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手段環境污染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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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和基本條件。在我國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環境資源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極大地影響和制約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人和環境之間的辯證關系
人類不僅是環境的產物，而且環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需條件。主要表現在，環境為人類提供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各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環境能夠吸納生產和生活所排出的廢料（廢氣、廢水、廢渣）等；環境為人類生產和生活提供空間場所，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人類發展的好與壞，快與慢是與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的。人在環境面前也不是消極被動的，而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更加適合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促進人類文明進步。自從工業革命以后，人類為了發展經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量消耗環境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使得現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提到當下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環境污染問題不改善和解決，就會危及整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
環境污染的現狀
所謂的環境污染，在經濟學家看來，是指環境的變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有害和不合需要的因素。現今的環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氣污染
長久以來，人們認為大氣是人類所擁有的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但是，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以及物質消費的迅速增長，使大量的廢物進入大氣，遠遠超過了大氣自然的擴散能力，從而使空氣質量不斷下降，嚴重影響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溫室效應”的出現，使得南北極的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威脅沿海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類似于印度洋海嘯、沙塵暴、局部地區異常干旱缺雨等不正常的天氣現象會更加頻繁地發生。
（二）土地污染
目前，我國20％的耕地遭受污染，每年因此造成的直接損失相當于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土地污染的危害不亞于水污染和大氣污染，但人們卻遠不像關注水污染和大氣污染那樣關注土地污染。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危害是不利于植物生長，導致農作物減產乃至絕收，嚴重污染的土地可能寸草不生。土地污染的罪魁禍首是來自工礦業廢水的灌溉。我國每年由于污染水、污染農用地造成的損失達90億元。不科學的開采和利用重金屬、開辦造紙廠、重化工廠等高污染企業，在短時期內拉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甚至成為當地的支柱產業，但是長期以來，這類企業嚴重污染了當地環境。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不得不荒蕪，迫使當地百姓背井離鄉。
（三）草原退化
由于草原的過度放牧，導致草原退化嚴重。我國90%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其中嚴重退化草原近1.8億公頃。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一是產草量的下降。據調查，全國各類草原的牧草產量普遍比20世紀50～60年代下降30%～50%。全國退化草原的面積每年以200萬公頃的速度擴張，天然草原面積每年減少約65～70萬公頃。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方主要草原分布區產草量平均下降幅度為17.6%，下降幅度最大的荒漠草原達40%左右，典型草原的下降幅度在20%左右。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二是牧草質量上的變化，可食性牧草減少，毒草和雜草增加，使牧場的使用價值下降。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導致氣候惡化，許多地方的大風日數和沙暴次數逐漸增加。氣候的惡化又促進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過程。我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國家之一。我國北方地區沙漠化面積已近18萬平方公里，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20年間，因沙漠化已喪失了3.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四）水體污染
上世紀70年代以前，我國近海總體未受到污染，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海洋污染、江河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到上世紀末，已有20萬平方公里的近海岸和近海海域受到污染。2005年，我國有317億噸的污水排入大海，其中有50%沒有經過任何處理。我國的環渤海領域每年吸收的工業排污量高達57億噸，另外還有每年200萬噸固體垃圾。重金屬含量已經超出正常標準的2000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圓幾海里已經沒有魚類生存。據海洋專家測算，即使現在停止向渤海排污染物，恐怕需要至少200年的時間才能讓渤海徹底恢復清潔。同樣長江和黃河的污染情況也不容樂觀，由于西部大開發，各地政府積極發展重化工企業，使得黃河上游污染極其嚴重，到了下游黃河水已經變成劣五類水質，無法飲用。由于長江三角洲經濟發達的省份治理工業帶來的污染，使得重污染企業紛紛轉向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污染也隨之侵入到長江中上游。現在，長江和黃河的污染已經是全流域的污染。
