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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綠色發展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反過來又可以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西部地區產業結構日趨合理化是不爭的事實，但以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產業布局導致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長期被困在粗放式的路徑上，能耗較高，綠色發展質量較低。應從產業結構調整入手，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做強做大文化旅游產業等舉措，來實現西部地區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西部地區；綠色發展；產業結構；資源依賴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為實現綠色發展的手段和路徑，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從理論上說，綠色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是相輔相成的。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構建綠色低碳產業體系，有助于實現綠色發展的戰略目標；以綠色發展的理念和目標為引領，有利于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而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當前，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升級，盡快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是我國的一項戰略任務，這對我國西部地區來說，更顯得必要和急迫。

一、西部地區產業綠色發展的宏觀背景

綠色發展是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是最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它有助于使產業結構的調整更趨科學合理。因此，國內國外，人們對綠色發展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接受程度越來越高。

（一）綠色發展是全球趨勢

西方國家較早關注了綠色發展。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者基于對人類長遠發展的思考，對西方工業化國家出現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長方式提出了質疑。隨之，綠色理念、綠色經濟的概念被提出，并在西方一些工業化國家開始實踐。尤其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面對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巨大壓力和世界范圍內生態環境、氣候條件不斷惡化的嚴峻形勢，美國、日本、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紛紛加大了綠色發展和經濟轉型的力度，分別賦予綠色發展不同的內容，使綠色經濟迅速上升到各自國家的戰略層面，得以迅猛發展。2008年，聯合國發出了《綠色倡議》，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成功召開。當前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國際大趨勢，正在引領世界經濟潮流，代表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

（二）綠色發展是我國的戰略抉擇

我國在付出了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的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經濟難以持續的沉痛代價之后，也作出了發展綠色經濟的戰略抉擇。我國對綠色發展的重視由來已久。從2006年我國就開始實施節能減排政策，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1］20。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把生態文明建設寫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明確指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2］39。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自此，綠色發展就成為指導當前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價值取向，更成為我國在社會主義新時代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2017年10月，黨的報告又把綠色發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3］50-51。國家對西部地區綠色發展尤為重視。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于2010年、2012年、2015年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見》《西部大開發“十二五”規劃》《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等重要文件，這些文件都反復強調，環境保護、生態建設是西部大開發的基本前提。若要從源頭上扭轉西部地區生態惡化的趨勢，就必須對西部地區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重大調整，其途徑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展綠色經濟，推廣低碳技術，堅持做到在綠色發展中促產業轉變，在產業轉變中加強綠色發展，從而實現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和速度的雙提升。為落實中央的戰略決策，解決全國范圍內長期粗放型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突破日益強化的資源約束，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方式，我國采取了眾多舉措，出臺了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建立健全了區域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區域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構建了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環境保護專項督查機制，初步建立了區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在重點行業、領域、產業園區和省市開展了兩批國家循環經濟試點工作。

（三）綠色發展是人民的迫切愿望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們渴望清新的空氣、清澈的河水、湛藍的天空、安全的食品，但是，我們的水、空氣污染很嚴重，食品安全、藥品安全讓人很擔心。這就產生了人們日益增長的對綠水青山、碧海藍天等美好生態環境、生態文明的需要與生態環境不優、生態文明質量不高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具體表現。為解決這一矛盾，人們強烈要求政府、企業遵循經濟發展規律，調整產業發展結構，以綠色發展取代粗放式、掠奪式發展，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為人們提供更多更好的優質生態產品和生活產品。所以，黨的報告指出，通過綠色發展，“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3］51。這反映了人民的呼聲，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有助于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綜上所述，面對國內外綠色發展的大趨勢、國家的大政方針和人們的廣泛共識，西部地區只有融入綠色發展這股洪流之中，才能實現《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中設定的眾多綠色發展指標。大量事實和研究表明，西部地區未來綠色發展的水平對全國整體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如果西部地區的綠色發展速度不快、質量不高，我國整體的發展將會付出巨大的環境代價和經濟代價［4］。在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綠色經濟的道路上，西部地區可謂任重道遠。

