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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世界銀行的一些專家來中國考察結構問題時，曾拿出一個多國模型來作為參照系，這使中國的經濟工作者大開眼界。所謂多國模型就是由發展經濟學家錢納里與賽爾奎因以世界上幾十個國家的歷史數據為樣本，所作出的一整套回歸指標，它標明著一個國家在各個人均收入水平上的結構參數。盡管每一個國家都與這個“標定的增長結構”有一定差異，但與這一級指標體系相接近的區域被人們稱之為發展的“典型道路”。

中國的結構與“典型道路”對比之后，當時令我們大為吃驚：中國的工業比重遠高遠于典型道路，甚至高于樣本中的所有國家，包括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于是有人開始談論中國是“非典型國家”，走的是“非典型道路”。換言之，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對我們并不適用，中國的發展道路與它們沒有可比性。如第三產業比重，中國就比國際平均水平低得多。然而，認為中國可走一條非典型道路的人恰恰以為這是中國應保留的特色。

許多中國的經濟學者是相信“典型道路”的科學魅力的。十幾年過去，我們可以確切地看到，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在大踏步地邁向“典型道路”。例如，按照世界銀行的口徑，中國的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已從1980年的21％，提高到1994年的32％，農業的比重則由1980年的30％，降到1994年的21％，與“標定的增長結構”的差異縮小了。

但是，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中國還未真正邁入“典型道路”的區間。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的《世界發展報告（1996）》，中國工業占GDP的比重仍高達47％，僅比1980年下降了兩個百分點，目前幾乎仍高居世界第一（除兩、三個海灣國家和個別獨聯體國家）。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低于人均720美元），工業比重平均為32％，如果除去其中的中國（人均530美元）和印度（人均320美元），低收入國家的工業比重僅為21％，中等收入國家（人均770－8260美元）工業比重為36％。很顯然，我們的工業攤子過大，高于正常值。再看投資占GDP的比重：中國1994年為42％，也大大高于低收入國家的30％，中等收入國家的26％。我們的工業占用的資源太大，投資效益大低，仍未擺脫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的發展路子。目前，我們自己已發現中國經濟重復建設嚴重，各地結構雷同，企業效益低下，中央已下大決心要調整經濟結構，這也印證了“典型道路”坐標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古人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們現在還可以試添一句，“以洋為鏡，可以知結構”。我們應當重視國際發展的經驗，加強國際結構變化的對比研究，自覺、主動、先導性地引導我國的經濟結構變化，使我們進一步從“典型道路”中得到啟迪。

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功能

目前不少人認為經濟結構調整、企業資本重組就是抓住那些盈利企業，放開那些虧損企業，這樣就徹底改變了國有資本的結構。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看法。

我們是應當對國有企業實行資產重組，優化其資本結構，但目前是否盈利不應是衡量國有企業的唯一標準，還要看它是否發揮了功能。盈利并不是國企的唯一目標，換言之，我們搞國有企業并不僅僅是因為盈利，否則其他所有制的企業亦可盈利，有什么必要搞國有企業呢？

應當看到，國有企業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是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的。首先，國企對中國當前和未來的經濟發展起著基礎支撐的功能。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要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設施與上游工業的低價產出對整個經濟的刺激作用和國際競爭力的加強都是十分明顯的。其次，是國企對國民經濟的先導作用。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這樣的一些部門，它們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能帶動整個經濟的科技水平和競爭力，而這些部門往往在成長階段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回報周期長、風險大。國企在此方面責無旁貸。第三，國企在中國還要發揮產業組織的功能。中國不像發達國家，產業組織不夠發達，即便是我國的臺灣地區，市場經濟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大企業的比重在國際上也是低的。現代市場經濟呼喚大企業，否則在國際競爭中就處于不利地位。國企憑借著它的優勢，可以克服中國民營企業組織規模偏小的弱點。第四，某些公共工程、福利部門和某些自然壟斷部門。這些部門或產出的公共產品，不易收費，或不易盈利，或可以憑借壟斷地位無限漲價。對此，政府需要用國企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最后，國企還發揮著國家財政稅賦主要來源的功能。目前國企上交的稅收還占著全社會稅收2/3的比重。但上交利潤已是逐年下降，數額較小了。即便是稅賦來源的這一功能以后也會發生變化，因為國企產值占全社會比重僅為1/3，而稅收占全社會2/3比重。這是一種不合理的不能長久的比例關系，說明國企負擔過重，稅收結構滯后于經濟發展。因此，從長遠看，國企的前三項功能是更重要的。

