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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金融發展理論產生的背景和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上,尋找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產生分歧的原因。首先,從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用根據發達國家的經濟條件和經驗得出來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問題是其主要原因;其次,有關金融發展計量分析工具沒有考慮金融風險因素。根據中國國情,從金融生態的角度,引入典型相關模型,探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互動關系,建立了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的指標體系。
關鍵詞:金融發展;金融生態環境;經濟增長;典型相關分析
一、金融發展理論缺陷及原因
(一)金融發展理論與實證研究的分歧
20世紀初Schumpeter指出,金融中介在經濟增長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1]。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從事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方面的研究工作,發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和專著,金融發展理論開始萌芽。1973年,McKinnon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Shaw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為研究對象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真正產生[2]。金融發展理論論述金融體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來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
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金融發展理論的實證研究大量涌現,較早的實證研究說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但沒有說明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90年代,King和Levine放棄了既有金融發展理論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以金融功能觀為指導,建立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內的計量模型,并得出結論,功能健全的金融中介促進資源配置,加速全要素增長率,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3]。但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實證研究,確不支持相關理論。
沈坤榮(2004)等人用私人部門貸款(PC)年增長率對GDP年增長率進行回歸,他們得出的結論是,1978年以后,私人部門貸款增長率開始表現出和經濟增長的關聯,但沒有表現出金融深化理論的正的推動力量,而是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系[4]??道^軍(2005)對中國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表明,金融中介和股市的發展在長期可以促進GDP的增長,但是短期內金融的發展并不是GDP的增長之因[5]。Dornbusch和Reynoso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性[6]。Boyreau-Debray(2003)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金融發展不是經濟增長的催化劑,而是經濟增長的抑制劑[7]。
(二)金融發展理論缺陷的原因
為什么金融發展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1.金融發展理論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金融發展理論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它以發展中國家(地區)的貨幣金融為研究對象,強調金融對經濟的促進或阻礙作用。發展經濟學家邁耶在回顧發展經濟學興起的原因時認為,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看來,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一點社會進步,就可能陷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危險,從而投資機會和進入市場與原料來源地的機會將消失。還有,戰后的宣傳強化了平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趨勢。由于這些,50年代初期出現了從富國得到大規模財政和技術援助的政治基礎。歐洲和北美的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改變分析‘不發展’問題的工具。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家譜讀起來就是‘出自政治權術的殖民經濟學’”[8]。由于發展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帶有發達國家的利益偏向,從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出發,并且是用根據發達國家的國情和經驗得出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因此是失敗的。與發展經濟學失敗的原因一樣,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一假設基礎之上,忽視了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尤為不健全和信息嚴重不對稱的特點[9,10],必然導致理論與事實的背道而馳。
2.計量檢驗方法
金融發展實證研究中,一般是通過比較各國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來解釋各國經濟增長情況,主要以回歸分析為工具,基本檢驗方程為:
Y=αβF(i)γXε
Y代表人均GDP、經濟增長率、或全要素生產率增長,F(i)是某一項金融發展指標,X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系列條件變量,包括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穩定情況,進出口,財政狀況、貨幣政策,ε是隨機擾動項。
在上述模型中,F(i)用金融中介發展水平指標或市場發展指標。前者常用兩個指標,第一個是PC(PrivateCredit)指標,等于金融中介對私人部門的貸款(扣除中央銀行或政府機構貸款)除以GDP,第二個是金融深度指標,即M2/GDP。后者常用市場資本化率(股票市場總市值/GDP)。事實上,這些指標反映的是金融系統的規模。國內外學者普遍把它們用做金融發展指標,是基于假設:金融系統規模與金融業務范圍、服務質量正相關[11]。
2000年,我國的M\-2/GDP指標為152%,這一比例,既高于美國(50%)、日本(126%)、英國(105%)等發達國家,也高于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比如韓國(68%)、巴西(39%)和新加坡(121%)。顯然,這不能說明中國的金融深化程度處于領先水平。
根據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M\-2/GDP的增長,并不是宏觀經濟趨好的風向標。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2001)甚至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如果沒有宏觀基本面支撐,金融深度指標M2/GDP快速上升之后就是金融危機[12]。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資產本身所固有的逐利性。M\-2迅速提高,必然有大量資金通過金融機構分配到房地產、股票市場,甚至其它存在極大風險的投資項目,對中國這樣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來說,有可能導致信用風險等在銀行機構大量積聚,給銀行系統的正常運行埋下隱患。不良貸款率高、資產質量差導致銀行發生支付危機現象時有發生,從九十年代末威海市商業銀行支付危機、汕頭市商業銀行支付危機、海南發展銀行倒閉可初見端倪。
