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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模塊化生產、合同制造、服務外包等生產方式和商務模式的創新，促使價值鏈在各國之間不斷延展細化。基于全球價值鏈的新型國際分工體系逐步形成，在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下“，全球化紅利”釋放創造了新的財富，而這些“全球化紅利”被更多主體分享，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全球財富的分配和國際競爭格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增大。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著深度調整，發達國家提出“再工業化”戰略，推動產業綠色轉型和低碳經濟發展，對中國產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本文著重分析基于全球價值鏈的新型國際分工機理，提出要素全球配置條件下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

一、全球價值鏈解構與國際分工深化

20世紀末，國際分工的技術條件和制度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跨國公司通過直接投資和業務發包實現全球布點，加快了世界范圍內制造業價值鏈向產業的上游和下游延展至國際分工覆蓋產品的整個生命周期。同時，在網絡技術應用和要素跨國流動的支撐下，價值鏈各個環節的可分解性、中間品（或服務）的可貿易性以及要素配置的分散程度日趨提高，全球價值鏈不斷細分裂解。在全球價值鏈深度分解過程中，來自不同國家、掌握不同專業知識的企業和機構加入產業鏈條，使得全球價值鏈變粗變長，價值鏈的增值環節增多，更加趨于片斷化、分散化。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分解不僅影響到行業領導型企業戰略資源的構成，而且帶動了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目前，傳統意義上以商品貿易為基礎的國際分工格局正被打破，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際分工逐步深入到了產品內部。相對于早期的產業間或產業內國際分工，產品內分工對分工參與國的技術和資本稟賦條件要求較低，并不擁有獨立的產業鏈條、而僅具備某一環節生產條件、且符合行業領導型企業要求的企業（國家）也可以參與產品內分工，從而擴展了國際分工體系的外延。在國際分工的方式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部和產品內部分工延伸過程中，呈現出產業間分工、產業內產品分工、產品內分工并存的國際分工新模式。國際分工呈現不斷升級的演進態勢，而要素稟賦差異、專業化和交易效率成為引發國際分工機理演進的主要因素。在各種分工方式并存的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分工接點增多及其多樣化一方面為后起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選擇；另一方面，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產品內分工體系中往往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制造或服務環節。如果后起國家不能主動建立有效的學習機制和自主創新體系，則有可能導致其技術成長路線被鎖定，落入“跟隨式”的發展陷阱。

二、新型國際分工與全球競爭格局的動態演進

（一）后發優勢、學習機會與分工收益

目前從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來看，全球價值鏈的推動者主要是行業中處于領導地位的大跨國公司，在國際分工新模式中，跨國公司仍然扮演著全球生產和交換“組織者”的角色。然而，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價值鏈分工體系下，發展中國家仍有可能憑借后發優勢，充分利用資本和技術等要素在流動中產生，獲得并累積一定的分工收益，進而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分工地位。考察國際產業轉移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上升級一般沿循以下路徑———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最初主要是購買者驅動價值鏈的制造環節，隨著外資進入和國內技術進步，逐步加入生產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并向價值鏈增值幅度更大的環節升級。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原本擁有的初級生產要素如自然資源、勞動力不僅得以有效開發利用，而且產品內分工還為其加速高級生產要素（如技術、資本等）積累提供新的渠道（張紀，2009）。后起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上分工地位的提升固然離不開本國制度環境的優化和支撐，但其基于價值鏈的升級首先表現為本國企業能力的提升，從承接簡單的加工組裝訂單之時起，通過不斷升級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模式，后起國家的企業逐步增強在某些特定環節上的競爭力，并有可能向全球領先企業邁進，進而帶動本國產業的整體升級。值得注意的是，為應對日益加劇的國際競爭，跨國公司加快了業務整合和組織結構調整，對傳統制造和服務業務實行剝離，轉包給低成本的專業公司或供應商，以強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這些供應商與傳統的貼牌生產商相比，可為不同客戶服務，因而其設備利用率和專業化水平較高，不僅實現了規模經濟，而且還具備一定的技術和產品研發能力，可以為客戶開發新產品，或對產品進行性能和制造工藝的改進，并承擔相關的金融、物流以及技術支持等售后服務業務。在日益深化的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擁有低成本、大規模制造或服務能力的供應商也可以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一席之地。同時，隨著自身生產組織、產品設計、創新水平以及服務能力提高，大型專業化供應商的談判地位進一步改善，進而與行業的領導企業之間建立新型的戰略關系，包括長期合同、戰略聯盟等。從這一角度來看，不論是主動“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特定環節還是受制于要素條件而被動地接入產品內分工體系，后起國家的企業惟有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利用學習機會，產生更多的溢出效應，不斷積累、增強在全球分工網絡中的“話語權”，并由特定環節的突破升級轉向價值鏈條的升級。

