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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為FDI東道國的相對地位下降

1•外資占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下降,已低于發展中國家和中東歐國家的平均水平

20世紀90年代,我國吸收外資增加很快。FDI占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在1991—1997年期間達到了12•3%,高于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各個分類組別的平均水平。①最近幾年,全球FDI繼續保持較大規模,然而我國這個階段實際使用外資的增長速度下降,同時國內投資迅速增長,雖然我們還保持著最大的發展中東道國的地位,但是實際使用外資占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持續下降。2004年,我國這一比重降到了8•2%,已經低于發展中國家10•5%的平均水平和中東歐國家19•1%的平均水平,略高于所有國家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1和圖1。

2•與發展中大國比較我們排名居中

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大國比較更有意義。從表2可以看出,1997年,FDI占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比重為14•8%,明顯高于發展中大國6•1%的平均水平。國別比較,中國僅低于墨西哥,排在發展中大國第二位。但到2004年,中國這一比重降為8•2%,已低于發展中大國9•6%的平均水平。巴西、尼日利亞、墨西哥、俄羅斯、烏克蘭、越南、埃及、埃塞俄比亞等發展中國家,這一比重都要高于中國,我們僅居中間位置。

3•外商直接投資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持續下降

國內縱向比較,FDI作為資金來源的重要性也在下降。實際使用FDI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在1994年達到17•1%的峰值,此后持續下降。到2004年已降到6•7%,2005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額為603億美元,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進一步降為5•6%。①見表3。對這種下降趨勢,有觀點指出是受近兩年外資統計更加嚴格的影響。我們選擇另外兩個不依賴于外資管理部門的統計指標,看看是否具有相同變化。一是固定資產投資統計。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中有按資金來源進行的分類,其中利用外資是一類,數據見表4。二是國際收支平衡表。按其中提供的外國直接投資額,計算其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比重,數據見表5。這兩組數據同樣顯示,外資作為資金來源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圖3是三種口徑計算的FDI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比重的變化。上述分析表明,以若干重要指標衡量,FDI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中國作為FDI東道國的相對地位持續下降。

4•競爭推動FDI提高水平

FDI相對地位的變化受到各國之間吸收FDI競爭加劇和外資企業在我國市場上位勢變化兩大類因素的影響。最近一些年,各個發展中國家和中亞東歐國家都在調整政策鼓勵吸收外資,①使投資者有更多的選擇。這里我們分析國內市場上的一個重要變化。在我國吸收外資的較早時期,FDI及其帶來的技術等是國內的“稀缺”要素,“去中國投資”和“吸收外資”對雙方來說,都有確定的收益預期。這是過去10多年我國吸收FDI持續較大規模增長的市場基礎。隨著大量FDI的進入和國內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國內市場的競爭不斷加劇,使一些行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的收益發生變化。特別是在汽車、電子和通訊設備、洗滌用品、家用電器、食品飲料等外資較為密集的行業中,由于市場競爭激烈,企業利潤開始下降。以轎車工業為例,自2004年開始,競爭使轎車價格持續較快下降,投資收益已大不如以往。下面圖4是1999—2005年,汽車制造業資產總值、銷售收入、利潤總額的增長速度以及資產利潤率、銷售利潤率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利潤總額從2004年開始已成負增長。這種情況使得新投資者持更加謹慎的態度。①隨著國內競爭加劇和產業整體水平的提升,外商投資企業要在我國市場上立足和發展,使用有競爭力的技術和產品已經成為起碼的條件。不僅如此,許多跨國公司開始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研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跨國公司海外研發活動的首選地,有高達61•8%的跨國公司將中國作為其2005—2009年海外研發地點的首選,美國以41•2%排在第二位,印度以29•4%排在第三位。(聯合國貿發會議,2005,中文簡本)。這個趨勢表明,以FDI為載體,能夠更多地吸收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進一步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二、作為跨國投資母國:投資迅速增加和相對地位上升

