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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章網 資料文庫 法律交融國際貿易行政訴訟范文

法律交融國際貿易行政訴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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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交融國際貿易行政訴訟

引言:法律交融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顯現

當代中國是一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后發型大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動,以及在該進程影響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調整,堪稱中國轉型期內社會領域的主流律動。在此社會現實力量的作用下,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這種環境下的法制體系出現了時代性的變化。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交融、公法與私法的交融,就是這種變化的主要方面。受這兩個方面的影響,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已經形成并將繼續發展。①

首先,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交融是促進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外部因素。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經濟一體化日益加劇,各國對其涉外經濟的調整有意無意地存在保護本國產業的影子,國內法的規制時有失靈,因此需要國際法的規制,國際法也有這方面的要求。這兩個方面相互作用,提供了國際法與國內法交融的現實動力。在其推動下,該交融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在締結國際法時,受西方法治成熟國家政治經濟實力的影響,它們國內法———特別是英美國內法———的理念、原則與制度,會轉化為國際法的組成部分;其二是,后發國家為了融入世界政治秩序,與世界發展接軌,需要加入并受到已有國際法的影響,而且要承擔通過制定國內法履行國際法定義務的責任。這樣,國際法的內容就成為后發國家國內法的組成部分,即國際法的國內化[1][2]。WTO法的締結及其實施就是國際法與國內法交融的典型之一。為了履行WTO法定的義務,我國不僅要在立法方面創

①關于“國際貿易行政訴訟”這一術語及其所指的有關內容,學者們有不同認知(夏金萊,葉必豐·對WTO體制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思考[J]·法學評論,2003(3):68-72·朱淑娣,李曉宇·多重視角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論[J]·政治與法律,2006(2):100-108·)。制、修改和廢止相關法律[3],而且根據WTO法的要求(如《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1994)第10條的要求),還應當維持或建立相應的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3個司法解釋,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臺的關于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制度。①

其次,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優化過程中,公法與私法的交融是推動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國內因素。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兩種對立的社會組織形式———國家與市場交織在一起,貫穿數百年的歷史。“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現象,使得它們之間的相互補充、相互作用日益增強。曾經一度在市場管理上只是充當“守夜人”的政府,隨著市場經濟本身固有缺陷的顯現,不得不加強對某些市場領域的規制[4]。政府對市場的規制體現了公權力對私領域的介入。政府干預經濟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表現為私法的公法化,如公法限制契約自由、公法限制絕對私有財產;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法律定政府以私法手段,如合同方式,實現公共行政管理,即表明了公法的私法化。調整市場經濟的私法與規范政府規制的公法之間相互介入、交融[5]。由于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權威,無論是市場主體,還是政府都應當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活動。因此,政府在運用公權力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時,都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行事,即依法行政。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的國際貿易行政管理實質上是一種法律管理,亦即行政公權力依據法律的授權對國際貿易行政活動進行管理。其中,那些涉及國際貿易管理的法律規范就形成了國際貿易行政法。基于“有權利就應有救濟”、“沒有不受監督的權力”的法理,與國際貿易行政法相隨的是國際貿易救濟法。這類法律規范集中表現于最高人民法院的3個司法解釋,以及《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等行政救濟法律文本之中。結合上述,從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交融、公法與私法的交融所導致的關于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活動和制度的出現來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制度上,都已經是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組成部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已經顯現。對于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相關研究,早在我國加入WTO前后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熱潮,論著的數量可以千計。②但是經過初步統計分析發現,這些研究雖然提供了豐富的觀點與材料,但是在結合現有行政救濟制度加以系統、全面、深入地研究方面,在面對實務復雜、多樣的理論需求等方面,還有不少工作要

做。因此,除了論述以上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生成基礎,本文的重點是在現有行政訴訟的法律制度內,描述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整體概況,以把握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本體。為了在有限的篇幅內達到這一目的,本文重在界定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涵義、認識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重屬性,描述組成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維結構,以及把握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種功能。