（二）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升級與結構互動

國際分工深入到產品內部的工序或環節使得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性和互動性增強。一方面，發達國家將失去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部分環節以及依托IT技術的中低端服務業務大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加快了世界范圍內基于產品生命周期的產業有序更替；另一方面，隨著跨國公司全球擴張以及部分供應商能力不斷提升，產品內國際分工體系中某些特定環節的配置區位呈現固化趨勢。如很多終端產品的加工組裝環節集中在中國，而中低水平的服務由印度企業承擔。同時，由于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喪失制造成本優勢，將很多產品的生產能力全部或部分轉移出去，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凝結了最新創新成果的產品從一開始就被布點到發展中國家生產，而不再遵循先在發達國家制造，待產品進入成熟期，成本壓力上升后再轉由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生產的產品生命周期路徑，如蘋果公司的ipod、iphone、ipad每一代新產品都直接由設在中國的富士康加工組裝，并輸送到全球市場。這種研發設計和營銷主要在發達國家，而加工組裝配置在中國等發展中制造大國的模式，成為當今高技術產品內分工與交換的典型形式。然而，相對于研發、品牌、營銷這些核心優勢，全球價值鏈上制造加工等非戰略性環節的進入壁壘較低，競爭激烈，表現為非戰略性環節上的優勢不穩定，可持續性相對較弱。尤其是對于國內市場有限的國家和地區，一旦失去成本優勢而被行業的主導企業“拋棄”，則有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的“空心化”。另外，一些學者（Mani，2009；Srholec，2007）也對發展中國家通過參與產品內分工，實現出口增長和結構優化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高技術產品出口“爆發式”增長實際上是一種“統計假象”，指出這些國家和地區僅在價值鏈的制造環節實現了專業化，甚至這種專業化也只不過是全球生產片段化的結果，而在價值鏈制造環節分工地位的日益強化會使發展中國家長期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即使大規模出口高技術產品也無助于其分工收益的改善。這表明，僅憑非戰略性環節上的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的企業或國家，其在產品內分工中的地位很難維系。總體而言，在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全球價值鏈上的各個參與者共同構成產業發展的動力體系，從而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度和開放效應，并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但同時一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自主性也受到沖擊，從而增加了一國經濟運行的風險和國家宏觀調控的難度，而唯有技術和配套能力的積累才能促使企業（國家）獲得在全球價值鏈上更大的延展空間。

