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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正在各個國家逐步顯現。在金融全球化不斷推進的背景下，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在逐漸放大。主流觀點將危機傳染效應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季風效應、貿易溢出效應、金融溢出效應和凈傳染效應。其中，貿易溢出效應源于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即危機國家通過貿易渠道對其他國家造成影響。作為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國之一的中國，兩國間貿易額在我國貿易總額中比重較大，因此此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沖擊是否顯著令人關注。

在已有的文獻中，許多學者對貿易溢出效應在危機傳染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檢驗，大多數研究認為危機傳染的貿易溢出是顯著的，Eichengreen等(1996)最早使用Probit模型對20多個工業國家在1959～1993年間發生危機的條件概率進行了估計，發現在危機擴散過程中，貿易溢出效應的影響要比宏觀經濟基本面的相似性更為重要。Glick和Rose(1999)對1971～1997年間發生的五次危機的研究發現，貿易聯系是金融危機的重要傳染途徑，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出口下滑。Forbes(2002)則從微觀角度利用公司層面的數據，驗證了貿易溢出的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都是亞洲和俄羅斯危機中重要的傳染機制。Haile和Pozo(2008)研究了1960～1998年期間37個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危機，發現大多數危機是通過貿易渠道傳染的。在國內相關文獻中，裴平等(2009)、胡求光和李洪英(2010)等學者針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中發現，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負面影響是顯著的。

由于各次金融危機特點不同，危機國家與非危機國家在貿易關系上存在差別，所以在此問題上的研究結論不同。本文將以2003年1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數據為樣本，主要就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沖擊的原理和程度進行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

二、危機對中國進出口貿易沖擊理論分析

金融危機的貿易溢出主要是通過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實現的。如果一國是危機國家重要的貿易伙伴，雙方存在互補型貿易關系，隨著危機國貨幣的大幅貶值、居民實際收入的急劇下降等，都可能導致與之有直接貿易聯系的國家產生貿易溢出的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收入效應是指危機國經濟增長放緩，居民實際收入下降，該國整體消費能力降低，其對外進口商品與勞務的需求減少，進而造成其貿易聯系國出口的降低。價格效應是指危機國貨幣的持續貶值，進口品在危機國市場上以本幣標示的價格相對上升，出口品在國外市場上以外幣標示的價格相對下降，從而相對增強危機國商品和勞務出口的價格競爭力，致使其貿易伙伴國或其競爭對手出口下降與進口增加。危機將導致貿易伙伴國間的出口商品在另一個價格較低和數量較少的狀態達到平衡，而進口商品在另一個價格較低和數量較多的狀態達到平衡，金融危機通過收入效應和價格效應易對互補型經濟體的雙邊貿易直接發生作用。

長期以來，中美兩國雙邊貿易合作關系緊密。中國對美國進出口額占我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從2002年以來一直穩定在14%左右，并且在2005～2010年間中美貿易額年均增長9%。從美方來看，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在其經貿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中方來看，較美國不同的是，我國經濟帶有較為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特點，對外貿易對于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重要。2000～2010年，我國僅出口貿易就占GDP比重的20%以上，而對外貿易依存度均在40%以上，2005～2007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更高達70%左右。較高的貿易依存度使我國國內經濟對于外部環境的變化更為敏感。因此，美國經濟的穩定對中國的出口及經濟增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中美貿易的特點來看，美國金融危機會通過直接雙邊貿易渠道對中國產生沖擊。

從貿易溢出的收入效應看，由于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相對完善，在經濟運行平穩的時候，現實收入和未來收入預期良好，居民消費支出強烈，形成了依賴借貸消費的美國消費模式。金融危機爆發將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國民財富大幅縮水，信用規模急劇收縮，實際收入水平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減少，收入預期也會逐步下調，借貸消費的美國消費模式難以維持，消費者信心下降，美國人必然緊縮現實消費，從而抑制進口消費需求。從貿易溢出的價格效應來看，金融危機后美元的貶值有效地刺激了美國出口的增長，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鑒于美元的國際地位，國際原材料價格大多以美元定價，美元的貶值使得國際能源和資源價格上漲加速，這又進一步增加了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進一步削弱了我國出口產業的競爭力。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兩國直接貿易聯系緊密，中國對美國經濟波動的易感強度高，直接貿易溢出的收入效應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形成沖擊。同時，中美兩國屬于互補型貿易關系，美國金融危機導致貨幣貶值，必然也將通過價格效應對中國進出口貿易構成影響。本文將在下文中采用基于VAR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通過危機前后美國收入水平和價格水平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互動關系變化的對比分析，研究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的沖擊。

三、危機對中國貿易溢出效應實證分析

(一)樣本變量及研究方法

為了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的9.11事件對分析數據產生影響，并使得兩個子樣本研究的時間段基本匹配，本文選取2003年1月至2010年6月的月度數據，共計102個研究樣本。

