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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生產高度發達的過剩性危機

在許多國家，提起“農業經濟危機”，大多數人腦海中浮現的會是農作物歉收、農產品減產、農業經濟萎靡、食品價格上漲等景象。美國農業經濟危機則正好相反，盡管三次農業經濟危機爆發時都給美國農業發展帶來過劇烈的傷害，但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危機”這個詞一方面說明經濟面臨的巨大窘境，另一方面也蘊含著高度繁榮的經濟狀態。與美國工業經濟危機一樣，農業經濟危機并不是由于“產量不足”而引起，而是由于產量太高、“生產過剩”所導致，屬于農業生產規模過大、產量高度過剩、大量農產品無法消耗、剩余農產品在市場上嚴重囤積而產生的農業產業危機。具體表現為賣不出去的過剩農產品大量積存，農產品價格長期下跌，農戶收支比價越來越不利于農戶經營者，長久的農產品價格降低造成了大量中小農場崩潰，農戶破產，農民收入銳減，農村失業隊伍越來越多。但究其實際反而是美國農業經濟整體發展迅速，農業機械化程度領先，農業勞動生產力提高，農產品產量劇增，美國的農產品不僅能夠充分滿足國內人口需求，而且還能供給國際市場，甚至于滿足國內國際市場后還能有大量剩余農產品。美國近代工業的迅猛發展為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提供了技術支持，第一次農業經濟危機的出現伴隨著農業機械化、社會化、科技化程度的飛躍。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認為:“美國1815年之后的發展表明，農業的擴大和工業的發展，起先是對應的，從19世紀50年代起，就齊頭并進了。”［18］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初，歐美地區出現了一系列重大的技術突破，形成了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浪潮，同時推動了美國農業機器發明創造的高潮到來，美國農業生產在19世紀90年代基本上實現了機械化。故此，有人稱這段時間為美國的“農業革命時期”，它標志著美國農業開始進入社會化大生產的新階段。［19］從1870年到1900年，美國農業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每年遞增3%，全國耕地面積由4．07億英畝增加到8．79億英畝，農場數由204萬個增加到643萬個，農業生產總值由22億美元增加到58億美元，農業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長了4～5倍，糧食和棉花產量增加了2/3，小麥的勞動生產率比內戰前提高了17倍，小麥產量占世界小麥總產量的1/4。到1900年，美國的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貿易中農產品還是超過非農產品，占出口商品總值的61%。［1］也因此自19世紀70年代前半期起引發了美國農業發展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一戰結束后，美國國內穩定的社會環境、充足的勞動者、先進的生產工具、優質的勞動對象，決定了美國農業勞動生產力獲得了大飛躍，農業生產已進入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美國650萬農民耕種著35000萬英畝的土地，養活了5倍于其數量的人口，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隨之爆發。二戰結束后，伴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現和各種科技產品的迅速普及，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應用促使美國農業產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到1970年，美國官方宣稱，美國平均每一個農業就業人員的產品可以供應的人數，1910年為7．07人，1940年為10．7人，1960年為25．8人，1970年增長到47．1人。［1］換言之，當時美國農業中一個人的勞動收獲量可以養活將近50人，第三次農業經濟危機因此而出現。美國農業經濟危機恰恰表明了美國農業經濟的發達。縱觀美國農業經濟危機的出現，第二次技術革命、穩定的社會環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分別是三次農業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美國農業勞動生產力大飛躍的原因。由于中國近代歷史以及不同國情的原因，中國的農業生產發展痛失了最佳時機，錯過了與發達國家同步發展的機會。因此，當代中國農業發展必須抓緊時間迎頭趕上，在保持社會整體穩定的基礎上通過自我技術研發、引進先進科技、加大推廣力度等各種方式全面提高農業科技化水平，推動農業勞動生產率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上層建筑尤其應當加強對各地區具體環境下農業科技自主研發的重視，既改變農業科技落后的現狀又擺脫依賴國外進口技術的困窘，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科技化發展道路。

