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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國際貨物買賣中買賣雙方互不信任及由此引發的貨款支付問題，以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商會于1933年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商會第7次年會首次制定了信用證的完整標準條文，THEUNIFORMCUSTOMSANDPRACTICEFORDOCUMENTARYCREDITS，簡稱UCP，即《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此后，UCP在信用證領域發揮了巨大影響力，成為最權威的有關信用證的國際慣例。同時，國際商會又多次對其加以修訂，最終形成的ucp600。一、信用證的獨立性UCP600第4條第1款規定：“就其性質而言，信用證與可能作為其開立基礎的銷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獨立的交易，即使信用證中含有對此類合同的任何援引，銀行也與該合同無關，且不受其約束”。目前，我國相當部分的外貿企業在業務中，仍對信用證的獨立性未能正確理解。往往根據合同條款的內容來決定合同的執行，而忽視了信用證的相關規定。一旦發生糾紛后，企業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禁止銀行支付貨款。而我國許多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法官并不了解信用證此種支付方式的性質和特點，往往漠視信用證的獨立性，在此類訴訟中簡單地將基礎合同與信用證交易相混合，而這種輕率的判決幾乎毫無例外的在國外引發訴訟，并對中國銀行業和司法界的聲譽造成重大損害。由于我國現階段并無對信用證的相關立法，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通過司法解釋和公布的指導性判例來加以規范。其中，尤其以1989年6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工作座談會紀要》為最重要的文件。同時，最高法院近年也通過公布部分信用證案件的判決來進一步對信用證領域的糾紛的裁決加以引導。二、信用證獨立性所要求的單證相符信用證的獨立性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以何種標準來判斷受益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了信用證的規定。UCP600第5條規定：“銀行處理的是單據，而不是單據可能涉及的貨物、服務或履約行為”。即銀行在確定受益人是否履行了其應盡義務時是以受益人提交的單據是否符合信用證的規定，如符合，則銀行可接單；如不符，則可拒絕接單。UCP600規定了單據與信用證的相符作為銀行是否接受單據的標準，但在實際業務中對此標準的把握也存在困難，即：單據與信用證相符到何種程度方為相符。有人提出應為“實質性相符”，只要主要條款相符即可，對于一些明顯的筆誤，如將“400M/T”寫為“300M／T”或“400T”應予以認可。但這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性：賣方的確只裝了300公噸的貨物或只裝了400短噸的貨物，一旦如此，如銀行接單則對申請人是不公平的。于是也有人奉行“嚴格相符”，甚至“鏡面相符”原則，一旦出現信用證與單據的不符點，則一概拒絕接單。對于此問題，國際商會并未明確應采用何種標準。我國目前在此問題上并未形成統一做法，在實際業務中，企業和銀行做法各不相同；而各地法院對此觀點乃至判例也并不統一。三、信用證欺詐例外及欺詐例外的排除信用證一方面有利于解決國際貨物買賣中買賣雙方互不信任的問題，促進業務的開展；但同時由于信用證自身的特點，即銀行只處理單據而非貨物，使得利用信用證進行詐騙成為實際業務中難以避免的問題。國際上對于此問題的態度是：如果信用證的受益人的確存在了欺詐行為，則付款銀行可以拒付，開證申請人可以申請法院禁止支付，即信用證欺詐例外。美國是最早確立信用證欺詐例外的國家，在美國紐約最高法院1941年審理的SZTEJN案中開創了法院以欺詐為由下令禁止銀行根據信用證規定向受益人付款的先河。該案原告(SZTEJN)與一印度客商簽約購買一批豬鬃，買方請J.HENRYSCHRODERBANKINGCORP開出以賣方為受益人的不可撤銷信用證。單據由印度的一家中間銀行作為托收提交給開證行。發票和提單都注明貨物是豬鬃，但買方發現賣方所裝的是牛毛和其它廢物。