最近兩年,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迅速增長。按商務部統計,1999—2004年,我國年對外投資額從6•2億美元上升為55億美元,2005年預計將達到68億美元,據此計算,年均增長49•1%。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對外投資仍將持續較快增長,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到了一個新階段后必然出現的趨勢。本部分我們分析影響對外投資規模的若干重要因素,并據此推測我國“十一五”期間對外投資的規模。決定一個國家對外投資規模的因素較多。考慮指標的重要性和數據的可得性,我們選擇八項指標為參照。其中四項為可計算指標,四項為參考指標。四項可計算的指標是:對外投資增長率,出口總額,國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國內生產總值。四項參考指標是:國內市場競爭狀況,外匯儲備,匯率變動預期,貿易摩擦狀況。以具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大國作為參照。②預測1:依據前五年平均增長率預測。前期對外投資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示未來投資增長趨勢。1999年到2004年,我國對外投資年均增長率為42•3%。按照這一速度外推,2010年投資額可達301億美元,“十一五”時期對外投資合計838億美元,年均投資168億美元。預測2:依據出口規模預測。對外投資規模與出口能力有明顯的相關性。出口規模大,表明產品已經被海外消費者普遍接受。此時從出口轉向在當地投資生產的條件較好。2001—2004年,發展中大國對外直接投資額與出口額的平均比值為1•15%。①同一時期,我國這個比值為0•91%。2005年1—12月,我國出口達到7620億美元,同比增長28•4%。預計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出口年均增長15%,到2010年,中國出口額為15327億美元。按照發展中大國對外投資額與出口額的平均比值計算,2010年我國對外投資額可達176億美元,“十一五”時期對外投資合計679億美元,年均投資136億美元。預測3:依據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預測國內投資能力強的國家,對外投資能力也會相對較強。2001—2003年,發展中大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占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值平均為1•54%。②同一時期,我國這個比值為1•02%。“十一五”時期,預計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年均增長速度為15%。按照發展中大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占國內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平均比值計算,2010年我國對外投資額可達274億美元,“十一五”時期對外投資合計1058億美元,年均投資212億美元。預測4:依據GDP規模預測GDP總量大,國內外投資規模也會相對較大。2001—2003年,發展中大國對外投資占GDP的比值平均為0•25%。③同一時期,我國這一比值為0•26%。

2005年,我國調整后的GDP折算成美元為22257億美元。“十一五”期間預計GDP年均增長為8%,按此計算,到2010年,我國GDP將達到32703億美元(2005年美元,人民幣匯率不變)。按照發展中大國對外投資占GDP的平均比值計算,2010年我國對外投資額將達82億美元。“十一五”時期對外投資合計353億美元,年均為71億美元。除上述幾項可計算的指標外，還有四項難以計量、但影響突出的因素,使我國今后幾年對外投資的規模可能高于發展中大國的平均水平。一是國內市場競爭壓力。市場飽和導致競爭加劇,是推動企業投資海外的重要因素。今后幾年,生產能力過剩行業將加快對外投資步伐。二是外匯儲備數額巨大。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已達到8189億美元,很快將超過日本成為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對外投資需要的外匯資金充裕。三是匯率變化預期。匯率變化會影響企業對外投資決策。如果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成本增加,同時對外投資成本下降,一升一降,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明顯提高。四是貿易摩擦加劇。最近幾年,貿易摩擦使企業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前景不穩定,從出口轉向投資是許多企業的必然選擇。綜合上述分析得到如下預測:“十一五”時期,我國年均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150億美元以上,到2010年,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200億美元以上,5年合計對外投資額可能達到800億美元以上。如果國內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生產能力過剩問題進一步加劇,人民幣繼續升值,對外投資規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重要的對外投資母國,對外投資額在發展中國家排名進入前3位。

三、非FDI方式吸收外資和多種途徑引進國外先進技術

在FDI比重下降的同時,我國吸收外資出現了許多新特點。

1•吸收外資方式不斷增加

在FDI流入增長趨緩的同時，非FDI方式吸收外資不斷增加。近幾年,我國企業開始在海外資本市場較大規模地融資。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證券投資負債項目差額在2003年和2004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分別達到84億美元和132億美元(見表7)。另據研究,2004年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IPO融資總額為780•6億元,2003年為554•4億元,增長了40•8%,IPO公司的數量增長了75%。①另據證監會消息,截止到2005年底,共有83家紅籌公司(即境外注冊、中資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籌資總額約為497億美元。②綜合這些數據,中國企業海外資本市場融資已有較大規模。此外,在未來幾年,國外投資者進入我國證券市場也會有較快發展。例如,外資可以通過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方式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據統計,截至2005年底,共有34家機構獲批QFII資格,累計批準額度56•5億美元,QFII共持有證券資產近347億元人民幣,占其總資產的90%。由于看好中國市場,外資金融機構對QFII的額度競爭激烈。QFII投資額度成為稀缺資源。今后會有更多的國外投資者通過QFII方式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2•組合全球要素有新途徑

