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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集群(localclusters)是指具有密切產業關聯性的大量企業,在一定地理空間的集中。這種“現象”正深刻影響著區域經濟的績效,并因此成為經濟學家、政府關注的焦點。不論是在發達國家,如硅谷、加利福尼亞葡萄酒集群(美國)、普拉托毛紡集群(意大利)、東京大田區機械集群、燕市地場產業(日本),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溫州打火機集群、紹興紡織集群、嵊州領帶集群、東莞計算機設備集群(中國)、Sialkot外科手術器械集群(巴基斯坦)、班加羅爾軟件集群(印度),成功集群的案例不斷涌現。集群政策(或戰略)被世界上許多地區視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引擎,美國南部的亞利桑那州就是個典型案例,那里甚至成立了專門導入集群戰略的機構。鑒于硅谷經濟奇跡的強磁場,我國許多地區雨后春筍般興起了大批工業園區或開發區。但是,促進集群形成的因素并不能擔保地方集群的長期繁榮。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際競爭日益復雜激烈,地方集群將面臨一系列困境。
一、全球導向(globalorientation)和區域性封閉(regionalclosure)
不斷增強的區域內部合作模式,是一個經濟區域相對完整性和封閉性的先決條件。這和行政區劃的界限密切相關。和此同時,在一個全球范圍內基于成本、質量、創新的競爭環境下,一個經濟區域的成功,依靠于它的企業把自己置身于地方性紐帶——本地化聯系,同時不斷提高企業在生產、分銷和研發方面國際化經營的要求。因而一個區域經濟的成功依靠于開放(全球化)和封閉(區域化)之間的成功平衡。Markusen(1996)認為,越是成功的集群,越可能衰敗,因為它會吸納和其發展高度相關的資源,而排斥那些不匹配的資源,最終集群變成一個封閉系統,促進集群創新和開發新產品必要的新信息和資源不能進入集群內部。王緝慈(2003)指出,在一個地方環境中的行為主體,應該和外界信息資源建立系統的聯系,以保證外部重要的信息(市場和新技術)流入,否則該環境會有淤塞的危險。地方集群的發展,一方面必須要強調非本地聯系,因為太靠近的、太排外的、太僵化的本地聯系是危險的,會對單個企業或集群企業的競爭力造成威脅;另一方面,雖然加強同外部聯系能促進區域經濟增長,但是當集群對外部信息等資源依靠太強的時候,也可能威脅集群的存在,因為強的外部聯系可能控制本地區的環境。本地企業間密切的交流減少,集群賴以存在的許多優勢將減弱,企業會選擇離開集群,最終地方集群變成“空洞集群”。
二、先前力量(previousstrength)和新能力(newcompetence)
集群政策一個關鍵的起點,就是以前積累的能力和當前力量。因為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經常具有一個長期歷史沿革,其演進具有路徑依靠的特征,而數十年發展的能力、經驗和關系是一個區域最重要的力量。在信息和通訊技術、生物技術或生產相關的服務等新領域的力量一般建立在現有能力基礎上,這和納爾遜和溫特有關技術演化的論調一致摘要:創新是個累進的過程,在今天技術領先的企業,在未來擁有技術優勢的可能性更高。這一點表明已經成功或有一定能力基礎的集群更可能繼續取得成功。因此,集群政策應該從已有的力量出發。不過,區域能力的進一步發展,要求打破先前力量、把握新能力、區域能力的多樣化和對新技術領域的探測。促進集群形成甚至帶給集群成功的先前力量,由于路徑依靠,可能成為集群引入新技術的障礙。一個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以前瑞士手表工業,互補的伙伴間具有親密的協作、一致性,堅持以機械技術為導向,導致無力接管石英技術,而這種技術在東南亞發展為用于大規模生產,眾所周知的結果是瑞士手表工業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衰退。因此,地方集群在利用先前力量的同時,也要重視培育和導入新能力,替代先前力量。經驗探究表明,集群內新技能多數是由新企業引入的,因此鼓勵和扶持企業衍生和新企業的成長尤為關鍵。新成立的有創新活力的企業,資源和能力相對薄弱,其客戶往往主要是傳統的、已經成型的企業,這就要求新老企業在現有的網絡和業務中尋求和發展聯系,這對于雙方的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
