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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傳統的計劃指國家計劃，而市場是眾多主體的自由交易，是先生產后交易。在成熟型現代市場中，更多的是按合同組織生產，甚至在期貨、期權市場中合同也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進行交易，是預先交易再生產。市場在其發展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自下而上或平行的調節方式），它使得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演變成新型的訂貨市場經濟，其中，壟斷性大公司對市場起著控制作用。在此基礎上，國家計劃（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才真正成為一種高層次的戰略指導計劃。如果我們的理論研究跟上現實的變化，把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計劃經濟加以研究，將會發現許多有特殊意義的現象。

關鍵詞：合同市場內生社會化聯合計劃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蛘哒f，自發性必將向計劃性發展，自發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的市場調節－－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偟膩砜?，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例如，我們就會發現，自發調節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自然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F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問題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調節，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參考，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規律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政治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由此觀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性質和類型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直接的依附關系，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平等的自由聯合關系，計劃與市場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

但是，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歷史發生學上看，分工－商品生產－私有制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互動鏈條。馬克思認為，分工是商品生產產生的原因，而商品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從而使原始共同體日益解體，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展，最終則是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和徹底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從這一點看，如果我們不是表面地、錯誤地將私有制看作僅僅是人對物的占有關系，而是將它的本質看作是復雜的生產關系體系的話，那么，就應該看到傳統商品市場與私有制、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是有內在聯系的，更具體地說，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發達體系。

可以這樣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市場意味著某種平等關系的建立，而從具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經典市場經濟的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本質上所包含的是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資本在市場中追逐獲得平均利潤，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則維護著這種私有制——資本的共同利益）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在所有的勞動者（他們同時也是所有者）之間建立平等協作關系。由此看來，市場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調節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比所有制更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我們不難看到，現代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如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按合同組織生產，各行各業的主要壟斷者發展了新型的資本聯合關系，實際上從市場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1］，從市場角度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它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作用，為生產力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

二、現代市場的社會化計劃性突出表現為訂貨系統日益發達

二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再未出現大的危機，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了超越傳統商品市場調節的新型計劃控制的結果，這種新型計劃是以眾多企業的自主聯合決策為基礎的，我稱之為“社會聯合計劃”。我們知道，經典的商品生產中，一般是在優勢資源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優勢并在競爭中獲勝，是資源導向型。早期階段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要賣出去還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豐富，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移，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資源導向型的經典商品生產出現了危機。最終，危機迫使廠商改變生產經營策略，一開始就將需求和市場放到戰略高度來考慮，生產程序變成了先“跑市場”，簽訂各種合同，再根據市場和訂貨情況組織生產經營和決定進一步的新選項目、投資和資源開發活動。所以，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導向的。例如，寶鋼的生產計劃95%以上都有合同和銷售方向，而且生產組織的節奏由過去的半年一次訂貨、按季度考核合同，縮短為雙月訂貨，按月組織生產，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可稱之為經濟合同化[2]。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節都放長假，促進“假日經濟”，擴大內需。一開始，全國各大旅游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場面，忙煞苦煞也樂煞。而“國慶”節也放長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區作好了接待的充分準備，卻出現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區。原因是人們的預期國慶節也火爆，許多人不堪忍受擁擠的旅行之苦，放棄了湊熱鬧趕假期旅游的計劃。這也說明企業缺乏市場調研憑主觀經驗決策的不可靠，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國家旅游局決定出面搞一個信息預報系統。同時坦言，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最終來說，還得靠企業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務，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時間，什么路線，乘哪一次車轉哪一次車，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間房和在坐哪一個座吃飯等等一些細節，都是預訂好了的，這樣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務。因此，服務產品也具有“訂貨生產”的形式了。

再如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的發展。一般認為，期貨交易并不涉及到實際貨物的所有權轉讓，而是轉讓與這種所有權有關的價格變化的風險。它被看成是期貨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認為，期貨交易遠不只是轉移風險，而且降低風險。因為標準化合同的交易過程也是參加交易的眾多廠商在共同修改和調整它們的生產經營計劃及它們的復雜關系的過程，而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它們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相應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調整。表面上看，宏觀計劃的這種調整過程是自發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決策，在進行模擬計算，則具有事先的預見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限制投機者的參與，期貨交易降低風險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對于個別廠商來說，在商品價格變動時做套期保值交易（對沖交易），平衡價格偏差和轉移價格風險。生產者能通過期貨市場穩定其原材料的來源和價格。而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在期貨市場交易中，所有的交易價格都是由買賣雙方公開競價來決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機會在其現有的供給或需求的情況下，以其認為最適當的價格來成交。因此期貨交易反映出許多買賣雙方對目前、三個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關系和價格走勢的綜合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真正社會化的計劃調節過程。從世界范圍內期貨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利用期貨市場作套期保值的生產者的收入比不這樣做的人更穩定。他們既不獲得最高利潤，也不獲得最低利潤。期貨市場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而且使他們能減少銷售成本而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從宏觀上看，則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有序和平穩，有利于避免破壞性的嚴重經濟波動和危機。