二、西部地區產業綠色發展的有利條件與現實困境

（一）有利條件

當前，西部地區正處在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綠色發展的有利條件十分明顯。一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態勢良好。西部大開發以來，尤其是“十二五”期間，西部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基礎設施建設明顯加快，綠色發展的條件越來越充實。2017年全國經濟增速最快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前三位均在西部地區，分別為貴州、西藏和重慶，它們的經濟增速分別達到10.2%、10%和9.5%［5］。二是西部地區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第三產業發展迅速。2011年以來，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發生了較大改變，第一產業比重繼續下降，由2011年的12.74%下降至2016年的11.87%，第二產業比重也由2011年的50.92%下降至2016年的42.95%，而第三產業比重則從2011年的36.34%顯著上升至45.18%①，其服務業發展非常迅速。由此不難看出，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已經由傳統的“二、三、一”轉變為“三、二、一”，從其內部各個省區來看，除了內蒙古、陜西、青海、寧夏等之外的其他西部省區也均已形成“三、二、一”的產業結構。三是西部地區綠色發展面臨著“一帶一路”和“產業轉移”的雙好機遇。2013年，高瞻遠矚，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西部地區是實施“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點，是我國與西亞、南亞等國家的連接部，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一帶一路”讓西部地區由對外開放的大后方變成了大前方，成為我國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橋頭堡和前沿陣地。后方變前方，使西部地區各省區有條件、有機會按照綠色、開放、融合的理念，借機對自身的經濟發展模式、產業發展結構進行重新規劃，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以以“重新洗牌”的勇氣，對產業結構、綠色發展進行深度調整，推動西部地區與沿邊、沿線國家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這有利于西部地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構建現代產業體系。與此同時，我國東部沿海和一些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產業向外轉移的特點非常明顯，這對西部地區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遇。西部地區地域遼闊，位置重要，資源豐富，產業發展空間巨大，有些方面還是“一片空白”，是投資興業的絕佳選擇，是我國擴大內需的巨大潛在市場，是我國產業布局、調整的重要回旋之地。這種產業轉移的大環境和西部地區自身的優勢，有利于西部地區積極培育綠色產業，承接先進產能，從而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產業結構。

（二）困難和問題

西部地區綠色發展的有利條件很多，但不利的因素也不能忽視。一是工業的主導地位并未改變，產業的資源依賴特征并未扭轉。作為我國主要的能源集中地和輸出地，西部地區產業具有明顯的資源依賴型特征［6］，形成了高消耗、高排放的產業發展模式。從西部地區的產業構成來看，工業依然是主導產業，2016年其占比依然高達78.65%。西部地區的礦產、石油等資源較為豐富，以原煤為例，2016年西部地區所生產原煤就占全國原煤總產量的57.11%②。因此，長期以來，推動西部地區工業增長的動力都是資源密集型產業，煤炭采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煉焦業、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冶煉及壓延等在絕大部分西部省區產值中都占較大比重［7］。以內蒙古為例，2015年，其煤炭采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非金屬礦采選業等產業產值分別為2931.13億元、715.34億元、613.17億元、592.9億元和237.46億元，占其工業總產值7739.18億元的65.77%。從整體上看，2015年西部地區上述產業產值占到西部地區工業總產值的45.05%③。因此，盡管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總體上已經得到了優化，但其資源依賴的特征并沒有得到根本扭轉，資源密集型產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二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較慢。大力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方向和重大舉措。但目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大都集聚在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所占比重較低。數據顯示，2016年西部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占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值的比重還不到20%，其產值規模較小，發展遠遠不足。三是產業發展能耗較高，綠色發展質量不佳。支撐粗放型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就是大量的資源投入，而靠拼資源的資源依賴型產業的發展使得西部地區的能源消耗較為嚴重，單位GDP能耗較高,能源轉換效率較低，成為我國碳排放的重災區［7］。數據顯示，在西部地區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比重超出80%。2016年全國共消耗煤炭424941.78萬噸，其中，西部地區所消耗的煤炭就占到了全國的31.65%，焦炭、石油等消耗量也均占到了全國的20%以上②。而煤炭單種能源的碳排放系數高，造成二氧化碳減排困境，嚴重影響了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2016年，全國能源加工轉換效率只有73.85%，對于占全國50%以上能源生產的西部地區而言，其能源加工轉換效率拉低了全國能源加工轉換效率。另外，2017年國家統計局等四部委聯合《2016年生態文明建設年度評價結果公報》，其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由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質量、生態保護、增長質量、綠色生活等6大方面的55項評價指標構成，據此生成的綠色發展指數，能夠全面客觀地反映各地區綠色發展成果。公報數據顯示，西部12個省區的綠色發展指數排名情況如下：重慶第5，云南第10，廣西第12，四川第14，甘肅第16，貴州第17，陜西第23，內蒙古第24，青海第25，寧夏第29，西藏第30，新疆第31。這個排序反映出，西部地區整體上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綠色發展位次偏后。四是產業綠色發展的軟環境還存在不少“軟肋”。比如，綠色發展的思想觀念還沒有完全樹牢，綠色發展的政策引導、輿論宣傳、氛圍營造不到位。一些企業對綠色轉型缺乏主動性，緊迫感不強。一些地方政府綠色發展意識淡薄，綠色措施不力，導致綠色發展滯后。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在對待中央保護環境、綠色發展要求上，陽奉陰違，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如，祁連山是我國西部的重要生態安全屏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但在祁連山生態環境保護上，甘肅省有關方面認識不深刻，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和顯性政績，長期存在生態環境為經濟發展讓路的情況，不作為、亂作為，生態監管層層失守，致使違規違法開發礦產資源、建設水電設施、偷排偷放等情況十分嚴重，導致保護區局部植被破壞、地表塌陷、水土流失、河道污染甚至斷流。2017年中央對此進行了嚴厲問責。還有，西部地區基礎教育薄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偏少，人才流失嚴重，引進人才困難，研發能力、自主創新能力、產學研結合能力、新技術推廣能力等相對較弱，創新驅動對綠色發展的支持度比較低。

