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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主權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主權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處，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達國家近年來向發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的異常現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域與匯率動態》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與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計算方法是根據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模。傳統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系的公式為：P＝R×Pf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16，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45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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