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合作實現路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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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關于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礎仍為最優貨幣區理論，該理論從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興起，并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1961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最優貨幣區理論》（“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AmericanEconomicReview）一文為標志，奠定了該理論體系的基礎。最優貨幣區的基本定義為：在一定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匯率在進行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在區域內國家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一）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是圍繞著對能否形成最優貨幣區的不同標準展開討論的，多位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關于建立最優貨幣區的前提條件。主要有要素流動性標準、經濟的開放程度標準、產品多樣化程度標準、國際金融體系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指標的相似性標準、政策一體化標準等。
上述標準的給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事實上，嚴格符合這些標準的最優貨幣區幾乎不存在。因而傳統的短期靜態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的選擇，無法對區域貨幣合作作出較為完善和客觀的解釋。
（二）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最新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歐洲最優貨幣區的付諸實踐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區域貨幣合作的嘗試和進展，最優貨幣區理論也得到了新的發展。最新的研究一方面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的假設，將早期的各種標準進行合并，另一方面也側重從動態的視角來解釋“最優貨幣區”，拓寬了該理論的研究路徑。
第一，最優貨幣區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克魯格曼，1990）。該理論指出，一國加入固定匯率的貨幣合作區所帶來的貨幣效率收益等于其所規避的浮動匯率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結算與貿易成本等等的損失。當一國與貨幣區內其他國家的貿易非常廣泛并且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時，形成貨幣合作的收益將是非常大的。
第二，溢出效應與政策協調（濱田宏一，1985），此觀點是從當下比較流行的博弈論和福利角度來分析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收益的。在最優貨幣區安排中，各參與國明顯的政策溢出效應是政策協調的前提；并且政策協調需選擇各參與國都能夠接受的目標組合；同時還需要處理違約機制。那么在一個有效的監督體制下，經過重復博弈，參與各國會達成一個長期的動態平衡。
第三，最優貨幣區（OCA）指數法（Bayoumi，Eichengreen，1996），即在一般均衡的模型下，運用OCA指數來評估特定地區的綜合情況。其運用計量方法，將影響匯率變動的有關變量，作為解釋匯率波動的因素。
第四，最優貨幣區的內生性（Frankel，1996，Rose，1997），此觀點認為貿易開放程度和經濟的對稱性等標準是內生于匯率制度選擇的。那么判斷最優貨幣區需要根據區域內這些內生變量（匯率、貿易聯系和對稱性等）之間的相互關系。
第五，其他一些最新觀點還包括俱樂部理論（Klimenko，1998）和跨界貨幣使用（J.Masson，P.Mauro，1990）等。俱樂部理論探討了對加入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的不可測性問題；而跨界貨幣使用則提出在最優貨幣區中應關注貨幣在外國與外國之間以及在外國國內的使用問題。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現狀分析
在梳理了貨幣合作以及最優貨幣區的相關理論之后，我們將目光轉向東亞地區。經濟意義上的東亞地區應該界定為地理上的東亞地區以及東南亞地區的總和，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十國等國家和地區。
自1966年亞洲開發銀行成立以來，亞洲各國便開始了尋求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貨幣合作之路。1989年APEC成立之初以及1991年EMEAP都對地區金融穩定和貨幣合作進行了關注。直到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貨幣合作進程才開始加快。但在貨幣合作領域的探索和嘗試還處在初級階段，并沒有形成一個比較系統的貨幣合作機制。各種最優貨幣區方案（如“亞洲貨幣單位”、“亞元”等）仍停留在學術概念階段，目前并無現實可行性。
以最基本的最優貨幣區靜態標準來看，東亞國家的經濟開放度和對外貿易依存度正呈不斷升高的趨勢，且各國經濟之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但本文對這種互補性的經濟狀態的可持性和穩定性度表示懷疑，因為此種區內分工是建立在一種經濟發展極度不平衡的基礎之上的，處于產業鏈中游和下游的國家始終希望能夠改變此種經濟發展模式，盡快步入上游國家行列，因而此種產業鏈形式的貿易互補關系是否能夠成為東亞貨幣一體化的推動力量，還有待考量。而其他標準，如要素的流動性、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一致性、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等標準從現階段來看，東亞各國還存在很大差距。