三、西部地區產業綠色發展的對策

西部地區實施產業綠色發展，既要遵循產業綠色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因地制宜，發揮優勢，找準短板，多策并舉。

（一）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指出，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利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利于提升產業層次、推動傳統產業升級、高起點建設現代產業體系，體現了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根本要求［8］。因此，西部地區要牢牢抓住國家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大好時機，充分利用國家對西部地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紅利、資金紅利、技術紅利，讓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西部地區的產業重地、產業高地，在西部地區產業布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為西部地區產業轉型的強大推動力。西部地區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依托自己的區位特點、資源稟賦和已具備的產業優勢，找準切入點和優先方向，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利用本區域的電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能優勢，優先發展綠色清潔能源和低碳能源產業，這不僅能做大做強新能源產業，還有利于優化和改變單一的能源消費結構，控制煤炭消費的過快增長，逐步降低煤炭消費比例，減輕第二產業對煤炭的過度依賴［9］。西安、成都、重慶、云南等地可分別利用已形成的航空航天、電子通信、生物制藥等方面的比較優勢，進一步擴大產業規模，構建全產業鏈體系，增強產業核心競爭力［10］。

（二）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

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以傳統產業為主，傳統產業占比高達90%左右。鑒于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其傳統產業還需繼續發展，但又不能繼續走浪費資源、破壞環境之路，這就必須改變原來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實施綠色改造，其途徑就是發展低碳循環經濟。一是關注傳統產業鏈的頂端，即輸入端，實施源頭控制。生產企業必須在源頭就充分考慮資源的節約利用問題，盡可能減少進入生產、消費領域的物質量和資源量，提高單位產品對資源的利用率，而不是把眼光放在污染的治理上。只有控制住了源頭，才能為避免和減少廢物打下基礎。二是關注傳統產業鏈的中端，即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把清潔生產的要求貫徹始終，不間斷地對企業進行大力度的科技投入和技術改造，及時采用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生產工藝，加速淘汰老舊設備，更新落后工藝，實施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采用高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原材料使用量，降低污染物排放量。三是關注傳統產業鏈的末端，即輸出端。過去，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廢渣、廢品、廢水、廢氣等廢物、污染物，還有工作、生活中不再使用的陳舊物品，基本上都不加處理，當作垃圾隨意丟棄或排放到環境中，既造成嚴重浪費，又產生嚴重污染。現在，必須按照低碳循環經濟的要求，延伸產業鏈條，發展再生資源產業，即對這些廢物進行再加工、再處理、再利用，將上一個生產過程或這個企業產生的廢物，轉變成下一個生產過程或另外一個企業的原材料，使其作為新的資源，生產出新的產品而再次進入生產過程或消費領域，以降低對原始資源的依賴，減少廢物最終處置量。