三、根植性(embeddedness)和鎖定(lock-in)
社會網絡理論認為,經濟行為根植(或嵌入)在社會關系之中并對經濟行為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Uzzi(1997)認為,根植性的功能包括信任、細密信息傳遞、集體解決新問題。實際上,集群內許多行為都和根植性密不可分。集群內大量企業通過根植性關系交織成網絡,在這種內聚性網絡中,維系集群系統的力量不但是經濟利益和交易,還包括企業主之間私人關系,如朋友、親戚、鄰居、同學、同鄉等。這意味者企業主行為根植在社會關系網絡中,他的決策不單純是經濟利益的考慮,而是攙有較多情感和關系的成份(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勢必增加外部企業進入集群以及群內企業退出的成本——尤其是私人關系,這是有時候雖然集群外市場成本更低,集群內企業也不愿單獨退出的原因。這種根植性雖然可以促進信息交流、降低交易成本等,但若根植性太強,集群會變成一個內向的系統。這暗示了理論上一個重要的矛盾摘要:創造集群組織的生命力的根植性同樣可能減少一個組織的適應能力。
過度根植性會減少新信息的流入網絡,因為通向同一網絡伙伴冗余的紐帶(節點)意味著只有很少甚至沒有和能夠潛在地貢獻創新思想的網絡外部成員的聯系。鎖定(lock-in)的概念在Bathelt對Liepzig媒體產業的探究中提及,認為是源于過度根植性,他強調了在本地關系之外加強同非本地關系的需要。實際上,企業集群內企業根植在類同的文化氛圍中,在企業集群形成階段可能是促進創新的要素,但在后來可能成為導致“區域鎖定(regionallock-in)”的根源。按照Olson的觀點,“區域鎖定”的形成就是——促進企業集群形成的重要的制度和實踐——經常是社會和文化意義上的,集中于自我保護和自我增強,最終形成對區域進步不利的僵化風險,而不是促進區域進步的活力源泉。
四、資源共享和創新惰性
資源的相互依靠是網絡形成的基礎。在集群組織內部,企業可以低成本甚至免費獲得一些資源(如技術和市場信息等),因為“行業的秘密都在空氣中”(馬歇爾語)。諸如知識溢出效應等產生于集群的內部而單個企業的外部,這種馬歇爾所定義的外部經濟被認為是集群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但是,我們必須熟悉到,集群內部知識和技能的高度外部溢出性,使得大量企業都想坐享創新外部溢出的好處,卻是對領頭創新企業利益的損害,而這種“搭便車行為”會在集群內企業中滋生創新的惰性,從而削弱了集群整體應變外部環境變化的能力。葉建亮(2001)指出,知識溢出使集群內企業面臨兩難困境摘要:一方面集聚帶來效率提高,因為組織知識存在導致企業要素邊際產出率的上升,而同時組織知識的“搭便車行為”將造成集群組織知識開發和創新的停滯、群內企業惡性競爭,企業紛紛選擇離開或退出該產品或行業,集群規模趨向萎縮,集體效率優勢將不斷削弱。但假如對知識產權進行明確界定和保護,不存在知識溢出時,集群資源共享優勢不復存在,也就失去對企業的吸引力。因此,必須承認集群內企業利益差異,調動帶頭創新企業的積極性,從而促進集群整體創新能力的提高。
綜上所述,雖然地方集群在世界各地經濟地理上扮演著經濟奇跡的角色,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新競爭環境下,地方集群要實現長期的繁榮,必須在上述困境中找到合理的方案,否則地方集群很可能成為奧地利區域經濟學家Tichy(1997)所謂的“新問題區域”或“老工業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