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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田賦征實”制度在陪都和四川實施的背景

(一)日本對陪都和四川各地的戰略轟炸，使國民政府充分認識到后方的糧食征購對整個抗戰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38年到1943年，日軍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日軍轟炸重慶，無異于對平民宣戰，其目的是摧毀中國人民的意志，幻想中國人放棄抵抗投降。四川省會成都，也是日機轟炸的又一個重要目標。除成、渝兩地外，四川地區的樂山、宜賓、南充、自貢、涪陵、墊江等小城市也受到過日機的轟炸。日機的轟炸使國民政府充分認識到后方的糧食征購對整個抗戰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國難當頭，軍糧的保障日益成為戰略性問題。國民政府想盡一切辦法來維持龐大的抗日軍隊和后方人民的糧食供應。當然，除“田賦征實”外，還實行了“借征”等措施。

(二)國民政府行政院政策上的失誤，導致陪都和四川地區糧價猛漲，引發糧食危機爆發，不得不實施“田賦征實”1939年秋，四川糧食獲大豐收，行政院通過了《四川省新谷購儲大綱》，倉促決定大量購糧并強制實行，導致糧價猛漲。1940年，四川遭受旱災，糧食供需失衡，糧價飛漲，政府的軍糧收購計劃也難以完成。隨著日軍加緊攻擊和掠奪，使國統區生活更加困難，物價飛漲，物品和軍糧民食需求量增加，政府難以在短時間內籌措到足夠的糧食來滿足作戰部隊及后方公職人員和居民的糧食供應，致使國家糧食和市場糧食短缺，導致各地糧價普遍飛漲。糧食危機爆發。糧食危機的爆發，促使政府更清楚地意識到糧食問題，“實為治國首要……已成為當今一致之國是”，不能讓糧食問題動搖抗戰的根基，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來挽救危局。

二、“田賦征實”制度在陪都和四川地區實施的概況

(一)“田賦征實”制度的制定1．頒布條例1941年夏，國民政府行政院為了貫徹國民黨1941年4月在陪都重慶召開的五屆八中全會關于將田賦暫歸中央接管，并改征實物的決議，決定“田賦征實”機構分為經征與經收兩部分，經征歸原財政部籌設田賦管理委員會負責;經收與糧食管理部分由新成立的糧食部負責主持。并先后頒布《戰時各省田賦改征實物暫行通則》、《非常時期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暫行條例》。2．通過三項原則1941年6月中旬在陪都重慶舉行全國第三次財政會議，以“田賦征實”為中心內容，通過了下述三項原則:(1)自民國30年(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戰時一律征收實物。(2)田賦征收實物以民國30年度田賦正附稅總額為準，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產麥區得征等價小麥，產雜糧區得征等價雜糧)為標準。其賦額較重之省份得請由財政部酌量減輕。(3)各省征收實物，采用經征經收劃分制度。凡經征事項，由經征機關負責，經收事項，由糧食機關辦理。在會上講話，認為這是“全國基礎精神”，國民完納田賦是為了整個國家，采行糧食庫券征購或實行征收實物“就是要征收一定數量的糧食來調濟軍糧與民食”。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引和國共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基礎上，會議的這個決定得到各個黨派、各界人士和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二)陪都、四川地區對“田賦征實”制度的貫徹實施1．“田賦征實”的行政機構設置1941年“田賦征實”開征前，國民政府糧食部建立了督導機構，首先做好糧政宣傳、調查大戶存糧和除弊便民等工作。與此同時，財政部、糧食部報經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批準把全川劃為四個糧區，共同委派劉航琛為川東南區(轄43縣)特派員，潘文化川東北區(轄21縣)特派員，鄧錫侯為川西北區(轄17縣)特派員，何成浚為川西南區(轄38縣)特派員，在全川領先進行督導征實活動。1941年全川(含陪都重慶)的征實、征購，數額大，從開征之日起僅四個月零22天，即超額100．8%，完成任務。2．糧食調查統計工作隨著國民政府的西遷，陪都重慶、四川地區成為戰時的政治、經濟活動中心，也成為國民政府開展糧食調查統計工作的重點地區。陪都、四川地區按照河流地勢劃分為六大自然區域:成都平原區、岷江流域區、沱江流域區、涪江流域區、長江流域區、嘉陵江流域區。糧食品種的調查包括:上等米、中等米、下等米、糯米、稻谷、小麥、玉米、高粱、黃豆、蠶豆、豌豆、綠豆、豇豆、菜籽、芝麻、花生、面粉、菜油、麻油。［3］3．全川(包括陪都、四川地區———筆者注)交納糧食的數量1941年，中央下達全川征糧600萬石，隨賦購糧600萬石，共1200萬石。結果實收1382萬石。1942年，中央下達全川征糧900萬石，購糧700萬石，共1600萬石。實收1658萬石。1943年，中央配額與上年同，征900萬石，改購為借，借700萬石，實收1605萬石。1944年，中央配額征900萬石，借1100萬石，并加配160萬石，共配2160萬石。實收1941萬石。1945年，全川征實仍與上年相同，征900萬石，借1100萬石，實配2134萬石，實收1822萬石。這一年開征時日本已經投降，抗戰已經勝利，糧民卻仍然照交糧食，照2000萬石之數交到九成。以上五年中，全川田賦征實共計實收8408萬石，完成了中央的配額，在全國征實的實收總額中，四川即占三分之一。

