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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將決定經濟增長水平的人口年齡結構指標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基于中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系統GMM方法研究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用反事實分析方法預判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結果發現，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與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撫養比及少兒撫養比與經濟增長呈現負相關關系；如果我國在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短期內（15年以內），少兒人口數量年均增長率由-2.24%上升至0.62%，2015年總人口數量由13.42億上升至14.92億，老年人口年平均占比降低0.52個百分點，全面二孩政策通過對老齡化程度的改善使人均GDP增長率年均提高約0.2045個百分點；雖然短期內全面二孩政策通過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少兒扶養比上升）對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但是在長期內全面二孩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積極的。

關鍵詞：全面二孩；經濟增長；系統GMM；反事實分析

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轉變模式。面臨生育率過低、勞動力供給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帶來的人口危機，我國于2013年調整生育政策，結束了“只生一個”的計劃生育政策，并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開二胎。開放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我國持續的經濟增長與人口發展保持一致，并彌補我國當前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在寬松的生育政策將帶來人口年齡結構調整的問題上，學者們觀點一致。而在生育政策的放開能否有效緩解人口老齡化、并且延續中國的人口紅利等方面,學者們的研究則視角各異[1]。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前，相關的研究結論主要集中在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擬用實證分析方法驗證全面二孩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周期及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重點定量分析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包含人口年齡結構指標的經濟增長模型構建及實證

1.1理論分析

本文參考胡鞍鋼等（2012）[2]研究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影響時建立的理論模型：利用一個包含人力資本的CD生產函數，基于索洛增長理論的觀點，首先從理論上分析老齡化程度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等人口年齡結構指標對人均GDP的影響；其次收集2000—2014年的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建立動態面板模型，以此驗證人口年齡結構指標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的程度。引入人力資本的CD生產函數為：其中，Y表示總產出，A代表技術水平，L表示勞動投入，E表示蘊含在勞動力人口身上的人力資本存量，K代表物質資本存量。在本文生產函數（1）中，假設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是規模報酬不變的，亦即α+β=1。本文考察的人口年齡結構指標包括老齡化程度、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少兒人口比重、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衡量老齡化程度用a表示；h代表少兒人口比重，即0~14歲人口比例，則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1-a-h，假設N表示總人口，勞動力人口總數則為(1-a-h)N。用p表示勞動參與率，為勞動力人口中真正投入到生產活動中的比例，也就是就業人口數量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值。因為存在失業等問題，所以p是一個介于0到1之間的數。因此生產函數表示為：由式（3）可知，人口老齡化和少兒人口比重對人均產出的影響為負，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對人均產出的影響為正。根據索洛模型：其中，s代表總產出中用于實物積累的比例，ρ代表折舊率。得出經濟達到穩態時：由式（7）可得:技術水平A、勞動參與率p和儲蓄率s對人均產出具有正向作用；當技術進步率和資本折舊率保持不變時，人口增長率對人均產出具有負面影響；勞動年齡人口比重1-a-h對人均產出具有正向作用，說明老年人口比重a以及少兒人口比重h對人均產出將會產生負面影響。

1.2模型設定和實證數據

基于上述理論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使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式（7）建立實證模型，模型設定如下:在式（8）中，被解釋變量為人均GDP增長率。下標i表示省份，t表示時間。人均GDP增長率為5年期人均GDP增長率。由于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在解釋變量中加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rjgdp表示人均GDP；Dit為人口年齡結構變量，主要由四個年齡段的占比變量表示：第一個變量是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以下簡稱老年人口比重，用lnb表示，第二個變量為15~64歲人口比例，以下簡稱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用ldb表示，另外兩個變量為65歲及以上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例關系及0~14歲人口與15~64歲人口的比例關系，以下簡稱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用oldfyb和youngfyb表示，除了2000年與2010年為我國人口普查結果外，其他年份均為人口抽樣調查結果。人力資本E使用31個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根據各省份6歲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數量，以及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可以計算得到各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s為總儲蓄水平，主要通過國民總收入減去總消費之后的余值來代替；n為人口增長率；綜合以往的文獻，資本折舊率ρ取值處于5%~17%，本文中折舊率取值5%；p使用各省份就業人口數量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值衡量。μit和εit是代表省際之間的虛變量和誤差項。本文依據除香港、澳門和臺灣之外的中國大陸31個省份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樣本期為2000—2014年，建立動態面板模型，以此驗證人口年齡結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文中所有數據來自于1995—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統計年鑒，經整理計算后得到。所有變量的描述統計如表1所示。