二、糧食供給徹底解決后的自勵性危機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農業經濟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特別是進入當代社會后，工業、金融業發展的同時更要重視農業，無論是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金融社會，農業都是基礎，關系到人民的吃飯問題。尤其是人口大國，農業不但是經濟支柱之一，而且關系到人民生活和社會穩定，寧可生產過剩也不能生產不足。更重要的是農業生產過剩會使得農產品不依賴進口，不受他國控制本國命脈。譬如美國建國至今的發展軌跡中，只控制別的國家的農業經濟而本國從來不受外界困擾。美國農業經濟危機為美國建立經濟良性健康發展模式提供了最根本的生活基礎，農產品的相對過剩狀態從根本上解決了美國人民的糧食問題。自殖民地時代至今，美國由一個300萬人口的小國在短短200年時間內迅速發展成為今天超過3億人口的大國，但美國從來沒有產生過糧食危機。當戰爭爆發、人口爆炸、天災出現，世界各地大批人民處于饑餓狀態時，美國國內農產品價格極低，廣大美國人民從來沒有被糧食問題困擾過，從來沒有經歷過糧食短缺。因此也可以認為，是美國上層建筑選擇主動保持農業經濟危機狀態以便于徹底消除糧食危機的威脅。中國人口眾多，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國，農業經濟是國民經濟發展、政治統治穩定的生命線。中國2010年共進口175億美元美國農產品，占美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15．1%，首次成為全球進口美國農產品最多的國家，意味著中國對國際糧食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依存度增大。2010年，美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為1158億美元，繼續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1～9月，中國農產品進出口總額為1107．1億美元，同比增長28．5%。其中，出口435．4億美元，同比增長26．6%;進口671．7億美元，同比增長29．8%。貿易逆差為236．3億美元，同比擴大35．9%。［20］在工業經濟增長、金融市場活躍、經濟實力增強的今天，中國農業經濟卻面臨著生產糧食賺不到錢、耕地面積屢沖紅線、農產品進口依賴嚴重的窘迫局面。面對著中國13億人口的糧食需求，上層建筑更要重視農產品生產，寧可“過剩”不能“不足”，“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端在別人手里”。政府更應該充分發揮國家制度上的優勢，克服農業生產力與農業生產關系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國家上層建筑積極作用于農業經濟基礎，重視農業發展，推動農業走上不依賴國際市場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三、以海外傾銷利益化解危機

解決農業經濟危機的核心就在于:在減少農產品生產的同時擴大農產品的消費。美國歷屆政府曾通過加強管理、限制生產、保護關稅、政府收購、停耕休種、維持價格等各種手段企圖擺脫農業經濟危機，但由于美國并不愿意大規模削減農產品的生產，歷次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最終還是利用抓住機會、加強對外傾銷的方式在解決危機困擾的同時攝取巨額的利益。將國內市場無法消化的過剩農產品通過對外貿易的方式傾銷到國外，既可以減少農產品的數量，又可以穩定農產品的價格，還能夠賺取大量外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故此，歷屆美國政府在應付農業經濟危機時，都沒有忽視對外傾銷這條道路。雖然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美國一直沒能擺脫過剩農產品不斷增加的局面，農業經濟危機的不斷出現在較長時間內導致了大量農產品無法在市場上流通，農民、農場主、政府花費大量時間、財力、物力在囤積農產品上;但是囤積居奇本來就是一種有效的商業手段，囤積的糧食可以選擇對美國最有利的時機銷售出去。伴隨著一戰、二戰、冷戰期間的海外傾銷政策，非但所有庫存農產品銷售一空，而且隨著農產品價格的上漲，除了生產、銷售、運輸、囤積過程中的成本全部收回外，美國農業產業整體賺取了巨額的農業外匯利潤，農業經濟危機最終為美國農業的擴大再生產提供了更多的資金和市場支持。當前中國農業生產相對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在于與工業和服務業相比，農業生產投入大、產出少。尤其是在糧食生產方面，除了少數大農場外，廣大農戶從事糧食生產所獲得的利益較少，因此廣大農村的糧食生產正在迅速萎靡。再加上房地產市場的擴張，整個村莊賣掉土地換錢的事情層出不窮。沒有買方市場的刺激，缺少經濟利益的驅動，長此以往，中國農業生產整體會呈現低迷狀態。借鑒歷史經驗，政府支持農戶從事農業生產，要盡可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在解決國內糧食危機的同時囤積剩余農產品，再選擇海外市場需求的有利時機擴大農產品的出口，實現農業經濟產業的長期良性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市場需求共同增長的“雙贏”局面。