買方指控賣方欺詐，訴至法院請求宣告信用證無效，并簽發信用證禁付令阻止銀行兌付貨款。法院準許了買方的請求。在聽證過程中，被告認為銀行只能關注單據是否在表面上與信用證條款相符，聲稱原告缺乏訴因的抗辯。該案的法官SHIENTAGJ首先肯定信用證的獨立性：“如果銀行根據買方的要求在承兌之前有義務或允許深入到單據的背后，并陷入到買賣雙方有關交易貨物質量的爭議中去，這是對商業交易極為不幸的干預?！比缓?，他又指出：“我相信該案中呈現了不同的情形……在這里賣方已經有意識地不運送買方指定的貨物。賣方的欺詐已引起了銀行的注意，銀行的信用證下的義務的獨立性不應該延伸到保護不道德(UNSCRUPULOUS)的賣方。賣方違反承諾和主動的欺詐之間的區別是應該被權威和理性所支持的?！庇纱丝煽闯?，信用證欺詐例外并非簡單地否定信用證的獨立性，其應用基礎在于賣方的欺詐而非雙方之間一般的商業爭議。對于確實發生的欺詐，法院對申請人利益進行保護。但在認定“欺詐”時，國外法院有著很高的要求。而在我國，由于對國際慣例的陌生，信用證欺詐所產生的問題尤為復雜。我國企業進行國際貿易的時間普遍較短，不熟悉國際市場和相關國際慣例，缺乏開展國際業務的經驗，很容易發生糾紛。作為買方的中國企業為保護自身利益及不了解信用證的特點，過于依賴信用證解決自身困難，一旦發生糾紛后往往直接要求開證行拒付貨款。開證行在單證相符的情況下限于自身的義務，也并不愿意隨意的拒付。于是企業就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發出禁付令。由于我國相當部分的法官并不了解信用證的性質與特點，以及對UCP600作為信用證業務領域最權威國際慣例的影響力和UCP600內容的陌生，也往往將基礎合同與信用證交易視做同一筆交易，輕率的發出禁付令。這就使得中國銀行處于兩難的境地，因為此時受害的往往是國外的銀行，而騙子早已在支付后不知所蹤，這完全與國際商會及外國法律的立場相異，這也對中國銀行業的信譽形成了重大損害。因此，應銀行業的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的沿海工作會議上所做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沿海地區涉外、涉港澳經濟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此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信用證交易和買賣合同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在一般情況下不要因為涉外買賣合同發生糾紛，輕易凍結中國銀行所開信用證項下貨款。根據國際國內實踐經驗，如有充分證據證明賣方是利用簽訂合同進行欺詐，且中國銀行在合理時間內尚未對外付款，在此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可根據買方的請求，凍結信用證項下的貨款。在遠期信用證下，如中國銀行已承兌了匯票，中國銀行在信用證上責任已變成票據上的無條件付款責任，人民法院就不應加以凍結”。最高法院一方面確認了信用證欺詐例外的適用，同時也排除了在特定情況下信用證欺詐例外的適用。這也與國際慣例相符合，即如果銀行已對匯票的正當持票人做出了承兌，則銀行不能免除自身的付款責任。信用證欺詐例外的使用和信用證欺詐例外的排除對于我國的企業和法院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由于我國企業往往易于將自身的商業風險轉化為由銀行承擔，而我國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中又由于種種原因輕率地發出止付令。這不但嚴重損害了中國銀行業和司法界的聲譽，并且也并不能真正保證貨款會被“止付”。國內法院對禁付令的濫用，不但保護不了中國企業的利益，反而損害了中國銀行業的聲譽和利益。實際上我國已有銀行在國內由于法院的止付令拒絕付款后，在國外被起訴乃至被裁決敗訴。因此，國內企業、銀行和法院必須對信用證業務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理解。目前，信用證業務在我國國際貿易結算中比重為70％-80％，如何準確的理解與運用信用證，也應當，并且業已成為理論界、實務界和司法界共同探討的問題。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必將對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和相關國際慣例在我國的應用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