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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本選擇

本文的數據均來源于巨靈金融平臺及國泰安（CSMAR）數據庫，樣本選用2002—201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數據庫從2002年開始披露成本費用粘性計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費用季度數據，另外，考慮到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需要，為了保證恰當的時間跨度，本文選用了2002—2012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分析。在研究過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業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個季度銷售額連續上升或連續下降的樣本。最終，本文的樣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個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及回歸模型設定

(一)宏觀經濟波動的計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觀經濟因素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時，通常選用的是GDP增長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孫錚，2004等），沒有考慮到宏觀經濟波動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本文選用產出缺口對宏觀經濟的波動進行計量。

(二)成本費用粘性的計量借鑒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業收入、費用的季度數據，通過下列算式，對各企業每一年度的成本費用粘性水平進行了計算。上式通過測量銷售額每下降一個單位時的費用變動額和銷售額每上漲一個單位時的費用變動額之間的差值，來衡量企業的費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說明企業存在成本費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則說明企業存在成本費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來預期的計量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表明，管理者會依據企業前期的業績表現來推測企業未來的發展狀況（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當前期銷售額增長時，管理者往往會更加的樂觀；反之，會更加的悲觀（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設置了一個關于管理者預期的虛擬變量，并將前期銷售額變動方向作為管理者預期的判斷標準：當第t-1期銷售額大于第t-2期銷售額時，我們認為管理者對第t期銷售額將持有樂觀預期；否則，將持悲觀態度。

(四)回歸方程的設定為了檢驗假設一，即觀察宏觀經濟波動是否會對費用粘性產生影響影響，我們使用了如下方程。在這里，我們用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來研究宏觀經濟波動與管理者未來預期共同對費用粘性產生的影響，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個方程的回歸結果中，我們主要觀察該交乘項的符號和顯著性，以此檢驗假設二、三、四。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在表1中，我們隊全體樣本進行了描述性統計。我們可以看到，費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別為-0.1393、-0.1171，均小于零，說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費用粘性的現象；管理者預期的均值為0.7477，大于0.5，說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持有樂觀預期，這與上市公司的費用粘性現象相互對應；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均值約為38%，兩職分離情況的均值約為0.9，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中并沒有很嚴重的問題。在表2中，我們將樣本按照企業性質劃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并對子樣本進行了雙重差分檢驗。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平均費用粘性為-0.0855，非國有企業的為-0.1783，非國有企業費用粘性程度顯著高于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國有企業管理者的樂觀程度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高管的樂觀程度，說明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更低，當經濟發生波動時，對于成本的調整也更加隨意，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們的假設三和假設四。此外，無論是均值還是中值，國有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都要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國有企業的問題，導致國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實證回歸結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對假設H1-H4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歸中我們可以看到，產出缺口與費用粘性水平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產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觀經濟上行時，企業的費用粘性水平會隨之上升，印證了假設1。另外，資本密集度與成本粘性顯著負相關，說明企業的資本密集度越高，當收入出現波動時的調整成本越高，企業的費用粘性就會越強，這與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勞動密集度的系數顯著為正，這是由于在計量過程中，我們為了控制異方差對勞動密集度取了對數，導致勞動密集度的樣本值小于零導致的，就本質而言，勞動密集度的系數說明當企業的勞動密集度高時，企業的費用粘性也會更強。為了驗證假設2，即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影響機制中的作用，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管理者預期的變量及其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管理者未來預期的樂觀程度與企業的費用粘性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管理者對企業的未來發展持有一種樂觀態度時，往往會更不愿意調整企業的現有資源，以防未來期間調整成本的發生，這與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結論是一致的；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也與企業費用粘性水平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管理者對未來持有樂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上行對費用粘性的促進作用就會加劇；反之，當管理者對未來持有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下行對費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會加劇，假設二得到數據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將全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基礎上，用子樣本對模型2進行的重新回歸，其中模型3是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模型4是對國有企業樣本進行的回歸。從回歸結果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中，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與費用粘性水平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當國有企業管理者持有樂觀預期時，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著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沒有很強烈的把企業做大做強的動機，并且國企的所發生的費用多少也不會對企業的生存產生實際的影響，在做出成本決策時，管理者并不會很認真的考慮調整成本的問題，更多的考慮的是利潤最大化和個人利益的問題。與國有企業相反，在非國有企業贗本的回歸中，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中，管理者未來預期會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的影響，這可能是由于非國有企業管理者的“帝國建設主義思想”更強，在作出成本成本決策的過程中也就會更加細致的考慮宏觀經濟的波動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的。由此，假設3和假設4得到證明。

四、結論

通過建立相關實證模型，本文得到以下三個結論：第一，宏觀經濟波動會對企業費用粘性產生影響，具體而言，當宏觀經濟上行時，企業費用粘性也會上漲，反之，當宏觀經濟下行時，企業的費用粘性也會隨之下降；第二，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起到了中介機制的作用，當管理者持有樂觀（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上行對企業費用粘性的促進（抑制）作用會得到加劇；當管理者持有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下行對企業成本費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會得；第三，國有企業管理者未來預期并沒有顯著的傳導作用，與之相比較，非國有企業管理者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企業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

作者：江婉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