(三)民眾支持抗戰，擁護田賦征實田賦征實，既增加人民負擔，也增加交糧麻煩，但全川人民認識到大敵當前，后方所以比較安寧，完全有賴于前方軍隊浴血奮戰，值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民眾理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因而對征兵、征工、征糧都積極擁護。糧民把納糧當作是愛國、救國的神圣責任和光榮任務。所以在為抗戰而征實的5年中，絕大多數糧民都依照期限，把應交的糧食交納清楚，除1944年及1945年稍有短欠外，其余3年都超額完成了中央下達的配額。在政府方面，對各地具體情況也較及時了解，對確定因災歉收之縣，有的核定在征收的數額內酌予減收，有的扣回賑谷若干石，有的折征部分代金，通過民食供應處異地繳納，還有不產稻谷的縣折征雜糧。如1941年，全川全征稻谷的有121縣，全征玉蜀黍的有7縣，兼收稻谷和玉蜀黍的有6縣，專收青稞的有1縣。還有不征稻谷而改征大米的有川西平原的十幾縣(這些縣份佃農向業主交租，歷來也都是交米，以米0．46石作稻谷的1石)。凡此都是縣征收機關為排除征收過程中的困難而采取的便民措施。

四川省田管處負責各縣田管，依據財政部頒發的宣傳大綱，大力配合縣級機關進行宣傳，印發了各種小冊子、傳單標語、文告，號召和鼓勵糧民納糧。中小學師生、各級行政人員、征收處員工，都在進行宣傳鼓勵，說明納糧是為了抗日，為了不當亡國奴。省田賦管理處還于1941年11月15日出版了《四川田賦改制叢刊》，不僅登載了張群、黃季陸、向傳義、鄧錫侯、潘文化等人的文章，還登載了征實的重要法令、統計資料等。其他新聞報刊也不斷發表闡述田賦征實意義的文章和人民擁護征實、踴躍交糧的消息，對征實中的舞弊事件也作了揭露。由于廣泛深入的宣傳鼓動，大大啟發了民眾的愛國主義覺悟，使征實工作進展順利。1941年，在全國范圍內的縣級征實工作競賽中，征實數量的前三名皆在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第一，梓潼縣第二，南川縣(今重慶市南川區)第三。當時參與田賦征實工作的陳志蘇、陳雁、張惠昌等先生在《抗戰時期的四川田賦征實》一文中記錄了每年9月10日開征以后，各縣糧民肩挑、背負、車運，前往征收處交納糧食的生動事例。

作者：丁新正單位：重慶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