過去多年,吸收FDI是我們吸收全球其他要素特別是技術的主要載體,最近幾年出現了許多新的形式。一是組合全球要素在中國創業。最近幾年,我國出現了一些新類型的高科技企業,雖然其資金、技術基礎、人力資源、市場等高度國際化,但企業主體在我國國內,并不是任何國外大跨國公司的子公司。開發出我國第一塊具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世界領先的百萬門級超大規模CMOS數碼圖像處理芯片“星光一號”的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總裁和一批技術骨干均為海歸精英,其中有20多位是來自Intel,SUN,IBM,HP,KODAK等世界知名大公司的資深軟硬件、多媒體及網絡技術專家。建立了中國自己的無線通信標準SCDMA的信威公司的兩位創始人陳衛和徐廣涵,分別來自摩托羅拉公司半導體部和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研究團隊也有多名海外歸國人員。在上海浦東設立的中芯國際公司也是這種類型的企業,已經成為我國芯片制造業中的排頭兵。這類企業中有些還是所謂的外商投資企業,但與傳統意義上的外企已大不相同。二是對外投資獲得技術等要素。國內企業已有實力通過收購兼并國外企業或者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獲得先進技術。據商務部提供的數據,跨國購并已經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目標往往是經營困難但有良好核心資產特別是技術、品牌和客戶資源的國外企業。不少國內企業通過上述方式形成了自身的核心技術能力和全球品牌影響力。生產縫制設備的上工集團收購了在世界工業縫機領域排名第三的德國DA公司,DA的技術涵蓋了縫機高端技術幾乎所有領域,上工集團的技術水平一躍進入全球前列。浙江萬向集團先后在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并購多家擁有核心技術的企業,獲得了這些公司的品牌、技術專利、客戶資源及全球市場網絡。還出現了徒弟收購“師傅”的現象:上海明精公司收購了德國著名數控機床企業沃倫貝爾機床制造公司,獲得多項專利、先進技術和品牌、客戶資源。此前明精公司為沃倫貝爾定牌生產已有20多年。此外,還有許多其他方式。例如聘請國外高水平專家為我國企業工作,直接分享其多年技術開發的經驗。在數控機床行業,目前國內已有10戶以上企業雇用國外專家做數控核心技術的研發。另一種較為普遍的方式,是利用海外制造資源為國內的品牌企業代工,即由海外制造商為我們從事OEM加工。最近幾年,國內企業做品牌由海外企業代工或者國內外資企業代工的情況大量出現。目前國內品牌的筆記本電腦和手機,都在大量利用海外特別是臺灣的著名企業代加工。

3•收購兼并方式增多

過去10多年,我國吸收外資和海外投資主要采取“綠地投資”方式,即新建企業的方式。最近幾年,我們吸收外資和海外投資,使用收購兼并方式的比重都在上升。理論上分析,以購并方式吸收外資需要三個方面的基礎條件:一是東道國國內市場產能過剩競爭激烈,新建方式難度增大;二是東道國產權交易市場有一定程度的發育,存在支持購并活動的法律框架;三是母國企業具備購并海外企業的綜合能力。因此,綠地投資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主要采用購并方式。我國更多地吸收外商購并投資和使用購并方式對外投資,表明我國吸收外資的內部和外部條件開始發生變化。國外投資者購并我國企業,往往著眼于國內企業的分銷網絡、品牌影響力和當地客戶資源,這種資源既不像技術一樣可以從母公司帶來,又不能在短期內開發。因此,一些跨國公司特別是進入我國市場較晚、沒有取得相當市場份額和競爭優勢的企業,傾向于使用這種方法實現在短期內進入中國市場并快速擴張市場份額的目的。此外,由于金融業中服務網絡和客戶資源非常重要,這個領域中跨國投資傾向于采用購并方式。考慮這些因素,可以預計未來外資購并的案例會繼續增加。我們海外投資也大量采用收購兼并方式。據商務部提供的數據,跨國并購已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2005年前11個月,境外并購類投資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4•7%,主要集中在電訊、汽車、資源開發等領域。我國有一定實力的企業海外購并投資,目標往往是經營困難但有良好核心資產特別是技術、品牌和客戶資源的企業。

4•服務外包推動服務業進入全球分工體系

最近一些年,全球跨國投資更多地向服務類部門集中。2001—2002年和1989—1991年相比,投資到服務業領域的FDI從50•56%上升到了65•26%(聯合國貿發會議,2004)。同一時期,中國吸收外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領域,服務業吸收外資僅占吸收外資總額的22%,明顯低于全部國家65%和發達國家71%的水平,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49%的水平。見圖5。近些年,全球服務業跨國轉移中,服務外包發展很快。服務外包是指作為生產經營業的業主將服務流程以商業形式發包給境外服務提供者的經濟活動,是近些年成長最快的服務業跨國轉移方式。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2005年全球服務外包市場超過3500億美元。其中發展最為普遍的有商務服務,計算機及相關服務,影視和文化服務,互聯網相關服務,各類專業服務等。服務外包的迅速發展,使服務業這個傳統上的“不可貿易行業”的性質發生變化,是服務業全球分工體系形成的重要載體。2003年以來,大型跨國公司開始加速向我國轉移這些崗位,進展很迅速。在未來幾年內,承接服務外包將成為我們吸收外資的重要新領域。