四、危機推動了大農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

近代以來，縱觀世界各國農業經濟發展的道路，農業發展狀態相對良好的國家，其顯著特點就是大農場經濟的確立。尤其是伴隨著19世紀后半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擴展，農業機械化的程度越來越高，大農場經濟的優勢也就越來越明顯。這是因為小農經濟土地面積狹小、農作物種類單一、經濟實力薄弱，農業機械化的需求相對較少，同時小農經濟的產量也很有限，農產品價格的可調控空間相對較少。而大農場經濟的機械化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實現了從事農業人數減少和農業產量劇增并存的局面。在運輸、流通、買賣等交易過程中，大農場經濟可以通過薄利多銷和囤積農產品等方式調控農產品價格，獲得更多的農業利潤，并進一步刺激農業發展。因此，建立大農場經濟是農業發達國家的前提保證。但是在大農場經濟建立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小農經濟破產、土地兼并、中小農場解體等各種情況，也必然會引起大量農民的反對，其建立過程必然會充滿波折。如英國通過“圈地運動”建立大農場經濟，到今天都飽受指責;而法國則因為農戶們的強烈反對，至今都沒能建立起大農場經濟，其農業發展潛力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就存在地廣人稀的現象，大量移民變為自耕農。在西進運動中，西部免費或低價給移民贈送土地讓他們耕作，建立農場和牧場，［21］這就形成了大量自耕農和中小農場主。隨著南北戰爭、南方重建，尤其是1862年《宅地法》的出臺，美國政府規定每個人只需交納少量登記費便可獲得160英畝土地，連續耕種5年后便可成為土地所有者，推動了浩浩蕩蕩的西進運動，促成了廣大西部、南部地區自耕農階級的產生和中小農場的發展，造就了大量的自耕農經濟和中小農場主經濟，這些小農經濟的存在對后來美國農業經濟的大發展是嚴重的阻礙。可是今天的美國西部、南部諸州，大農場經濟早已確立，大農場的土地面積普遍達到十萬英畝以上，糧倉里囤積大量“剩余”糧食。筆者認為，由自耕農盛行的小農經濟向大農場經濟過渡過程中，農業經濟危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業經濟危機的長久持續，使得大批自耕農和中小農場主在農業經濟蕭條中紛紛破產，同時善于經營、有工業資本支持和金融資本背景的農場主趁機通過收購、兼并等種種措施擴張自己的農業勢力，成為新興的大農場主。所以，農業經濟危機推動了美國大農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尤其是在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期間，由于危機持續的時間跨度太長，從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續到1941年，因此對農業的破壞性也很強。根據美國農業普查資料，二十年間，美國先后倒閉的農場數(還不包括因欠稅而被政府拍賣的農場)達到213．5萬個;在1930年有抵押負債的農場達到416．3萬個，占農場總數的66．2%。可是在大量農場破產、倒閉的同時，美國農業生產總值增加了17%，［1］農業獲得了大發展。這就是因為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使得大量中小農場破產，背后擁有工業資本或金融資本的少數農場主趁機進行土地兼并，運用兼并、合作、購買、擠兌等方式擴張自己的農場規模，通過經濟的、合法的而非掠奪的、暴力的手段，借農業經濟危機的促動建立起大農場經濟。在第二次農業經濟危機過后，美國已經基本確立了大農場經濟，西部墾荒時形成的小農經濟和中小農場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之后大農場經濟憑借自身的土地優勢和經濟優勢，繼續蠶食鯨吞剩余的中小農場，終于促成了當代美國西部、南部大農場主集團的誕生。因此，農業經濟危機在美國大農場經濟生產模式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無法有力反作用于農業經濟基礎，是因為土地所有權私有制，故上層建筑無法抑制大農場主憑借經濟優勢、使用經濟手段、合法地進行土地兼并，踐踏中小農場主和自耕農的利益，罔顧普通農民的生活。而且富人組成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府上層建筑，很難對富人征稅以保護窮人。例如當時的美國總統柯立芝就認為:“既然只有富人才是有價值的，因而政府應該謹防多數人的意見。由于貧窮是罪惡的報應，政府便不應該向高尚的富人征稅，以援助卑賤的窮人。”［22］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充分發揮制度的優越性，上層建筑要注意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在堅持土地公有制制度的前提條件下由國家合理合法地推動大農場經濟的建立。保護農民和農業工作者的利益，可以采用稅收杠桿與其他經濟、行政手段調節分配體系，合理分配、平衡收入，縮小貧富差距，使農民與廣大人民共同富裕，增強國內市場的購買力，達到農產品供求關系平衡，在構建起大農場經濟生產的同時兼顧廣大農民的權益。

五、結語

在1929～1933年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陷入經濟危機的同時，蘇聯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大量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設備，開創了利用經濟危機以提速發展的“特殊應對模式”［23］。與蘇聯利用經濟危機加速發展經濟的“特殊應對模式”有一定程度的相似，美國政府之所以在解決農業經濟危機上一直沒能出臺強有力的政策，除了農業地位下降以外，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并不愿意看到農業經濟危機得到解決，長期主動保持農業經濟危機狀態的特殊農業發展模式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利用農業經濟危機常態性以加速推動農業經濟持續增長。美國的三次農業經濟危機不僅從實質上反映出美國雄厚的農業經濟實力，而且促進了美國大農場經濟的確立，使得美國的農業經濟一次又一次出現了高速發展，幫助美國利用剩余農產品傾銷國際市場的機會掠奪和控制受援國，獲取巨額的農業外匯利潤。美國政府關注農業經濟狀況，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主動保持農業經濟危機的長期存在，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為美國稱霸全球準備了充足的物質生活資料。因此，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個國家來說，農業經濟危機本身蘊含著“危險”和“機遇”兩方面，既會對農業發展產生巨大的傷害，又能對農業發展產生有效的推動。上層建筑如何根據國情變化對經濟基礎做出相應的反作用，充分衡量保持與解決農業經濟危機的博弈性矛盾，在最大化減少危害的同時最大化產生利益，為人民生活穩定和國家整體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值得深思。

作者：劉鵬單位：陜西理工學院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