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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從經濟學理論這一視角，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狀及特點，探討符合中國實際的法現代化實現路徑。我們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法的現代化動力類型與效率、法律繼承的條件、法律移植的常見問題、法制改革與利益等。

【關鍵詞】經濟學視角；法現代化；效率；利益

現代化理論作為一種思潮，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學術界對現代化內涵的認識是百家爭鳴。我認為，現代化是指社會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的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也是整個人類文明延續和創新過程。法作為人類文明的標志之一，法與現代化存在著密切關系。在人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中，也同樣要面臨著改革。也就是法的現代化的問題。法的現代化是指與現代化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相適應、相協調，以及法的現代性因素不斷增加，但又不排斥或許相反可能會繼承適時的傳統內容，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在法的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法的現代化動力類型與效率

在法的現代化過程中，根據法律發展常存在社會推進型、政府推進型和混合型三種動力來源，它可以分為社會推進型法的現代化，政府推進型法的現代化和混合型法的現代化。至于哪種類型對法的現代化進展帶來更高效率呢？我們必須先認識一下它們各自的特點。社會推進型法的現代化是指由特定社會自身力量產生的法的內部創新。其特點是：這種現代化是自發的，自下而上的，緩慢的漸進變革過程。政府推進型法的現代化是指由于外部環境影響下，社會受外力沖擊，引起思想，政治，經濟領域的變革，最終在政府的推動下導致法律文化領域的革新。其特點為：一是外因的沖擊是政府推動型法的現代化的動力；二是政治變革是其先導，政府起主要作用；三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之間的悖離是其重要表征。混合型法的現代化是指因各種內外因素相互作用而推動傳統法制向現代法制轉型與變革。其兼具社會推進型法的現代化與政府推進型法的現代化的某些特點。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交往日益頻繁，法的現代化進程也絢麗多彩，故我們需探求一種高效的發展類型。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現實中的效率是指盡可能有效地利用資源以滿足人們的需要和愿望。”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薩繆爾森教授所說的資源是一種廣義的概念，當然包括法律資源。究竟如何有效地利用法律資源呢？有的學者認為法的現代化應采用社會推動型，理由是法律發展的基本動力是內在的，即來自國家和社會內部的需要，并由自己的人民和政府通過長期的努力實現，本國和社會處于主動狀態。而有的學者認為法的現代化應采用政府推動型來實現。其理由是政府推動型不僅使法具有突變性，能及時滿足社會需要，而且自上而下，是國家積極主動過程，有利于滿足階級利益的需要，更有利于移植先進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文明，節約法的現代化所需時間和縮短探索之旅。我認為實現法的現代化采用混合型模式最好。因為它不僅兼具前兩種模式的優點，而且既克服了社會推進型法的現代化那種持久性、緩慢性，又規避了政府推進型的法的現代化那種被動性、依附性、反復性。更為重要的是如果采用混合型法的現代化模式使法的現代化過程中不但充分利用了法律資源，而且使機會成本降低到最少，從而更進一步提高法的現代化的效率，更大更適時地滿足人們的需要和愿望。

二、在“不能保持其它條件不變”情況下的法律繼承

法律繼承就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律制度的影響和新法律制度對舊法律制度的承受和繼受。法律繼承不同于民法中財產繼承，財產繼承是被繼承對象的主體更替，而被繼承對象本身的屬性和特征原封不動。法律是根據當時的經濟、社會條件需要制定的，而經濟、社會條件是運動的不斷發展的過程，也正是由于我們不能保持原法運行時其他條件不變，我們在法律繼承時必須堅持對舊法的“揚棄”，這種繼承應該時有選擇性的繼承，必須否定舊法中某些不符合時宜需要的前提下，再經過反思、選擇、改造、吸納某些可用成分，使之成為新法構建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那種拿來主義做法是錯誤的，還有的人因懼怕而盲目繼承或因崇尚外國法而否認對舊法的繼承，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法律繼承是由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延續性決定的，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具有連續性，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它們為新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預先規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條件，也是法律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法律發展過程的延續性和繼承性。法律是人類文明成果，如法律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形式、法律術語、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薩繆爾森說，我們或許想知道提高稅率究竟會增加還是會減少稅收收入，……當人民的收入在一定時期有所上升時，盡管稅率降低，政府收入依然增加，當人民收入減少時，提高稅率政府收入也會降低。可見，原因是沒有保持其他條件未變。