1.3實證結果及分析

由于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包括被解釋變量人均GDP增長率的滯后一期值，為解決滯后一期人均GDP的一次差分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參考胡鞍鋼（2012）[2]、李文星等（2008）[3]的處理方法，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法（SYS-GMM）對參數進行估計，實證結果見表2。根據表2的估計結果，在不考慮人口老齡化的模型二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向的，且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在考慮人口老齡化的模型一和模型三中，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向的。模型一說明，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對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結果與理論推導的結論一致。模型三說明在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老年人口的增長，加劇老齡化的程度，增加社會撫養負擔，將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將少兒撫養比加入到模型中，模型四的結果顯示，少兒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向的，說明在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的增加都會增加社會撫養負擔，給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四個模型中，人力資本、儲蓄率和勞動參與率變量的系數為正，表明人力資本、儲蓄率和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人口增長率與折舊率變量的系數為負，表示人口增長率的降低與折舊率的降低將會促進經濟增長。

2全面二孩政策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的反事實分析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人均GDP增長率尤其受到人口老齡化程度、人口撫養比等人口年齡結構指標的影響。為了緩解人口老齡化、避免人口年齡結構不合理對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國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學者們一致認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實施，將帶來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但是在全面二胎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問題上產生了分歧，本文著重定量分析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通過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問題，進一步實證檢驗其作用程度。本文借鑒鄭偉等（2014）[4]反事實分析的思路，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的經濟影響進行預測。具體思路為：將實證模型（8）中2000—2014年的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和趨勢替換為2015—2029年的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和趨勢；同時假設其他影響因素不變，包括儲蓄率、人力資本存量、勞動參與率和折舊率，判斷全面二孩政策對我國未來經濟的影響。采用聯合國人口司《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5Revision》對中國2015—2100年的人口預測結果，預測結果分為低生育率方案、中生育率方案和高生育率方案三種。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估計，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在2010—2015年約為1.55，中生育率方案下，生育率下降到1.55后緩慢回升到2095—2100年1.81；低生育率方案假設生育率會繼續下降到2025—2030年的1.16，然后逐步回升到2095—2100年的1.31；高生育率方案假設未來85年我國的生育率會逐步上升到2.31。由于聯合國的預測結果以5年為跨度，而本文的預測時間跨度為1年，為使結果更加有效，本文假設聯合國預測的方案中生育率的變化為均勻變化，在三種方案下，2015—2029年人口總和生育率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見表3。與此同時，人口年齡結構呈現不同的結果見表4。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預測，2015—2029年，低生育率方案中，我國少兒人口比重處于下降趨勢，下降約2.86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約2.68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約為5.54個百分點；中生育率方案中，少兒人口比重處于下降趨勢，下降約2.12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約4.92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約為7.05個百分點；高生育率方案中，少兒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上升約0.46個百分點，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約6.99個百分點，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約為6.53個百分點。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三種方案中，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2.68%，-4.92%，-6.99%），老年人口的比重均呈現上升趨勢（5.54%，7.05%，6.53%）。目前學術界對于政策實施后家庭生育意愿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現有研究成果中僅2014年湖北省調查一項，對“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的家庭生育意愿調查結果也僅在莊亞兒等（2013）[5]和張曉青等（2016）[6]少數學者研究中見到。本文選取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聯合國人口司對中國總和生育率預測的高生育率方案進行反事實分析。根據高生育率方案，將實證模型中2000—2014年的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和趨勢替換為2015—2029年的高生育方案中的人口年齡結構特征和趨勢，同時假設其他影響因素不變，包括儲蓄率、人力資本存量和折舊率等其他因素。在假設我國在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的條件下，本文將從兩個方面進行反事實分析：

（1）對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影響以及對人口老齡化經濟影響帶來的影響；

（2）通過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在2000—2014年人口變動趨勢替換為2015—2029年人口變動趨勢過程中，由于在放開生育政策的15年中，人口年齡結構中的新增人口中僅有少兒新增人口數量會發生變化，老年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變動趨勢并不會發生改變，與不放開生育政策的變動趨勢一致，因此，僅替換2000—2014年少兒人口變化趨勢。2000—2014年，少兒人口實際年平均增長率為-2.24%，根據聯合國人口司高生育率方案預測，2015—2029年少兒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約為0.62%，將2000—2014年的少兒人口結構根據2015—2029年年平均增長率調整為0.62%后，各年齡結構人口數量如表5所示。

（1）對人口老齡化產生的影響以及對人口老齡化經濟影響帶來的影響表5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6.79%上升至2014年的9.22%，年平均占比為7.74%，較未放開生育政策情形下65歲及以上人口年平均占比下降0.52個百分點。反事實分析的結果說明，如果我國在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在之后的15年中，雖然不會改變老年人口的數量和發展趨勢，但是可以通過提高少兒人口數量進而提高總人口數量，間接降低了老齡化的程度加深的速度。以上結論是從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角度上分析，如果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將會降低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的速度。根據模型一的結論可知，老年人口比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負相關的。即老年人口比重的對數每減少1%，則對當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為提高1.822%，反事實情形下，2000—2014年老齡化程度對各年經濟增長率影響如下頁表6所示。根據反事實分析的經濟影響結果可以看到，如果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之后15年內，老齡化程度將低于不放開生育政策的情形。2000—2014年，65歲及以上人口年平均占比降低0.52個百分點，通過對老齡化程度的改善而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影響為積極的，人均GDP增長率年均提高約為0.2045個百分點。根據反事實分析的結論，生育政策的放開將會改變人口年齡結構，緩解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而緩解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可以推測在未來的15年內，我國的老齡化程度將會得到改善，同時老齡化給經濟帶來的影響也將會得到緩解。