5•外資流入、權益變動和就業增長等因素之間的相關性發生變化

今后有可能出現外商權益和品牌影響力增加、但沒有外資流入的現象。常見的情況有兩種,一是國內的外商投資企業或海外的跨國公司收購我國企業,但并不是從其母國引入資金,而是在我國國內融資完成收購;二是在服務業中,跨國公司的非權益性參與增加,包括特許權、管理協議、合作協議、承包、BOT和BTO項目等。非權益方式的突出特點,是使用國外品牌但并沒有資金投入。此外,外資數額和就業數量的關系也出現變化:在研發設計、數據處理、后臺支持、客戶服務、咨詢中介等服務業中,外商投資數額并不大,卻往往能吸收大量就業;但在購并投資中,由于只是現有企業權益易手而不是設立新企業,很可能不提供新的就業崗位。這些變化使以往有些判斷吸收外資意義的標準不再適用。

四、適應新形勢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

我國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趨勢的上述變化,表明我國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進入新的階段,同時成為跨國投資的重要東道國和重要母國。隨著資金、技術和其他要素大規模雙向跨境流動,我們與外部經濟相互依賴和共同發展的關系進一步深化,原有的利益關系也在變化。面對新形勢,研究開放問題要有新的分析角度和戰略思路。

1•繼續吸收FDI仍然有重要意義

吸收FDI對東道國的意義并不限于獲得資金。隨著資金的流入,人力資本、技術開發與使用能力、國際市場開拓能力和客戶資源、管理能力等等,都會一同進入國內,這“一攬子要素”的引入更為重要。不應從“國內資金已不短缺”的判斷,引出“我們不需要繼續吸收外資”的結論。放寬眼界看,只從資金角度無法解釋全球FDI的流動。發達國家吸收了大部分的FDI。美國是全球資金供給最充分的國家,是對外投資最多的國家,但同時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資最多的國家。每一個細分的產品市場上,各個企業持有的優勢資源是不同的。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增強自身優勢,需要借助內部外部各種資源。“引進來”、“走出去”的各種形式,都會在某個階段或某種競爭格局中呈現出其必要性。吸收FDI在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可以看到的趨勢是:全球化正在進一步分解價值璉,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愈來愈多的產品、制造和服務環節可以進行全球分工,有更多的生產要素以FDI為載體在全球范圍內配置,這些都使參與全球化各方獲利的機會更多。同時,各國之間吸收外資的競爭在加劇,一些國家大大加快了吸收FDI的速度。①繼續努力吸收FDI,提高利用FDI的水平,是我們要長期堅持的重大戰略。

2•加快完善體制環境,促進有效使用國內資金

國內資金沒有作為股本金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是近幾年我國經濟中的一個突出問題,金融體系特別是資本市場發育不足是一個重要原因。股本投資是一種跨時交易,需要較長時期才能獲得回報,需要一種可信的制度基礎,使投資者相信其權益會得到良好保障,直接融資體系才能迅速健康地發展起來。不少研究表明,金融體系不發達的國家傾向于更多地吸收FDI,因為國內融資困難多,成本高。(魏尚進,2006)。隨著國內企業利用外資方式的多樣化,這個問題可能會更加突出。國內優質企業不僅通過“引進來”,而且可以通過“走出去”使用外資;不僅可以吸收FDI,還可以吸收非FDI類型的外資。要加快完善國內金融體制,完善政策環境,使國內資金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

3•加強監管防止資金跨境流動帶來波動和風險

采用綠地投資方式的FDI,著眼于長期回報,撤資的成本較高,對東道國來說是穩定性和安全性較好的外資類型。今后我國吸收外資方式趨向多樣化,對外資的監管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對FDI類型的購并投資,監管的重點是防止產生壟斷,②特別是要對重要戰略性領域中的購并行為有嚴格的審查規定和控制能力。吸收非FDI類型的外資,要高度關注對金融體系穩定性和安全性的影響,特別要對短期資金流動嚴格監控。我國對外投資迅速增長也帶來新的監管難題。國內企業缺乏對外投資的經驗,要防止一哄而起向外走。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國內國際環境與我國目前有相似之處,許多企業在海外投下巨資搞收購兼并和新建項目,成功的并不多,造成大批資產損失和銀行壞賬,教訓深刻。今后幾年,可以考慮對海外投資申請進行分類管理,特別是對那些內部治理結構不健全的國有企業加強監管,防止出現決策不負責任和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

4•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體制更加合理與開放

我們長期需要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一個全球性的資源、資金、技術和產品的開放體系,符合我國的長期利益。我們要綜合考慮作為投資東道國和投資母國之間的利益均衡,考慮商品流動和要素流動之間的利益均衡,考慮保護國內市場和推動別國開放市場之間的利益均衡,以更積極和主動的姿態參與多邊談判,借助多邊規則,平衡各方權益,維護和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體制,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爭取較好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