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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導言；西部大開發是對經濟法理念的生動詮釋；經濟法制度是西部大開發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西部大開發作為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的戰略措施，已在新千年初正式啟動、一市場自主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區域經濟平衡協調發展與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完美契合、經濟全面高速增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互動、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在于將政策指引方向從單純輸血轉向增強自身造血功能、按照經濟法的制度設計，才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定位在“適度干預”、“有限干預”，才能將政府職能限制在做好發展規劃、改善投資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控制財政投入范圍內，才能真正給予企業求生存、求發展的壓力、動力和外部環境，最終實現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獨立發展的良性循環，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以西部大開發與經濟法理念的契合點為分析基點，闡明經濟法制度是西部大開發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并探討了這一法律制度體系的基本內容。

關鍵詞：西部大開發經濟法理念法治保障

一、導言

西部大開發作為進一步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的戰略措施，已在新千年初正式啟動。它“對于推進全國的改革和建設，對于保持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都是一個全局性的發展戰略，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意義”語。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后一個大局就是對西部開發的初步設想；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了這一設想，并于1999年9月22日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實行西部大開發的戰略。2000年3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將“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戰略，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

然而，對西部大開發的號召和憧憬并不等于西部經濟開發本身。[1]反思百余年來我國人民探尋西部振興的艱難歷程，貧窮落后的帽子甩得著實艱難。究其根源，已往的開發措施大都強調經濟政策措施，忽視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由于政策易受形勢左右和個別長官意志干擾而出現朝令夕改的現象，無法避免減弱舊體制形成的障礙，有效地協調各方面利益沖突。單一的政策推進不能保證西部大開發長期、健康和有序地進行。解決東西差異在客觀上就要求統一規劃、部署、協調、組織，所有的規劃、方針、政策都必須用法律的穩定性和強制力來保障。[2]加強西部大開發的法治保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實踐。不過，在確立運用法治思維和手段來推進和規范西部經濟跳躍式發展這一基本方略的前提下，還必須解決“法治保障模式甄別問題”。[3]即，法治保障體系核心制度或主導制度的識別和確認問題。我們必須客觀、綜合分析西部地區經濟、政治、生態等背景環境的特征，針對西部大開發所面臨的時代特點，選擇最有利于西部地區社會經濟全面、快速、健康、持續發展的主導法治軌跡和核心法律制度。

二、西部大開發是對經濟法理念的生動詮釋

西部大開發生動詮釋了如下經濟法理念：

一市場自主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的有機結合

我國自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一直倡導建立保障市場自主調節機制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有效發揮的國家宏觀調控制度體系。今天的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再怎么強調都不為過，因為市場潛力的發揮和自由經濟能量的發揮依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所在。然而，以實現和維護公共利益為己任的經濟法，在肯定和褒揚市場偉大功績的同時，也以其固有的宏觀、冷靜的視角警示社會，市場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充分發揮必須以法治保障下的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為前提。要實現社會利益的總體增長，不僅需要充分釋放市場活力，更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總體情況，運用法律規范和制度傾斜引導資源的流向，實現全社會經濟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的勃興。

西部大開發正是這種“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推動經濟整體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鮮活實例。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利益指向應當以全社會為出發點和歸屬。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盡快摸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根據東西部地區地理、經濟等方面發展的差異，我們提出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實踐證明這種策略是正確的。然而，這只是在中國特殊國情下實現共同富裕共產主義目標過程中的權宜之計。今天，我們已經在東部的蓬勃發展中積累了發展經濟的許多經驗，以市場經濟手段實施西部大開發已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共識。要激活落后地區的經濟，必須依靠市場機制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生產經營創造的積極性和能動性，破除西部欠發達地區殘留的充滿計劃經濟色彩的依靠行政力量實現資源分配的陳弊，由市場供求等力量來決定資金、物資、人才資源的流向。但是，要讓這些經濟因素自發流向落后地區是不符合市場自發配置資源的規律的。現代各國開發落后地區的經驗表明，區域開發首先是由政府啟動的，國家宏觀調控在制定和實施開發規劃，調動資金、技術和人才，實行傾斜政策以及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開發西部也正是國家宏觀調控引導經濟資源流向西部、市場調節機制激發西部地區內在活力兩種力量共同實現區域經濟騰飛的偉大實踐。

二區域經濟平衡協調發展與國民經濟整體發展的完美契合

西部經濟屬于區域性經濟，具有兩個顯著特點，即特色產業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價值及經濟的跨地區發展。一方面，西部區域經濟的發展必須符合地域分布規律，尊重區域差異并采取合理的應付措施，完善區域自我組織功能，實現西部各地區之間經濟的平衡協調發展，形成西部經濟的強大合力。另一方面，西部區域經濟的發展又必須在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整體調控之下，不能偏離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目標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西部的發展不僅要有利于當地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地方經濟實力的增強，也要有利于國民經濟整體實力的增進。