本文采用失業率、個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者信心指數作為美國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標，其中，個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者信心指數是美國個人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標，前者直接反映個人當前收入狀況，后者反映個人對未來收入狀況的預期。而相比而言，失業率是個人收入水平的間接衡量指標，因為失業率是從較為宏觀層面反映當前或者未來一段時間整體的收入狀況，因此可以看作美國社會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標。本文采用CPI和PPI作為美國國內價格水平的衡量指標，采用實際美元指數作為美國對外價格水平變化的衡量指標。

衡量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指標較多，而中美進出口額是直接反映中國貿易受美國危機溢出影響最直接的衡量指標，因中美貿易額占中國貿易額的比重較大，本文不必再以中國進出口總額作為貿易狀況衡量指標，而采用了總的進出口數量指數和進出口價格指數分別衡量中國進出口貨物的數量水平和價格水平產生的變化(見表1)。

本文涉及所有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來自Wind資訊終端的經濟數據庫，從數據庫獲取的未經季度調整的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和中國對美國進口額這兩個原始統計變量季節性特征明顯，因此本文采用移動平均比率法對這兩個變量進行季度調整，同時，除CPI、PPI和UNRATE這三個變量之外，其他所有變量均進行了對數處理。

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7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因此，本文將2007年7月作為危機起始點，將總樣本分為兩個時間段，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為平穩期，2007年7月到2010年6月為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動蕩期，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影響屬于事件沖擊，一般在爆發后的24個月至36個月產生的影響較為明顯，為了防止時間過長可能使事件沖擊被經濟周期性的長期趨勢所掩蓋，本文選擇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的36個月的時間段進行研究。

本文的實證方法主要采用VAR模型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通過構建F統計量分析美國收入水平和價格水平對我國貿易狀況的影響程度，再通過平穩期和危機期實證數據的對比分析，檢驗美國金融危機是否對中國存在貿易溢出效應，最終影響中國的貿易狀況。考慮如下的雙變量向量自回歸方程(B－VAR):

如果危機前后價格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指標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沒有引導作用，或者有但程度相當，則說明危機并沒有通過價格溢出效應或收入溢出效應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產生沖擊;如果危機前價格水平或收入水平的指標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沒有引導作用，而危機后引導作用顯著，則表明危機通過價格溢出效應或收入溢出效應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產生沖擊;如果危機后僅僅是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對美國價格水平或收入水平指標的引導作用加強，則只能說明危機對變量間的互動關系產生沖擊，但不能說明通過價格溢出效應或收入溢出效應對我國貿易狀況的沖擊顯著。

本文采用脈沖響應函數描述我國進出口貿易指標對美國價格水平和收入水平新息沖擊的響應軌跡。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其可以追蹤針對VAR系統中的變量的各個脈沖的時間路徑，其計算方法在此省略。

(二)實證分析結果

表2是分別對12個變量在平穩期和危機期原始序列和1階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從表2中的數據發現，無論在平穩期還是危機期，12個變量都是1階單整I(1)變量，即其1階差分值是平穩的。

表3和表4是對美國經濟變量(X)和中國貿易變量(Y)1階差分序列之間在平穩期和危機期分別進行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其中，表3為X不是Y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設檢驗，表4為Y不是X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設檢驗。在平穩期，衡量美國國內收入水平的三個指標中，個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者信心指數均不是中國貿易狀況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美國個人現實收入和預期收入水平在平穩期對中國貿易狀況沒有明顯影響;而失業率是中國對美國的進口額和中國出口數量指數的Granger原因，說明美國國內失業情況會影響中美貿易和中國整體出口數量。而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和中國出口數量指數是美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的Granger原因，則說明在平穩期中美貿易對美國國內生產成本有一定影響。美國對外的價格水平(即美元匯率水平)不是中國貿易狀況的Granger原因，而美國國內價格水平的兩個變量中也只有CPI對中國進口數量指數有較為顯著的Granger影響。

在危機期間，美國失業率、個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者信心指數均不是中國貿易狀況的Granger原因，金融危機并沒有在短期內增加美國國內收入水平變化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引導關系。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額、進口價格指數和出口數量指數均是美國失業率的Granger原因，與危機前的實證數據對比不難發現，金融危機使美國失業率與中國貿易狀況的引導關系發生了變化，由危機前失業率引導進出口貿易的關系轉變為危機后的進出口貿易引導失業率，表明金融危機對美國失業率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聯動性產生了顯著沖擊，但不能說明危機通過美國社會水平的變化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產生沖擊。危機期間美國CPI和PPI均是衡量中國貿易狀況的六個指標的Granger原因，與危機前的數據相比，美國CPI和PPI在危機后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引導作用顯著增強。并且，危機后美元實際有效匯率也是中國對美國進口額、中國出口價格指數和中國進口數量指數的Granger原因，對這三個變量的引導作用也顯著增強。這說明美國金融危機通過價格水平的變化對中國貿易已經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

