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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劃經濟體制與中國經濟法學

計劃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由國家依事先計劃統一管理國民經濟，它拒絕競爭，否定市場機制和市場調節。從建國后進行社會主義探索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個高度集權的、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計劃經濟體制得以基本確立。

（一）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法制的基本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來統率管理社會的方方面面，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以致我國的法制建設長期滯后于經濟生活的需要。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法制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

第一，法制不昌明。長期以來，人們強制簡單化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態度以及日益發展起來的“左”傾思潮，造就了政府濃厚的“父愛主義”傾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認識直接決定了中國法制的命運。同志曾一度認為法律是僵硬和呆板的，主張以執政黨的各種會議和決議代替法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演變出執政黨和政府大包大攬的執政模式，致使以黨代法、人大于法；人們法制觀念滯后等。在“黨管一切”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法制發展幾為空白。

第二，法律體系不健全。中國長期以農業經濟和集權政治為基石，商品經濟落后，國家在立法上重刑輕民，黨綱和行政指令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始終沒能形成完整的法律體系，那時所謂的“法”，除了憲法和婚姻法，一方面是刑法，另一方面則是政治機構的組織法，由行政規則以及針對違反規則的罰則所構成，民商法和行政法不甚發達。

第三，法律部門劃分和功能區隔不清晰。新中國的法學研究帶有濃厚的蘇聯模式印記，那時中國法學以法的階級性為主線，以強調法的階級斗爭職能為依歸，其中關于民事、經濟、訴訟等方面的規定都是刑法化的，在性質上可歸于刑法之列，整個法律體系以刑事法為中心。社會關系被強制性的簡單化，部門法的相對獨立作用被抹殺，各種法和政策互相交叉，表現到經濟法層面，學界往往從已有的法學概念中引申出諸如“經濟合同”等偷梁換柱式的概念。

（二）中國經濟法學的勃興及困境

1、經濟法學在中國的勃興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法學研究幾為空白，經濟關系主要是由黨綱和政策來調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一個極為現實的需求浮出水面——原來的經濟政策需要向法律條文演化。在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內需外需雙重作用下，中國經濟法學便應運而生。

一方面是對內改革的需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制定了一系列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法規，為經濟法學的初創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法學研究者也受到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從僵化禁錮的狀態中走出來，尋求新的研究領域，為經濟法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全局性的撥亂反正使國內局勢趨于穩定，其所彰顯的民主法制建設也推動了經濟法的勃興。另一方面是對外開放的推動。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步推進，國際交往日益加強，德國的梅斯特麥克，日本的金澤良雄、丹宗昭信，法國的讓·戴特，英國的施米托夫等經濟法學家創造的學說觀點開始傳入我國并產生影響，為經濟法學的產生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經濟法研究異軍突起，此時的經濟法學說可謂異彩紛呈，特別是在調整對象上爭論尤為激烈，陸續形成一系列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說。在流派林立的各學說中，“縱橫統一說”及后來出現的“密切聯系說”和“管理協作說”曾在中國經濟法學界占據主導地位達10余年之久，可謂“老諸論”的代表。

“縱橫統一說”出現于80年代初期，在經濟法產生之初影響最大。該說認為“經濟法調整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內部及其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的那部分經濟關系”，既調整縱向經濟關系又調整橫向經濟關系。“密切聯系說”和“管理-協作論”則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提出的，其出現以后立即取代了“縱橫統一說”的主導地位而被多數人所接受。“密切聯系說”認為經濟法只調整與縱向關系“密切聯系”的那部分橫向關系，或者干脆把“橫向經濟關系”的提法換成“經濟協作關系”，后者便被稱為“管理-協作說”。所以說“密切聯系說”和“管理-協作論”是“縱橫統一說”在《民法通則》沖擊下的轉身與變臉。

誰也不能否認，這些學說曾在經濟法學創設初期傳播了經濟法思想，推動了國家的經濟立法工作，為經濟法制建設做出了歷史貢獻。然而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這些學說存在著不能令人信服的邏輯缺陷，對經濟法與相鄰部門法調整范圍的糾結及其關系的混淆不能予以解決，以經代民（法），以經代商（法），甚至以經代行（政法），屬于典型的“大經濟法”觀點。

2、中國經濟法學的困境

“大經濟法”學說首先遭到了民法學界的強烈反對，并由此展開了二者調整對象的激烈爭論。一度出現的“民法取消論”認為既然經濟法調整一切經濟關系，那么民法的調整對象便只剩下婚姻家庭關系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一些財產關系，因此，“民法”就無存在必要了，可以建立“婚姻家庭法”。在勃興光環下顯得有些玄虛的顯學經濟法注定難以持久流傳。