既然國企在我國的市場經濟中是有獨特功能的，那么我們衡量國企是否搞好，就要看它們是否發揮好了自己的功能，而不僅看它們是否盈利。當然，非盈利或低利的國企也有一個如何提高效率的問題。有些企業由于功能所決定，恰恰不能有多少盈利，正是它的低利，保證了整個經濟的高效高利。像這樣的企業，國家當然不能放掉。而反之，有些企業確實盈利，但它完全不能發揮國企的功能，也就是說，它的其他所有制同行與它沒有任何區別。那么，國家仍然不應抓，要通過各種形式放開、改制。

市場應對我國的資源配置發揮基礎作用，價格－－利潤機制應成為企業的基本動力結構，但這并不是我國經濟政策和戰略的全部。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日本乃至東亞的“政府參與型市場經濟”，就無法理解歐洲國家頗為可觀的國有經濟。要看到，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18世紀亞當·斯密所處的時代。如果說在計劃經濟全盛時期，孫冶方提出“企業要利潤掛帥”是需要學者的勇氣的話，那么，在人們對市場還有某種浪漫情緒的今天，我們也應有勇氣不把利潤指標作為判斷國有企業好壞的唯一標尺。

諸侯經濟是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

反對重復建設，強調全國一盤棋并不始于今日。幾十年來對重復建設的討伐不絕于耳，近年來中央關于制止重復建設更是三令五申。但各地的重復投資、重復引進、重復上項目屢禁不止。在各地制定的遠景規劃中，有22個省市將汽車作為支柱產業，電子、機械、化工、冶金也被大多數的省市列為重點部門。

是各地不知道中央的精神嗎？是人們不知重復建設的危害嗎？抑或僅僅是項目設計時的信息遲滯？都不是，重復建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痼疾，自然有著它深層的原因，那就是“諸侯經濟”格局。

多年來，地方政府成為經濟運行中極其活躍的利益主體，特別是在投資、上項目方面，它們成為了比企業還重要的角色，有時看起來是企業的搞投資、上項目，其實也是被地方政府所命令的，因為大多數國有企業（90％以上）都是隸屬于地方政府的。而著眼于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尋求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布局的完整是地方的天然傾向。只要一天地方政府還是投資、上項目的主要決策者，中國的重復建設、結構雷同就不會消失。另外，一些行業性的部門在投資時也會過分追求部門利益，致使經濟效益低下，低水平重復，它們與地方政府在封閉割據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要想根治中國目前的結構病，不改變這種運行的主體格局是不行的。

重塑利益主體格局的首要任務就是將大企業從地方政府和專業部門的條塊束縛中解脫出來，真正做到政企分開。國家對大企業的關系應主要體現投資人的權責，屬地和部門的行政隸屬關系應盡快弱化，以求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國家在搞跨省市的大企業集團時，要進行正確的行業選擇，凡社會化程度高，規模效益明顯的行業，都宜于跨省、跨地的集中；那些社會化程度低的，可以歸屬地方經濟，但在地方也要沖破小的行政區劃和部門切割。企業不是政府部門，追求經濟效益是它的最高目標。當我國的投資從目前的由各級政府主導轉變成由大公司、大企業集團主導時，我們便會迎來一個具有內在合理化傾向的全新的國民經濟結構。這應居為這次結構調整的真正目標。