隨著東亞各國區域內貿易的深化和整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從長期來看的確存在著形成最優貨幣區的可能性。東亞國家和地區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貨幣合作還需要克服的巨大障礙是文化和政治的因素。東亞各個國家的國土面積、人口、宗教信仰、政治體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別。一些小國的政局也并不穩定，自身發展存在很大困境，且幾個大國之間并沒有形成良好的互信關系，這樣便不可能完全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對區域貨幣合作進行客觀的成本－收益分析。缺乏互信基礎的區域貨幣合作也使得談判成本和維護成本被無限放大。這一問題該如何解決，也需要拭目以待。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實現路徑
亞洲開發銀行將整個亞洲分為五個區域：東亞、東南亞、中亞、南亞以及太平洋國家。這5個區域之間的差異性非常巨大，基本不存在進行貨幣合作的基礎條件。因而所謂亞洲的貨幣合作問題，一般是探討這5個次區域內部的貨幣合作問題。其中以東亞和東南亞的貨幣合作前景最被看好，發展也最為迅速。但從前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東亞的貨幣合作，也仍然是困難重重，需要有一個長期的整體規劃，做好“持續作戰”的準備。
對于東亞的具體情況，需要以多重貨幣合作作為起點，循序漸進。即在區域內，形成幾個次區域，在次區域中形成平行的主導貨幣區域化，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再創立區域內統一的貨幣逐漸替代本國貨幣，然后在各次區域之間經濟合作和一體化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在整個東亞地區形成統一貨幣（見表1）。
（二）東亞貨幣合作進程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作為正在崛起的政治經濟大國，與東亞地區的經濟貿易聯系也在不斷加深。作為東亞地區重要經濟體的中國，一方面需要積極參與和推進東亞貨幣合作建設，承擔起大國責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斷加快自身經濟發展和金融體系的完善，在中國貨幣區的貨幣合作中發揮主導作用。
1、完善自身經濟、金融體系建設，形成可持續的良性發展。中國參與東亞經濟一體化與區域貨幣合作的前提是自身經濟的發展。因而我國需要以國內經濟發展為根基，再進一步參與到東亞貨幣合作的建設當中。在發展實體經濟的同時，我國還需要加快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目前我國的整體金融體系建設還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機構市場化運作能力不足，資本市場深度還遠遠不足，需要不斷努力穩定國內金融秩序，加快金融創新。我國在進行利率、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進程的同時，還要適時推進資本賬戶的開放，資本的完全流動也是進行區域貨幣合作的一個基本前提。
2、加快中國貨幣區建設、有步驟的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鑒于我國現階段的實際國情，進行區域貨幣合作的第一步應是采取措施完成中國貨幣區的貨幣統一。目前我國共存的4種貨幣為：人民幣、港元、澳元和新臺幣。加快兩岸四地的市場整合與貨幣統一，將使經濟效率得到顯著提高，形成多方共贏的良好局面。可以從啟動兩岸四地的共同自由貿易區開始，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政策協調，對外保留獨立的經貿機制，以實現中國貨幣區域內的資源最優配置。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一方面有賴于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另一方面則有賴于金融體系的對外影響力的加強。這就需要我國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積極推進金融體系建設；我國商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加大海外業務規模，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儲備支持；同時積極建立國際化的金融市場，打造以上海為主體的新興國際金融中心、以香港為主體的人民幣離岸中心。
3、加強同東亞區域內其他國家的政策協調和貨幣合作的開展。首先需要加強各國之間政府的互信，建立政府間的對話機制，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之上尋求深層次的合作，降低信息透明度不高與政策協調不利帶來的溝通成本和貨幣合作的維護成本；其次需加強東亞各國的匯率協調機制和宏觀政策協調機制。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和貨幣合作的進程中需要發揮大國優勢，積極推進雙邊或多邊匯率協調協議的簽訂，同時將國內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放在整個東亞貨幣區的環境中加以考量，最終達到“在穩定的貨幣區域內實現穩定匯率，并保持對區域外匯率調節的靈活性”的目標，享受區域貨幣合作帶來的種種成本節約與經濟收益。
在此進程中我國需要“兩手抓”：一方面需要對內使得經濟發展進入良性、可持續的上行軌道，另一方面還應在地區間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積極主動地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東亞貨幣合作與最優貨幣區的形成仍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歷史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