三、企業成為社會化計劃的基本主體與合同市場

從經濟計劃本身來看，它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原來，國民經濟計劃，即所謂總量平衡、比例、結構、協調發展等等內容，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勞動者和企業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眾多勞動者和企業相互之間復雜的聯系總和之中，而一當他或他們進行相互談判、協商并聯合作出決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將其合作關系正式確定下來之后，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也就相應落實下來了。而這樣的計劃，顯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實地收集到各種經濟信息，作出的聯合計劃也更能兼顧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修改的聯合計劃。這意味著，在經濟合同化的發展中，眾多的企業日益成了經濟計劃的主體，而且，市場本身（一切經濟主體互為市場，這是大市場；而作為專門場所的市場則可稱之為小市場）日益成了眾多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協調、簽訂和修改合同的場所，在這里，期貨市場則可看作是企業相互交換合同從而調整經濟計劃的場所、體制。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已發展成為一種以眾多企業的自主決策為基礎的、通過面向市場的經濟合同來實現的新型社會聯合計劃。

顯然，經濟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產直接社會化的程度，也是經濟計劃化的程度，我們應該轉變“計劃觀”。傳統的計劃觀是以傳統的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的唯一主體是國家，計劃的方式和過程是由國家計劃部門收集各種經濟信息進行處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統一安排。這種計劃體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不至于出現嚴重問題，在一定時期，甚至它能集中調度有限的寶貴資源而發揮出最佳效率。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來了。因為這種統一計劃難以很好兼顧、協調不同勞動者和不同企業之間方方面面的具體情況、特殊要求和利益，國家計劃就難免逐漸變成脫離復雜多樣的客觀經濟聯系的主觀命令。實施“抓大放小”戰略后，國家直接干預企業的領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真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就不能單靠國家，還要依靠廣大的勞動者和企業。因此，傳統的計劃觀和計劃方式就不適應了，而要樹立新的計劃觀和采用新的計劃方式，這種新的計劃觀以勞動者（聯合勞動者）和企業（勞動者最基本的自主聯合體形式）為重要的計劃主體，把勞動者、企業相互之間直接的協商、談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計劃的過程，把他們或它們相互之間簽訂的合同的總和看作計劃的基本形式和計劃的落實，而把交換合同的期貨市場等看作是社會計劃的調整過程與機制。特別是，當我們最終確立以非國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時[3]，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以社會化企業為主體的計劃觀。

為方便廣大勞動者和企業作為聯合主體共同制定聯合計劃，就必須為他們直接面對面進行協商、談判、簽訂合同和制定各自開放性的企業計劃創造條件。我認為，一是要大力發展互聯網，從長遠來看，這上點是極為重要的，是經濟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設置專門場所，全面建立一種合同市場[4]——眾多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共同制定社會聯合計劃的市場體系。近年層出不窮的各種形式的“洽談會”、“博覽會”和所謂“文化藝術搭臺、經貿唱戲”的這節那節”，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場的初級形態或雛形，相當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著自然自發性，位置不固定，開放時間短和周期長（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幾天）等局限性，遠遠不能適應越來越多的企業相互選擇和優選直接發展合作關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國家要進行干預和加強管理，不僅要統一規劃和布局，好好選育一些條件好的“會”、“節”開辟為位置固定、長期開放的合同市場；而且，要盡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級層次和不同專業分工特點的合同市場體系，為計劃轉型提供條件。同時，國家對企業等經濟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可以進行規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業有占多大比例的產供銷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許組織重大項目的投資開發和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否則，可責令暫停生產經營或轉產等。在此，國家的直接干預是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是企業所簽訂的合同是否達標。當然，不同部門、行業和生產的特點的企業，應區別對待，制定不同的標準。

如果這種合同市場是一種合同生產市場的話，那么期貨、期權市場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場。

我們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正向社會聯合的新型計劃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趨向，才能自覺地建立以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系或以市場聯合計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型計劃經濟體系。我認為，這種聯合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體和基礎，其中，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是一個核心，抓起來的國有企業那一塊，則基本上仍可在傳統計劃系統范圍內操作，它將是計劃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戰略計劃。實際上，大量的中小企業、壟斷性大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四類主體是各有其活動范圍和適應范圍，各司其職，則較好的維護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