關于西部開發的模式，學者們的意見不盡統一。有學者主張“特區模式”，即應該根據西部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生態建設的需要設立特區，如生態特區、旅游特區、金融特區或綜合性特區；[4]也有學者主張“超特區模式”，即建立一種比東部地區更吸引投資者的環境。[5]不管學者們在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模式設計上的爭論最終會以那種模式的制度化告終，這種區域性經濟是界于地方經濟和全國經濟之間的中觀經濟。宏觀是通過中觀而具體作用于微觀的，而中觀的發展一定不能偏離宏觀的方向和軌道。這使區域經濟既具有了相對獨立性，又成為了宏觀調控的對象。一方面，必須通過宏觀調控法律制度對西部開發過程中有關地區發展規劃、投資決策、產業政策等方面的問題進行規范和調整，使之有利于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另一方面，應當充分考慮區域經濟協調快速發展的需要，打破行政區劃限制，依法處理地區間產業發展的關系，加強跨區域的合作，充分利用西部地區經濟的特色，實現西部經濟的騰飛。

三經濟全面高速增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互動

可持續發展一直是為經濟法所關注，其核心在于正確處理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求人類以最高的智力水平和泛愛的責任心規范自己的行為，創造和諧的世界。人類在作出每一個行為選擇時，不僅要考慮到本代人的利益的平衡，同時要考慮到代際人利益的平衡。

我們所倡導的開發西部戰略不光是經濟的開發，更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涉及社會秩序、生態環境、宗教民族關系、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等很多方面，既要推進經濟建設，又要實現經濟、資源、人口、文化、環境的協調發展。有些西部偏遠地區為了盡快擺脫貧困和落后，在吸引資金、尋找項目上，完全忽略西部特殊的生態特征，對“污染轉移”的項目如小造紙廠、小化肥廠、也照單全收，只要能解決當地百姓一時的吃飯問題，就可以置生態環境建設、可持續發展于不顧，低效率的重復建設杜而不絕，有的地方甚至怕新來的大企業會擠跨當地技術落后的小企業，各種禁入、保護的土政策卷土而來。這種經濟利益刺激下的盲動行為與國家所倡導西部開發戰略的初衷背道而馳。我們所要進行的西部開發是在經歷了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嚴重破壞的沉重教訓之后提出的，既要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又要保證生態系統乃至人文環境良性發展方向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

三、經濟法制度是西部大開發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

為了避免西部開發中可能出現的盲目、無序和浪費，2000年3月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朱鎔基總理提出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切實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等作為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重點。事實上，西部開發中所有重大問題都需要法律制度的確立和保障，而這幾乎涉及到現行所有的法律部門――西部開發政策實施中行政權力的配置、行使及其監督需要行政法對行政執法權威的確認和行政權力濫用的防止；高素質人才的引進和智力成果的轉化需要知識產權法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化；發展新興市場，保護和確認交易當事人的平等地位需要民法對交易中私權關系的調整；等等。然而，我們說經濟法制度是西部大開發法治保障的核心制度，是在深入思考經濟法制度設計與戰略重點實現的法治化要求的完美契合后得出的結論。

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關鍵在于將政策指引方向從單純輸血轉向增強自身造血功能。多年來，我國西部建設的思路走入了一個死胡同，即將“扶”貧機制當作加快落后地區發展的制勝法寶，以為靠扶貧就能脫貧。結果，大量的資金和物資注入西部，卻沒有有效的制度和利益激勵機制引導這些資金和物資真正流向重點項目的開發建設上，沒有符合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特殊情況的投資制度。

經濟法在建立這種法律引導機制的過程中起著最為核心的作用。西部大開發需要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在路公路、鐵路的建設、場機場設施的建設、管輸氣管道干線的建設、電電站、電網的建設、信通訊、電視廣播等信息傳輸設施的建設、市大中城市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水水利、開發水資源及節約水資源的基礎設施的建設。[6]對于這些固定成本投資巨大，具有極強的公益性的公用事業項目建設的法律調整，僅僅依靠民法對市場平等交易關系的構建和破壞這種平等性的行為的糾正，或者僅僅依靠行政法對行政權力的確認和規范，都無法達到市場主體經營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共生共進的最佳平衡點。只有立足于社會整體利益的經濟法才能提供最為宏觀的制度保障。只有按照經濟法的制度設計，才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定位在“適度干預”、“有限干預”，才能將政府職能限制在做好發展規劃、改善投資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控制財政投入范圍內，才能真正給予企業求生存、求發展的壓力、動力和外部環境，最終實現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獨立發展的良性循環。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