（三）分工深化與全球競爭格局變動

價值鏈的深度分解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參與分割“全球化紅利”的主體逐步增多，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分工收益的分配格局。隨著國際產業轉移的持續深化，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大量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業務外包到國外，充分利用國外相對低成本的資源，使發達國家國內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促使其將優質資源投入到創新活動和高附加值的業務環節中。這不僅有利于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分工深化有效地降低了發達國家企業的運營成本，改善了其經營績效，并將在新興產業領域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同時，產業轉移導致發達國家部分工作崗位流失。在制造業領域，合同制造和海外投資使發達國家勞工階層的就業崗位被發展中國家低工資的工人所替代，而在服務領域，服務外包則影響到發達國家所謂白領階層的就業形勢。大量印度、中國的工程師承擔起軟件開發、資產管理、產品設計、藥劑改良等工作，這大大降低了發達國家白領工作中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甚至對這些國家中產階級的生活和社會地位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從本質上看，這是全球化條件下資本勢力擴張、話語權增強的表現，全球化強化了資本在更大范圍內壓低成本、攫取利潤的動機和能力。就分工的機理而言，基于全球價值鏈產品內分工的成本導向性仍十分突出，因而，對于后起國家來說，擁有豐富自然資源、充裕人才儲備、較完善產業體系和基礎設施、且不斷致力于構建更加開放的制度環境的國家和地區，在國際分工深化過程中，其比較優勢得以充分釋放，分享了更多的“全球化紅利”，并表現出在價值鏈上更大的縱向和橫向升級潛力。①尤其是那些積極參與全球分工并提供大量低成本勞動力的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印度）以及石油、天然氣、礦產品、糧食等大宗商品的主要生產和出口國（如俄羅斯、澳大利亞、歐佩克國家和拉美一些國家和地區），其在全球財富中的份額增加。新興經濟國家的快速發展推動了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顯示，高收入國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由1961年的85.3%下降到2009年的75.5%，而同期低收入國家和地區占世界GDP比重則由14.7%上升為24.5%。其中，作為新興經濟代表的“金磚國家”（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在全球GDP中的份額由3.6%提高到13.3%。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快了對國際競爭格局的調整。金融危機發端于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造成的危害相對更大，而新興市場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2007—2009年，高收入國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下降了2.0個百分點，而1961—1990年的近三十年中這一比值降幅僅為1.9個百分點（見表1）。再從增長趨勢來看，新興經濟體憑借著更具活力的經濟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和復蘇的重要力量，表現為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增大，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對弱化。高收入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1961年的92.4%大幅下降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53.1%，危機影響最嚴重的2009年，高收入國家的貢獻率更是跌至-133.1%，而“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961年的-1.3%上升為2007年的30.5%，到2008年進一步升至52.1%。另據IMF預測，2009—2012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貿易增長速度均較大幅度地超過發達國家（見表2）。這意味著，長期以來由發達國家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局面正逐步被打破。同時，由于要素和制度條件的差異，分工深化的收益并未在發展中國家內部平均分配。缺乏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和相關基礎設施（交通通信設施落后、“數字鴻溝”等）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仍很難接入全球價值鏈。如在中東和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雖然擁有大量年輕、低成本的勞動力，但由于這些國家和地區未能建立起適應全球化條件下產業發展的開放政策體系，致使這些勞動力被排除在現代國際分工之外，其社會經濟體制無法有效地“吸納、教化”年輕一代，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引發政局動蕩和政權更迭，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國際競爭主體的分化，并有可能引發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新對立與沖突。全球競爭格局的演進還反映在國際貿易地區結構和各國競爭優勢的變化中。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化，制造能力不斷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國際貿易增長的地區性差距拉大，在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帶動下，亞太地區成為全球貨物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據WTO統計，2000—2009年，世界貨物出口年均增速為3%。其中，美國、歐盟（27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的貨物出口年均增長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別僅為2%、1%和2%，而亞太地區這一時期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8%，中國和印度出口年增長速度更是分別高達17%和12%。出口增速差距拉大導致各國國際市場份額的此消彼長，并引發貿易地區格局的變化。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等主要發達國家貨物出口占世界的比重由1993年的48.3%大幅降至2009年的32.9%，而同期中國、巴西、印度三個國家在全球貨物出口中的份額則由4.0%上升到12.5%。從更長的歷史趨勢來看，非洲、拉美以及亞洲的部分國家和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經歷了由二戰后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下降之后，開始逐步進入上升軌道，而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出口則恰恰出現了相反的增長軌跡，其出口地位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高峰后，呈不斷下滑態勢。自20世紀60年代，正是發達國家開始加快制造業海外轉移的時期，這表明要素跨國配置是推動國際貿易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

（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分工與中國的機遇

為扭轉在傳統制造業和國際競爭格局演變中的頹勢，發達國家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力度的同時，通過引導新興領域的國際貿易和競爭規則，加快這一領域的戰略布局。一是利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的平臺，不斷向中國、巴西、印度等工業化快速發展中排放大國施壓，并試圖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減排機制，進而使其減排的技術和資金優勢得以更充分發揮。二是發達國家以應對氣候變化、加強環境保護的名義，著力推動“碳交易”“、碳關稅”等新的全球貿易規則和技術標準，試圖主宰新興領域的全球治理，為本國新興戰略性產業發展提供市場空間。在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主義披上了更為濃重的“綠色”外衣，并通過貿易和競爭規則的變化，影響國際間比較優勢的走向。發達國家這些戰略舉措旨在為國際競爭格局再平衡設置新的制衡機制，意圖為工業化進程加快、資源需求激增、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新興經濟體戴上綠色“緊箍咒”，抑制國際競爭格局中新興力量的崛起。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分工機制尚未完全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和資源密集性強，政府在其市場化發展中仍起重要的推動作用，因而，基于要素價格比較優勢的價值鏈分工原則和規律并不完全適用于這類產業，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也將使國際競爭格局出現新的變化。第一，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技術路線變動使得行業創新模式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導致行業主導企業的能力和地位并不穩定，甚至一些領域的領導型企業尚未出現，行業內部的國際分工體系仍不完善。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與后起國家在戰略性新興領域的起點差距較小，這將使后起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可能與發達國家站在相近的起跑線上。對于中國來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形成的大規模技術和資本積累以及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這也將有助于我國在戰略性新興領域實現技術和產業化發展的突破，而在新能源等行業的部分環節，中國制造能力的快速擴張已經直接影響這些行業生產組織和市場勢力的對比。同時，在節能減排指標的“硬約束”下，不斷淘汰落后產能。近年來，我國鋼鐵、水泥等一些高耗能產業的綠色轉型步伐明顯加快，部分技術指標已經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如新出臺的《火力發電廠污染物排放標準》十分嚴格，超出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而在節能減排壓力下，我國火電廠脫硫脫硝等污染治理設備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在水泥行業，新型生產工藝、余熱發電等先進生產方式和循環經濟在大型水泥企業得以快速發展，單位熟料熱耗等行業主要技術指標接近甚至超過了一些OECD國家的水平。面對中國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的新形勢，發達國家加強與我國在綠色經濟發展中合作的意愿增強，我國參與全球產業綠色轉型的機會增多。第二，無論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還是在傳統產業綠色轉型中，發達國家仍具有先行優勢，而知識積累總量小、核心和關鍵技術缺失、行業標準制定滯后、參與國際競爭規則制定的能力較弱仍是制約我國這些領域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目前，低碳和減排技術的壟斷性強，主要由發達國家控制。發達國家在這一領域產業化發展時間較長，制度建設比較完善。我國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產業綠色轉型仍與發達國家有差距。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術，在未來國際競爭中，我國仍會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陷入落后局面，甚至受制于人，在國際競爭格局中的地位也難以鞏固和進一步提升。

