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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大致經歷了以增量為主，非農產業較快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發展以及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4個發展階段，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面臨著市場結構不合理、供求結構錯配、資源環境壓力大、商業經營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制約，對此，從去產能、調結構、提質量、求創新4方面提出相關建議，以期實現對農業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制約因素；產業結構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結構不斷調整，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產業結構發展模式亦悄然發生著改變。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有十分龐大與復雜的農業系統，部門組成結構及各部門間的比例影響著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與優化以及農村經濟水平增長的效率，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上日程，要求以對農產品質量與規模的確保、消費者需求的迎合以及農產品產地與消費地的有效對接為首要任務，加強宏觀調控，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效率與質量，有效供給農產品，更好地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1］。以供給改革為視角，調整與優化農業產業結構，科學與合理配置農業資源與產品供給已成為當前研究的一個新視角。

1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發展歷程

“三農”事業的興衰與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有密切的聯系，為了適應農業市場需求，我國長期進行著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大致經歷了4個階段［3］。第1階段（1978～1985年）：以增量為主。將“以糧為綱”理念廢除，實施“決不放松糧食生產，積極發展多種經營”的戰略。1985年，糧食與棉花面積大范圍縮減，力求解決“賣難”問題，進行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發展，以數量目標的達成為基礎追求更高的品質，為農產品尋銷路，以高效益為農民創收。第2階段（1985～1991年）：非農產業較快發展。基于對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堅持，進一步改革農產品購銷體制。為了實現對糧食、棉花及其他農產品庫存積壓問題的解決，分別在直接或間接層面實施糧食與棉花生產抑制、農業支持削減的政策，并鼓勵發展多種經營，促進食物多樣化，追求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第3階段（1992～1997年）：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追求農業發展數量與質量的并重，以市場需求為依據，對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進行鼓勵，要求農業以對產品的重視為基礎，轉向高產優，提高經濟效益。第4階段（1997年至今）：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基于對供給的保障，進行農產品品質的全面優化；發揮比較優勢，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在調整與優化農業生產結構的過程中，整體優化農村經濟結構；提升農村城鎮化水平，力求實現城鄉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2農業供給側改革的背景與取向

2008年，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世界經濟陷入陣痛，并開啟了痛苦且艱難的復蘇之路。振蕩持續4年后，我國經濟亦呈現出增速下降的趨勢，為更好地詮釋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經濟新常態”一詞得以提出，它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態進行捕捉，屬于與新形勢相適應的戰略布局。而在經濟增速放緩的進程中，我國經濟又有了一些全新特征的體現，在對內動力與結構上做出了新的轉換與調整，經濟新常態下的政策刺激效果有所降低，需化解生產能力過剩的現象，將市場職能對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市場競爭需要對“向著區別化與質量化方向轉變”的原則予以遵循，由此，中央提出要加大改革力度，提高資源配置水平，打造規范、有序、透明且統一的市場秩序。供給側與需求側是經濟增長的一體兩翼，它們共同構成市場體系的循環系統［4］。要想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應從層次、結構、數量以及其他相關層面保持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平衡，通過機制與體制創新助力經濟社會協調與可持續發展。以供給側為視角，經濟新常態在3方面有比較突出的改變：（1）對環境與資源進行制約，由于環境與資源已超過對傳統發展方式的實際承載力，故需以綠色與低碳方式促進發展；（2）生產要素有新特征的呈現，以往地位優勢明顯的人口資源表現出了老齡化的發展趨勢，以生產要素驅動規模擴大的能力已大幅減弱，經濟增長以技術進步及人力資本為主要來源；（3）產業組織方式與生產能力變化明顯，部分小微企業、服務類企業與新型企業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專業化、智能化與小型化產業組織賦予生產過程新的特征。而以需求側為視角，經濟新常態的變化亦有3方面的體現：（1）國際收支與出口領域的變化，目前，低成本已不再是制造業的優勢，高成本特別是人力資本時代已然來臨；（2）與已處于飽和邊緣的傳統產業相比，部分基礎設施建設與新業態、新產品、新技術等產業的投資機會更加豐富；（3）排浪式消費現已大致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多樣化與個性化消費。以上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社會發展環境與經濟結構調整均處于巨大變化的環境之中，這既是我國突破舊有機制與體制的機遇，又是對結構性矛盾予以化解的關口，更加是推動國家實現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偉大轉變的重要節點。在此背景下，我國加大了對各個行業結構性改革的重視，在農業方面，中央農村工作會議（2015年12月）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于次年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對改革的重要內容作出進一步的闡述，指明今后一段時期內農村農業工作的方向［5］。加快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實施，是經濟新常態下增強我國農業競爭力的主動選擇，亦是農業轉型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問題倒逼的必然結果。農業供給側改革不僅具備供給側改革的一般特征與要求，還體現出了農業的特殊性與改革側重點，以“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為主要任務，在對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增強農產品供給有效性，優化農業資源在市場中的配置，實現農業生產的提質增效，對農業發展困境予以破解。