一、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概念闡釋

面對同一社會現實,即法律交融對我國法律救濟制度的影響,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3個司法解釋,以及觀察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變化等,有人從“司法審查”的角度加以認識;有人從“國際貿易行政案件”的角度加以認識;有人從“行政訴訟”的角度加以認識,等等。這些視角的不同,源于對有關制度、基礎理論的不同理解,比如對“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的理解等等。筆者認為從行政訴訟的角度,并突出該類行政訴訟的特殊性的認識角度,即采用“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角度較為合理。第一,如果認為“行政訴訟”是“司法審查”的組成部分[6],那么并不妨礙國際貿易行政訴訟與國內外相關“司法審查”領域的溝通;第二,在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內,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無疑就是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組成部分;第三,“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提法,立足于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可以與整個行政訴訟體系保持協調,也可以與其他行政訴訟相結論得自于在中國期刊網、超星圖書館兩大電子數據庫內的專題檢索,涉及通過其他網絡搜索工具的檢索。關聯,因而可以避免理論與實務方面的不必要轉換,所以應當采用“國際貿易行政訴訟”這一術語反映有關社會現實。至此,在我國法制語境中,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審理國際貿易行案件并做出裁決,保障和補救受損方國際貿易權益的活動與制度。①鑒于WTO規則對成員方政府的剛性約束,WTO/DSB(爭端解決機制)的強制管轄權;鑒于中國對加入WTO承諾的切實履行,國家法治的不斷完善;鑒于中國國家利益及相關經濟主體利益的積極維護和國際經貿爭端的合理、合法解決,國際行政法領域內爭議解決機制———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地位日漸顯現。在中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作為行政訴訟的一類,具有獨特的涵義。首先,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審理的是國際貿易行政案件。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第一條,規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國際貿易行政案件”有4類,即:國際貨物貿易行政案件、國際服務貿易行政案件、與國際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結合其他法律文件認定的“其他國際貿易行政案件”。②其次,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不僅是在我國加入WTO后出現的,而且作為WTO體制下的成員方的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制度,自始都要受到WTO體制的影響,是WTO制度框架下的法律救濟制度。第三,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審查的國際貿易行政案件,是行政主體依據我國的《對外貿易法》等的規定,發生在國際貿易領域實施的行政案件。第四,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保護的是國際貿易自由權益。這類自由權益主要由我國的對外貿易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并受到WTO法等國際法的影響。此外,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在法律適用、裁決所受影響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國內層面的規范依據,又由實體規范與程序規范兩大類構成。前者包括我國的《對外貿易法》、《海關法》、《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外商投資企業的合并與分立的規定》、《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等的有關規定;后者包括《行政訴訟法》及關于適用它的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3個司法解釋,等等。國際層面的間接規范依據主要由WTO法構成。除了成文法以外,WTO爭端解決機構作出的裁決,由于其對國內裁決的間接影響力,也應認定為屬于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國際層面的制度淵源。

二、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重屬性

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作為法律交融的產物,不僅其產生的背景、原因具有與其他行政訴訟不同之處;而且其受案范圍、訴訟當事人、保護對象、法律適用等也具有獨特之處。在不同的視角下,這些使得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具有多重屬性。準確認識這些屬性,對于審判實踐和制度的完善理應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專項性現代政府是行政政府,大部分現代生活可視為諸多行政機關活動的產物[4]1。規制各專門機關行政活動的法律規范與原則構成了部門行政法,以此為對象的行政法學理論構成了行政法學的分論,因而,行政法學的理論體系由總論和分論構成。前者(總論)以行政法的一般制度為研究對象,后者(分論)諸如教育行政法學、民政行政法學、海關行政法學等等,也被稱為關于各部門的行政法學,對應的是關于某領域的專門事項行政法。在民事訴訟法中,也存在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那么行政訴訟法呢?最高人民法院的3個司法解釋足可以自成一體,成為我國行政訴訟的特別類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這是由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專項性決定的。在國內現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制度框架內,經過比較可以看出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這重屬性。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是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的行政訴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指出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雖然強調在WTO體制框架下,但并不宜完全否定它以外的國際貿易行政案件,或者區際貿易行政案件。有學者結合當前司法實踐的狀況對該規定作了詳細分解即:國際貨物貿易、國際服務貿易、與國際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三類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結合其他法律文件認定的“其他國際貿易行政案件”。這使得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在受案范圍與審理對象方面,與其他行政訴訟相區別。在受案范圍與審理對象的決定性影響下,法院在審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中所依據的是調整國際貿易關系的法律、法規與規章;保障和監督的是國際貿易領域的行政職權;保護的是國際貿易領域相對人的自由權益。這些從具體到抽象的層面共同構成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專項性,即法院在WTO規則的約束下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專門行政訴訟。