從經濟學角度上講，環境污染問題是外部負效應的典型表現。所謂的外部負效應，也稱為外部成本、外部不經濟，是指對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帶來的在未來價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費用，或是說，是指某一產品的社會成本大于生產者私人成本的現象。
（一）押金——退款制
這是歐盟國家處理各種有毒垃圾（如硫酸瓶、鉛酸電池等）的有效辦法。按照這種制度規定，在制造商向零售商出售油漆時，要收取押金作為一種稅，零售商將他們用過的油漆桶送到回收站后，就可以把押金收回。同樣，回收站就可以從管理機構那里把押金收回。這種辦法同樣適用于電池生產企業，如果能有效地執行這一辦法，將會大大減少土地污染問題。
（二）庇古稅和庇古補貼
用征稅或罰款的辦法來解決外部負效應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來的，也被稱為“庇古稅”。“庇古稅”主張的是，對產生外部負效應的企業或個人，課征相當于它所造成的外部邊際成本的稅收，外部成本便成了當事企業或個人的內部成本，即實現外部負效應的內在化，從而迫使其考慮該成本，達到糾正外部負效應的目的。另一種手段就是對污染的企業征收排污費，即向污染物排放者根據排放量征收一定的費用。污染企業面對這些收費，一方面將縮減產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
對于污染性的企業，政府除了對其征收稅收和排污費之外，還可以向企業提出補貼，鼓勵其擴大投入采取消除污染的措施，改進生產工藝，從而達到糾正負外部性的目的。原則上補貼額應該等于污染治理的邊際社會收益。如果企業每減少一單位的污染物排放量，既可得到一份補貼，那么對企業來說，當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大于補貼時，他會選擇放棄補貼而繼續排污；而當治理污染的邊際成本小于補貼時，他將選擇接受補貼而減少排污。
庇古稅和庇古補貼在解決環境污染方面是一種應用最廣泛、最典型的方法。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的污染者付費原則，OECD國家普遍實行了征收環境稅的政策，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噪聲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方面，征收排污費以及產品稅等。比如，對于汽車燃料，依據有鉛和無鉛，幾乎所有的OECD國家開征了有差別的稅收。在日本，還對下水道排污量的多少進行征稅，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OECD國家開始綠化其稅制體系，比如，開征新的生態稅，實行對環境有害的產品全面征稅的政策。與前面的辦法相比，經濟學家和政府決策者更加偏愛庇古稅和庇古補貼，但是他們也存在較大的缺陷，要消除外部負效應，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其征稅和補貼數額應該等于該企業造成的外部成本或收益。然而，在實際中，很難衡量和掌握各企業的外部成本或收益，而且也很難避免政府尋租的出現。
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
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制度是科斯定理在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的實際應用。科斯定理是美國經濟學家，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提出的。科斯定理認為，只要明確界定并切實保護產權，隨后產生的市場（產權）交易就能自然消除和解決外部性問題，使經濟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狀態。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由于生產者和消費者不可能實現污染的零排放，所以排污權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利用環境資源的問題。政府如何規定和限制排污權的大小以及如何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分配這種權利，成為問題的關鍵。其實，政府在可接受的排污總量的限度內，將排污許可證分發給污染制造者，并允許排污量較低的企業將剩余的配額進行出售，也允許超標排放的企業從其他企業那里購買排放量。這一方法不僅沒有超出規定的排污總量，而且在企業間實現了資源的最優化配置，促進個人或企業改進控污技術，從而降低控污費用，最終達到減少污染改善環境的目的。利用市場機制，使得排污權交易許可證在企業之間實現最優配置，也會大大減少政府部門尋租的現象出現，最后實現雙贏。
美國是這一制度的最早實踐者。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開始試點實行一項新的政策——“氣泡（Bubble）政策”。即把一個工廠當作一個氣泡，只要該氣泡向外界排出的污染物總量符合政府按環境要求計算的排污量，并保持不變，不危害周圍的大氣質量，則允許氣泡內各排污源的自行調整。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清潔空氣法》修正案，推出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策。該項政策實施的第四個年頭，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效果，二氧化硫排放消減量大大超過預定目標，許可證市場的價格遠遠低于預期水平，充分體現了排污權交易政策保護環境質量，降低交易費用的巨大優勢。
我國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試點工作開始于1988年。首先考慮控制的是水污染物。1988年3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管理暫行辦法》。1988年6月，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確定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陽等18個城市進行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的試點工作。1989年9月，在河南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水污染防治工作會議”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水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1990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開始選擇試行排放大氣污染物許可證制度的城市。1993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又在6個城市開始了大氣排污交易政策的試點工作。到1996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普遍實行了排放水污染物許可證制度，共向42412個企業發放了41720個排污許可證。從1991年開始，包頭、開遠、柳州、太原、平頂山和貴陽等城市嘗試大氣污染物的排污權交易。在滿足大氣環境質量的前提下，通過排污許可證的買賣，運用市場刺激手段，鼓勵企業采用低費用、少污染的措施，并促使污染源的合理布局。
總之，環境污染問題是外部負效應的典型表現。我國應該結合國情，總結和借鑒外國治理環境污染的寶貴經驗，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有步驟、有措施地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