二、金融發展理論新視覺——金融生態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也不能)拋開人類已經積累起來的包括西方經濟學在內的有用的知識成果。問題的關鍵是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立場出發,必須從發展中國家的特有國情出發,找出阻礙發展的主要因素,然后運用不同的假設,建立不同的制度關系和變量關系;最后對癥下藥,提出適合一個國家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建議[9]。作為發展經濟學在金融領域的延伸,金融發展理論主要應靠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學家來創立,這些金融學家必須既精通西方經濟學、金融理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經驗,又熟悉本國的國情和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金融學家研究發展問題的動機要和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債權、證券業隱含的金融風險、大規模的不正常國際資本流動、人民幣匯率、房地產泡沫等一系列問題,深刻地說明,按照現有的金融發展理論所開出的藥方,不能有效解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這促使國內外學者將研究視覺轉移到影響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其它重要方面。在國內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同推動下,生態學概念與方法被系統地引入金融領域,“金融生態”研究迅速成為2005年中國金融界的新范式。
金融生態系統指的是:由金融主體及其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共同形成的動態平衡系統。金融主體包括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生產者,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者,以及保證金融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第三方,如會計及律師事務所、監管機構。金融生態環境指金融主體在其中生成、運行和發展的經濟、社會、法治、文化習俗等體制、制度和傳統環境。
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主要考察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有關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主體的反向作用的研究,相對較少。事實上,金融生態環境對金融主體運行有著舉足輕重的能動作用,也就是說,一方面,金融發展通過資源配置作用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法治環境、地方政府行為、文化及宗教信仰導致了金融結構的形成與演化,以及金融機構經營戰略的調整,從而影響金融發展的整個進程。研究金融主體與金融生態環境之間的雙向能動關系,是金融發展理論的豐富和深化。
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典型相關分析
從金融生態的角度出發,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推動、相互制約的關系。金融發展包含兩個層面的內容:金融總量的增長和金融結構的演進。就規模而言,金融發展指的是金融交易規模的擴大和金融產業地位的上升;就結構而言,金融發展指的是金融合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服務和金融制度的多樣化與現代化。因此,總體來看的金融發展,意味著金融中介的擴大、金融市場的擴展、金融機構服務體系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制度的法制化與規范化等一系列綜合因素的完善和現代化[13]。而金融體系不是獨立的創造金融產品和提供金融服務,政治、經濟、文化、法治等因素,決定了它極其復雜的金融生態環境,這種運行環境促進或阻礙金融系統發揮自己的作用。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各經濟主體賴以活動的制度環境沒有重大差異,但各個地區之間,卻存在相當明顯的金融生態環境差異。如果按照信貸資產質量來衡量,最差地區和最好地區的不良資產率相差10倍以上。而目前國內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信貸資產質量的好壞,反映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健康狀況,即反映了金融發展的重要方面。這表明,金融生態環境因素,對金融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相關評估技術考察金融發展與金融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
(一)指標選擇
金融發展體現在金融規模、金融結構優化、金融風險控制方面,也就是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生產者即各類金融體系的運行狀況。
金融發展的影響因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基礎,體現在人均GDP增長,適齡學生初中入學率,政府消費GDP占比,通貨膨脹,進出口總額GDP占比。另外,宏觀貨幣指標也體現地區的金融政策取向。正常的M2/GDP應當保持在一個適當的范圍,根據國際上計算M\-2投放量的一般計算公式,M\-2增長率適度值=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調節系數。其中調節系數主要包括貨幣流通速度變化、央行政策取向等因素。以2006年為例,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20.9萬億元,增長10.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1.5%,。考慮到我國貨幣流通的特殊情況,加上央行適度從緊的政策取向,調節系數可取4%,合理的M\-2增長率應為16.2%左右。事實上,該年度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速度最高點的為19.2%,在金融宏觀調控措施的綜合作用下降至16.9%。
二是法律環境。金融法權論是金融服務觀的一個分支體系。其主要觀點是:金融就是一系列合約。合約的簽訂及有效程度由法權和執法系統決定。從這個角度講,不論銀行主導型或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金融服務的總體水平和質量都決定于法律體系,進而影響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增長。
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和監管體系,在債權人對公司權益保有追索權的情況下,能夠給予其獲得全部現金值的優先權,有效執行合約,敦促公司提供全面而準確的財務報告,那么該國金融中介將得到良好發展[11]。
基于上述分析,將金融發展與金融生態環境評估指標體系分為三個層次,如表1所示。
(二)評估方法
典型相關分析(CCA,canonicalcorrelationanalysis)是研究兩組指標變量間相關關系的一種多元統計方法,它實際上是多元回歸分析的拓展。普通的多元回歸分析只有一個被解釋變量,存在多維被解釋變量時,典型相關分析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它借用主成分分析降維的思想,分別對兩組變量提取主成分,且使這兩個主成分間的相關程度達到最大,而同一組內部提取的主成分之間互不相關,用從兩組之間分別提取的主成分的相關性來描述兩組變量整體的線性相關關系。通過計算,可得到第對典型相關變量為:
U\-1=a\-i1x\-1a\-i2x\-2Λa\-i10x\-10
V\-1=b\-i1y\-1b\-i2y\-2Λa\-i16y\-6
通過分析、的系數,就可以找出金融發展的主要方面,以及影響金融發展的主要因素。
四、結束語
近年來,中國經濟出現高速增長,金融作為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樞紐,在金融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金融風險不斷加劇,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問題。就中國而言,人們在探究金融風險形成原因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首先將目光集中于金融部門本身,產生了大量有關金融部門違紀、腐敗、以及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金融業在滲透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種經濟過程的同時,又受到各個經濟領域、各種經濟過程的反作用。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完成的一項對2001~2002年我國不良資產形成的歷史原因的調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資產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約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約占30%,國家安排的關、停、并、轉等結構性調整約占10%,地方干預,包括司法、執法方面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約占10%,而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占全部不良貸款的20%。這深刻地說明,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原因,不僅來自金融部門、金融主體,還來自金融主體所依存的運行環境。因此金融生態概念的提出,強調金融主體與金融生態環境的互動關系,具有積極意義。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的研究,放在金融生態系統中去考察,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一個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