(二)涉外性在一般意義上,“涉外行政訴訟”的“涉外”,實質上是指某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或引起法律關系的事實涉及其他國際法主體的影響,或者說上述要素之所以被定為“涉外”是指它們是在某國際法主體內涉及其他國際法主體肯定的具有其法律意義的要素,被其他國際法主體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義,如受該國法律管轄。我國的行政機關應尊重該國的主權和法律[3]70-72。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涉外性,就是指我國法院審理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或者引起該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等,是涉及其他國際法主體的法律規定,被其他國際法主體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義的要素。這些要素決定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訴訟的根本特性。首先,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利害關系人具有涉外性。①不妨先分析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體結構。國際貿易包括進口與出口兩個方面。結合現實,國際貿易市場主體在邏輯上可分為國內進口商、國內出口商;國外進口商、國外出口商;國內進口競爭商、國內進口受益商;國外進口競爭商、國外進口受益商。根據我國對外貿易法、行政訴訟法及其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等,以我國為中心,國內進口商、國內出口商、國外出口商、國內進口競爭商、國內進口受商有可能成為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利害關系人。其中具有明顯涉外性的是國內進口競爭商、國內進口受益商訴對外貿易主管機關情境下的國外出口商、起訴對外貿易主管機關的國外出口商,以及其他需要在國際貿易實踐中具體確定的復雜情況。其次,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權利和義務,具有涉外性。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設立背景、原因、目的、內容、功能等,都與中國履行加入WTO法定的義務有著密切關系。雖然我國法院,同絕大多數WTO的成員方一樣,并不能直接依據WTO法審理國際貿易案件,而是適用經過國內立法轉化的有關規定。但是WTO法的正當程序理念、非歧視原則,以及WTO爭端解決機構的判例應當會對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產生影響,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特別是在國內法制不健全、國內法規定模糊等情況下有力地左右國際貿易訴訟利害關系人的權利義務。②雖然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利害關系人不能直接援引WTO法來主張自身的自由權益,但是如果考慮到WTO法的影響,整個國際貿易市場主體都處于WTO法的保護之下,因而都具有弱的涉外性。③

(三)國際性國際性是指國際貿易行政訴訟

所處的法制環境、主體關系及其功能的影響范圍,不再僅限于國內,而是具有了我國與他國之間、我國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國際性。在我國與他國之間的層面,國際貿易行政訴訟調整的是我國市場主體與他國市場主體之間的國際貿易關系。在主體地位的法律認定、法律適用、案件執行等方面都要考慮外方當事人所在國法律制度。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各國經濟之間、各市場領域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我國在國內對國際貿易經濟關系的調整會波及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正是因為這樣,相關國家可能會為了本國的經濟利益而針對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結果而采取相這里主要指原告和第三人。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被告為我國相應的對外貿易主管機關,無法律意義上的涉外性可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第2條(A)項、《中國加入WTO工作組報告書》第66段、第67段、第78段就鄭重承諾:中國應一視同仁、公平合理、有效統一全面地履行《WTO協定》規定的國際義務,即使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其他法令在時限內沒有出臺,中國政仍將履行其在《WTO協定》與《議定書》中的義務。種弱的涉外性,源于WTO體制內的WTO爭端解決機制與貿易政策審議機制,對WTO各成員方的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在我國即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及其相關貿易制度的審查、監督作用。應的貿易保護措施。這是其他涉外行政訴訟所不具備的國際性。在我國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層面,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是中國為了加入WTO而承諾的制度,當然也是WTO這一國際組織體制強制要求我國建立的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制度。所以從一開始,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就受到了國際層面的決定性影響。此外,在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運行過程中,WTO層面的爭端解決機制雖然并不完全構成“二審”式的監督,但是對于一國理性和成熟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實踐而言,WTO爭端解決機構的裁決是不能被忽視的。這種重視同樣體現了WTO這一國際組織對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國際影響,使其具有了獨特的國際性。

三、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維結構

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維結構,是在法律交融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并反映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屬性的結構。這一結構可在多個視角下被認識,其中,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制度結構、主體結構與利益結構各有側重,可以基本架構國際貿易行訴訟這一本體的概貌。

(一)制度結構制度結構是指規定國際貿易

行政訴訟制度的所有規定構成的整體結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制度由國內層面與國際層面的制度、直接的與間接的制度等組成。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國內層面的、直接制度,又由實體制度與程序制度兩大類組成。前者包括《對外貿易法》、《海關法》、《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外商投資企業的合并與分立的規定》、《反傾銷條例》、《反補貼條例》、《保障措施條例》等等有關規定;后者包括《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國際貿易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傾銷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反補貼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有關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國際層面的、間接的制度主要由WTO法構成①,以及中國加入WTO的法律文件等。以上這些制度中有關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制度,具有行政法的分散性、多樣性的特點,這既反映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涵蓋的廣闊領域,又反映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類型的復雜多樣,尚需進一步系統、深入地研究。

