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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于公元918年的高麗王朝，一直偏安于朝鮮半島，以都連浦至咸興一帶為北疆先后與渤海，遼，金等國為鄰。東南面隔海與日本相望。在與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的對抗中，高麗且戰且和，一直保持著政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在這期間，高麗對外貿易具有較強的自主性，高麗皇室對于民間的對外貿易也持默許和暗中鼓勵的態度。并且大力發展北疆地區的“邊地貿易”，民間和官方共同以韓紙，檀弓，人參，魚牙綢等具有高度民族特色的高麗商品換取契丹，女真等民族的馬匹，羽箭以裝備高麗軍隊。可以說，在金帝國和大蒙古國的戰爭打響以前，高麗對中國各個地方政權的經濟往來是十分活躍的。

但是，從1211年至1234年的這23年間，隨著成吉思汗，木華黎，窩闊臺先后對金帝國大舉進犯，使得東北亞的軍事對抗不斷升級。北至黑龍江沿岸各城，西至科爾沁草原諸部落，南至燕京城，東至高麗西界的廣大地區幾乎都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蒙古鐵騎的抄掠讓金帝國的人口銳減了百分之九十，本來就人煙不盛的金帝國東北方向的遼陽路，胡里改路，婆速路的駐軍數和邊民數更是大規模下降。人口的大量減少讓土地的開墾率和收獲量也成倍數的下降，生產力倒退了近四百年。在蒙金大戰的將近40年里，高麗王朝在北疆沿線幾乎沒有任何的跨國貿易可做，還要不斷的防止受蒙古軍隊追擊而涌入高麗國境的各族難民。

這樣的情況在元帝國建立后得到了迅速好轉。概括來說主要有以下三點原因：

第一，蒙古軍隊在耽羅島蕩平了高麗最后的武裝“三別抄義軍”之后。高麗投降元朝，元朝給予了高麗很大的自治權。元麗互約為兄弟之國，元朝公主多次下嫁高麗國王。再加上元朝政府長期派駐在高麗境內的72位蒙古族達魯花赤負責“監國”。高麗實際已經對元朝內附。從而使得數量和種類都極為龐大的朝貢經濟理所當然的得到了實現。并且，元朝和高麗不存在任何敵對關系，故元朝對從高麗輸往元朝北方地區的貨物基本上予以很低的賦稅，使得高麗在元朝初年對中國的貿易輸出量激增，邊境口岸也由過去的1個迅速增加到3個。高麗方面也不再因為戰亂和難民涌入問題而限制北疆的對外貿易，高麗忠宣王王璋，發《新商格式》，給予了高麗商人更大的自由和權限。一時間，大批高麗商人往來于燕京到平壤的官道上，人數之盛，非唐宋年間可比肩。

第二，元朝政府裁撤原金麗邊界的婆速路與蓋州府，重新設立總攬高麗邊境地區軍政事務的合蘭路與雙城府，設置雙城總管大元帥。行政效率大大提高，進一步加強了對高麗邊境事務，尤其是經濟事務的掌控，節制。在元朝立國的104年間，雙城府一直承擔著監督，清點，護送高麗進貢給元朝貢品的重要責任。以及組織元朝和高麗邊境的民間貿易。很大的促進了元麗百姓對于兩國之間貿易的積極性。并且合蘭路官員負責處理和審判在元麗貿易之中出現的摩擦，糾紛。以國家行為維護了貿易的正規性與安全性，促進了中斷近40年的中國和高麗之間經濟往來的復興。

第三，元朝的建立結束了中國大地經歷了兩百余年的宋、遼、夏、金對峙的局面。以前各政權分立時交通道路上人為的界限、障礙為之一掃，干擾貿易的政治因素也不復存在。統一而遼闊的疆域內道路網絡四通八達。東北與高麗的陸路往來可稱近在咫尺，更似閑庭信步。元代的航海技術、裝備、運輸及管理能力都較前代有所改善提高。這些皆有利于商品物資對外交流。同時，元政府采取對外開放、發展貿易的政策。一方面，元朝以“官本船”制度，“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利潤官府取七成，貿易人得其三；有時“官自發船貿易”，乃至派遣船隊專為皇室經商盈利；并在相應管理下準許和放任官民僧俗私人從事海外貿易，“勿拘海舶，聽其自便”。“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益眾”。另一方面積極招徠海外各國來元交易。如1280年，元世祖詔行中書省：“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貿易蓬勃發展。而高麗社會“上下以賈販利入為事”的風習亦相延不改，因此，元與高麗的貿易同元代整體國際貿易一樣興旺。

元朝與高麗進行貿易的主要地區，包括今山東、北京、天津、遼寧、吉林等北方地區和江、浙、閩等東南沿海省區。海路貿易的口岸，北方有今天津附近的直沽，明確見于高麗文獻的記載。東南沿海與高麗交通貿易的主要港口是慶元和泉州，其他如上海、溫州、澉浦等，亦不乏與高麗的往來。高麗政府對入元貿易的民間商人有相關的職能部門進行管理。元朝地方商業稅務機構對前來貿易的高麗商人，按一定比例收取實物或貨幣做為貿易稅，稱為“抽分”。元朝政府對外國商人的管理和商品征稅的條例、法規，雖然重點在于南方市舶司所在地，對番舶入港時“依例抽解”，出港時“于所在番船公驗內附寫將去物貨，不許夾帶違法之物”；抽分又分粗貨、細貨，稅率有十五取一或取二，十分取一或取二，也有三十取一等等不同，北方對高麗外貿的管理也應大率如此。