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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農墾經濟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指標1．城鎮化水平。城鎮化影響著農村經濟社會的諸多方面。一方面城鎮化的發展有效帶動鄉鎮企業發展，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另一方面，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有效載體，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渠道，增加農民非農收入。同時減輕土地壓力，縮小農村人口基數，促進農民增收。文中采用較為普遍的城鎮化率指標，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2．農民受教育水平。人力資本開發為經濟發展提供內生動力，教育則是人力資本積累的源泉。農民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主體和農業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受教育水平對其收入增長作用不言而喻。文中農民受教育程度用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其公式為：平均受教育年限＝［1*文盲或半文盲人口比例＋6*小學文化程度人口比例＋9*初中程度人口比例＋12*（高中程度人口比例＋中專程度人口比例）＋16*大專及以上人口比例］／100。3．農業機械化水平。農業機械化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力推進農業機械化可以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減輕農業生產對勞動力的依賴，釋放出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和農民非農收入的增長。文中以各年的農業機械總動力反映這一指標。4．農業總產值。即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其反應一國或一個區域農業生產的總規模和總水平。農民收入主要分為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農業總產值與農民農業收入密切相關，通過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挖掘農民增收潛力。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是以貨幣量表現的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活動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指標。隨著工資性收入逐漸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加之國家不斷加大對農村政策的扶持，極力改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使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提高農民非農收入有著重要意義。

（二）數據來源本文選取1993年～2011年甘肅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受教育水平農民比重、農業機械總動力、農業總產值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五項指標。數據來自1994年～2012年《甘肅統計年鑒》和《甘肅農村年鑒》，通過整理可得原始數據（見表1）。

二、模型構建和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本文以甘肅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為被解釋變量，以對農民收入有重要影響作用的各因素為解釋變量，為避免異方差性，對部分變量進行對數處理，建立如下模型：lnYi＝β0＋β1lnUi＋β2Ei＋β3lnMi＋β4lnVi＋β5lnIi＋εi（1）其中，Yi代表農民人均純收入，i表示不同的年份。解釋變量分別為各年城鎮化率U，農民受教育水平E，農業機械化水平M，農業總產值V和全社會固定投資額I，ε為隨機誤差項，代表所有未納入模型但影響農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二）實證分析運用Eviews5．0軟件對以上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結果（見表2）。從中可以看出，城鎮化水平的系數符號為負，不符合經濟學意義和預期結果，且回歸系數也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需進一步改進。為了消除多重共線性，采用逐步回歸法進一步分析得出結果（見表3）。農民受教育水平、農業總產值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民收入的增加都有正向影響，符合經濟學意義和預期。修正后的可決系數為0．988439，回歸模型的擬合情況很好，能夠解釋98．8％的因變量（農民人均純收入）觀測值的總變差。F統計量的值為513．9898，給定顯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臨界值F0．05（3，1．5）＝3．29，方程通過了整體顯著性檢驗。給定顯著性水平α＝0．1，查t分布表得臨界值t0．05（15）＝1．75305，各解釋變量系數的t值均大于臨界值，由此表明各解釋變量對農民人均純收入變化均有顯著性影響，具有統計意義。對方程進行序列相關檢驗，給定α＝0．05，當n＝19，k＝3是，查DW表，下限臨界值dL＝0．967，上限臨界值dU＝1．685，根據上表結果，DW統計量的值為1．802184，在［dU，4－dU］之間，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關。此外，方程通過了異方差White檢驗。作異方差的White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nR2＝10．90735，在α＝0．05時，查X2分布表，得界值X（9）＝16．929，因為nR2＜X（9），所以接受原假設，故模型不存在異方差。上述分析結果表明，3個解釋變量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彈性分別為0．147，0．492，0．113，即當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農民收入將增加0．147％，農業總產值每增加1％，農民收入將增加0．49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農民收入將增加0．113％。綜上可得影響甘肅農民收入因素的回歸方程為：lnYi＝－1．81714＋0．146599E＋0．491883lnV＋0．113134lnI（2）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對甘肅省農民收入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發現農業總產值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最為顯著，2011年甘肅省農民家庭經營性純收入為1866．77元，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7．75％，盡管這一比重在不斷下降，但其主體地位仍未動搖，其中農業純收入（農民來自第一產業純收入）在家庭經營性純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由此可見，農業收入始終是甘肅農民家庭經營的主體收入來源。其次，農民受教育水平對農民收入的提高有較大的影響，由于農民個體作為農業生產和社會活動的主體元素，其科學文化素質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其思想覺悟、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競爭能力。此外，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也對農民增收產生顯著影響，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及農村繁榮離不開社會外在力量的推進，伴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甘肅省堅持在工業反哺農業、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指導下，在加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基礎上不斷向“三農”方面傾斜。2011年，甘肅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中，用于第一產業的投資額達191．45億元，較上年增長38．74％。此外，根據回歸結果，甘肅省的城鎮化水平和農業機械化水平尚未對農民增收產生明顯的影響。究其可能原因有以下兩點：一是甘肅省的城鎮化水平低，2011年甘肅省城鎮化率僅為37．1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4．12個百分點。加之受自然、經濟、交通等條件的限制，多數小城鎮的發展缺乏產業的支撐，導致城鎮化的發展在促農增收過程中缺乏內在動力。二是受典型山地高原地理條件的限制，甘肅省農業機械化水平不高，全省耕地中山地占64．7％，同時農業機械總量少、配套機械缺乏、裝備結構不合理等，因此沒有表現出明顯的作用。鑒于上述模擬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優化農業內部結構，從農業增效中增加農民收入目前，農業收入仍是甘肅農民收入的主渠道，實現農民農業收入的增加，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渠道，就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優化農業生產結構，促農增效、保農增收。首先，突出特色、發揮優勢。針對甘肅省現有的馬鈴薯、現代種業、中藥材、釀酒原料及優質林果等幾大極具優勢的特色產業發展，在不斷提高產品質量的同時強化特色農產品品牌建設。其次，加快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由家庭小生產經營向集約化、規模化、產業化大生產經營的轉變，在現有產業基礎上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最后，科技興農。加快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完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提高農產品的科技含量。

（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甘肅省農民整體素質不高，在經濟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農民地位進一步被弱化，在農民收入來源多元化發展的今天，農民受教育程度對其收入的增加更為重要。為此，要強化農村基礎教育，加大農村教育投入，改善教學基礎設施，提高農村學校教學硬件水平，提高和改善農村教師的工資待遇，尤其為偏遠鄉村教師提供專項資金補貼，在此基礎上著力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并向更高層次發展。同時，推進農民職業教育發展，加大投入，積極發展農民夜校、農民職業中學等，培養一批農業技術骨干，提高農民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同時，建立“企業—政府—農戶”之間人力資源信息溝通的良性互動機制和平臺，鼓勵企業對農民工開展職業技能培訓，以提高農民外出務工就業的市場競爭力。

（三）進一步加大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對“三農”的傾斜力度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重要形式，直接影響著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規模、結構和效益。首先，加大“三農”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能夠為農民提供更多非農就業機會，成為增加農民非農收入的重要渠道；其次，甘肅省多數農村基礎設施薄弱、公共設施建設水平低，嚴重影響著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因此要進一步擴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此外，各級政府要繼續加大強農惠農力度，不斷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與此同時，要重視投資效率，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效益和質量。

作者：辛文文楊林娟單位：甘肅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