(二)主體結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是行政訴訟的特別類型。其主體結構可以參考行政訴訟主體的一般理論。行政訴訟的主體主要包括法院、原告、被告、第三人。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審理機關,為中級及其以上的人民法院。這是由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案件的涉外性、專業性等特點所決定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被告,通常為國際貿易行政管理機關。中央層面的主要是國家商務部等,地方層面為各海關、地方人民政府等。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原告往往具有多樣性、產業性,乃至集團性。這是由傾銷、補貼,以及貿易保障措施的影響方式、對象、范圍等所決定的。這對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起訴有著很大的影響。根據國際貿易的主體類型,提起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原告通常是國內進口商、國內出口商、國外出口商、國內進口競爭商、國內進口受益商等。②

(三)利益結構從利益的角度來看,法律是利益調整器,法院則是具體運用它的機關。無論是WTO層面的爭端解決機制,還是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都是為了在“規則導向”下調整、分配經濟此處指《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及其4個附件為主干所構建成的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體系等。根據《美國國際貿易法院程序CourtofInternationalTradeProceduce)的規定,美國國際貿易司法審查(相當于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提起人,即原告可以是:1·外國制造商、生產者、出口商、美國進口商或工商業同業公會,其中大部分會員是被調查產品口商;2·生產或制造該產品所在國家的政府;3·美國同類產品的制造商、生產者或批發商;4·合法成立的工會或工體,其在產銷同類產品的美國產業中具有代表性;5·工商業同業公會而其多數會員是同類產品的制造商、生產者或批發商。一般來說,凡具有上述合法資格的當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訴訟,提起訴訟的當事人,應通有的利害關系人。參見,28USCSprec§2631。這類詳細地規定具有訴訟提起資格的個人或組織的規定,在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并無同樣的規定。比較而言,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中的第三人范圍,也比較狹窄,并不利于保障國家的經濟利益。利益。因此,在法律運作之下流動的利益,是推動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包括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最有力的動力。從最基層的國際貿易市場主體到國際貿易行政管理主體、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審理機關,再到成員方政府的交涉,到WTO層面的爭端解決機構,等。在國際貿易利益的推動下,在國際貿易法律制度的框架內,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主動相互作用,共同營造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利益結構。該結構由兩層逐級遞升的利益層面組成。一是國際貿易市場主體的利益層面。我國進口競爭性生產商與外國出口商、我國進口受益商之存在一定的利益互補與沖突,它們之間存在著多樣的利益關系。①各利益主體如果在市場領域解決或者協調不了它們的利益沖突,它們會在經濟活動規律的導引下,尋求利益國際貿易法律規定的利益空間,進而尋求國際貿易管理機關給予保護。二是國內貿易公共利益的層面。一方面,國際貿易行政管理機關為了實現法律規定的維護正常

的涉外貿易秩序,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在國際貿易市場主動的請求下,或者主動依職權,它們就會介入,通過反傾銷、反補貼等措施調整第一層面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國際貿易管理機關因各種原因違法行使職權,作為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制度之一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制度,為不服國際貿易行政行為的當事人提供了尋求法律救濟的途徑。法院在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中,通過依法解決國際貿易行政糾紛再次調整第一層的利益格局,使其符合法律的規定,也就是保護符合法律規定的維護國際貿易秩序,保障國內貿易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

四、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多種功能

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制度作為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的特殊類型,在國際貿易關系、國際貿易行政關系、國際貿易訴訟關系的視角下表現出多重屬性,從而造就了體現這些特性的多維利益結構。該利益結構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變化多樣的,它與相關制度、領域相互作用和影響。這些影響就是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功能。

(一)國際法定義務履行功能從國際法國內的層面來看,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制度本身就是我國履行加入WTO承諾,承擔國際義務的產物。②在其建立后,雖然法院不能在國際貿易行政訴訟過程中直接適用WTO法,但是,由于其專項性,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中適用的法律主要是轉化為國內法或者符合WTO法規定的國內法。③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依法解決國際貿易行政糾紛的作用,正是我國切實履行WTO法定義務的主要方式。以此觀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無疑具有履行國際法定義務的功能。該功能不但表明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具有重要的國際政治意義,而且也向其他國家表明我國已經建立了符合要求的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制度。“對中國而言,這不僅僅是履行加入WTO相關義務的應時之需,更是順應現代法治發展的要求,在以規則為導向的WTO多邊貿易體系中實現與各成員國和區經貿關系良性互動的前提和保障。”