總之，在平穩期，無論是美國收入水平還是價格水平，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引導作用都是不明顯的。在危機期，美國金融危機通過美國對內和對外價格水平變化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溢出效應是顯著的。同時，以失業率所代表的美國社會收入狀況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存在顯著互動關系，只是危機期間失業率不是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指標的Granger原因，但美國金融危機對這種互動關系的引導方向產生了顯著沖擊。而美國個人收入水平對中國進出口貿易溢出效應不顯著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的結構以及美國消費者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剛性造成的。

為了動態地描述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溢出效應，特別是關注美國價格水平對中國出口貿易狀況沖擊和持續時間，同時考慮到美國失業率與中國出口貿易的互動關系，本文根據估計的VAR模型，給出了美國CPI、PPI、失業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對衡量中國貿易出口狀況的三個變量分別在平穩期和危機期沖擊的響應圖(見圖1、圖2)。其中，響應函數的追蹤期數為18期。

從中國對美國出口額、中國出口價格指數和數量指數對美國CPI、PPI、失業率和實際有效匯率的脈沖響應函數來看，與平穩期相比，危機期間中國貿易出口狀況的三個衡量指標對新息的反應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反應強度顯著增加，危機后新息沖擊對我國出口狀況指標的影響均擴大了一個數量級;二是新息沖擊所造成影響的衰減時間顯著增加，在平穩期，對沖擊響應的正負標準差線滯后6到8期后呈水平分布，而在危機期間，正負標準差線呈喇叭口狀，滯后18期后沖擊的累積影響仍再增加;三是危機期間新息沖擊的影響呈現無規律的衰減特征，危機前隨著滯后期的增加，沖擊的影響強度逐漸減少，而危機后隨著滯后期的增加，沖擊的影響強度存在反復，衰減過程更顯無規律性。從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來看，在危機期間，美國失業率和價格水平對中國貿易出口狀況的影響強度、影響持續時間和影響衰減方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這正是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貿易出口狀況溢出效應的表現特征。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采用基于VAR框架下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方法，對危機前后美國收入水平和價格水平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互動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并通過危機前后互動關系變化的對比，分析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的沖擊，得到了以下主要結論:

1.在平穩期，美國個人現實收入和預期收入對中國貿易狀況沒有明顯影響。而衡量社會收入狀況的失業率指標是中國對美國的進口額和中國出口數量指數的Granger原因。在危機期間，美國收入水平的三個指標均不是中國貿易狀況的Granger原因，金融危機并沒有在短期內增加美國國內收入水平變化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引導關系。而金融危機使美國失業率與中國貿易狀況的引導關系發生了變化，由危機前的失業率引導進出口貿易的關系轉變為危機后的進出口貿易引導失業率，表明金融危機對美國失業率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聯動性產生了顯著沖擊，但不能說明危機通過美國收入水平的變化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產生沖擊。

2.在平穩期，美國國內價格水平CPI和PPI和實際有效匯率均不是中國貿易狀況的Granger原因，危機期間，美國國內價格水平CPI和PPI均是衡量中國貿易狀況的六個指標的Granger原因，與危機前的數據相比，美國CPI和PPI在危機后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引導作用顯著增強。危機后美元實際有效匯率也是中國對美國進口額、中國出口價格指數和中國進口數量指數的Granger原因，并對這三個變量的引導作用也顯著增加。這說明美國金融危機通過價格水平的變化對中國貿易已經產生明顯的溢出效應。

3.危機期間中國貿易出口狀況的三個衡量指標對美國CPI、PPI、失業率和實際有效匯率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反應強度顯著增加，而受到新息影響的衰減時間延長，并且新息的影響呈現無規律的衰減特征。危機導致美國失業率和價格水平對中國貿易出口狀況的影響強度、影響持續時間和影響衰減方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中美兩國是緊密的貿易伙伴國，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到實體經濟后將不可避免地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實證分析的結果來看，危機主要是通過價格溢出效應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沖擊。危機的價格溢出效應往往通過通貨膨脹輸出的形式以匯率為載體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產生影響，美元兌人民幣的相對貶值會導致我國出口減少而進口增加，影響出口企業并最終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因此，危機期間，一方面，監管部門應該切實貫徹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保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為進出口貿易的順利進行保駕護航。另一方面，國家宏觀政策應以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為主，沖銷因出口下降對我國宏觀經濟增長造成的影響。同時，政府也應針對出口企業出臺相關扶持政策，從而避免因大量中小出口企業破產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