三、要素配置全球化與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方式的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化發展很好地契合了要素配置全球化的趨勢，即在商品和資本流動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勞動力跨國配置障礙依然存在，通過參與全球分工體系，中國獲得了更多的分工收益。目前，中國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體系中的角色發生變化，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由改革開放初期憑借初級產品和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參與國際產業間貿易，到通過大規模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在產業內分工中鞏固提升加工制造環節的能力，再到跨國公司逐步將研發等部分戰略性環節布點到中國，一些國內企業也開始具備價值鏈治理的能力，成為價值鏈的驅動者，推動中國參與水平型產業內和產品內分工。隨著出口總量的擴張和工業體系的不斷完善，在國家加強自主創新政策導向的引領下，我國在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領域涌現了一批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自主創新成果，并在技術創新和規模擴張的共同帶動下，逐步向價值鏈附加值更高、戰略地位更重要的環節攀升，從而使“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不斷加深。盡管中國不少產業仍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但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角色正在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動者轉化“，中國制造”成為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一環。中國參與國際分工方式的變化還反映在貿易結構的變化上。我國主要出口商品由服裝、玩具、皮鞋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和原油、鋼材、水產品等初級產品轉為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電機、船舶等高技術產品、機電產品、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呈現出較為顯著的升級態勢，而在進口商品結構方面，雖然自動數據處理設備、汽車及零部件等進口增長較快，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參與電子、汽車等全球性產業分工不斷加深的態勢，但同時，在我國主要進口商品構成中，原油、鐵礦石、鋼材、銅、大豆等初級產品和資源型產品的比重明顯提高。這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和出口擴張對資源和能源的進口依賴增強，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大量資源消耗基礎上的（張其仔等，2008）。從我國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下10大類商品進出口的變化態勢來看，也基本支持了這一觀點。2005—2009年，我國出口增長最快的分別是第5類的化學成品和第7類的機械運輸設備，其中2009年第7類商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近50%，顯示出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趨勢，而進口商品結構方面，盡管第7類產品進口規模最大，2009年進口占比超過40%，但2005—2009年我國進口增長較快的卻是資源類產品和初級產品，其中第0~4類商品進口年增長速度均超過平均水平（見表3）。再從出口貿易方式的變動趨勢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制造業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外商投資企業大規模進入加工制造領域，加工貿易成為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重要方式。1999年，加工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56．7%。2005年以來，加工貿易出口占比逐步下降，到2010年降至46.7%。加工貿易出口比重回落既是加工貿易政策調整、國家采取抑制低水平加工貿易發展的結果，也與我國工業化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密切相關。進入21世紀，中國重化工業化進程明顯提速，國內產業配套能力提高，帶動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替代，一些進口料件轉而在國內采購，直接導致我國貿易方式的變化。盡管加工貿易出口比重呈下降趨勢，但加工貿易出口增值幅度卻顯著提高。2010年，加工貿易的增值比（加工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達到了1.775，而1986—1990年這一比值僅為1.088。增值比提高通常是出口效益改善的表現，表明國家控制低水平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取得了積極效果，同時也能從側面反映加工貿易企業國內采購增加的趨勢。由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多采取加工貿易方式，因而，加工貿易增值比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外資企業內部轉移定價的影響，說明國內企業為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配套能力增強。隨著我國參與國際分工不斷深入，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分工關系逐步由產業間分工向產業內分工和產品內分工延伸和升級。這種分工關系的演化還反映在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的變化上。產業內貿易是產業內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兩國之間產業內貿易的發生、發展意味著雙方分工的深化和產業發展差距縮小。表4利用聯合國COMTRADE的分類進出口數據，計算出了2009年我國與美國、日本、德國SITC第5~8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GL）指數。可以看出，我國與德國的GL指數相對較高，而對美國較低，說明我國與德國的水平型分工程度較高，而與美國則在主要制成品領域仍以產業間分工為主。從各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水平來看，我國與日本、德國在第6類（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第7類（機械運輸設備）商品中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產業內分工水平，而與三個國家第8類（雜項制品）的GL指數均小于0.5，說明第8類產品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仍處于垂直分工的階段。