（三）做大做強文化旅游產業

西部地區有著我國最為豐富的森林草地、江河湖泊、雪山冰川、盆地大山資源和獨特的地形地貌資源，有著眾多的世界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和馳名中外的風景名勝區。眾多少數民族生活在西部地區，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建筑、民族語言、民族服飾、民族飲食、民族習俗、民族歌舞獨具魅力。這些優良的自然生態資源和濃郁的民族文化資源，具有很強的高端性、稀缺性、獨特性和吸引力，在人們追求高品位生活質量的當下，這是最為珍貴的資源，是西部地區發展綠色產業的寶貝和優勢。經過這些年的發展，西部地區的文化旅游產業已經有了較大的發展和較好的基礎，今后，需要進一步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打造生態旅游、文化旅游，把西部地區打造成國內外知名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要發揮旅游業帶動性、綜合性強的特點，開展“旅游+”項目，延伸旅游產業鏈條，推動旅游業與農業、工業、其他服務業等融合發展，培育出更多的新業態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西部地區第三產業的發展。

（四）強化人才、技術對產業綠色發展的支撐作用

一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人才是實現綠色發展的戰略資源、核心資源，對于區位優勢不佳、人才流失嚴重的西部地區來說，更要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新政，打好人才牌，念好人才經，在培養好、使用好本區域內人才的同時，把國內外各方面的優秀人才，尤其是綠色、低碳、循環、環保方面的優秀人才集聚到西部地區。二是加大綠色新技術研發力度。在國內外培育、遴選和扶持一批為綠色轉型發展提供咨詢設計、規劃策劃、改造升級、建設運營的專業化技術支撐機構和平臺，特別是要充分依托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發優勢，加強產學研用結合，研發綠色發展的關鍵性技術，將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節能減排降耗、污染防范治理、資源高效利用、生態修復、清潔生產等領域的關鍵技術，劃入重大科技專項支持范疇，從政策、資金、人力等方面全面傾斜。對國內外已經研發出來的綠色新技術、新成果，通過各種方式，加大推廣使用的力度，減輕自我研發成本壓力。要加強對綠色研發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提高研發新成果、使用推廣新成果的積極性。三是要支持本地企業實施綠色轉型技術研究、綠色工藝改造、綠色技術設備配置、綠色機制建立、綠色技能培訓等工作，建立相對穩定的激勵政策，促進企業加大對長期創新的投入。四是要重視企業家人才隊伍建設。企業家是企業發展的領軍人，企業家的思想觀念、戰略眼光、國際視野、創新思維、社會責任感等，決定著企業的發展方向，決定著企業能做多大、能走多遠。在當前西部地區的綠色轉型中，特別需要培養造就一批具備企業家精神、有綠色觀念、懂綠色經營、會綠色管理、能綠色創新、致力于綠色發展事業的優秀企業家。

（五）建立符合西部地區特點的產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觀測西部地區的發展是不是真正的綠色發展以及綠色發展的速度、質量、水平如何等，需要建立一套評價指標體系，有了這套評價指標體系，西部地區的綠色發展就有了方向和約束。事實上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就是一個指揮棒，引導著政府、企業朝著真正的綠色產業方向，補漏糾偏，優化轉型。建立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內容要全面系統，各種觀測點要科學規范，評價要素的量化要準確具體，權重設定要突出重點難點，與綠色發展關聯性強的核心指標、關鍵性指標要覆蓋到位，所有指標都必須具有科學的前瞻性、鮮明的導向性、過硬的約束性、地域的特色性和簡便的可操作性。2016年，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已經印發了《綠色發展指標體系》，西部各省區可結合本地產業結構、資源和環境的不同情況，盡快制定出能體現本地主體功能定位和差異化評價要求的地方標準。在這方面，西部省區有的已經制定了地方標準，有的還在制定之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并不是終極目的，關鍵是要利用這一評價體系加強對地方政府的日常考核、專項考核、年度考核、任期考核。要把評價考核的結果作為評價領導干部政績和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凡是在評價考核中得分不及格，關鍵性、約束性指標完成得不好，或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綠色發展嚴重滯后、責任事件頻發地區負有責任的相關領導干部，都要依規依法嚴肅問責。因此，盡快建立起西部地區全方位的綠色政績評價考核坐標系，使綠色發展—評價—考核—監督—問責—更高水平的綠色發展，形成良性循環，在全社會營造評價地方政府和領導干部的工作不再是單純地看GDP指標，而是更加注重綠色指標、更加注重綠色發展質量的氛圍，真正讓綠色指揮棒成為推進西部地區產業綠色發展的重要約束和導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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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藝璇 單位：蘭州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