(二)國際貿易行政爭端解決功能從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活動過程來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同一般行政訴訟一樣是人民法院在訴訟參與人的參在這種利益沖突中,受到影響的還包括消費者、進口競爭性生產商的工人等。條第1款、GATS第6條和《TRIPS協定》相關規定所指的法律、法規、普遍適用的司法決定和行政決定的實施有關的所有行政行為。此類查庭應是公正的,并獨立于被授權進行行政執行的機關,且不應對審查事項的結果有任何實質利害關系。”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6條第4款的規定:“每一成員應當保證其法律、法規和行政程序與所附各協定對其規定的義務相一致”。而且該條第5款明確要求“不得對本協定的任何條款提出保留”。作為成員方,我國在行使權利的同時必須全面的履行國際條約下的義務。我國政府也做出了鄭重承諾,如《中國加入WTO工作組報告》第67條規定:“中國代表指出,中國始終都是以善意方式履行其國際條約義務。根據憲法和條約締結程序法,WTO協定屬于需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重要協定’。中國將確保其有關或者影響貿易的法律和法規與WTO協定和中國的承諾相一致,以充分履行其國際義務。為此,將在完全遵守WTO協定的情況下,通過修訂其現行國內法和制訂新法律,以有效的統一的方式實施WTO協定。”這意味著我國是通過轉化的方式履行WTO法定義務。參照各規定及其他WTO成員方的做法,在我國國際貿易行政訴訟中法院不能直接適用WTO法,而只能適用“轉化”過的國內法。加下解決行政糾紛的活動。但是,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標的決定了它是解決國際貿易行政爭端的訴訟活動。該活動的顯著功能就是解決國際貿易行政爭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3個司法解釋的規定,主要分布在國際貨物貿易行政領域、國際服務貿易行政領域、國際知識產權貿易行政領域,以及其他國際貿易行政領域。

圖一: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功能圖在“設立或指定并維持審查庭、聯絡點和程序”的多種可能中,我國選擇加強和完善通過國際貿易行政訴訟解決國際貿易行政爭端。這并不是完全排除其他解決方式。面對國際貿易爭端,根據我國的法律制度,利害關系人可選擇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兩種法律救濟路徑,但就該行政爭端的最終解決來說,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相對于行政爭端的解決具有終局性。同時,行政事務大都具有專門性,行政機構在作出行政行為時只注意其職務本身所適用的法律,可能會忽視其他方面的法律。但國家法律是一個有機整體,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則是從法律整體考慮某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起到了統一法律適用的作用,為協調一國法律的一致所必需。司法機關對司法公正性的價值追求,以及司法機關的超越的地位,使得法院具有更強的中立性、公正性。因此,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比行政程序救濟更具權威性,更具公正優勢,更能體現和滿足各方當事人對于公平、正義價值的追求。所在國際貿易行政領域,應當加強國際貿易訴訟對國際貿易行政爭端解決功能。

(三)國際貿易公法權益救濟功能國際貿易公法權益是在國際貿易法律制度賦予國際貿易經濟主體在公法上的權利和利益。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原告之所以提起訴訟,就是為了其公法權益得到救濟。這是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目的性功能。這種功能是由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設立原因、制度背景、運行機制等共同決定的。

結語: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發展愿景

在國際法與國內法、公法與私法的法律交融進程中,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制度已經形成。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壯大,隨著我國國際貿易的增長榮,國際貿易行政案件的數量肯定會越來越多。這是因為,國內層面的國際貿易關系只會逐漸多樣化、復雜化,相應的國家國際貿易行政管理關系也會逐漸多樣化、復雜化,國際貿易行政領域的糾紛也會逐漸增多,因而人民法院經辦的國際貿易行政案件也會增多。也就是說,國際貿易行政訴訟活動在數量上會逐漸增長。加入WTO前后WTO與司法審查研究熱潮余波未盡之時,在國際貿易行政訴訟制度設立之后,還應當認識到,相對于美國、歐盟等法治熟國家或地區的國際貿易法律救濟制度[3],我國的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無論是在理論上、制度上,還是在實務技術方面都還稱不上成熟,更談不上完善。本文僅描述了“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基本方面,還需要借鑒國外的原理、制度與技術,結合我國各級國際貿易行政訴訟的審判實踐,在多個層面對其進行深入、細致而務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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