1986年《民法通則》第二條明確把“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調整對象，這使經濟法學的繁榮成為昔日的榮光，為民法與經濟法之爭從法律依據上劃上了句號。這是對“大經濟法”觀點的一次較大的沖擊，但這正說明民商法所依存的商品經濟取代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使得立足于計劃經濟基礎上的諸學說日趨漸微。

中國法院體制的改革使經濟法學再度陷入窘境。自1978年在原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經濟審判庭的受案范圍試點以來至90年代末在全國范圍內取消，宣告了經濟審判制度的終結，代之以“大民事審判”格局。這次改革使民法學得以進一步復興，經濟法學轉向慘淡經營，在低迷處開始了冷靜思考。

為什么一個學說所界定的部門法的調整范圍包括了其它部門法的調整對象？為什么一個學說所界定的部門法界限可以在別的部門法的沖擊下一再退讓？為什么一個部門法的主流學說經不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經常“城頭變換大王旗”？究其根源，不得不質疑學說本身的科學性。這些主流學說根植于商品經濟不發達、法制不昌明的計劃經濟體制，注定了其在市場調節語境中和轉軌經濟背景下的非科學性。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學說無法突破自身的歷史局限性，中國經濟法學的發展急需一個新的科學的理論加以指導。“國家調節理論”的提出與構建，正是立足于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特殊背景，回應中國最大的國情，對當時大經濟法觀點主導下的中國經濟法學進行了批判與導引。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中國經濟法學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開始主要依靠市場調節的基礎性作用來配置社會資源。處于轉軌時期的經濟體制更加強調國家調節，此時的國家既是政權的體現者，也是經濟生活的調節者，其實質是保障經濟自由，保障市場的有效運轉，這就要求國家對經濟工作要少一些權力的管制，多一些自由的調節和引導。

（一）轉軌體制下的中國法治的基本特征

經濟體制的轉軌，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發展市場經濟，都迫切要求領導方式從人治轉變為法治。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法治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法治漸趨昌明。一般來說，經濟市場化必然伴隨著社會法治化，黨中央順應歷史潮流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立充滿生機的市場經濟，呼喚并依靠與之相適應的法治建設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在經濟主體間的平等性的基礎上，除依賴經濟規律外，主要依賴法律手段來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市場的有序運行。同時，社會主義法治也是提高公眾思想和道德素質的重要途徑，是對社會實施有效控制、確保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及其特殊功能使法治漸趨昌明。

第二，法律體系漸趨完備。我國承繼蘇聯的法律體系，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劃分，經濟領域中的一切都屬于公法范圍。民商法的復興打破了以“行政命令”代法的局面，私法開始發展壯大，公私法并駕齊驅，這有利于我國構建體現自由、平等、控權的法律體系。至2002年，我國已形成以憲法為基礎，以民事、刑事、經濟、行政和訴訟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為核心，以各種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規章為內容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第三，法律部門劃分和功能區隔日漸清晰。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和依法治國方略的推進，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越來越多樣化。計劃經濟時期那些政企不分、權責不明的關系，正是需要加以深刻改革的。《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證券法》等的頒布使民法商法得以復興，行政法也日趨發達，《反壟斷法》《企業國有資產法》等經濟法在調節國家經濟管理關系中也起到了基礎性作用，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每一部門法既相互配合，又獨立地發揮調整作用，諸法合一的混亂狀態得以根本改觀。

（二）中國經濟法學的理性回歸

隨著經濟體制逐漸轉型，法治進程日益推進。國有資本逐漸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企業開始自主經營。人們意識到不從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關系為起點研究經濟法只能是舍本求末，各經濟法學說開始結合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國情，再次矯正自己的理論，使經濟法學研究逐漸回歸理性，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

第一，北京大學楊紫煊教授提出的“經濟協調關系說”，認為經濟法調整國家經濟協調關系，經濟法的體系主要包括：企業組織管理法；市場管理法；宏觀經濟調控法和社會經濟保障法。第二，西南政法大學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說”，認為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第三，中國人民大學劉文華教授等提出的“經濟管理與市場運行關系說”，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協調發展而制定的，有關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市場運行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統一體系，它也是法的一個部門。

綜觀我國經濟法學“新諸論”，可以發現經濟法學界正在逐步拋棄在計劃經濟體制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形成的經濟法觀點和偏見，日益趨向于更加準確把握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反映了我國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進步和日趨成熟。