3供給側改革背景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制約因素

3.1市場結構不合理，谷賤傷農

近年來，我國糧食產量逐年增加，與之伴隨，農產品成本增速亦很快，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總體表現出下降的發展態勢，致使農產品國內價格比國際價格高，農業效益提高難度大。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我國農業市場結構不合理。以市場結構為依據，市場主體做出相應的市場行為，直接決定其市場績效的優劣［6］。農產品的差異化比較小，進入壁壘低而退出壁壘高，使農產品處于近乎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這并不適于現代農業的發展。低市場競爭度削弱了農戶在農產品交易及生產工具購買環節的議價能力，這與現代化農業發展所要求的規模經濟效益背道而馳。此外，農產品的低差異化程度致使其需求彈性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過度競爭亦拉低其資源配置效率，農民自然難以獲得理想的收益。產業組織中的種種不合理因素形成了對我國農業產業發展的制約，亦是我國農業陷于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

3.2商業經營模式不匹配

我國農產品的生產與經營以小規模與分散化模式為主，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造成其經營成本高、收益低的另一主要原因［7］。以農戶與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農業生產與經營模式相對落后，降低了其土地利用率，并增加了生產要素支出，對農業現代化發展而言弊端明顯。此外，農業的分散化生產亦降低其經營格局的合理性，相關人員在制定農業發展規劃與布局之時整體性欠缺，很難做到對農業市場變化所需的及時適應，這會進一步削弱農業市場經營的競爭力，生產與經營過程中的商業模式固化嚴重。

3.3供求結構錯配，優質供給少

供求結構錯配是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一個核心問題，糧食產量、庫存量與進口量“三量齊增”，供大于求，糖類、奶類、肉類與豆類則嚴重依賴于進口，供不應求［8］。2016年，我國人均糧食產量達445．68kg，較1949年增加1．13倍。而與糧食播種面積的增長量相比，糧食產量增長量始終更大，這主要是因為農業科技的進步增加了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然而，與糧食產量的不斷增加相伴隨，我國三大主糧連續多年供大于求，加之不合理低價收購政策及臨時收儲的影響，我國糧食現在的庫存量亦屢創新高，較合理水平超出太多，在保證糧食供給的同時帶來了很多的負作用與危險，成為糧食的一項不安全因素。此外，我國糧食進口量現存在著不減反增的情況，且進口量增長速度在加快，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國內外糧食的顯著價差。在國內大部分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價格的狀態下，“邊進口、邊積壓”，“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現象得以出現。其實，目前我國農產品并非全面過剩，它只是一種結構性的過剩，雖然部分糧食品種呈現出明顯的供過于求、產能過剩的狀態，但糖類、奶類、肉類與豆類等農產品則供不應求，產能不足，依賴進口的現象更為嚴重。以糖類為例，2004～2009年我國糖類進口量約為50萬～80萬t，而在2011年，這一數值迅速增加值308萬t，此后持續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長，但出口數量卻增長緩慢。供求結構錯配在數量上的表現，主要是優質供給與有效供給的欠缺，我國農業產業發展處于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與食品安全的三重壓力下，消費者對一些農產品沒有足夠的質量安全信心，農業供給側改革需以需求結構的改變為依據，以對農產品供給安全的保證為前提擴大優質供給與有效供給，提高供給效率。

3.4資源環境壓力大

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還面臨著來自于資源環境的壓力。近年來，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劇，人均耕地、水資源及森林占有率分別僅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與1／6［9］，且存在自然資源地域與時空分布不均衡、利用率不高的問題。在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下，農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2017年，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58．52％的高水平，城市人口連續7年超過農村人口，這是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亦是我國成為近40年來城鎮化率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的重要標志。然而在此過程中，我國能源與資源不斷被消耗，耕地面積呈現出減少的發展態勢，農業發展處于不容忽視的巨大資源環境壓力中，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