三、法律移植與“合成謬誤”

法律移植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的某種法律規則或制度移植到其他國家（或地區），對于法律移植存在“否定說”和“肯定說”，塞得曼教授提出了“法律的不可移植性規律”，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移植是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一，社會發展和法律發展得不平衡性決定了移植得必然性，同一時期不同國家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它們或者處于不同的社會形態，或者處于同一社會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比較落后的或后發達的國家為了趕上先進國家，就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以保障和促進社會發展。第二，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征決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是相同的，資源配置效率原則、公正原則、誠信原則等也是相同的，這就決定了一個國家在構建自己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制定市場經濟法律過程中，必須而且也有可能吸納其他國家立法。第三，法律移植是與國際接軌的需要，任何國家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發展，任何一個國家都離不開世界。第四，法律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不僅是方法與技術上的差異，也是法的時代精神與價值理念的差異。

我認為對于法律制度仍處于傳統和落后狀態的國家或地區來說，要加速法制現代化的進程，必須適量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尤其是那些反映市場經濟和社會發展共同的客觀規律和時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則，要大膽吸納，但并不是一攬子采納，否則會出現“合成謬誤”。著名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認為：“有時候我們會假定對局部來說是正確的東西，對整體來說也一定正確，然而在經濟學中，我們經常發現總體并不等于局部之和，如果你認為局部來說成立的東西，對總體必然成立，那你就犯了合成謬誤。”

可見，我們不能把某國或某地區某時很適宜的法律，完全移植到全世界各國使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社會制度有不同的特點和條件，法律移植應當在鑒別、認同、調適、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納、同化外國或某地區的法律，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法律移植不是盲目合成，而是要注意供體與受體間的同構性與兼容性，注意移來法律的本土化、擇優性、未來性。

四、法制改革與利益

法制改革指的是一個國家和社會在其社會本質屬性與基本的社會制度的結構保持相對穩定，其現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質也沒有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整體意義上的法律制度在法律的時代精神、法律的運作體制與框架具體的法律制度方面自我創造、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

法制改革的著眼點在于法律制度或法律體系的更新與重構，屬于法律的內在成長，隨著經濟社會政治的法制，呼喚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體系。

然而，法律對社會的控制離不開對利益的調整，而法律對利益的調整要求轉化為一定的權利，并把它們及相對的義務歸諸于法律的主體，法律對利益的調整機制體現為三種機制：

第一，法表達利益的要求。利益是法的基礎，法律制度實際是一種利益制度，正如鄧小平所說：“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現。”法創造和發明利益，只對特定利益的承認和給予保護。法表達利益的過程，同時也是對利益的選擇過程。立法者法制改革的過程中應堅持利大于害的選擇，當然表達利益的要求時也不可違背利益的沖突。

第二，法平衡利益的沖突。社會利益并不是均衡化的，利益來源于對資源的控制，利益的大小也取決于對資源控制的多少。人們對資源控制的不同導致對利益的差別。正是因為利益的沖突，法制需要變遷和改革。法制在改革和變遷過程中，對利益的平衡應當表現為，對各種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價和衡量，以及為協調利益沖突提供標準。法律無法選擇確認每一主體的每一項利益，便必須對各種利益加以平衡。而采取的方式一般是通過對某些基本原則的規定和制度的設計，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更需要通過法制改革完善法律來制衡。

第三，法要重整利益格局。私有制的出現，把人們分成窮人和富人，這種利益格局顯然是不合理的，要尋找一種捍衛和保障每一個人的利益、體現利益平等的法。這就需要改革法制，把不平等的格局加以調整，使所有人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實現。

因此，在法制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以下幾種關系：一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關系，這又利于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二是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這要求立法者要有長遠的眼光，高瞻遠矚，不僅有能力評估和比較共時的諸種利益，并且有能力分析和判斷歷史性的利益態勢，選擇最佳利益格局，確定最佳利益方案，求得法制改革的最佳效果；三是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關系，法律要對這兩種利益形態都需關注；四是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關系，如果對此調整不當，勢必影響法律功能的發揮和實現，那么法制改革也是一種徒勞。

總的來說，法雖然是思想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意識的存在形式，但是，如果我們離開了對社會經濟關系的把握，就無法真正的理解法的奧秘，就無法建立起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化法制。故我們必須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實現法的現代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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