（三）“國家調節理論”對中國經濟法學研究的導引和促進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經濟法學的這種理性回歸與“國家調節理論”創造者敏銳地意識到政府與市場的互動關系，在“大經濟法”學說盛行的年代就提出經濟法只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國家調節理論”的推動與引導是密不可分的。“國家調節理論”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對“大經濟法”觀點展開了系統地剖析，指出“大經濟法”沒有合理區分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必將影響中國經濟法學的健康發展。“國家調節理論”是諸多經濟法理論中在新時期仍被廣泛認可的理論，該理論是在對社會進行準確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不是在學說誕生之后再去尋找理論依據。

“國家調節理論”是漆多俊先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創立的科學的經濟法學理論，從產生之日起，其理論框架、體系架構、邏輯起點與基本觀點都是一致的。理論創造者在從事經濟法教學科研中就利用各種機會剖析和糾正大經濟法觀點，1986年初其倡導“經濟法只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力作——《國民經濟的法律調整》出版。漆先生認為經濟法“不是調整一切經濟關系，……，只調整各種所有制、國民經濟各領域當中以國家為一方主體的那些經濟關系”。[2]其后發表一系列論文深入闡發、鞏固其理論成果。從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法講義》，到90年代《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第一版、修訂版、第三版及2008年的第四版，都始終貫徹著“經濟法是國家調節經濟之法”的觀點，顯示了其理論上的延續性和完整性。該理論認為經濟法是沿著“市場三缺陷—國家調節三方式—經濟法體系三構成”的過程而產生，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法律：市場規制法，國家投資經營法以及國家宏觀調控法，所以又稱為“三三理論”。[3]

相比于《國民經濟的法律調整》和之前的一系列論文，《經濟法基礎理論》更旗幟鮮明地立足于轉軌經濟的背景論述經濟法產生的必然和存在的必要，更令人信服地闡釋了市場調節與國家調節的辯證關系，更鞭辟入里地剖析了“大經濟法觀點”的理論缺陷和對中國經濟法制的危害，更雄辯地論證了經濟法與民商法、行政法等在調整對象上的區隔以及在法制功能上的互補，更富有前瞻性地論證了經濟法不僅是授權法還是控權法以及國際調節是對國家調節的再調節。持大經濟法觀點的各流派在受到其批判性的沖擊后，紛紛修正各自的學說，充分說明了“國家調節理論”發揮了對中國經濟法學研究的導引和促進作用，即便從國家立法層面考察，我們也不難發現，在中國經濟法體系架構中很清晰地看到“國家調節理論”的印記，2007年“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三、中國經濟法學的未來之路

如果說“國家調節理論”是繼《民法通則》頒行之后給“大經濟法”觀點帶來的第二次沖擊，那么1998年法院體制改革可謂是第三次沖擊，2001年入世使中國經濟法再次受到重創。面對新的挑戰，中國經濟法學將何去何從，如何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成為每一個經濟法學者不得不深思的問題。“國家調節理論”的提出者對這個時代命題也進行了反思和給出了初步回答。

（一）中國經濟法應該回到中國現實立足中國轉軌經濟這一最大的國情

雖然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確立，但轉軌遠未完成。計劃經濟時期我們曾把蘇東學說囫圇吞棗，現階段又有人想把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理論成果直接移植，這均對指導中國經濟法實踐有害無益。當下中國還處于由權力經濟向法治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經濟法學研究不僅重視授權，更要關注控權，注重解決轉軌現實中的本土問題，推動轉軌。

已經不斷有學者從轉軌時期的特殊性來分析中國經濟法的特殊性。[4]漆多俊先生在構建其“三三論”的同時指出：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計劃向市場轉型的國家中，生產社會化的原因、途徑、內容和程度等各不相同，國家經濟職能活動的性質、方式、范圍和程度等也各不相同，西方國家經濟法和中國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呈現出相向的運動軌跡。他還舉了國家投資經營法是我國經濟法體系的重要內容而不同于西方經濟法長期重視反壟斷法的例證。因此，對經濟法的研究不能掩蓋中西方的差異，必須充分認識到中國經濟法鮮明的個性，從西方回到中國，從尚不存在的成熟市場經濟回到中國的轉軌現實，不能停留于對經濟法理想狀態的應然設計之中。

