GDP降低的損失，總額高達1255億美元。而兩國“貿易戰”帶來的市場負面預期，已經使得美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受到嚴重影響，美股市場兩日內市值就減少了1.8萬億美元，如果美中貿易戰升級，則未來美國資本市場將受到大的沖擊。由此可見，美國如果想以“貿易戰”來解決兩國貿易逆差問題，帶來的多維度損失是無法用簡單的貿易數據進行統計的。另一方面，兩國之間的“貿易戰”不僅有損兩國經濟，也將對世界貿易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除了影響全球貿易總量和增加國際貿易領域不確定風險之外，也將波及全球金融投資等相關市場，導致全球通脹走高，貨幣政策收緊，經濟增速放緩，進而挫傷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更為嚴重的是，WTO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系，使世界各國可以遵循相應規則參與全球自由貿易并通過相應機制協商解決貿易爭端，是當今國際社會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的多邊關系的體現。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是對公平貿易原則的背離和對現有國際多邊貿易規則的破壞，將對國際多邊貿易體系產生一系列連鎖的負面效應。由此可見，“貿易戰”不僅僅是中美兩國的損失，它帶來的將是多輸的結果。全球將為此付出巨大的政治經濟成本。當然，從另一角度解讀當前的“貿易戰”，中國也正可以以此為契機，變壓力為動力，加強我國自主核心科技研發實力，加快我國產業的轉型升級，進一步實現全球價值鏈分工位置的提升。

五、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貿易關系的再平衡

“貿易戰”不是解決貿易爭端的正確方法，“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也不符合兩國關系發展的客觀事實和歷史趨勢。只有從兩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局著眼，在相互理解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協商和談判尋求兩國在貿易和投資雙邊關系上的變革之道。同時加強彼此在技術、資源、市場等更多層面的深入廣泛合作，進一步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做大市場“蛋糕”，才能實現互利共贏的良性發展。

1.擴大市場開放，加強產業合作。在擴大市場開放方面，中美兩國有著廣泛的協商和合作空間。中國在加快推進市場化改革、提高行業監管水平的基礎上，遵循市場規律逐步對美開放金融資本、電信、文化產業和汽車、飛機等制造業市場。繼續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改善市場準入條件，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構建開放透明的投資平臺，深化兩國間的相互投資和產業合作。同時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照顧美國利益關切，進一步加強立法和保護力度，進一步促進兩國文化技術的傳播與交流。另一方面，中國多次強調將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美國也應正視并理解中國的和平發展態勢，摒棄過時的“冷戰思維”，增強兩國戰略互信，認同中國合理的國際市場地位。在此基礎上放寬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品的對華出口管制，既擴大了市場開放，也有益于降低兩國貿易逆差（研究表明，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的放寬將減少兩國近35%的貿易逆差）。同時遵循國民待遇原則，對中國赴美投資企業給予相應的公平待遇，保護中國投資者符合美國市場規范的投資和并購行為，共同推動兩國貿易和投資領域的自由化、便利化。在產業合作方面，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豐富的海外運營經驗，更有人員、技術、設備、資金等方面的突出優勢。而近期美國政府提出的“基礎設施優先計劃”，包括了交通、能源、通訊、電力等多個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總金額達到1萬億美元，并存在巨大的基建資金缺口。未來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合作，既能發揮中國的產業優勢，又能降低美國的融資和基建項目成本，實現互利雙贏；而中國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和日益提高的居民消費水平，也為美國的高端制造業、文化產業、旅游服務業、理財保險業等優勢產業提供了巨大的潛在市場和廣泛的合作空間。如果未來中美雙方進一步放寬對彼此市場準入和出口貿易的限制，可以預見，兩國企業和投資者在許多產業和領域都將有著良好的合作前景。

2.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共建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伴隨制成品貿易向“價值鏈”貿易模式的轉變，中間產品貿易將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的主流，產品將更具“世界制造”的內涵。全球價值鏈分工在為世界經濟增長注入強勁動力的同時，也為國際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全球產業鏈的加速整合提供了契機和平臺，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在這種新的國際分工模式下，各國產業結構的依賴性和聯動性不斷加強，資源整合和要素配置效率不斷提高，產業合作的范圍和程度不斷擴大，全球利益共同體正逐步形成。由此可見，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國際分工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和世界潮流。對任何國家而言，“逆全球化”思維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將使自己孤立于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之外，進而錯失經濟全球化的巨大紅利。中美兩國作為全球價值鏈上的重要環節，雖然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不同，但同樣是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應是參與和推動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要力量。

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穩步推進，以新一輪全球化和價值鏈整合為契機，在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同時，為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的多元融合注入了更大活力。美國也應清醒地認識和把握世界經濟發展和中美關系發展的潮流大勢，摒棄孤立主義和冷戰思維，以開放包容的大國態度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在共享全球紅利的基礎上構建合作共贏的新時期中美貿易關系。六、結語在全球經濟高度融合、和平發展紅利全球共享的今天，發展、穩定、繁榮的世界市場才有利于實現各國的利益最大化。貿易戰不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會激化矛盾進而損害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應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在優化全球生產要素配置的基礎上，通過多邊貿易體制實現合作共贏。中美兩個經濟大國更應具有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魄力和避免“貿易戰”的智慧，在尊重彼此利益的基礎上加強協商談判、共同推進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進程，探索并走出一條利在兩國、惠及世界的合作共贏之路，才是新時期中美貿易關系的根本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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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靜；黃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