國際經濟環境與結構調整

國際競爭的壓力是我們這次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原因。應當看到，我們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變。隨著“冷戰”的結束，整個世界市場更加連成一個整體，跨國公司在已有的雄厚實力的基礎上，90年代又取得了飛速的增長。目前跨國公司的總產值已相當于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超過全世界各國的進出口總額。90年代在發達國家又掀起了一場新的企業兼并浪潮。1995年美國的企業兼并的資產達至3500多億美元，預計1996年這一數額將會更高，歐洲、日本也在旋風般地實施著企業兼并。一些被人們所熟知的“龐然大物”，如大通－曼哈頓銀行，富士銀行、東京銀行，如AT&T、克萊斯勒、美國廣播公司（ABC）、貝爾公司等著名大公司或購并別人、或被別人購并，進一步成為“超級的龐然大物”。最近美國的波音與麥道宣布合并，成為世界航空業的巨人。在這些大物面前，世界市場是有限的。它們對世界市場的搶占與滲透不留任何空白，中國市場當然不例外。事實上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市場爭奪已十分激烈了。

面對著這一新的國際競爭形勢，我們的回應是怎樣的呢？應當說是很不充分的。多年來由于經濟體制、思想認識和實踐經驗方面的原因，各地區、各部門忽略了從全國一盤棋的角度配置資源，片面追求各自地區、部門的發展，盲目上項目，鋪攤子，重復建設、重復投資，導致了先進的大企業過少，集中度過低，較落后的中小企業過多，過于分散化。更為嚴重的是，如不加以調整，這種趨勢還會進一步發展。我國現在已有汽車制造廠幾百家，是美國、日本的幾十倍，但全國的汽車產量不到200萬輛，還不如國外的一個汽車企業產量，而IBM一家的產值就比我國的電子工業全部產值還高。

我國的這種規模偏小的企業不僅無力與跨國公司爭奪海外的市場，而且連國內市場的份額也難以保持。這一方面是因為對現代大工業而言，規模效益越來越成為競爭的主要手段。產品的質量、產品的成本，特別是產品的價格－－性能比都要在規模效益上找出路。汽車、石化、機械、材料等行業離開了規模，一切便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因為大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使它們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電子工業最為典型，在日新月異的電子產品的開發中，如果我們不能占領制高點，那么只能作別人換代產品的墊腳石。現在我國有不少好的企業被迫與外國在不利于自己的條件下合資，就是因為缺乏下一步新產品開發的能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跨國大企業的包括廣告在內的市場開拓能力，這一點在日常消費品方面尤為突出。

在當今的世界上，開放是一個國家振興的必由之路，我們并不能更不應由于國際競爭的激烈而關閉已開的國門，甚至稍許的退縮猶豫。改革開放的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世貿組織我們還要積極爭取加入。換言之，我國的經濟開放度還要進一步提高。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聽任這種經濟分散化，市場割據化，結構重復化，企業小型化的趨勢繼續下去，民族經濟的發展是不堪設想的。

正確的作法是，從國際經濟發展戰略的高度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實施大公司戰略和資產重組。

首先國際競爭的殘酷性決定了調整的力度。人們比較熟悉和理解以往的那種短缺造成的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知道如果不調整，社會經濟生活就會出亂子。但我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國際競爭的殘酷性所造成的后果絕不會比以往的問題更輕，它甚至是關系到我們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這次經濟結構的調整應在深度、廣度、內容、范圍上超過以往，在措施上應更加堅決，在時間上更加緊迫。

應以國際競爭的標準來實施大公司戰略，要看到當前中國最大的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仍是小企業，要把關系國計民生的有國際競爭能力或潛力的大企業從現行的行政框架中解脫出來，讓它們真正成為經濟運行中包括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一個主體。讓它們把自我發展作為內在的目標，絕不可再作行政機構的附屬物。

要實施大公司戰略就必須加大資產重組的力度，資產重組是形成中國大公司的基本途徑。這里主要涉及國有資產的重組，因為中國的大企業絕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要堅決反對將國有資產部門化、地方化，國家應從現代國際競爭的角度，組建中國的汽車巨人、石化巨人、電子巨人、食品巨人、紡織巨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