四、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下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選擇

后危機時代，伴隨著世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新興戰略性產業成長以及國際競爭格局的演化，全球產業發展和競爭的環境正在發生改變。在不斷演化的全球競爭格局中，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也面臨著新的路徑。如前所述，在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嵌入全球價值鏈成為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渠道。但產業升級并不是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必然結果，這種升級過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時，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升級是一項復雜的工程，掌握價值鏈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升級規律有助于我國企業突破領導企業的技術封鎖和渠道控制，避免長期被鎖定在低附加值的非戰略性環節，并通過價值鏈上的能力積累，帶動產業整體升級發展。

1.堅持自主創新，推動由價值鏈上各環節升級到價值鏈的整體升級。在新型國際分工體系中，分工收益主要取決于自身技術能力以及掌握價值鏈治理網絡控制力的戰略環節。這意味著要想形成可持續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堅持走自主創新道路，這也是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根本出路。為此，一是要加快集成式、開放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拓寬創新資源，加快關鍵技術突破，推動由全球價值鏈“非戰略性環節”向戰略性環節的提升。二是加快建設和完善公共技術服務平臺，依托產業集群，支持企業自主技術創新和自主品牌的培育。三是以市場化為導向，政府積極引導，加強營銷渠道和網絡建設，爭取產品定價權，在服裝、玩具、小商品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中，逐步形成由中國渠道商主導的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

2.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提高低碳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要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加快轉型升級的契機，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基礎技術和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加強對產業綠色轉型和低碳經濟的財政金融支持，力爭突破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技術，在新興領域國際分工中掌握主動。同時，深入研究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低碳經濟的發展規律和市場化前景，進一步放寬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準入條件，創造適合其市場化發展的商業模式，加快新興產業的產業化發展，著力形成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從而為新一輪國際競爭儲備實力。

3.促進內需外需協調，進一步優化貿易結構。一要鼓勵出口企業加快轉型升級，延長加工貿易國內增值鏈，改善出口效益，進一步提升“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二要完善出口配額、出口退稅等調節手段，繼續嚴格控制稀有資源以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等“三高產品”出口，優化貿易結構。三是順應國內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升級的趨勢，適當降低部分54高檔消費品的進口關稅，適度擴大這類消費品的進口規模。四要加緊研究國際貿易中綠色壁壘以及主要貿易伙伴環境規制和減排措施的變化，完善貿易救濟體系，緩解貿易摩擦。

4.加大海外資源的開拓力度。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增長將面臨日益加劇的能源、礦產供求矛盾，對能源和資源產品的進口依賴增強。應制定完善海外資源的國家收儲計劃，保障資金供給；創造條件，加快資源企業“走出去”步伐，組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資源性企業，加大海外資源開發力度；人才培養與引進并舉，提高參與資源談判、開展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抵御資源市場波動的能力；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外交手段，拓展資源供應渠道，建立資源和能源的多元化供給體系，加強由資源爭奪引發地區性爭端的風險預警，維護能源和資源安全。

5.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和國際協調，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應與相關國家及國際組織保持密切接觸，協調彼此的立場，共同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完善國際貿易的環境標準，重建適應全球競爭格局變化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同時，本著“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采取積極務實的態度和談判策略，主動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調活動，運用科學、公正的指標，客觀評價各國排放的歷史與現狀，準確合理地界定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中的角色和責任，促進“低碳經濟”全球合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針對現行多邊體制的局限性，積極主動推動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制，及時調整FTA戰略和談判次序，促進我國進一步加入國際經濟規則制定以及國際事務的議程設計，從而為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不斷提高國際分工地位營造更有利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