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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公眾人物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

公眾人物亦稱公共人物，是指一定范圍內為人們所廣泛知曉和關注，并與社會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人物。其以社會知名度和社會公共利益相關性為構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共同體現了公眾人物的特性。一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人物，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府官員；二是，學者，他們知識豐厚，在學術領域頗有造詣，弟子滿門，名聲遠播；三是，分布在各行各業被公眾認可的有特殊技藝的人才或冒尖人物，如知名藝人、著名學者、企業家等。最近幾年，各種媒體爆出的官員不良言行層出不窮，如各地屢禁不絕的官員貪污腐敗現象，數目驚人，這一方面體現了我黨治理腐敗的堅強決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部分官員已把手中的權利轉化成為一己謀私利的工具，為老百姓所不齒，是一種道德品質低下的典型表現，還有現在屢見傳媒的驚人之語，如：“我的爸爸是李剛！”，“你是為黨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等已成為2010年的網絡流行語，官員由于其身份特殊，人們往往視其言行為職務行為，將其言行中體現出來的職業精神、職業道德與其所在單位的風氣聯系起來思考，甚至與黨和政府的形象聯系在一起。他們一旦出現反常的言行，不僅有損自己和所在單位的形象，還會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不僅如此，演藝界出現的一系列丑惡現象，也讓人擔憂。例如，低俗表演、擺譜拿牌、走空貪財、涉黑吸毒、代言虛假廣告等現象層出不窮。作為公眾人物，部分明星公然藐視社會倫理，挑戰道德底線，負面報道屢見報端，其言行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這種缺乏責任心的行為讓人不敢恭維，有人認為這是“明星在借機炒作”，但這更是明星自身缺乏道德素養的最真實反映。即使在傳統觀念中圣潔的學術界，也不再是一塊圣土，近年來，學術不端行為時有發生，引發了我國學術界的信任危機，令人擔憂的是，目前學術不端行為似乎呈現出蔓延趨勢，而被寄予厚望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更是成為“重災區”。中國科協所作的“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表明：超過六成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科研道德水平下降；超過五成的研究生認為“青年科技工作者是違背科研道德與誠信最嚴重的群體”。中南大學校長黃伯云更是呼吁道：“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都變了，我們的學術道德維護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項目申請同舟共濟，項目執行同床異夢，利益分配同室操戈”這是如今科技界流行的新“三同現象”。在某種程度上，現有的科技管理體制給學術不端行為提供了空間。學術界的這種剽竊、造假等行為危害不可小視，會影響公眾對科學的信心，阻礙科學發展，影響社會公德的培育。因為科學家在公眾心中是道德的典范，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值很高，這種形象一旦受到沖擊，對社會的影響巨大。

2建立“新型的市場經濟的道德觀”

面對復雜的市場經濟下整個社會的道德觀急劇下滑的現狀，作者認為：傳統的道德觀在市場經濟時代必然要作重大調整。他認為新的市場道德應是人人都遵守，人人都能從中得利。傳統的道德觀在市場經濟時代要作相應的調整。比如按照我們以前所倡導的道德觀念，認為追求個人利益是不道德的，認為“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的情況下，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這是一種相當片面的道德觀。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既是他人又是自己；既是集體中的一員，又是與集體對立的個人。如果存在一種“集體主義”對一切人都不利，或者只對一兩個人有利，這種集體主義還有什么道德價值？新型的市場經濟道德的重要方面，是要承認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當的，合乎道德的。另外，作者認為：傳統道德觀念的“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類的要求也包含著邏輯上的矛盾，當“先人后己”的原則應用于他自己時，他應該后于別人考慮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當同一個原則應用于別人時，他也成了“別人”，他的利益又應該先得到考慮。同一個社會成員的利益究竟應該先于別人還是應該后于別人，這就陷入了矛盾。市場經濟要正常運作，除了法律，更重要的還在于市場道德。發達的市場經濟要求相應的市場道德的支持。道德的基本特點是人人都遵守，人人都從中得利。在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下，市場道德的主要內容應該包括：講究工作質量、守時守信、尊重對方、協商互讓，等等。新型的市場經濟的道德與傳統道德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反對追求物質欲望應調整為允許個人發財；將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調整為二者利益的基本上一致；從森嚴的等級制調整為尊重社會上每一個成員的平等權利等等。