4基于供給側改革的農業產業結構優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我國農業產業發展應緊緊圍繞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10］，遵循“去產能、調結構、提質量、求創新”的總理念，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治理，進行各類農產品生產目標的科學制定，對錯配的供給結構做出調整，提高高品質農產品在市場上的供應比例，推動農業商業模式創新。

4.1去產能，科學制定發展規模

主要是加大對資源保育及環境治理的投入，基于生態保護與節約用水的前提，對生態、社會與經濟效益進行綜合考慮，提高資源利用率，進行循環農業以及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大力發展。去除過剩產能，建立地區特色鮮明的農林牧綜合發展的生態農業體系。對農業發展影響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情況進行科學的評估，以評估結果為主要依據，執行對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制定中長期水利利用發展規劃，確定各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農業用水規模及指標。加大力度開展對各級政府水資源管理的考核工作，打造水資源管控體系，對農業用水實施嚴格的管理，助推“以水定地、以水定產、以水定發展”的實現，科學制定與實施相應制度對農業用水加以規范。此外，以“節水優先、提效控需”理念為指導，大力發展高效節水農業，進行節水灌溉技術的有效推廣，建設重點水利控制工程，提升對大中型灌區配套改造以及高標準農田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在提高水資源利用率的同時實現對農業抵御風險能力的增強。

4.2調結構，從戰略層面對農產品結構進行優化

主要是解決供求結構錯配的問題，對農產品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由總量向提質增效擴張。2016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迎合市場需求，對產品結構進行優化，將對農產品質量的提升放于更加醒目的位置。因此，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必須做到與市場需求的改變相適應，加大對市場缺、銷路好以及質量高的優質農產品的生產規模，減少滯銷品種的生產；提高對綠色農產品生產的重視，加大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品牌建設以及質量安全監管等的力度，使消費者對農產品供給持信任的態度。2018年農村會議進一步要求，要以對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推進為主線，在優化農業產能與增加農民收入的目標指引下，進行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強勢構建。

4.3提質量，注重農產品與農業發展品質

提高對農產品及農業發展品質與效益的重視，進行農產品加工業、優質高效低耗農業的重點發展，增加農業整體效益。遵循“扶優、扶大、扶強”的原則，培育起點高、規模大以及輻射帶動力強的龍頭企業。增強深度加工糧食、棉花以及特色經濟等農產品的能力，加快轉型升級的進程，延伸產業鏈條，進行企業增值、農民增收、產業增效以及農村經濟發展多贏局面的打造。與國內外的供求趨勢密切結合，執行對需求市場的細分任務，針對差異化的目標市場定位，研發加工工藝，將農產品質優價廉的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以優質優價實現企業增效與農民增收。進一步地，加快農村經濟的轉變進程，使之由農業主導型更好地轉變為工業主導型，建立企業與農業生產的聯動關系，打造區域特色基地，發揮比較優勢。

4.4求創新，以原有模式的優化為基礎發展新型農業商業模式

我國各地區應基于家庭基本經營的穩定，進行家庭經營、合作經營、公司經營以及行業協調“四位一體”的現代農業經營模式的構建，對農業的多類型規模經營以及專業化服務產生促進作用，提升農業供給側的市場融合度、商業經營水平以及縱向一體化效率。以此為前提，圍繞產業鏈擴張與延伸，鼓勵發展新型農業商業模式。以產業鏈擴張為視角，促進科技、人文等因素同農業的融合，加大力度發展農業民族文化傳承、農業休閑旅游等新型商業模式，探索農業發展與科學進步、鄉村旅游、健康產業、互聯網信息技術以及民族文化的融合之路，促進農產品個性化定制、觀光農業、會展農業以及健康農業等新型商業模式的發展，將其作為農業發展實現突破的必經之路，在滿足消費者對農產品的多樣化與高品位需求的同時，將農業經營變為旅游體驗，將農村打造為城市的后花園，讓消費者到農村養生與鍛煉，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明新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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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琳卿 姚軍 單位：西安歐亞學院物流貿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