（二）強調中國經濟法的民主性，使之成為既“授權”又“控權”的良法

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人們逐漸認識到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府與市場的互動便無從談起。既要賦予政府適當的經濟調控權，又要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真正將政府行為限制在法定范圍內，切實保護市場主體的正當合法權利，實現權力向權利的回歸，亦即權力的社會化，使權力回歸于民眾社會，這也說明國家權力的社會公共職能化。[5]

一方面，雖然相對計劃經濟時期，控權的立法并不少，但約束力卻非常有限，權力尋租和過度干預的現象仍然非常普遍，權力主導經濟配置資源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瓶頸，而轉型時期經濟法的使命就是促使權力經濟向法治經濟轉變，科學界定權力的界限，保證政府對市場的權力受到實質性的約束，規范政府行為，甚至明確政府責任，以此實現社會整體利益。[6]另一方面，市場發育尚不完善，交易不透明和不公平的現象亦非常多見，市場主體并未充分的享有權利。早期的改革思路是通過“還權”逐步培育適格的市場主體，通過立法從權力體系中分離出部分權力還原為權利，歸還給市場主體。“還權”并不徹底，經濟法仍將繼續這一思路，強調“控權還權”，充分體現其民主性。

（三）凸顯中國經濟法的社會性

現代經濟法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擔負著國家經濟調節的使命，公權力只有引導、促進乃至以平等者的身份參與經濟，維護公平時，才是必要的、可行的。

有學者指出經濟法是“社會物質利益的再分配法”。如漆多俊教授認為經濟法是對既存法律秩序（特別是民商法秩序）的調整，也就是對原有法律秩序下的社會資源和權利的一種再分配。[7]規范市場調節分配（初次分配）的法律主要是民商法，它立足于個人本位，從維護私權的角度來實現形式上的平等。但是，這種平等忽視了個體之間的差異，并非實質平等，例如，壟斷同盟正是利用民法的契約自由等原則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調節在民商法等原有分配基礎上對社會資源及利益再次分配就成為歷史的必然。比如，通過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對社會財富再分配，通過最低工資制對勞動者予以特殊保護等，以此求得強弱平衡。它立足于社會本位，既承認和充分維護個體正當效率和公平，又注重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實現更高層次的實質公平。這是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經濟法應當反映絕大多數人的社會意志，隨著國家的社會公共職能化，經濟法的社會性將日益加強。

（四）關注國際調節，重視各國經濟法的互動和趨同

現代高科技領域突飛猛進，國際交往日益緊密，生產更加國際化，需要各國從世界范圍的宏觀高度來規劃經濟發展的戰略，經濟法也開始日益國際趨同化。

一方面，人類社會發展本來就遵循一些基本的共同規律，都在朝著更加文明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經濟體制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在先后實行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都在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基礎上實行一定的國家調節，而且國家調節的做法也基本相似。這些都決定著各國經濟法在許多制度和規定上有許多共同點，并不斷互相吸收和借鑒。

另一方面，當前各國市場和經濟日益國際化，由于作為基礎性調節的市場機制存在固有缺陷，加之來自于不同國家的經濟主體仍然受到各自國家的管理和調節，單靠市場機制已經難以實現充分有效的調節。因此，國際市場迫切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新型調節機制，借以協調各國的國家調節，并彌補市場調節固有的不足。這種調節機制即為國際性調節，即“兩個以上國家、區域性或全球性的組織機構，通過協商或以國際條約形式或借助國際慣例，對國際市場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實行調節，以維護和促進國際經濟總體上的協調、穩定和發展”[8]。這樣一來，國際市場的調節機制便“三元化”了，它同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互相配合，綜合發揮調節作用。

市場國際化是當代社會不爭的事實，中國不能置身于國際調節之外，不能不考慮相關各國的政策和法律，特別是國際性立法和慣例。換言之，中國經濟法學的進一步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本國問題的探索與回答，同時還要以國際化視野努力吸收各國經濟法學的先進思想，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法學互動與趨同的發展潮流。這就需要中國的經濟法學者和立法者都要具備本土觀念和世界觀念。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法學才會真正走向成熟，中國的經濟法才會在國家調節與國際調節中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結語

改革開放30年，市場經濟建設和法治國家建設始終是兩條主線。而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法治化的互動發展中，“國家調節理論”對中國經濟法學研究和經濟法體系架構起了積極的導引和促進作用，并初步回答了經濟法學在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發展中的個性和共性問題。如果說人類社會18世紀是憲政的世紀，19、20世紀是私法的世紀，有學者預言21世紀則是經濟法的世紀。[9]借用旅美華裔學者唐德剛先生所言，中國經濟法曾在“長江三峽”中轉悠，在“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后，也許就可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了，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