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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農墾經濟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家禽企業逆向質量管理的困境與實施績效

“公司＋農戶”模式下家禽企業向上游養殖戶提供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技術支持是企業控制上游產品質量的主要手段，其實施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和實施績效對企業逆向質量管理決策有很大影響。

（一）家禽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困境根據預調查中開放式問卷所列家禽企業向其上游養殖戶提供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技術支持所面臨的5個困難，在正式調查中請受訪者就困難程度（1－5分）打分，經排序后得表1。從表1可以看出，養殖戶質量安全意識差依舊是樣本家禽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首要困難，同時，養殖戶的小規模分散經營更加重了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難度。此外，政府對企業支持不夠、企業資金缺乏、企業人員素質低、標準體系不健全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負擔，并影響企業逆向質量管理措施的順利實施。

（二）家禽企業逆向質量管理的實施績效在談及“實施逆向質量管理對產品質量的影響”時，在所有55家向其上游養殖戶提供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技術支持的家禽企業中，有10．9％的企業認為其產品質量得到了顯著提高，有65．5％的企業認為有提高，有23．6％的企業認為有提高但不明顯。總體而言，家禽企業的逆向質量管理確能有助于最終產品質量的提高。

二、家禽企業逆向質量管理行為的影響因素

根據委托理論，作為方的養殖戶和作為委托方的家禽企業之間由于家禽產品質量經驗品和信任品屬性導致的信息不對稱極有可能引發養殖戶的機會主義行為。而這種信息不對稱只有通過家禽企業對其上游養殖戶的逆向質量管理才能有效予以消除。然而，在“公司＋農戶”模式下，作為委托方的家禽企業在與其下游零售商乃至消費者的交易過程中又會以方的身份出現。在這一多級委托關系中，禽產品供應鏈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兼有委托方和方雙重身份的家禽企業對養殖戶實施進行逆向質量管理，以及管理的努力程度分別會受到家禽企業與其下游環節主體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與上游養殖戶的垂直協作程度，逆向質量管理成本，以及家禽企業面臨的市場與監管環境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對此，本文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對這些影響因素的顯著性進行檢驗。模型的因變量為家禽企業是否向其上游養殖戶提供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技術支持（是否實施逆向質量管理）。在自變量中，本文采用企業是否擁有產品品牌來表示家禽企業與下游零售商和消費者之間關于產品質量經驗品屬性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因為由經驗品屬性引發的產品質量問題可以通過交易雙方的重復博弈和聲譽機制予以治理（周德翼，呂志軒，2008），而在禽產品市場上，重復博弈的依托和聲譽激勵的載體就是企業的產品品牌。同時，以企業是否獲得產品認證，以及產品認證的水平來表示家禽企業與下游零售商和消費者之間關于產品質量信任品屬性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因為，消除交易雙方產品質量的信息不對稱需要第三方質量見證（質量認證和標簽等）將其轉換為經驗品才能有助于識別（周潔紅等，2007）。此外，以是否與養殖戶簽訂合同來反映家禽企業與養殖戶的垂直協作程度；以企業規模和逆向質量控制帶來的收益能否彌補成本來衡量家禽企業逆向質量管理成本的相對高低；以主要目標市場、政府監管力度、是否建立召回制度等來說明企業面臨的市場與監管環境。各變量含義，取值以及預期方向如表2。

三、回歸估計結果與分析

從Logistic回歸估計的結果看（表3）：

1．體現家禽企業與其下游零售商及消費者雙方產品質量經驗品屬性信息不對稱的“產品品牌”這一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也進一步驗證了通過品牌信譽這一市場化手段能夠起到促進家禽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作用。在調查走訪中，作者也發現了這樣一個現象，即許多家禽企業都設法以某一特有優質家禽品種為載體實施品牌經營，并通過向養殖戶提供種苗、飼料、藥物、技術支持等途徑強化對養殖戶的逆向質量管理管理，以此來控制產品質量。2011年6月，作者走訪了揚州市某農牧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于2011年2月由4名放棄辦公室工作的農科專業大學生組建，主要經營鵝的養殖、加工和銷售。當問起成立公司的原因時，負責人介紹說，揚州有著養鵝、吃鵝的悠久歷史，但由于品種、設施、草糧、管理及疫病防治等綜合技術的滯后，許多養殖戶在好年景也得不到好的收益。為此，他們提出了“品牌＋標準＋規模”的鵝產業發展模式。在吸納了近600萬的民間資本入股后，與省內科研院所合作，引入“瑞農1號”肉鵝新品系，并以此為基礎，主推“揚州貢鵝”這一品牌。為保證產品質量，公司在揚州某鎮租用土地100畝，建起了養殖基地，采用“公司＋農戶”的模式，組織養殖戶集中養殖，并以此推進“七個統一”（統一環境規劃和監測、統一優質鵝苗供應、統一組織生物防疫、統一提供綠色飼料、統一飼養管理程序、統一產品生產標準和統一品牌銷售）。截止到調查之日，鵝養殖基地的養殖規模已接近5000只。負責人介紹，公司已準備進軍餐飲業，成立鵝產品飲食文化館，做全從田頭到餐桌的鵝產業鏈。回歸結果對體現交易雙方產品質量信任品屬性的“產品認證”和“認證水平”兩個變量沒有給予顯著性支持。這說明產品認證與認證水平高低還未能有效激勵家禽企業對其上游養殖戶實施逆向質量管理。調查中發現，相關部門對認證產品的跟蹤監測、檢查及后續管理并不嚴格，許多企業主要關心的是如何通過產品認證，并以此作為營銷手段，而對是否能持續達到認證的質量要求卻并不關心。對認證產品后續管理上的松懈造成了“產品認證”和“認證水平”兩個變量未通過檢驗或許是最符合邏輯的解釋。