四、社會化計劃經濟（訂貨市場經濟）中的文品生產、價值淡化和企業市場化

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直接協作關系也就得到發展，于是，反映人與人之間間接協作關系的傳統商品價值關系也必然出現消解的趨勢和因素，新的生產關系則日益發展起來，不過它不是傳統計劃經濟中的那種產品生產，也不是傳統市場經濟中的那種經濟商品。

在這種訂貨生產形式中，價值形式或價格的經典含義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只具有計量各種直接勞動的作用和性質，特別是日益重要的創造性勞動，由于它不存在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對其貢獻仍需用價值或價格來衡量，這實際上是一種預期價值［5］。企業活動不僅是一種產品的交易，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傳播和知識創新活動（內生增長理論更強調這一點），表達出人的感情、企業的商譽和創新能力，因此，經典的商品就被包裝和提升為一種“文化品”，商品生產也就轉化為“文品生產”。文品生產是按合同訂貨來組織生產的，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化計劃性質的訂貨市場經濟。

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價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相反，各種非價格因素，特別是相互合作關系－－合作時間的長短、合作的規模和程度以及信譽－－等等因素，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價格是可協商的合作價格，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分享合作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于那些大公司來說，對市場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們對市場價格起著領導和示范作用，獲得比較穩定的和較高的收益，這有利于它們保持較高的投入和技術進步，也有利于市場的穩定，并有利于保證其他中小企業從可能爆發的惡性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

在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與商品生產相比，“文品生產”不只是內涵上的變化，也是社會關系性質上的變化。這就是傳統價值關系的淡化。不少論者對“勞動價值論”表示懷疑，有的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效應價值論”，或者將生產勞動推廣為所謂“社會勞動價值論”，以之補充、修正甚至替代勞動價值論。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并無新意，多是重彈歷史老調。其錯誤在于，它不知道商品價值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也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價值關系已經淡化、趨向解體的事實，而是企圖將其永恒化。相應地，也就不知道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重復勞動價值論）本來是一種歷史理論這一根本性質。所以，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勞動價值論所反映的客觀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在這種關系趨向解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反映這種關系的勞動價值論也趨向于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能否定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科學的、正確的，存在什么理論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補充或修正。正如關于原始社會的理論一樣，原始社會已經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關原始社會的理論存在局限性、是錯誤的，而只能說它是一種反映歷史存在的歷史理論（當然，對原始社會的認識可以深化，會有改變，這是另一個問題）。

許多人在批判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缺陷時，其實也是針對傳統商品市場及其“事后調節”的；而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合同化”及與其相聯系的“事先調節”的事實。這種情況反映了理論研究的落后性。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因素的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現代企業組織結構發生新的變革，這就是“企業的市場化”。如西方新出現的所謂“企業重組”。企業重組將過去那種建立在部門職能分工基礎上的等級化組織結構日重構成以任務作業流程為基礎的靈活性更強的扁平化網絡結構。在這種新的企業組織結構中，任何部門、單元甚至勞動者個人均可直接參與市場合作，簽訂合同，根據合同組織項目小組（組織者成為“項目經理”），聯合企業內外有關部門和人員，負責與該項目有關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這意味著企業內部通過相互協商、談判和進行相應的“經濟核算”來實現協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了，有的企業甚至在企業內部設置自己的勞動力市場、物資采購市場、信息技術市場，企業也市場化了，或者說企業管理出現了模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鋼，實行“模擬市場價格、成本否決”的管理改革，即意味著在車間、工段、班組甚至在勞動者個人之間進行市場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關系的核算，也反映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是市場聯合化、計劃化，另方面是企業內部關系靈活化、市場化，企業和市場的界限也就相對化、淡化了，這正是現代企業和現代市場發展的特征，也是社會化的公有化和聯合計劃的共同演進過程的反映。

總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合作關系、經濟合同化及事先調節因素等等的增長，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價值規律作用的變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價值形式或價格來對種種特殊勞動及其所創造的使用價值的質與量的評價和計量絕對市場價值化，從而正確對待一切有益勞動和勞動者，特別是不斷發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產勞動（科學勞動、教育勞動和社會管理勞動等）。另方面，還應認識到價格、完全的自由價格并不存在，價格形成日益具有聯合計劃價格（基于預期價值）的性質，具有“預期均衡”的性質。

注釋：

1朱正國：市場經濟——計劃化商品經濟階段，亞太經濟時報1996年8月6日；

2同上：應建立社會主義“合同市場”，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6（3）；

3同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論，南方經濟，1996（10）；另見：產權結構重心轉移和社會主義勞動股，學術研究，1996（6）。

4同上：給市場裝上“腦袋”和“心臟”，山西發展導報1999年52期；

5同上：剩余價值的現現：創造性勞動創造剩余，生產力研究，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