（2）通過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生育政策的放開，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調整，除了通過降低老齡化人口的比重，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外，對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等均產生不同的影響，通過模型二、模型三、模型四的結論分析放開生育政策對人口年齡結構調整帶來的經濟影響。根據表5可知，在未來的15年內，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未放開生育政策情形一致，然而，放開生育政策后，生育率的提高，少兒人口數量年均增長率由-2.24%上升到0.62%，總人口數量由13.42億上升至14.9246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降低，老年撫養比不變，少兒扶養比上升。由模型二可知，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將帶來人均GDP增長率的下降；由模型三可知，老年撫養比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在短期（15年內），老年撫養比不變，對經濟增長不產生影響；由模型四可知，少兒撫養比與經濟增長負相關關系，少兒撫養比的上升，將帶來人均GDP增長率的下降。因此，在短期內，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通過在改善老齡化問題的途徑上對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在人口年齡結構的其他方面帶來的消極影響也值得關注。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預計，在高生育率方案下，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較不放開生育政策情形呈現下降的趨勢，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不放開生育政策情形呈現上升的趨勢；老年撫養比在未來45年會保持上升的趨勢，在2060年達到峰值52.6%，相比較不放開生育政策的情形，老年撫養比呈現下降的趨勢；少兒撫養比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于2090年達到峰值33.8%，相比較不放開生育政策的情形，少兒撫養比呈現下降的趨勢。因此，在長期，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積極的。生育政策放開后的短期和長期經濟影響對比分析如下頁表7所示。

3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研究發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與經濟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撫養比及少兒撫養比與經濟增長呈現負相關關系；根據反事實方法的研究結論，如果我國在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少兒人口數量年均增長率由-2.24%上升至0.62%，2015年總人口數量由13.42億上升至14.92億。短期內（15年以內），65歲及以上人口年平均占比降低0.52個百分點，全面二孩政策通過對老齡化程度的改善而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影響為積極的，人均GDP增長率年均提高約為0.2045個百分點，雖然短期內全面二孩政策通過調整人口年齡結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少兒扶養比上升）給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但是在長期，全面二孩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積極的。計劃生育政策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是在人口的總量以及年齡結構無法繼續帶來人口紅利，甚至對經濟增長無法帶來積極影響的情況時，及時調整生育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舉措。根據以上結論，如果能夠在2000年放開生育政策，我國已經在2015年結束人口年齡結構帶來的消極經濟影響，在2016年之后逐步迎接人口年齡結構改善而帶來的正向的經濟增長，而在2015年放開生育政策，我國則需花費更多的時間來承受人口年齡結構帶來的問題。由于在短期內全面二孩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滯后的，因此，為了保證該政策的順利實施，確保全面二孩目標的實現，政府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措施的完善。

（1）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落實能否帶來理想的生育率，需要進行充分的“二胎意愿”調查，依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生育支援政策。政府應針對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環境，制定不同的生育支援計劃，提高發達地區家庭生育率，擴大中小城鎮的醫療規模、提高婦幼保健水平。

（2）除了調整生育政策，還應該繼續完善相關配套福利政策和公共政策。調查發現，教育、醫療、衛生、生活環境這四項公共服務資源狀況，是影響生育二孩決策的重要因素。因此，通過延長產假和哺乳假、帶薪休產假和哺乳假、對育兒家庭減免稅費等政策緩解生育二孩的家庭撫養孩子的費用和壓力。同時，調整基本公共服務規劃，通過加大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投入，發展托兒托育服務事業，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站等措施，解除育齡二孩父母和家庭的養育和教育擔憂，提高生育二孩家庭數量，真正落實全面二孩生育政策，達到生育政策的預期目標。

（3）通過改善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來減緩人口年齡結構帶來消極影響。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后，還需積極應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帶來的不利影響。一方面，加強人力資本和教育經費的投入，通過匹配人力資本和教育經費的投入，改善勞動年齡人口的素質，從而保持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另一方面，提高中國勞動力人口的法定退休年齡，通過延長勞動力人口的法定退休年齡，帶來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4）人口發展需要與我國的經濟增長目標相適應。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主要是與我國勞動人口尤其是年輕人比例下降、經濟活力不足有關。但全面二孩政策在短期內并不能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平衡短期內全面二孩帶來的經濟增長負向影響和經濟保持穩步增長的目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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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紅倩 劉巖吉 單位：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