2．反映家禽企業與其上游養殖戶垂直協作程度對企業逆向質量管理行為影響的“垂直協作形式”變量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在意料之外。但從變量顯著性檢驗的p值看（p＝0．110），可能存在誤判風險。這也許是因為本次調查的樣本量較小，影響了變量的顯著性；此外，從描述性統計的結果中也發現，有90％的樣本企業都與養殖戶簽訂了收購合同，樣本分布的不均衡也可能會影響檢驗結果。因此，“垂直協作形式”的影響究竟如何還需要在隨后的研究中深入分析。

3．反映逆向質量管理相對成本對家禽企業逆向質量管理行為影響的“企業規模”和“成本收益”這兩個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與預期相符。說明逆向質量管理的成本是影響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關鍵因素之一。

4．一般而言，不同目標市場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不同要求（周潔紅等，2009）也會影響家禽企業的逆向質量安全管理決策。目標市場的質量安全要求依照批發市場與農貿市場（傳統市場）→超市、專賣店、快餐店（新興市場）→出口市場的順序依次提高。回歸分析中，“主要目標市場”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也許與企業對目標市場的選擇較為靈活有關。走訪中發現，許多企業雖有自己的主要目標市場，但經常會根據產量，市場競爭狀況，以及質量的差異選擇不同的流通渠道。2011年8月，作者走訪了蘇北某市一家新投產的集肉雞孵化、養殖、宰殺和加工于一體家禽企業，該企業投資額已到1億元，年產可達2500萬羽肉雞。為保證屠宰流水線的滿負荷生產，公司除自建兩個肉雞養殖基地外，還以“公司＋農戶”的形式帶動周圍1000余養殖戶，其中，年飼養量超10萬羽的大戶就有19戶。當談及企業成品肉雞的流通渠道時，企業負責人介紹，企業一般以超市為主要的產品銷售地，但由于周圍方圓200里的超市數量有限，即便周圍所有超市所售肉雞都由公司配送，銷量也不到公司產量的1／3，而且，由于其他廠家的競爭，這些銷量還不能完全保證。其余的肉雞只能通過批發市場、農貿市場，乃至中間商來消化。當談及不同渠道的質檢要求和企業的對策時，負責人說，超市的質量要求最高，批發市場和農貿市場次之，而中間商關心最多的是價格。當然，企業也會根據不同渠道的要求組織生產。

從這一點看，流通渠道的多元化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禽產品的產銷矛盾，但不同流通渠道對產品質量要求的差異也會影響上游主體的質量管理努力程度。“政府監管力度”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與預期方向一致。說明政府部門對禽產品質量安全的強力監管要求確實能通過禽產品產業鏈逆向傳遞至養殖環節。“召回制度”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與預期不符。這可能與家禽企業面臨的市場與監管壓力不大有關，或壓力還未能轉換為企業加強對其上游養殖戶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動力。對調查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發現，在所有建立召回制度的企業中，從來沒有發生召回事件的企業占到60．9％，雖有39．1％的企業發生過產品召回事件，但損失都不大。

四、簡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江蘇省家禽企業主要負責人的調查和訪談，分析了家禽企業逆向質量管理的困境與實施績效，并對逆向質量管理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養殖戶質量安全意識差依舊是家禽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的首要困難。企業規模和企業對逆向質量管理的成本收益預期顯著影響家禽企業的逆向質量管理決策，而且，品牌聲譽和政府監管力度能有效促進家禽企業實施逆向質量管理措施。基于本文的分析結果，為有效促進“公司＋農戶”模式下家禽企業的逆向質量管理，充分發揮禽產品供應鏈組織在保障禽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作用，除進一步提高養殖戶的質量安全意識外，還應繼續加大政府監管力度，但監管的重點應放在對認證企業的后續監管方面；此外，還應通過提高家禽企業的整體規模化經營水平，建立禽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制和推進以優質家禽品種為載體的禽產品產業化經營等措施調動家禽產業內部產品質量管理的積極性。

作者：崔彬王興穩單位：揚州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