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ＯＤＡ政策變化政治經濟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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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華ODA由有償資金合作（也稱日元貸款）、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合作三部分組成。其中，日元貸款是日本對華ODA的主要部分，約占80%，它憑著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還款期限等寬松的貸款條件，支持著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大規模資金項目。日元貸款與無償資金援助和技術合作三管齊下，對推動中國的經濟建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建設資金不足、技術管理落后的情況下，作用極為顯著。改革開放以來，日本成為對我國提供ODA數額最多的國家，約占世界各國對華ODA總額的三分之二。截止到2004年，中國已經接受日本對華ODA3·1萬億日元（合1651多億人民幣）。日本對華的0DA，幫助中國不斷完善許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和與人民群眾生活緊密相關的環境保護、教育、醫療設施以及人才培養等項目，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來，完全不顧國內外的反對聲，六次參拜靖國神社。其強硬和偏執的行徑事實上導致了新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的急速滑坡，兩國民眾互信的根基不斷發生龜裂。在中國民眾眼里，日本在中日關系陷入谷底的時候不斷削減對華援助的數額，甚至提出有關的對華ODA“畢業論”，玩弄對華援助牌，居心叵測。日本違背一直以來的“政經分離”的援助原則，把“政經掛鉤”的做法運用到中日溫熱的經濟合作中。日本這種卑劣的行徑必將動搖中日兩國間僅有的經濟共同利益，從而破壞中日關系的大局。
不過，從日本ODA實施的標準來看，從冷戰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日本的發展狀況、中日國力變化的對比情況來看，中國民眾倒是應該冷靜地認識到：日本不斷削減對華ODA乃至最終停止資金援助乃大勢所趨。
首先，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國內財政緊張。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地增長，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對華長期處于絕對貿易優勢的日本，隨著優勢地位的喪失，日本試圖通過削減對華ODA來抑制中國的發展，緩解自身經濟衰退的壓力。
其次，當前日本國內社會總體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傾化以及該民族根深蒂固的島國心理是影響日本削減對華ODA，甚至炒作對華ODA“畢業論”的社會原因。長期生活與海島的日本人危機意識強烈，面對世界上各國激烈的綜合競爭，特別是看到一個不斷崛起的中國，心理緊張，自卑情緒開始作祟。而當前在總體趨于保守化的日本社會里，右翼勢力、保守分子處于強勢地位，他們竟然把本國經濟的不景氣歸咎于中國的經濟崛起，把中國看成是對外輸出“通貨緊縮”、造成日本出現“產業空洞化”的元兇?！爸袊{論”在日本甚囂塵上，在這種思想的誤導下，日本國民認為日本無須再向一個壯大的威脅國家提供援助，助長了日本國內對華ODA“畢業論”的論調。
再次，中日兩國在能源開發上出現的矛盾成為日本對華ODA縮減的導火線。當初日本對華ODA，其中一個重要動因就是日本看準中國的能源，以經濟援助換取中國的能源供應。但是，自從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兩國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補性資源條件不復存在，而且走向競爭的關系。中日在俄羅斯石油管道、東海油氣資源開發和海洋劃界等問題上糾紛不斷。世界能源危機造就中日間原有的貿易形態，從互補性轉向競爭性，直接影響了日本對華ODA的供應項目和金額。
最后，日本削減對華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戰后日本基于變化了的國際政治環境而部署的國家戰略。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宣稱要走向政治大國，公開將日本的ODA政策納入本國的外交戰略體系。日本毫不掩飾其ODA政策要與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戰略相掛鉤，ODA要作為日本謀求政治大國的戰略性投資資本，發揮超越純經濟領域的政治安全效應，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導地位提升自身的國際影響力，以占據亞洲地區的主導權。在邁向“國際大國”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戰后中國經濟不斷崛起，在國際事務中不斷表現出重大政治和經濟影響力。這對于經濟景氣不再、政治總體走向保守化的日本來說，從亞洲地區崛起的中國從現實的權力政治角度來看至少是一個戰略競爭對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國，無異于“養虎為患”。
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從2004年底開始，日本對華ODA的去留問題開始被政府提上議事日程。從此，日本國內關于停止對華ODA的論調一直甚囂塵上。2004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經到了該‘畢業’的時候?！倍谌ツ甑?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凍結新財政年度的對華貸款計劃”。日本顯然是在對華打ODA牌，試圖借此扭轉外交劣勢，附和極端右翼的反華言論，對華擺出“隱性經濟制裁”的姿態以軟化中國的對日政策。只不過日本不得不考慮到對華ODA特有的歷史意義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對華ODA尚需一段緩沖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安倍晉
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閣僚，在首相官邸召開“日本政府海外經濟合作會議”，決定解凍2007年度對華ODA援助。