3良好道德觀念的形成需要法律的支持

法律在對有關涉及道德的案件尤其公共事件的判決中，直接影響到了社會公德的導向問題，比較著名的如“南京彭宇案”的判決，盡管已過去三年時間，當時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僅沒有消除，反而隨著傳媒的傳播，貽害更加深遠：近幾年，全國各地陸續發生多起老人倒地無人扶的事件，2010年12月15日，深圳市78歲老人在小區里前往購物時跌倒，保安和路人圍觀，卻無一人上前攙扶。20多分鐘后，兒子肖先生外出時發現，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額頭磕破流血，鼻子緊貼地面，已沒有了呼吸。肖先生質疑小區保安見死不救，老人摔倒后活活被憋死。益田村保安部負責人解釋，不是他們冷漠，只是害怕承擔責任，確實不敢前去攙扶。2007年，彭宇因為幫助徐老太太，反被咬定撞人，被徐家起訴索賠13萬余元。而南京市鼓樓區法院最終“從常理分析，彭宇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裁定彭宇承擔40%的損失，補償原告45876元。如果說，一審法院無法了解彭宇究竟是否撞人的事實真相給予這樣的判決，還可以讓人對彭宇有一定猜測空間的話，那么，二審法院在“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后，以和解結束彭宇案，顯然更加讓公眾確定了彭宇不僅無責反而是在做好事的肯定推論。一審結果讓公眾震驚于“好人沒有好報”，二審結果讓人們對司法的公正性寒心，使人們在道德中的判斷趨向冷漠。

此外，影響深遠的還有廣州許霆案。一個因為銀行自動取款機發生故障取出17.5萬元，這被法院定義為“惡意占有”，再加上“得手后潛逃并將贓款揮霍花光”，其行為符合盜竊罪的法定構成要件，遂被判處無期徒刑。如果貪官動輒千萬甚至上億的受賄數額還不被司法重判，那許霆的無期徒刑又怎能不讓人憤怒！“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百姓代代相傳的最樸素的道德觀。如果許霆注定要為人性貪欲的弱點付出一輩子的代價，那么，彭宇又該如何解釋？如果司法通過許霆案給了我們一個做人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線和法律警線，那又要用彭宇案給我們暗示一個什么樣的道德空間？是不是只要不違法，做人明哲保身就可以了！司法與道德雖然是兩個互不侵犯的領域，卻在現實中屢屢向我們傳導著行為的方式！筆者認為，良好道德觀念的形成應該而且必須得到法律的支持，在公眾道德價值判斷的案件中，應該在不違背法律原則的前提下，給予社會一個正確的道德導向、傳達一種向善、維護公共道德的理念，它的價值要遠遠大于每年評選的幾個道德楷模。

4從我做起，樹立健康快樂的道德觀

作者在第二版中加入了第七章“道德與快樂”，把研究經濟學的方法移植到研究快樂上來，作者覺得“自己快樂，給人快樂”，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也是全社會的目的。筆者覺得，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要樹立積極健康的道德觀念，共同努力，推動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筆者曾經觀看了《警鐘》的教育片，李海嬰（原武漢理工大學副校長）出身名門，家中并不缺錢，但無盡的貪欲蒙蔽了他的靈魂，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中國自古就有“人不為己，天侏地滅”的說法，這種落后的觀念卻被有些人奉為行為準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人面對的誘惑也越來越多，名目繁多的高檔商品、豪宅、名車、休閑娛樂場所等，有些人由于不注重加強自身的道德品質修養，導致在誘惑面前心態扭曲，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美國富豪巴菲特，筆者曾在電視訪談中聽他談到“娘胎彩票”，他認為，不能因為他的孩子的這種中彩票一樣的幸運，就可以一輩子坐享其成，一個社會應當激勵強人自在飛翔，尋求成功，但是成功了必定要贊助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成功的人，要回饋社會。所以他捐出個人名下99%的財產。他的這種觀念也得到比爾•蓋茨夫婦的認同。有數據顯示，美國慈善捐獻資金是GDP的1.7%，歐洲是0.7%，而中國還不到0.01%，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經濟發展階段以及慈善機構管理透明水平不同等原因，還有道德觀、價值觀、人生觀等方面原因。相比巴菲特，中國的富翁應該是慚愧的，而那些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利，瘋狂謀取一己之私利的貪官，他們貪婪的面目真是丑陋無比！也為老百姓所痛恨！

盡管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并不盡如人意，但我們也不必因此而悲觀，畢竟人心向善的愿望，是一股無形的、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種潛在的道德資源。而且就在我們的身邊，就存在那些讓我們感動、給我們信心的人。比如我校的吳鋒教授，也是我們所熟識的人，他為人、為師的風范都讓我思索人生的價值、審視自己的言行，看清自己內心隱藏的的那個“小”來：我們經常抱怨得到的太少，卻很少去考慮我們貢獻了多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作為教師，我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學生，我們該怎樣傳授給他們更多更新更有價值的知識？我國正努力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共產黨員，更應該從我做起，樹立正確、健康的道德觀念，在各種誘惑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在良莠不齊的信息面前有敏銳的判斷。只有不斷加強自己的思想道德修養、加強業務學習和專業培訓，才能真正起到一個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共同推動社會的和諧進步。

作者：王衛紅單位：武漢工程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