其實，拋開兩國間的愛恨情仇不談，據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實施標準，日本停止對華ODA也只是時間的問題：首先，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援助標準，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NP達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無償援助；當一國的人均GNP達到3000美元后，日元貸款將被停止，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NP達到5000美元后，技術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終將停止。中國2003年人均GNP約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國約9%的經濟發展速度，4年后的中國就可以達到日本外務省“1500美元”的標準。另外，自2004年下半年以來，日本高層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場合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日本將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后停止對華ODA。誠如馮昭奎所言，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從1979年開始的日本對華ODA總有一天是會結束的。日本對華ODA終將是一個有始有終的歷史過程，它將成為從1972年中日復交直至21世紀的中日關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尋中日經濟合作關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實施ODA的標準，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崛起，在中日存在戰略競爭的情勢下，日本對華停止ODA將是大勢所趨。對此，中國應該坦然面對，在中日關系陷入困局時，中國不應該對日本ODA的續留問題上過分敏感。去年3月12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理事長緒方貞子訪問中國，訪華期間她透露日本將在2008年取消日元貸款。這意味著，到2008年日本將正式停止ODA對華項目中的日元貸款，ODA在中日經濟交往中發揮的主要使命也將正式完成。不過，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貸款，并非取消全部項目，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技術合作項目還在實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駐華使館經濟部參贊石川浩司在北京召開的新聞會上就表示，“盡管到2008年日本將正式停止ODA對華項目中的日元貸款，但它不會影響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對華技術合作”?？梢姡鞔_在“后日元貸款”時代如何與日本進行技術合作為主導的經濟合作，關系到中日能否繼續保持符合雙方利益的經濟“雙贏”局面。
就現實而言，推動ODA的實施方向由資金援助型向科技合作型轉變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這或許成為緩解當前兩國緊張政治局勢的突破口。這是因為，對中國來說，無論從近期還是中長期考慮都極具重大意義。從近期看，中國承諾在2008年夏天為世界舉辦一場“綠色奧運”。于是，借助高技術治理北京等地區的“沙塵暴”等環境問題關乎中國的國際形象問題；從長遠看，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務必維持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必須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和環境保護等兩大問題。步入經濟體制改革“深水區”的中國還需要大先進的技術，以滿足自身的發展需要；而日本，在發展戰略層面，歷來強調“人類安全保障”問題，認為全球化時代的日本只有將ODA等政策資源運用于環境、疾病等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才能切實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更何況中日一衣帶水，兩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兩國在環境問題上休戚相關，共同致力于環境的保護，符合日本的國家戰略利益。在器物層面，日本擁有先進的智能管理技術、能源開發能力，而作為一個島國，自身的市場和能源供給卻極為有限。以技術為商品進行海外貿易成為冷戰后日本提高自身綜合國力的關鍵。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技術的壟斷性已經難以為繼，其在跨國轉移過程中實現商品化，成為一種商品，而且技術市場正步入買方市場。在國際市場可供選擇和談判的機會逐漸增多。中國在實施“引進來”戰略的過程中，全方位的對外政策形成“左右逢迎”的局面，倘若日本對中國的技術需求置若罔聞，中國尚可轉而求助美國、歐盟。可見，日本害怕對華技術合作而給自身帶來“飛去來器效應”，進而限制對華技術輸出必將事與愿違。綜上所述，在“倒計時”的階段乃至“后日元貸款”時期，中日兩國在技術和環境保護領域的合作大有空間，也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對處于中日關系困局中的中國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媒體力量向本國民眾客觀、積極地評價日本對華ODA的實績，以消除民眾的誤解和猜疑；另一方面要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從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高度出發，以中國當前的信息革命和振興老東北工業基地計劃為契機，拓展對日本NGO和NPO的溝通渠道，通過中日間多層次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影響日本對華經濟合作的方向，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加強雙方在能源開發的技術合作領域；并尋求中日雙方在東北等內陸地區的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共同利益，把握日本對華援助的主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